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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翔凤以《公羊》解《论语》的得失
宋翔风，字于庭（一作虞庭），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
嘉庆
五年举人。
宋翔凤是常州庄氏学术的传人，为庄述祖的外甥。
庄述祖曾说“吾诸甥中，刘申受可以为师，宋虞庭可以为友”。
庄述祖是庄存与从子。
刘逢禄字申受，是庄存与的外孙，故宋、刘同为庄氏之甥。
宋翔凤在《庄先生述祖行状》中曾自述学术渊源说：
“翔凤先母为先生女弟，己未岁归宁，命翔凤留常州。
先生教以读书稽古之道，家法绪论，得闻其略”。
所谓“得闻其略”的“家法绪论”就是常州庄氏的《春秋公羊》之学。
后来戴望拜宋翔凤为师，所学的也是《春秋公羊》之学。
但宋翔凤无专门的
春秋公羊》学著作，他以庄氏真传说《论语》，著《论语说义》。
这不但为常州庄氏的《春秋公羊》学开辟了新的途径，也是古往今来众多《论语》著述中最别开生面的著作。
宋翔凤关于《论语》学方面的著作有《论语郑注》十卷、《论语说义》十卷。
相关的著作还有《四书释地辨证》二卷，专为辨证阎若璩的《四书释地》而作，中间也有涉及《论语》方面的问题。
这些《论语》学的著作中，最能发挥常州之学精神，又具有自己的学术特色的著作莫过于《论语说义》一书。
据他在道光十年（1840年）五月写的《自序》说：
《论语说》日：
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
微言者，性与天道之言也。
此二十篇，寻其条理，求其旨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备焉。
自
汉以来，诸家之说，时合时离，不能画一。
尝综核古今，有《纂言》之作，其文繁多，因别录私说，题为《说义》。
?
r绎已久，有未著于子墨者。
年衰事益倥偬（是少）暇，恐并散佚，遂以此数万言，先付杀青。
引而申之，或俟异日（《论语说义》序）。
从这篇短《序》中，我们知道宋翔凤著作此书的宗旨和缘起，有以下几点：
一、宋氏心目中的《论语》一书，具有多孔子微言的性质。
二、在宋氏看来，汉以来儒者说《论语》有的说到点子上，有的却否。
宋氏为了整齐划一，综核古今，特作《论语纂言》。
三、《论语纂言》部头过大，故将书中宋氏自己的见解抽出来另成一书，这便是《论语说义》的由来。
今从宋翔凤著书的宗旨及其书中的论说，分析其为学特点及其书的特色。
宋氏强调《中庸》与《论语》同样重要，都是弟子述孔子之
意，目的好像是为《中庸》争地位。
其实不仅仅止于此，他是要解决历来人们认为的“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的问题。
他认为孔子的“微言”并没有随孔子之没而绝，
义”也未随七十子丧而乖。
微言保存在《论语》等书中，大义通过探求西汉家法，便可获得孔子的微言大义。
解决了这一点，等于是给他的《论语说义》等著作开了方便之门。
我们不妨看宋翔凤在此问题上的正面回答。
《论语说义》卷
，《学而篇》“父在，观其志”章，宋翔凤的解说是：
道就是治。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针对继体为政者而言。
若泛泛谈父之教
子之道，当终生没齿不忘才是，难以三年为限。
而子继父位当了人君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人君治道宽猛缓急，先君的这一套好的东西不能随便变易。
从这个角度上说，三年无改父之道。
语》中这一章的“大义”，只有《春秋》的今文博士传了下来。
春秋公羊解诂》中何休说，系闵公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传》日“则曷为于其封内三年称子?
缘孝子之心，
则三年不忍当也”。
所以，宋氏断言“《论语》微言与《春秋》通，明三年无改之道，以示继体为政之法，而孝道已立。
孰谓七
子丧而大义遂乖乎?
”
很显然，《论语说义》是发挥解说西汉今文经师经义的著作。
史传称宋翔风“通训诂名物”，但在宋氏看来只是学术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并非终极目标。
这也是他与乾嘉时期大部分考据学者的“通训诂名物”有别的地方，乾嘉朴学家精通的训诂名物是东汉许、郑之学。
宋氏志在西汉家法，微言大义，这种精神从首至尾一直贯穿在全书之中。
既然《论语》微言与《春秋》通，则《论语》中的大义只能求之于《春秋》了，舍此别无他途。
《春秋》有三《传》，《左氏》之学无博士所传，《公羊》、《谷梁》则为今文博士所传，这中间的高下不言自明。
《论语说义》引用发挥最多的是《公羊》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试举数例说明之。
论语?
