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汉语词汇现代研究的历史进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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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汉语词汇现代研究的历史进程
第一章 汉语词汇现代研究的历史进程
当代中国词汇研究的大潮中涌现出一股富于生命力的思潮汉语词汇的人文性研究。
它是文化语言学理论在汉语词汇领域实践的产物，构成了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走势。
回顾２０世纪汉语词汇研究所走过的路程，可以清楚看到，以人文研究为己任的当代中国词汇学迅速兴起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一、语法研究一统天下的现代中国语言学
现代中国语言学以突兀而起的《马氏文通》为奠基标志。
《马氏文通》建构了中国的第一个汉语语法体系。
这是一部语法著作，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语法学的范围，它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都对将近一百年的现代中国语言学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首先，它导致了中国现代语言学极不平衡的发展。
在整个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史上，最为繁荣，占据主导位置的始终是语法学研究。
开初是《马氏文通》派的大肆张扬，其后是“模仿派”的驰骋天下，接着是４０年代的“革新派”，５０年代的“规范化”，再后就是“功能派”“形式派”“生成派”一代一代的兴替。
现代中国语言学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都是以语法学研究的转移为转移，以语法学的兴衰替换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研究时代。
一代代的汉语研究家，也都将他们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语法学的研究之中。
在现代中国语言学的百年研究史中，几乎没有不研究语法的汉语言学家。
在这段时间，其他语言分支学科也得到过一些长足的发展。
如现代汉语方言学、古文字学、少数民族语言学、修辞学等。
但它们都没有取得像语法学那样显赫的地位和影响，其中除古文字学因有着它特定的材料发现的原因外，其他学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语法学研究的影响。
无论从研究领域，研究理论或研究类型来说，汉语言学多学科的全面繁荣是在８０年代以后的事情。
其次，《马氏文通》以它的研究规范左右着其他语言学科的发展。
《马氏文通》不仅在研究内容上深深影响着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学科发展规模，而且在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等方面也都给其它学科定下了学术发展的框框。
虽然在后来的语法学发展上，对《马氏文通》的传统都有更革，有的甚至直言是对它的革命，但静观其往，仍以沿革居多。
这就是因为《马氏文通》的研究规范已经深入到后来者的思维定式之中。
这突出表现在理论依据的取向上。
《马氏文通》的理论参照系是以西方语言理论为基准的。
马建忠直言道：
“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
”[1]“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据，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
”[2]这种向西方语言学寻找理论支撑点的作法在百余年的历史中似乎形成一个传统。
在这以后几乎所有有影响的语法学家的理论体系中，都可以寻觅到西方语法体系的框架。
如刘复《中国文法通论》之于斯威特的《新英语语法》，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之于英语的《纳氏文法》，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和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之于叶斯泊森的“三品说”，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之于马伯乐、房德里耶斯。
这种习惯于向西方寻找理论支撑点的作法影响了汉语研究的几代人。
也使得汉语语法研究的大势总是表现出把西方语言理论向汉语研究领域进行“移植”，并使之日渐“精致化”的特点。
这种倾向的极度发展，导致了８０年代中国文化语言学首先在语法学界的发难。
