张集页谈城市规划的有效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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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集页谈城市规划的有效性
张集页谈城市规划的有效性
【题记】没有建立一套城市规划有效性评价体系的智慧之眼，但是发现那些规划比比失效的眼睛常常来自普通人
一、徒有其表而又肆无忌惮的规划文本
二十世纪前后的文化批判者们（比如齐美尔）发现，形式的内容化乃是事物发展的基本类型之一，并且在至为多样的领域不断相似地重复出现。
无论是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货物屈从于商品统一的交换价值，或者在更大范围内物品的实用功能（甚至人的灵魂）之于货币经济的夷平威力等等都是如此。
但是一个二律背反的结果是，事物形式化一端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和货币经济的夷平效应并不见得是单调苍白的线条，相反，它们处处显示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虚幻形式”。
齐美尔在此想到了KarlLamprecht在《德国史》中提到的中世纪骑士的规则如何逐渐失去其实用目的，但仍旧保持其社交上的影响力，还有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博览会。
即便当初形成联盟的初始原因失效了，包含一个最多样的利益群体之聚会场所的社交仍作为独立的力量存留了下来。
齐美尔说源于一年一度交易会的世界展览会，正是人类社交最基本类型的最清晰例证之一。
世界博览会失去了交易目的与商品失去了使用价值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它脱离了人们基于物品实用交易目的的聚集，而演变为一场纯粹的取悦自身视觉感官的商品观光汇演。
如果具体分析一下世界博览会里关于商品的那种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那么其中物品去功能化和再度功能化的细密将会与上面所说的社交的形式保存机制引起强烈的共振。
世界博览会创造了一个使商品的使用价值退居于后的局面，与此同时却打开了一个幽幻的世界。
世界博览会的商品聚集与出于使用目的的购物完全绝缘，商品仿佛死亡了。
然而，参观者将震撼这商品之死组成的梦幻世界，它们在人们拒绝四处掂量和为明天要用的东西而讨价还价的举动中，视觉性地复活了。
凡是要被使用或者使用着的物品都会在空间上有一个基于功能性的明确归属，马桶总会在它该在的地方，衣服不是穿在身上就是被收拾起来。
而世界博览会上商品的空间分布则完全遵循一种基于视觉的展示逻辑（毋宁说是一种极端的混杂）。
商品失去了使用功能的空间定位，对自己被放在哪里不再享受自己功能的做主。
而且助长这一切的势力在于，因为商品已经被掏空了，它们的聚集获得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毫无束缚、肆无忌惮的力量。
商品或者被数量庞大地堆放在一起，只为了达到一种视觉上的冲击；或者被摆置极端怪异，充满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蒙太奇色彩：
马桶边上放着时尚的意大利面包，来自东方丝绸的衣服则在火车机车高处飘荡着。
试想如果是基于使用目的，无论生活套路多么混乱的人都不会如此迥异和大胆地放置供自己使用的物品。
作为规划成果的规划文本好比是一场博览会（事实上，后面将可以看到，不仅仅是规划的文本层面，整个规划的全部意义就是政府基于社会现实的控制和管理的均值化、简单化行动，而这些行动的机制是和“商品之死和活”完全类似的），如果想以规划本身获得轰动效应，那么这差不多就是一场博览会。
从文本与社会现实的分野角度来看，规划文本与现实的距离已经存在。
但是此处仅限文本本身的范围内，即文本的形式化不是与现实相比较的形式化，而是文本本身不及物的形式化倾向。
规划是对未来的预计，而社会经济发达或者运行良好的指标不是相同也常常相差无几。
于是，这给规划文本形式主义内容路线的执行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规划文本制作的目录总是套路化的，类似世界博览会展厅的布置逻辑。