学而篇》第五章：
子日：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是孔子发表的关于如何治理“千乘
之国”的见解或者说方法。
如不经特别指出，还真不易看出此中还有微言。
宋氏引何休《公羊解诂》，先说明十井为一乘，公侯
封方百里，凡千乘。
伯四百七十乘。
子、男二百五十乘。
此与包
指出春秋之法，尽大国之地，所赋车徒之数止此。
多于此者，则
在所损故。
到这里所解不过是何谓“千乘”之类的历史史实，接着话锋一转，说：
“《论语》言治国以千乘为大，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言。
学而不可究之于治国，其学为无本。
《大学》言平天下，在治其国。
苟能道千乘之国，则天下悉举之矣。
”
宋氏点出“道千乘之国”是治国之事，治国必由学言，则学为治国的基础。
《大学》中说国治方可平天下。
这些就是《论语》中未明言的“大义”，要好学深思，通过一番探求才能获得。
探求微言大义的途径，就是从西汉今文博士的遗说中寻找久已丢失的精义。
前举何休《公羊解诂》说与包咸《论语章句》说同，包咸所习的是《鲁论》，属今文说。
宋氏认为何、包二家之说是从前汉今文博士传下来的。
今文博士所传的是“七十子之徒”的遗说，不用说七十子是孔子后学，权威性毋庸置疑，故今文家传《春秋》、《论语》为得圣人的真意。
宋氏又说古文家所崇信的《周官》等经典出自西汉末年屋壁中，录之于中秘，假托周公所作。
凡与他经不合处，皆断之与夏、殷，显然是在批评郑玄。
历史上郑玄入室操戈，批评何休。
今宋氏扬何贬郑用意明显，目的在于强调只有今文家的说法才与《论语》的“大义”相合，直接一点
说，那就是只有《春秋公羊》解《论语》方可得《论语》之大义。
语?
八佾》中的季氏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等章，季氏身为大夫却僭越用天子礼乐、礼仪，所以《论语》中斥之。
但实际上贬斥的是鲁文公，因为鲁自文公开始乱宗庙之法。
宋翔凤认为，春秋家以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之世，见治起衰乱，然僖公世，当齐桓、晋文之霸，王政犹明，制度犹在。
大夫不敢僭，四夷不敢陵。
至文公之世，先王之政乱。
继统之法荒谬惑乱，而
为君是谓不仁，《论语》孔子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
仁，如乐何?
”是针对文公而发。
“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者，
由季文子始，而起于文公之世。
《论语》显斥季氏而深没文公，
崇信今文说，贬低古文说，是《论语说义》的一大特点。
《论语?
八佾篇》第一章：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按当时的礼制，八佾只有天子才可用。
季氏作为
大夫无权用，所以孔子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八佾制度，古今文解释不同。
《春秋公羊传》说，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
佾者，列也。
八佾就是以八八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
诸公六六为行，诸侯四四为行。
古文说则不同，宋氏下断语说：
谨案：
此今文家说。
春秋时皆言女乐二八，亦诸侯四四之教。
《左传》始有卿大夫四、士二之说。
服虔遂解为六八、四八、二八，此古文家说，非也（《论语说义》二）。
可见宋翔凤讲《春秋》，信的是《公羊传》，贬的是《左传》。
在另一处“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章，用《春秋》文十六《公羊传》、《谷梁传》说，指出：
“《左传》以闰月不告朔为非礼，此刘歆窜入，与两家立异。
《左氏》不传《春秋》，凡释经之处
皆歆窜人也”（《论语说义》二）。
《左氏》不传《春秋》是汉代
传》解释经的地方都是刘歆窜入的。
这是釜底抽薪的策略，既是刘歆夹带的私货，当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权威性了。
宋氏仅肯定《左传》为良史，“《春秋》之义则在《公羊》、《谷梁》两家之学，然考当时诸侯、卿大夫之事，莫备于《左氏》。
其人质直有耻，孔子引与相同，故其为书宜为良史，终不可废”（《论语说义》三）。
对《左传》的态度与常州学派另一位有影响的学者刘逢禄完全相同（《论语说义》三）。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也突出《左传》的“良史之材”，说：
“《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洽，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
左氏》不任咎也。
观其文辞赡逸，史笔精严，才如迁、固，有
所不逮。
”表面上看是褒扬《左传》“文辞赡逸，史笔精严”，
论语说义》主《春秋公羊》说，则必定要涉及《公羊》学
说中一些核心论题，如以孔子为“素王”，《春秋》继周而起，托王于鲁，所谓“据鲁亲周故殷”。
又次第发明“张三世”、“
统说”等大义。
宋翔凤将《论语》与《春秋》沟通，这无疑是《论语》学中的一大贡献。
论语?