它呼唤汉语研究应该向中国语文传统的人文精神靠拢，这才使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轨道首次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
再次，《马氏文通》在研究方法上也确定了以后研究的基本路子。
《马氏文通》认为：
“古经籍历数千年传诵至今，其字句浑然，初无成法之可指。
乃同一字也，同一句也，有一书迭见者，有他书互见者。
是宜博引旁证，互相比似，因其当然以进求其所同所异之所以然，而后著为典则，义训昭然。
”[3]这种一反语文学习传统“传诵至今，其字句浑然”的习惯，主要用“博引旁证，互相比似”来发现汉语句子规则的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它发展到后来就是在分析范围、取舍材料上的固定化，在例证数量上的精确化，在运用方法上的统计化。
王力在写作《中国现代语法》时，所利用的材料就是以《红楼梦》为主，这比起《马氏文通》的取材止于韩愈文章的作法在材料范围上明确单一了许多，但取材之道却同出一辄。
发展到后来，也就很自然由断代的共时研究进一步过渡到极易量化的“专书”“专人”式研究。
在外来语言理论指导的宏观控制和内在实践的具体制约下，这种研究的宗旨也就很自然是以发现语言的形式规则为主要着眼点了。
在这种语言研究观看来，前人对语文经籍的认识并没有揭示汉语文法，那时的古籍仍属“初无成法之可指”。
这样也就把发现“华文义例”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应该说，在《马氏文通》中，在揭示“华文义例”的工作中还是注意了贯穿于“文理”之中的“文气”“文运”的。
这实际上就是把抽象的句子组织规律与背后蕴藏的表意功能结合起来了。
在后来者的研究中，对这种形式与功能结合中的前者继承有加，对后者却日益忽视，终于走上了纯形式化的道路。
这样，汉语语法研究在理论倾向、研究方法、研究宗旨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也就影响、酿造着整个中国语言学界的基本大势。
其他支分学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语法学的影响。
如在研究方向和重心上，修辞学向“辞格化”的偏移，方言学向“语音差异”方面的集中，文字学向“字形化”“字体化”的倾斜，都与这种学术影响有关。
而与人、与语言的文化功能相关的研究则基本没有展开。
汉语言学研究中的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义学、语境学、人类语言学的出现，都是进入８０年代以后的事情。
二、未能充分展开的汉语词汇研究
在汉语言学研究的这样一种大势中，汉语词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远未达到它作为一门基本学科所应该具有的规模。
这种整体实力的单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
从学术代表人物来看，在词汇领域提出过系统研究成果、或以词汇研究成果显世的学者寥寥无几。
１９８３年，北京语言学院曾编辑出版了五册一套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评传，收了近１００年来的２１６位中国语言的研究学者。
可以说这些学者基本代表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
书中对学者们都冠以了学科研究家的名称。
如用得最多的是“语言学家”的称号，其次有“拼音文字提倡者”“文字改革运动家”“语言文字学家”“语法学家”，共有２０几种学科头衔称谓。
其中以“词汇学家”冠名的只有两人。
这反映出专攻词汇学并以此显世的人数之少，而其他有关汉语词汇的研究成果大多由“杂家”所完成。
从传统研究和现代派研究的关系来看，则是新旧并存、势均力敌的“共和”局面。
如果说这段时间语法学界是以“立”为主，并不断以新立代替旧立的话，那么在词汇学界则是传统型与现代型长期并存。
一方面是承继传统词汇研究、作为整个传统语文学基础学科的训诂学日渐衰微，但又间有新作，并在某些理论领域和应用领域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是新派的词汇研究始终少见有影响、有完整体系的词汇理论著作出现，难以形成气候，取代不了旧型研究。
可以说，这是一个在词汇研究中没有主流派的时期。
从研究成果来看，产生有重要影响的成果数量也很少。
这段时间语法学的研究成果最多，每一个新研究时期的到来都有显示完全不同研究风格、有相当研究深度的专著出现。
随之而起的是一大批对首倡者进行呼应、完善，并蕴造成气候的著作。
就是在语法学以外的学科，也都有自己卓立于世、奠定后世规范的理论成果。
如修辞学的《修辞学发凡》、古文字学的《甲骨文字研究》《古文字学导论》、方言学的《现代吴语研究》等。
而在词汇学界，却是旧派的成果多而不显，新派的成果虽然可以《汉语词汇》（１９５４年）为源头，但续之者却难以成势。
据统计，《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所收录的本世纪初到１９７９年为止有影响的语言学著作，语法学５７部，修辞学１１部，文字学古文字学１２６部，方言学２９部，音韵学３２部，语音学５部，训诂学８部，词汇学只有５部。
这个数字表明，词汇方面的研究与它所具有的重要和基础学科性质很不般配。
又据宋永培《二十世纪汉语词义研究史》一书的大纲，在拟评述的本世纪２８种古汉语词义研究代表作中，前８０年的只占１０种，其中独立成书的只有４种，都集中在传统训诂学中。