博览会总是试图纠合全世界最多的东西，而规划文本的目录也总是要撑足一只麻雀的所有内脏之后才会罢休。
历史和现今的水文、地理、文化，乃至远古地层的介绍等等的无所不包一个都不能少，而规划的发展目标也是全方位的、套路的、一模一样的，信息化、新型工业化、生态城市、招商引资……每一个指标都是不可偏废重点，但通常见不出那些是更切合这个地方的实际而应获得某种突出。
甚至规划具体目标的解释常常被简单为两个数据，是数据间不那么夸张的大小比较。
只要提出看起来不恐怖或者跳起来能够达到的一个数字，足够满足规划聆听者的愿望，那么规划的目的和规划本身的目的就差不多宣告完成了。
至于这些是否符合现实发展逻辑或现实发展能不能承受得起这种变化则不是重点，就如同博览会上涂上色素用于展示的面包是否馊掉无碍观瞻一样。
结合地块特质的功能细分应是规划的重中之重，而规划文本中关于这些的论证总是惜墨如金。
总体规划还不需去说，那些本以为会与现实保持更加紧密关系的专项规划文本反而像风筝一样更加飘在高高的天空之上。
为了不至于飘走，常常委屈让几根细线与大地搭连着。
想象之中的形式结构体系在面向现实之前就已经为陌生的大地准备好了，表现在规划文本中，就是那几套简练而又花里胡梢的标语和那几张明晰但色彩斑斓的图件。
稍稍与现实擦上一点边的东西（就是那几根委屈的细线），总是被大而化之地安置在过分宏大的几横几纵、节点斑块的开放结构之中，形成幻想之上的规划宏观形式。
如同世界博览会上需要成堆的商品去要造成逼人的气势一样，所有规划重要区域庞大的控制距离，或许只是为了使图上不同透明度的鲜艳色快看上去更加显眼而已。
不用去追究那些大距离的色快现在是什么状态，如果色快是绿色的，那差不多同等大小的绿地已经象征性地形成了。
按照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获得美梦的前提在于可以自由地挪移组成美梦的最好素材。
之所以把规划文本的形成称为“制作”而不是什么灵感造就或现实所需，是因为这两个字本身很恰当地暗含了类似世界博览会上商品的堆移能力。
规划的说明彩图和效果图总是大肆收纳所有最好的效果元素和最鲜艳的色彩，以组合形成精美绝伦的效果图和一目了然的功能分区彩色斑块。
世界博览会上，汇集各地风景的西洋景最吸引人。
毫无意外，充满大肆聚集的效果元素的彩图也最吸引规划审阅者的眼球。
更糟糕的情况是，缺乏对规划对象直接关怀的规划方案对对象自身特质的分析满不在乎，常常沦落为只是不停地推介案例。
案例堆砌、盲目举证和随意地功能划分等等总是填满了装订精美的规划之纸。
二、规划委托编制单位与规划人的机缘
新的城乡规划法进一步明确了规划编制单位的条件，于是资质等级证书便成了这些单位欢呼雀跃的护身符。
但是正如世界博览会上的商品错杂一样，享有护身符的它们也让清醒（或者糊涂）的观察者始终确信里面的人并不都是清一色的得符飘仙者。
规划是委托给了一个单位还是一个个人，这是一个对委托者来说永远需要较汁的机缘。
或许一个美好的结果应该是这样：
一个合适的项目委托给了一个合适单位的合适的个人。
与政府设立的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集体的委托方）相对应，规划受委托编制的全过程也始终处在以一个单位为名义的机构中运作。
单位，而不是个人的因素，已经渗透了规划委托和编制的全部骨髓。
由于不是个人，规划编制过程中所有交往的私人关系和沟通被降低到最低点，那些活跃的、细密的、一步决定一步的规划编制信息，常常只好拖起人为设置的沉重外衣，在空廓的单位之间费力地穿行着。
和信息的畅通相比，信息阻塞的膨胀永远是空虚和腐烂的标志，到最后积压发酵的信息仿佛挤奶油一样，只能在偌大的蛋糕坯子上点上几点细碎的小花。
这些细碎的小花不是别的，正是在规划委托单位和编制单位之间常常出现的字正腔圆的编制期限限定和规划调整的朝令夕改。
地方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方），担任的并不是全权委托者，而是简单而勤奋的催促官和号令变更发布员的角色。
在最高委托方领导那里获得随时得出的规划编制指令，提起电话以雇佣者的姿态向规划编制单位发出编制期限或方案调整的命令。
看起来，委托方起了信息传递的作用，承担了所有保证交流有效性的责任，规划更大的委托主体（政府）与规划编制单位两方面工作的有效性全依赖于此。
于是，委托方（地方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获得了自身极端重要性的幻觉。
他们勤奋工作，一天到晚都很忙，但忙的主要对象却是收拾散落一地的小花，而对已经决定的、很明确的、注定在那的规划春天，却常常自我克制或自我阻扰地视而不见。
