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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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
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
我读硕士二年级时，导师让我提前写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于是就写了这份东西。
这个报告的学术史部分虽然已经想到了要回应的问题，但大致是以对象问中心的。
一、问题与学术史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对部分边远地区实施的羁縻政策，体现着两者之间的某种互动关系。
本文拟考察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变迁，以加深我们对“蛮夷”地区“向化”进程的理解。
对土司问题的学术探讨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背景是民族学在中国的逐步兴起。
或许同当时面临着的各种内忧外患有关，如何开发边疆、确立适当的边疆民族政策是民国时期研究土司制度的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他们大都认为，土司世代相传，世享其土，世有其民，是一种封建制度，应废除和削弱土司的势力，健全政府在边疆的组织并加强职能，使边疆趋向“内域化”。
凌纯声指出：
“土司制度之在今日，论者难免有封建残余之讥，然中国对于国内各宗族，向以‘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
’为我国传统之边政政策，且我中华民族之成长，先以汉族为大宗，其它宗支逐渐加入，多由部落而羁縻，羁縻而土司，土司而内附，内附而完全涵化。
……但近数十年来，中国内政日有进步，对于边政亦当秉‘不教弃之’之古训，不能听其长期停滞于封建部落之阶段而故步自封。
亟应予以提携，促边政之改进，使能与内政并驾齐驱，完成中国政治的整个现代化。
”
抱着这种致用的目的，研究土司问题的学者大都能够结合历史与现实，综合利用文献材料与调查材料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则基本上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偏重于制度的探讨，或着眼于全国，或着眼于一个省一个地区乃至一两个土司，对从明代乃至更早以前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土司政策进行历时性的梳理。
这个方面的代表当推佘贻泽，1936年，佘氏在《禹贡》杂志上发表了《明代之土司制度》、《清代之土司制度》等论文，以后又写成〈中国土司制度〉一书，这是关于土司制度的第一部专著。
该书考察了土司制度的起源、明清两代土司的世系、辖地、属民、朝贡、改土归流、现存土司的状况、各省对土司的态度等，并总结了明清土司政策的经验与得失，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认为交通与移民是解决土司问题的关键。
作者以全国土司为研究对象，但对地方社会的状况以及地方文献了解不够，舛讹与片面之处颇多。
但在厘清制度的内容及其沿革方面（这是当时学者们着力的重点），《中国土司制度》较当时的许多论著更为深入和全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凌纯声对土司的考察仍然侧重于制度层面，如土司起源、土官品衔、袭职情况等，但他已经注意到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并指出解决土司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问题。
土司制度研究的另一种取向是注重社会状况的描述。
三、四十年代，一批民族学家深入土司地区，展开细致的田野工作，对土司地区的政治状况、经济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作了详实的考察。
1945年，林耀华带领他的研究生陈永龄，对川、康北部交界地区的嘉戎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写了《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
嘉戎的四土部和五屯部是主要的考察区域，作者将其置于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考察了嘉戎民族的来源、杂谷土司的兴亡、五屯的成立以及四土的历史，并描述了一普通头人怎样利用兵力战争、婚姻关系以及政治手腕崛起为嘉戎地区领袖人物的过程。
相对于作者1944年写成的《凉山夷家》，可以看到作者对历时性研究认识的变化和加强。
江应梁是一位有着较深历史学功底的民族学家，民国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两度入滇考察，根据这些调查，结合文献材料，他发表了《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等论文。
作者认为，民国时期的土司虽无名义上的政治地位，但是掌握有地方社会的实际权力，他建议健全政府的组织并加强职能。
在后一篇文章中，江应梁根据《云南通志》和一些笔记，考察了云南西部腾越龙陵边区现存土司的沿革状况，又结合实地调查，论述了该地区土司的行政组织，社会结构，土司阶层的知识文化、生活状况以及承袭的有关规定及具体执行情况。
综观这些民族学家关于土司问题的论著，大致侧重于现象的描述，分析则显不足。
并且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现代社会，虽然有的学者也注意历时性研究，但往往偏重于土司的沿革、中央的政策规定等方面，作为描述现实的背景。
总之，尽管学者们抱有怎样使边政同内政看齐并进的关怀，但民国以前土司地区的社会状况及其“向化”的过程，却是土司制度研究中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