从词汇学对其它学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它也没提出足以影响、支配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在语法研究占统治地位的年代，词汇研究领域成为单纯是新观点新方法的接受学科。
学科拓展和边缘学科的形成，如语法与修辞的结合，语法与逻辑的结合，语法与语义，古文字与古史研究，方言与文化，文字与汉语规范及普通话，也大都与词汇学没什么关系。
词汇学科内有些有新意的研究，却表明它们都是在采纳了其他学科的成果之后才发生的。
这种状况与在传统语文研究中，词汇研究一直是作为最基础、开展得最充分的研究领域，并代表着语言学史的分期这一卓越传统形成强烈的反差。
有理由认为，汉语词汇学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前８０年中，仍处于一门未曾充分展开的次要学科地位。
在这里，旧的研究依然存在，新的研究尚未壮大。
相比于在此之前深厚的考释基础与在此之后重于理论探索的两个研究时期，这一时期在汉语词汇词义研究的整体面貌上表现出新与旧、开拓与延续、尝试与回味并存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一种统治一切的学术势力。
一直到汉语研究进入８０年代，语法研究的形式化走上极致，使得研究方法与重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更，而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将它的目光很快转向语言与文化的“富矿”词汇领域时，这种状况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三、汉语词汇研究的四种类型
未能充分展开的汉语词汇研究，这是在评价本世纪前期的汉语词汇现代研究史中首先应该看到的基本事实。
那么，在具体论述这样一种研究状况的断代史时，应该根据什么线索来划分它的发展阶段，并从哪几方面来认识它的发展全貌呢？
这里最方便的仍是从词汇研究的基本倾向所体现出来的词汇研究观和方法论入手。
据此可以分出传统派的词汇研究、社会功能观的词汇研究、结构观的词汇研究、人文观的词汇研究四种类型。
在这四种研究类型中，传统派的词汇明显继承了传统语文学中的训诂学那一套。
它们以古汉语词汇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章太炎、黄侃之学为学，讲究功底，对材料有相当扎实的占有；观点的提出非常慎重，新观点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对材料的感性体悟；对口语一般都不太注意；主要活跃在高等教育界，培养了不少的后继传人。
而后三种研究类型，无论是从研究材料还是基本思路来看，它们的共性都更多些。
它们共同构成了汉语词汇中的新派。
这一派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当代语言，特别是口语的研究；对西方语言理论比较敏感；对词汇的形式用力较多，对词义关注比较少；大都能把词汇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来进行研究；研究者大都进行过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薰陶和训练，注重研究方法的运用；对语言材料在时空上的分辩相当细心。
汉语词汇现代研究四种类型的划分，只是对它们的研究特点和重心所作出的一种判断，并不意味着出现了四个前后相替的时期。
这主要是由这一学科本身发育的不充分造成的。
传统词汇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前５０年中占据的份量还比较重，随着新派研究的兴起，它并未消失，仍得到相当的延伸，只是在范围上更加明显地局限在古代汉语的界域中。
这种古今时代的明显差异，到了８０年代人们在研究中感到对汉语词汇共时状态的认识更为重要之后，才慢慢地缩小。
后３０年中才活跃起来的其他三种研究类型，在它们之间也未出现相互替代的转型性变化。
人文性词汇研究最为薄弱，尽管它也提出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但从对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和从事研究的规模来看，只能算是处于个别进行的零星状态。
比较有影响的是功能和结构的两种研究类型。
在５０、６０年代，主要是功能研究活跃在词汇学界。
从６０年代起，结构的研究开始在中国兴起。
虽然在随后的十几年中它与其它学问一样陷于沉寂，但在７０年代末社会入轨、学术复兴的到来之际，它一时成为最为活跃的学术流派。
即便如此，它也没有取得一花独放的统治地位。
下面就对汉语词汇现代研究史中的四种研究类型进行扼要的分析。
第一节 传统词汇研究的延续和发展
一、２０世纪前期传统词汇研究的主要领域
现代的传统词汇研究主要力量是以章太炎、黄侃为首的章黄学派。
章太炎（１９６９１９３６）、黄侃（１８８６１９３５），他们在语言学上主要创造、活动的时期为２０世纪前３０年。
章太炎在政、文、史、哲多方面有着卓越成就。
黄侃成名较章氏为晚，他致力于传统语文学研究，在音韵学、文学学、训诂学、古书的校勘与注释方面成就杰出。