城市规划始终逃脱不掉为规划而规划的病灶，规划的成就有时候不需要参证规划的实际效果，甚至如果规划要保持自己的魅力和势力，那么它需要本能地拒绝被付诸实施，无论是出于对规划失效的规避还是现实对规划一般性的侵扰。
于是，地方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渐渐养成了习惯于在拒绝规划成果最终形成之前的繁忙，甚至甘愿自我阻断规划业已形成的清晰逻辑和清晰结果。
为了让城市规划成为政府处理的一个重点和难题问题，规划的复杂性总是被人为地赋予过分的沉重和大惊小怪。
而真正可以拍板的规划编制决定经过层层推迟，到最后还是需要委托政府或者政府首席权力者与规划编制单位的直接对话。
委托方只是并且愿意做一件半成品的衣服，而其实是童话故事里透明的新装。
单位而不是人的因素不断萦绕在规划汇报和评审会上。
规划汇报现场的汇报者总是拼命钻进非个人化的单位特征的囹圄，而不敢担当自由言说的规划者自己。
当然，这并不是出于汇报常常是集队而来的场面，或者规划文本极强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或极其短暂的汇报时限（通常评审会时间在3小时左右，而编制设计方汇报一般限定在30分钟左右）的影响，这些都不是。
关键是汇报者的汇报听起来好像是在陈述一篇早已湮灭的古代城市铭刻，而不是他们亲手所做的当下的城市规划。
汇报者对城市规划的汇报总是客观得令人惊奇，不会添加任何的感情色彩和喜恶偏好。
在三个对比的、用来选择的方案中，他们常常不会在具体的哪个方案上作出极力推荐的陈述姿态和陈述语气。
他们客观的眼神似乎总是在拱手表示，他们对作出哪一个方案更好一点等等诸如此类的判断无能为力。
于是，参与评审的专家们可能变得很无辜。
在如此短的时间而且如此客观的情况下，专家们对汇报者规划思路、主要内容、所提供资料等等的把握都会变得相当困难。
他们很难把刚刚听到的、看到的轻而易举地纳入自己的知识结构框架，从而形成和提出自己想到的东西。
专家们只好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来把握和理解到处留白的规划成果，顺此提出笼统的意见，并且往往缺乏针对性。
于是依次发言的专家越到最后话语越少，因为他们的意见都是差不多的。
或者更恰当地说，这不是浸泡着专家个人力量的多姿多彩的意见，这些意见不需要汇总就是大伙集体的意见。
或者，专家们也可能变得很轻松了。
他们和规划汇报者一起约好抽身事外，把自己变成一个观看者。
这就像作为媒人的身份参加一场婚礼，不用像新郎新娘或者朋友亲戚那样遭遇婚礼可能的捉弄风险和一天的劳累，而时刻坐享其成最高的尊敬和最大的好处。
受到评审邀请不再觉得是让他们伤透脑筋或者备受挑战的事情，不管熟不熟悉、清不清楚这个地方、这个规划，专家们都会欣然赴约、逢场作戏。
而有那么几个真正想负责任的，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作为，只是尽可能地启动他们最快的反应机制和临场发挥，以便对得起会后丰盛的招待和收到的现金。
参与汇报和评审会议的其他人员一律按照单位进行通知，一个单位一个，不能少也不能多。
既然是以一个单位的身份前来，那么他们难得会装上自己的想法。
由于缺乏责任监督机制，他们或选择不发言，或提供一些流于形式和表面的碎衣碎角，或提出一些根本无法在此规划中涉及解决的要求。
这些单位的参与人员仿佛趁机开展了一场单位与单位之间零主题的聚会，而没有一个具体人被牵涉其中。
突然大家都安静了，在一片嘈杂渐息和烟雾弥漫之中等待中途刚到或者没有说过什么话的、坐在最中间的最高领导者表态。
三、懒惰或被冤屈的规划师
对于俯首太久的规划编制人员来说，某个规划对他的最大意义是这个规划占据着“一”这个数量。
在一抬头就扳起手指头数着单位分配到自己头上的编制任务的时候，他将鼓不起勇气再在手头这个规划中去费力地发现某些特殊之处，唯一使他能够明确方向的是从规划对象拷贝来的地形图和有限的几天现场看看。
规划师是他规划之地的陌生人，并且一般将永远陌生，因此对规划地的估计不足或者超额想象都是容易发生的事情。
在无奈自己在摆弄远方的东西而又时刻感到空间上的阻隔的时候（苏北很多城市的总体规划大概都交给了省城的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来做了吧），城市规划师就只好露出懒惰的表情。
他们将反复地演练屁股不动的硬功，把自己全部的本事局限于桌案的文本撰写能力（甚至为了使规划文本读起来激动人心，他们会摘抄、积累和凑起最好的词语）和制图能力。
当地的自然、社会和历史文化传统泛泛而谈一通就足够了，并且担保只要有地形图的覆盖，他们就不会偏离主题。