在文献材料的运用方面，学者们主要是征引正史、政书以及笔记，地方志特别是府州县志基本上被忽略了。
建国后，土司研究中注重田野调查的传统被放弃，但文献材料方面则有所开拓（主要是地方志受到重视）。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影响下，学者们力求分析土司地区的阶级分化、社会性质以及社会变化等。
土司制度始与何时，特征是什么？
其产生的经济基础怎么样？
其演变、社会属性及历史作用如何？
改土归流的意义何在？
这些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
1956年，嘉弘发表了《试论明清封建皇朝的土司制及改土归流》，认为土司制度奠定于元代，根源可上溯自秦汉之际，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是封建主义性质的。
作者注意到了改土归流带来的社会变化，“如果中央能全部控制某地某族，即有所谓改土归流之制，各种设施，包括文化的、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全部风习社教，均要符合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图。
实质上，就是进行了反动的民族‘同化’”。
1963年，江应梁在《略论云南土司制度》中指出，土司制度渊源于汉武帝时，元代初具规模，明代正式形成，并认为“土司制度只能是适应于封建领主制经济的政治制度”，从主观动机讲，应该否定，从客观效果讲，又有着消极和积极错综复杂的局面。
由此在史学界引起了关于土司的含义、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性质的论争。
学术界大都同意土司社会属于封建领主制，但有的学者认为土司制度也可以在奴隶制或末期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
而尤中则认为土司制度不只在各少数民族内部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还必须从它是封建王朝的一种民族政策的角度来考察。
对土司地区的社会性质、状况及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实证性研究的有胡庆钧等人。
在《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隶制度》一文中，胡庆钧考察了水西奴隶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奴隶来源、生产力状况、社会等级分化以及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等，并分析了卫所、屯田、儒学、汉人奴隶对水西社会的影响，描述了“水外六目地颇为汉俗”以及逐渐向封建生产关系转化的情景。
范同寿也注意到了土司地区的社会变迁，他认为明中叶以后，汉民移入，地主制经济发展，土司制度失去了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于是有改土归流之举，改流解放了原土司地区的生产力，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建国以来关于土司问题的研究中仍然有偏重于制度探讨的取向，并且较民国时期更为全面和深入。
这些著述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不可忽视。
1958年，江应梁发表了专著《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司与土官》，在对文献材料进行考辨的基础上，作者考察了土官土司的来历、族系和两者之间的差异、贡赋情况、羁縻制的特征以及明代在云南设置大量土职的原因，并指出土官土司的分布区域及其疆界的变动情况，最后对滇省土官土司进行全面统计，列举出三百多家各种品衔的土职。
对制度探讨最为深入的论著当推吴永章的《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
该书实际上是一部传统中国的南方民族政策史，作者从对秦代以来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的施政方针中探明土司制度的渊源，论述其发展及衰微的过程，并对土司制度下的贡赋、人口、兵役、土地制度及文化政策等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作者认为：
“在我国历史上，土司制度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过程大致是：
渊源于秦、汉代；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不断得到充实；正式形成于元代；完备于明和清初；清雍正改土归流后，则逐渐衰微。
”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是一部学术性和资料性的著作，作者统计了元明清时期设于全国十个省区的2569家土司，并考订了其地望、族属、世系以及发生的大事等。
以上简要回顾了土司制度研究的学术史。
笔者认为，尽管土司地区的社会状况及其变迁历程并没有受到忽视，但这种探讨要么集中于作者当时的社会（民国时期的研究），要么就流于空泛，甚至用理论演绎和逻辑推理来代替历史过程（建国后的研究）。
这些显然妨碍了我们对土司社会的深入认识。
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非中国”或者“化外”的地区，逐渐失去其“蛮夷”色彩，在不同的场景中以及在不同观察者的眼里，时而“化外”，时而“等同与中州”，最后理所当然地“等同于内地”，这种表述上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其背后的社会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这种变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有何意义？