雍也》记载孔子的一句话：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
矣乎。
民鲜久矣。
”从字面上理解，孔子认为中庸是德中最高的
一种标准，可惜社会上长久以来就缺乏这种道德。
宋翔凤与历来
记》中的《中庸》。
认为《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作，子思作
中庸》的目的是“以昭明圣祖之德”，是为了“发《中庸》之
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是天下的“大本”，和为天下的“达
之”，贯即事，也即用的意思，孔子所贯的就是中庸之道。
孔子有“素王”之德，却居春秋衰世，所以宋氏说：
《春秋》继周而
作，百世可知求张三世之法，于所传闻世，见治起衰乱。
录内略外。
于所闻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
于所见世，治太平，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论语说义》三）。
“三世说”是何休根据《公羊传》“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总结出来的例。
《公羊传》于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提到这个问题。
何休《解诂》于隐公元年传下说：
“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
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
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
异辞者，
见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
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
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有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麓
（角），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
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狄于函'、襄二十二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
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
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
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衰录隐，上治祖
祢。
”《公羊传》的本义是说所获得的史料有的是直接，有的是
说史料是近者详，远者略，在写法上也应该详近略远。
这本来是
止
步。
史法，何休用“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来解释，在义理上更深入何休又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牵合一体。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春秋》的一条大义。
《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娄人，会吴于钟离。
”
公羊传》解释说：
“曷为殊会吴?
外吴也。
曷为外也?
《春秋》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
”《公羊传》的这番解释是从礼制
的等级制度引申出来的，由近到远，由深到浅。
何休将前之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结合起来，据此把《春秋》十二公分成三世。
徐《疏》为之解日：
“若论象天数，则取十二，缘情制服，宜为三世。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何休《文谥例》有三科九旨之说。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
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徐彦《疏》引）。
据《公羊疏》引又有宋氏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日张三世，二日存三统，三日异同内外，是三科也。
九旨者一日时……”宋注《春秋说》与何氏《解诂》不同，后世春秋家遂不别，宋翔凤《论语说义》也不例外，无须再作深究。
论语?
为政篇》，子张问：
“十世可知也?
”子曰：
“殷因
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宋翔风《论语说义》云：
“素王受命之时，
子张能知之，故问受命作《春秋》之后，其法可以十世乎?
十世
谓三百年也。
孔子为言损益三代之礼成《春秋》之制，将百十世而不易，何止十世也?
如董生所记《三代改制质文》而所损益之
故，大可知矣。
孔子作《春秋》以当新王，而《通三统》与《论语》答颜渊问为邦因四代之礼，成制作损益之原，其道一也。
”
又《论语?
八佾篇》记孔子之言：
“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
”宋氏从《礼记》等书衍生出“射是宗庙之事”，因文献不足，足则能征之。
接着说，孔子虽观《坤》、《乾》之义、《夏时》之等，然以文献不足之故，未及笔削成书。
而周有一百二十国宝书，文献足，而《春秋》成。
“故能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礼运》一篇皆发明“志在《春秋》之义，而夏殷之礼亦可推而知之”。
凡此种种，可见宋翔凤将《公羊》学说中的这些论题发挥得淋漓尽致。
诸如此类的话，宋翔风反复其意，不止一次提到。
在宋氏看来，大学、明堂之义明则宗庙礼制明，孝悌忠信立，也即化民成俗必由学始。
宋翔凤另有《大学古义说》二卷，阐明的就是这层意思。
礼为治国之本，故仁孝忠信不能不重视。
因为宋翔凤重视
论语》一书的整体思想，故《论语》中有些内容相同的章节，他认为并不是编排上的重复，不同的地方出现具有不同思想内涵。
“三年无于改父之道，可谓孝矣。
”首出《学而篇》，《里仁》篇也有。
邢《疏》说：
“此章与《学而篇》同，当是重出”（《论语说义》四）。
宋翔凤却指出，《学而篇》里说的是“继体之君
以天子、诸侯皆视学，世子亦入学也”。
《里仁篇》说的是“人
春秋
邢氏以为重出者，非也”。
这大概是受了董仲舒的影响，繁露?