于是，不反应现状特征的标准化设计、规范化规划随着图上作业的巨大威力应运而生了。
最终依靠那种装订考究、印刷精美的大开本物质形态，规划师为能给委托者之手以沉甸甸的分量而扬起自得其乐的微笑。
或许成为“纸面倾向”的规划师是被迫的，因为仿佛是种种有形无形的限制使得规划师的工作不得不如此。
于是，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规划师只好无能为力，而且恰恰也在此时，规划师的工作也变得省事多了。
专心于写文画图大概就是规划师仅有的能够自由开展的得心应手的工作，起码表面上看是这样。
正如传统媒体基于行政化的审查制度和工业化的发布流程等因素，容易产生模式化的信息扭曲或曲解一样，规划编制多少也遵循着类似的生产机制。
不要以为落后地区、小地方的编制对象展示给规划师的是一个自由发挥的主题空间。
不是！
事实上，再后进的地方，规划师所面对的也决不可能是空地，而是更加犬牙交错的复杂地形。
强大、保守而顽固的政府意志、区域发展本身已然存在的虽不合理但却万万不可改变的意志等等，都使得规划师的创造不得不屈从于这些不同力量构成的牵制场，从而萎缩了规划师的头脑，也妨碍了规划本身的伸展性和创造性。
在很多地方，政府主观的行政意志不仅是规划执行的保驾护航者，而且更是规划形成的急先锋。
与其说是政府把规划委托给了规划编制单位，毋宁说政府的控制力量一刻都没有松懈。
一个本该靠规划师去认识和研究的问题，事实让却位给了某个权力的脑袋。
并且政府意志常常会过分迷信自己的能力，主意完全由一个人来拿，规划师只是沦为轻松地画画图而已。
而现实意志在政府意志的支持下也变得更加威力突出，它给规划师定下了最基本的点，使规划师的任何想法除了顺从来不得半点动弹。
面对业已存在着的处于上风上水的区域企业，后来的规划无论多么能耐也不好将此移动半步，于是开发区或者工业园区在那个范围庞大地圈了出来。
因此，相比于政府领导的脑袋和现实的脑袋，规划师的脑袋是后生的。
只有在顺从前两者的基础上，规划师的脑袋才是有用、有效的。
规划师被冤屈了，特别是对于那些勤奋、负责而有想法的规划师更加如此。
这些规划师收集的材料和思考的内容与委托者的规划条件之间存在着对抗，和规划需求之间的比例存在着失衡，由此过滤而成的最终规划成果必然溢掉了那些同样不可低估的、有价值的信息。
可怜的规划师绝对不会忍住不对此喊冤、不对此感到无奈。
城市规划师缺乏协调各方接受并遵守城市规划的技巧；城市规划师难以对抗生存的危险和复杂的关系网络；城市规划师感到有些事情并不是如他所期望地那样演化；城市规划师在许多决定重大问题的文件上不得不违心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城市规划师准备全力推荐一个规划，而在心领神会某些脑袋的意见之后不得不奋力地推荐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城市规划师编制规划不需要用功、用神、伤脑筋。
一个聪明、勤奋、有职业道德的规划师在饱受如上这些冤屈的时候，他需要喊出革命的口号。
如果有可能，规划者需要尽可能地保持作为个人化生产的可以保留的真实信息的自主发布能力和潜力，适当地无视任何控制和压力，适当地不受拘束地表达各种不加掩饰的规划观点。
在纯客观性的规划文本、纯客观性的规划汇报之外，开拓规划编制的原生态价值，使规划编制者真实性感受的丰富景观浮现在规划大地之上。
规划可以有粗糙的外表，可以有个性化的语言和强烈的感情取向，甚至可以对某一地方充满的厌恶而拒绝为之编制规划。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的规划能够存在吗？
这样的规划编制单位有吗？
这样的规划师能坚守吗？
不大可能吧！
这一切除了化作规划师深深的抱怨之声，一般都不可能。
四、水与火的现实才能保佑规划之纸不被破坏
此处的规划之纸不再是强调规划的文本属性，而是借用了一个“火烧纸锅”的实验。
用一张稍厚点的纸折成一个锅子一样的容器形状，往里面倒入些许清水，放在酒精灯或者蜡烛上烧。
灯加热时，纸锅里的水吸收了大量的热量，所以尽管纸直接架在火苗上，却仍然达不到燃烧的温度。
只要纸锅里还有水，纸就不会被烧着，而纸锅里面的水渐渐沸烫起来。
水是冷却、安稳之物，火是招摇、跳跃之物。
现实充满了火，也充满了水。
对于水火交融的现实和规划之于现实的关系来说，规划不是耐火石，也不是防水布，而是一层纸而已。
如果规划之纸想要安然地处于其中，那么就应该像实验中的纸锅一样，求得现实水与火的平衡状态。
没有水的吸温，纸一下子就会被烧破；没有火的烘干，纸也会被水不断渗透软化溶破。