较之于民族国家等在近代西方产生的概念，当我们用内地、非中国、新疆、羁縻、向化等中国本土的话语去理解中国历史时，可以获得什么启示？
这些问题是传统的土司制度研究所不关心的，也是笔者努力的方向。
二、方法、思路与材料
土司制度在时间上从元代到民国，延续了六、七百年；在地域上从甘肃到广东，横跨了十个省。
不同的土司地区之间乃至同一个省的各个土司之间族群各异，语言不同，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等千差万别，同中央王朝的关系有亲疏之分，发展演变的情况也参差不齐。
因此，要想进行深入的社会史研究，以土司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显然难以驾御和把握。
选择一个场景较为全面、材料足够丰富的区域展开讨论，或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就笔者所关注的问题而言，水西正是这样一个比较适当的区域。
地处黔西北高原、因位于乌江上游而得名的水西，广袤千里，明代时几占贵州行省的一半。
水西安氏则是当时全国势力最大的土司之一，被赐以“贵州宣慰使”之职，朱元璋还“诏霭翠（霭翠时任贵州宣慰使）位于各宣慰之上”，足见朝廷对水西的重视。
安氏及其所领的族群自称“倮倮（建国后的民族识别中倮倮被定为彝族）”，他们主要经营畜牧业和农业，能征惯战，素以强悍著称。
可以说，水西的叛服与否，关系到明代整个贵州乃至川滇湘数省的安定。
正如朱元璋所说：
“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而不能守。
”水西倮倮还拥有比较成熟的文字，留下了大量的彝文文献，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巨超过了其他彝族地区。
彝语文献中最宏伟的经典《西南彝志》，便是水西学者创作的。
令人奇怪的是，在历史上实力雄厚，受到中央王朝高度重视并遗有大量民族文献的水西土司及水西彝族，却历来为中外学者、考察者们所忽略。
建国前一些颇有名气的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谈到水西时，往往因史料不熟悉而犯一些想当然的错误。
比如，在论述民族分类时，有的学者将水西的族群定为苗族，完全忽视了自明清以来，水西土著都自称为倮倮，并且当时的文献亦称水西为倮倮的的事实。
抗战期间，大夏大学西迁贵阳，由著名学者吴泽霖、岑家梧组织贵州少数民族调查，他们着重考察了花溪、安顺及黔东南一带，大定、毕节等前水西地区则基本上被排除在外。
学者们对水西的漠视可能隐含着一个重大的事实：
自康熙初年改土归流以来，水西地区倮倮的势力日益削弱，到了晚清时期已基本上丧失了左右地方社会的力量。
而且随着移民的大量进入，许多倮倮人接受了汉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如时人所论：
“在云南贵州倮族宗教生活的痕迹，却很少存在，因为该地的倮族早趋向汉化。
惟可在该地老年的巫师处，略能调查些资料而已。
”总之，水西地区已由“四面皆夷”变成了“汉多夷少”的局面（贵州省现在有不少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县，但没有一个设在前水西地区），行政机构的设置以及许多风俗习惯同内地相似，苗夷社会的色彩已经趋向淡化。
因此，对不少民族学家和民族史家来说，这一块地方不象四川凉山倮倮、黔东南苗族、云南摆夷等那么具有魅力。
不但如此，从地方政府的行为中我们也可以窥知某些东西，民国二十四年，蒋介石因督剿红军莅临贵阳，时有苗民唐明贵，上书于委员长，要求“解除苗民痛苦，提高苗民文化”，于是蒋介石将此信批交贵州省政府转教育厅参考，并拨出经费十万元作为发展贵州民族教育的专款。
后来地方官员们果然办了一批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师范学校，但大定县、毕节县、黔西县等前水西地区一所也没有。
可见，水西倮倮已不再是贵州民族问题的重点。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明代以来水西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经济方式的逐渐更替上，表现在各种制度的演变上，表现在活动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群的身份的变化上，表现在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上，也表现在各个时期的观察者们截然不同的态度上，其脉络大致如下：
水西崇山峻岭，溪谷险阻，历来被视作夷蛮荒服之域。
中央王朝或对其弃之不顾，或稍加羁縻，“终不能约之就法度”。
元代经过反复的征讨，终于在此地设置起顺元路和亦溪不薛总管府，并通过朝贡、任命职官、笼络土酋等措施进一步确立了中央的权威。
元代的经营是理解明王朝何以能够顺利推行土司制度的关键。
不过，明代“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在没有里甲、没有科举的水西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以控驭诸夷，包括屯卫制度、赋役制度、土兵征调制度、朝贡制度、承袭制度、流官监控制度等，通过这些措施，明王朝对土司的羁縻更加全面而深入。
并且，卫所和移民的进入还在贵州地区移植了一种文化，这正是科举的兴起以及许多地区岁时节令、风俗习惯等同内地的原因。
这种文化的移植对水西本部影响不大，但其水外六目地却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
另一方面，土司阶层倾慕诗书并接受一些正统文化观念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明代许多土司几乎可以称得上家学渊源，水西安氏虽然没有象水东宋氏一样诗人辈出，但是从各代土司的姓氏、名号上，从贵州宣慰司安贵荣对驿丞王阳明的尊重和礼遇上，从一些碑刻所反映出的仁和忠的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朝观念对土司的影响。