祭义篇》引孔子的话说：
“书之重，辞之复。
呜呼，不可
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
”
论语说义》正如书名所示，是解说《论语》中“大义”的
著作，故特别重视“言外之意”的阐发。
《论语》开篇第一章：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宋翔凤揭
示此篇之义，说：
“先王既没，明堂之政湮，太学之教废，孝悌忠信不修。
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备于《论语》，遂首言
立学之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时习即瞽宗上庠教士
来受业，也即秦汉博士相传之法。
意谓孔子的文章，可得而闻。
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谓孔子不言性命与天道。
宋翔凤认为，性与天道，正是孔子的微言。
既是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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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当然看不出来，须仔细寻求。
司马迁《史记?
孔子世
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
又说孔子以
诗》、《书》、《礼》、《乐》教弟子，弟子三千。
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宋氏特别指出：
“《诗》、《书》、《礼》、《乐》者，夫子之文章也。
《易》者，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也。
”又同意班固以《易》、《春秋》为言性与天道之书的意见，“《易》明天道。
以通人事，故本隐以之显。
《春秋》纪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见至隐。
”《易》和《春秋》明明言性与天道，岂可说孔子不言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即如孔子成《春秋》，游、夏之徒
不敢赞一辞，其意正同。
盖性与天道之事高深，连高门弟子也不
可能理解很深。
秋公羊》而排斥《左传》、《周官》两部古文经典的态度中体现出来，而对《左传》的攻击尤甚。
于同为古文的《毛诗》则持肯定态度。
《论语?
八佾》：
子日：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
不伤。
”宋翔风于《论语说义》中解之云：
《关雎》者有二义：
乐而不淫，毛学之所传也；哀而不伤，鲁学之所传也。
两家皆七
子之遗学，同出孔子（《论语说义》二）。
经典释文序录》谓汉兴传《诗》者有四家，鲁人申公受《诗》
于浮丘伯，以《诗经》为训故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号日《鲁诗》。
另有《齐诗》、《韩诗》。
三家《诗》皆立于学官。
《毛诗》出白毛公，河间献王好之。
汉平帝时，一度与《左传》、《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
东汉十四博士无古文，盖不久而废。
从今古文的角度说，《鲁诗》为今文，《毛诗》为古文甚明。
今宋氏不非《毛诗》，尚不算是纯粹的今文学家。
其之所以攻击《左传》甚力，目的是抬高《春秋公羊》的地位。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宋翔风的《论语说义》在发掘和阐述《论语》大义上别具匠心，以《春秋公羊》说解释《论语》，多发前人之所未发。
其书有宗旨、有条理，持之有故，不失为一家之言。
虽然把孔看作素王，不脱今文经师的窠臼，但总算还是一个思想家的模样。
比后世认为孔子只是一个抱残守缺的古代文献整理者和老教书匠来，自然有意思得多。
但我们同时也
要看到，宋翔凤在探求《论语》大义中一味求深，陈义过高，致使求深反惑，乃至附会曲说，这样的地方绝不在少数。
《子罕篇》：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从字面上看不难理解，孔子很少谈利与
命、仁方面的问题。
按照儒家的观点，孔子不谈少谈功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孔门高才生子贡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少谈性也说得过去。
仁是孔子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为何说也是“罕言”?
宋翔凤大概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故《论语
说义》说：
“子罕言（句）利与命与仁。
”在罕言处作一句读，“罕，稀也，微也。
”把罕理解为稀、微都不成问题。
如果将之连起来解“罕言”就是“微言”，明确指出是孔子《论语》中的微言，那就大有问题了。
而且还洋洋洒洒解说了一大通，断言“孔子存微言之教，以为百世之师者，备于利与命与仁矣”。
可谓极尽附会穿凿之能事。
立说精悍，却使人不敢苟同。
诚为后世学者所讥，只能看成是《易》外别传一类作品。
所以，我们认为宋翔凤的《论语说义》，不大为后世所重，非为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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