当然，要使缺少了规划之纸，那么不是水浇灭了火，就是火把水变成蒸汽。
因此，想要控制现实，规划是必要的，并且要有能力控制现实的水与火：
由于有规划之纸的隔开，水与火的现实都将沸腾。
城市规划必须稳定，必须要具备厚实的指导意义，所有的规划师都明了这一点。
然而当他们中的有些人面对现实之时，这个起码的真理却从他们的脑海里消失了。
他们急于让规划之纸在现实面前燃烧殚尽，似乎这样，他们就自认为最确切地理解了现实、最确切地理解了规划。
他们这些主意和行动，难以躲掉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在保护规划的无能。
比如，后现代主义幽灵附着的规划过分强调了现实“火”的一面。
后现代主义纠缠在能指、可写性、意义后验等近乎虚无主义的领域，这一切都把规划师的双眼勾向了无视现实生存之境的遥远别处，把他们得以生存的现实之所抛在脑后。
他们一提起笔就反对诸如理性、技术规范，甚至起码的因果关系，他们坚持现实的一切未定特征。
基于可靠的现实因果关系而进行的城市规划，即假定事物的现实状况可明确、未来的发展目标可预计，然后由政府决策者和规划编制者根据理性的逻辑和技术手段，编制规范化、标准化的城市线性发展轨迹，保证城市由初始状态向设想的阶段性目标转变。
后现代主义者的现实之火坚决忍受不了上述这种现实之于规划像铸模一样分毫不差的相互契合的金刚罩，对于这种通常是提出发展问题——确定目标意义——开展规划设计——进行分析比较——选择最优方案——最后付诸实施的规划程序投以藐视的目光，侮蔑道：
这是一种单向的逻辑、封闭的思维，通通不可救药。
的确，后现代主义之所以成为规划的卧底，乃是今天的现实处处显示出的是如火奔腾的特征，而不是风平浪静的一汪湖水。
规划的想当然的理性控制之石可能已经变得很轻飘，难以在现实的水面上留下哪怕短暂的波纹。
现实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根据先验意义和工具理性进行的城市规划必然会被现实生活的冲突火苗灼伤，使规划难以实施或者半途而废。
虽然面临着现实之火，虽然传统的规划编制流程确实会缺乏伸缩性和极强的现实感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规划将缺乏起码的稳定性和把握现实的能力，也不能成为规划不付出努力和规划失效的借口。
沉浸在后现代主义之中的规划师树立起意义后验的城市规划理念是十分必要的，但千万不要把强调城市现实的不确定性，转为强调规划本身的不确定性。
规划摒弃完全的先验意义和故步自封的理性终极状态的思维，这将有助于使得城市规划置自身于更加自省的境地。
通过阶段性、持续性地方案诊断修补，后验的方式能够使规划能指最大化，凭借不断的反馈综合，增加了规划的弹性。
但是规划由此作出被动地、小心翼翼地地雷阵扫描者的姿态是不应该的。
即使把规划看成是过程而不是结果，那也不应该只是现实的被动触发物。
城市规划不应沦为狭隘的、只是不断地对可能存在的意义选择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检验的后来者的角色，规划不应该患上哆嗦症。
规划需要富有勇气地对现实进行先在的评估，甚至主动触发现实的发展逻辑。
城市规划是促使城市向其社会空间发展目标不断靠近的连续性过程，它的力量是强大稳固的，永远需要运用已经成熟的理性经验知识，永远需要制定蓝图式的逻辑高地。
什么什么曰：
无论如何，纸锅总有大小，规划只规划了它规划到的那部分。
于是这些关于规划有效性的评论言语就产生了：
规划作为一种基于一定的不确定性前提下的决策过程，意味着实际空间的开发与规划不符时，并不一定意味着规划的失败；规划实施很重要，但是只要结果是有利的，实际的建设即便与规划相悖也是可以理解为规划的实施是有效的（Alexander，1989）。
全是纵容！
五、大圆圈的辐射力和大色块的开发区——建立在空白基础上的潜在发展力
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悲观主义者，他总是充满了焦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将怀疑些地区发展的绝对进程，而是他始终深信它们的相对发展在面对发达地区的类似父辈势力的压力之下，很难具有发展的先导性，很难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很难取得让区域内外的人们同感出乎意料的发展成绩。