考察各级官员以及文人留下的文字，不难发现，对明王朝来说，羁縻政治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实行土司制度目的是为了在条件成熟时进行直接统治。
综观明代西南边疆史，虽然不乏土著向卫所屯地扩张的情形，但从总体上看，有明一代，改土归流的措施此起彼伏，连续不断。
其中尤以贵州的改流进程较为全面和彻底。
早在颖川侯傅友德西征云南之前，朱元璋已旨令在宣慰司城（今贵阳）设立贵州卫，以后又添设贵州前卫，既剥夺了水西倮倮对该城的独占权，又加强了对他们的控驭和监视。
永乐十一年，明廷借位居川湖交界、控扼入滇东路的田姓两大土司内斗之机，改土归流，废除思州、思南二宣慰司，设八府二县，建贵州行省，直接管辖水西土司。
弘治以降，随着程番设府、迁治贵阳、新贵建县等一系列行政建置的变更，水东宋氏及安氏的水外六目地逐渐受到明廷的蚕食。
万历中期，播州改流，关于怎样处置安氏的辩论长期不断。
迨至天启初年，奢、安二氏联手起事，明王朝动四省兵力，卒十年之功，终于戡定叛乱，水西安氏被迫接受“贬秩、削水外六目”，“开毕节九驿”等条件，其势力被压缩至大方、比喇一带。
终明之世，变化不大。
顺治十五年清兵入黔，水西宣慰安坤归附，五年后吴三桂以安氏联络明朝旧将反清为由，率兵平定水西，在其原有的则溪制的基础上设立大定、平远、黔西三府（此后行政制度尚有变更，详正文），是为清政府的“新疆”，而则溪制则进一步被改造成里甲制和保甲制，这意味着延续了数百年的贡赋制度被新的户籍赋役制度所取代，中央王朝与水西地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得以确立。
然而，土司在制度上虽已不复存在，但土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握有基层社会的实权。
改流后，移民大量进入，他们经商或租种土地，并在许多地方逐渐取得了对土地的所有权。
而且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及其适用范围的扩大，土著和移民都有了新的上进之途，绅士阶层开始成长。
在种种变更的背景下，以农耕为主导的经济方式代替了畜牧与农耕相结合的经济方式（此过程在明中期已经开始），王朝的价值观念、汉人的风俗习惯在地方原有观念和习惯的因应中日益渗透，而土目在经济和权威方都面临着严重挑战，咸同苗乱后，其势力终于一蹶不振，汉人身份者最终取得了水西社会的主导权。
从各种文献和著述中可以窥知，民国时期的政府和学者已视水西为汉化深入的地区，在民族政策和民族研究中不再予以重视。
以上简要叙述了水西社会的变迁历程。
对笔者而言，水西的意义超越了水西地区本身，笔者力图将其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解决自己所关心的问题。
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将特别注重在具体的语境中对文献进行考辨和分析，力求厘清制度的细枝末节，揭示水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变化，弄清楚“中国”、“非中国”、“化外”、“内地”等概念在不同的时空中、不同的人群中流传演变的情形，并纠正一些历代学者习以为常的史实错误。
笔者亦将着力于事件的叙述和分析，除了想努力避免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制度史研究外，笔者亦注意到，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譬如“羁縻”政策等，如果脱离一定的场景和故事，仅就文献上的三言两语去分析和发挥，难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只有结合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其涵义。
历史往往是胜利者的旗帜，在研究边远地区南方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时，我们所能利用的文字材料常常只是官员和士大夫们的一面之词。
幸运的是，水西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文献，各种彝文历史、哲学、文学书籍以及族谱、契约、碑刻等，同汉文材料（包括正史、实录、地方志、档案、族谱、私人著述等）一起为本论文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此外，笔者还计划到毕节、大方、黔西、织金、水城等前水西地区实地考察，以求加深感性认识，更好地把握和理解各种文献材料。
本文所用资料详后，为避免篇幅太长，地方志以及民国以后的学者的论著略去。
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
导言
一、问题与学术史
二、思路、方法与材料
第一章王朝与苗倮的互动：
明代水西土司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祖先建构与武侯崇拜：
济火南征考释
第二节水西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归附明王朝
第二章“额以赋役，供我驱调”：
羁縻政策之考察
第一节承袭与朝贡
第二节没有里甲的赋税征收与差役征派
一、“四面皆夷”、“田无顷亩”的贵州社会
二、朱元璋、奢香与川黔驿道
第三节
第四节何谓叛乱：
高拱的靖夷策略
第五节羁縻：
中国历史上一个常见而模糊的概念
第三章卫所、移民与文化移植
第一节卫所与土司
第二节卫所与贵州科举的兴起
第三节王阳明与安贵荣：
风雅的土司阶层
第四节“宗族观念”与王朝观念
第四章王朝的扩张与土司的因应
第一节贵阳建府始末
第二节恭顺还是桀骜：
明廷政争与安疆臣的角色变化
第三节震动四省的奢安之叛
第四节从贵州宣慰使到水西宣慰使
第五章改土归流以后的水西社会
第一节吴三桂开辟新疆
第二节从则溪制到里甲制和保甲制
第三节移民、科举以及经济方式的转型
第四节地方社会中的土目与绅士
第五节咸同苗乱与土目势力的衰微
结语向化进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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