即使是对于那些占据着比较优势或独特资源的地区，也常常充满了发展思路和发展实际的低端模仿的失望。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人类生存之境的古老法则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当今的方方面面。
因此，说某个落后地方充满了潜在的竞争力，除了是一种对现状的清醒体认之外，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曾几何时，遥远的制造业全球性转移诞生的神话传说造就了落后地区产业承接的梦幻的久久不散。
太湖蓝藻事件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纷纷派出招商团队安营扎寨在无锡等地，紧紧关注那些即将责令搬迁的化工企业的转移动向。
这又是它们无数次大致雷同的梦游，希图提供足够的钥匙为这些企业打开通向它们那里最为安全和宽广的大门。
有污染而不符合环保要求而强迫关闭的企业暂且不谈，其实任何产业的固着力并不是轻飘的浮云，更不要说20世纪90年代初发达地区向新兴市场国家动则千百亿美元的投资风潮已经差不多停歇。
自古以来，大江大河流域始终是地球上人口、工业和城市最为集中和密集发展的地区，任何投资主体的投资也总是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
更多的公司要么已将直接投资转向收购和兼并，而不是去陌生的地方开拓新的生产，要么与信息技术催生的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居住更加本地化和非场所化相似，信息类产业天然具有阻止自身企业实体转移扩散的基因。
可想而知，一些本不具备基础条件的欠发达地区提出要引资成立高新技术区或者信息软件产业区等等的想法该是多么的大胆。
落后的脚步妄图在跑在前面的人那里也跨上一趾半脚，除非自己变成可笑的大脚怪。
经济发展两极分化和某一部分国家、城市和个人的边缘化似乎总不可避免，或者换一种更好听和更具行动意义的说法，即不同的地区、城市应该认识到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关键是要找到最合适自己的，而不是一味模仿已经发展的地区，甚至幻想这些地区的发展能量会毫不吝啬地注射到自己身上。
这种发展的“求救主义”正在不断影响着城市规划发展目标的叙述，比如含糊其词而又信誓旦旦的城市潜在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和转化资源、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及创造价值和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
对待城市竞争力，正确的态度是要把它尽可能地以当前的实际倾向去看，而不是一股脑儿放置在未来的想象之中，即把它变成潜在的，而后者恰恰是城市规划的最忠实的态度。
或许是出于对规划委托者的讨好或者对规划对象的良好愿望，城市规划师们越来越着迷于用巨大的篇幅来论述城市的发展战略和空间问题。
他们的态度是铁定的，但他们的笔触神奇而又简单——神奇的是规划对象的发展目标总是高远得混沌，轻易觉察不出稍稍具体一些的发展道路；简单的是他们给不同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绘制的通往潜在发展状态的大门几乎没有什么差异：
发展的指标是类似的，发展的路径大致相同，发展的功能空间也相差无几，没有特别强调的发展之策，存在的困难也如此几类而已。
一个城市规划总忘不了把规划对象在省域乃至国域中的空间位置标得明明确确，但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明规划对象所处的地理方位，这丝毫不重要，而主要是为这个地区的潜在发展力寻求梦幻制作的核心材料。
城市规划浓墨重彩地强调规划对象的被辐射力，文字描述一般不能尽规划师的兴，他们更偏爱光怪陆离的彩色图件，以一种信誓旦旦的“圆规思维”——以某个一相情愿的辐射源为中心，以满足全面而有效地覆盖规划对象的距离为半径——圈出一个个充满辐射魔力的闪亮光圈。
对应于被填上的填充色的鲜艳色彩，规划师和规划成果绘声绘色地向委托者确信，规划对象将毫无疑问地处于辐射的势力范围，只要辐射源发展或者与辐射源建立起某种关系，规划对象就会跟上或者与之互动发展。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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