黄氏在世的学术著作并不多，但留下大量未经整理的书稿，加上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在身后留下了长期发挥作用的成果。
学术界习以他们二位为代表来概称这一时期的传统语文研究学派，称之为“章黄学派”。
与章太炎和黄侃同时代的还有一大批学者，如丁福保、朱起凤、张相、胡朴安、吴承仕、马叙伦、刘师培、杨树达、沈兼士、钱玄同等。
在他们之后又有一大批嫡传弟子，其中又以黄侃的弟子为集中。
在２０世纪前几十年的汉语词汇研究上，章黄及他们的弟子们留下了深深的烙迹，占有重要地位。
他们承继了清代的词汇研究传统，在研究内容、研究风格上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古代传统小学的特色。
由于时代的原因，章黄嫡传弟子们的学术活跃时期大都在８０年代他们进入晚年才表现出来。
主要在２０世纪前３０年表现出来的传统词汇研究，集中在下面几方面展开：
（一）努力使传统词汇研究成长为独立的学科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提出应该建立“中国语言文字之学”。
这是最早提出的要将传统语言研究的小学改造成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倡导。
到了黄侃在《训诂学讲词》中提出的训诂学建构的框架，则可以看出，理论倡导这时已经变成一种实践。
只是这种实践还只处于一种萌芽，处于全面实施的前期。
章太炎的追求是就整个汉语研究应获得学科独立而作的努力，而黄侃的新训诂学构架却涵盖面小得多，接近于后来的古汉语词汇学，特别是古汉语词义学。
因此，传统训诂学的学科化、理论化，也就成为传统词汇研究现代化的主要体现。
据陆宗达、王宁的《训诂方法论》（１９８３年）披露，黄侃当年对训诂学学科建设的构想是：
对象：
古代文献语言（即古代书面汉语）的词义；
材料：
古代文献语言及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注释书、训诂专书；
任务：
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形式（形、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
目的：
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的词义。
黄侃这些体现在成书于２０年代的《训诂学讲词》中的训诂理论思想在赵振铎的《训诂学史略》（１９８８年）中有更详细的反映。
《训诂学讲词》内分两大部分：
一是“训诂述略”，里面牵涉到的理论问题有：
训诂述略、训诂之意义、训诂之方法、本有之训诂与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义训与声训、说文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不同、《说文》之训诂必与形相贴切、以声韵求训诂之根源、求训诂之次序、声训、声训分类。
二是“十种小学根柢书”，包括有：
《尔雅》《小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广雅》《玉篇》《广韵》《集韵》《类篇》。
但黄侃的这些努力很大程度上仍只是一种学术构想，只在给弟子们的课堂讲授和讲义中有所反映。
但他开启的这种谋求传统词汇研究在现代获取独立学科地位的努力，却成为几代人的不懈追求。
４０年代出版的《训诂学概论》（齐佩 著），是在这种追求中问世比较早的成果。
作者在书中对训诂学作了这样的界定：
“‘训诂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和文字的意义的一种专门学术。
这里所谓‘字义’乃是文字的‘用义’而非字形构造所示的‘本义’。
文字是纪录语言的符号，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
形为文字所独有，意义乃语言文字之所同，所以解说文字本义的学问固然也可以视作训诂的广泛领域中的一部，但是严格的站在语言方面来说，只有训释古语古字的用义才能配称‘训诂’。
文字本义的研究应该属于文字学的范围之内的。
因此，从前认为训诂学是兼括文字形体的训诂和语言意义的训诂二者的界说，实际上是不合理而欠缺精确的。
那么，训诂学既是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研究语音与语义间的种种关系的唯一学科，它就应当是‘历史语言学’全体中的一环。
这样，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
”[4]
齐氏对训诂学的理解着重强调了两层意思：
注重语言的使用义；训诂学是研究语义的学问。
这与通常将训诂学等同于注释性的工具之学也相去甚远，突出了传统训诂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对词汇词义的研究。
这种意见出现在本世纪中期，显示出将传统词汇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面目出现的努力已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
对训诂学的理论化工作终于在８０年代达到了高峰，形成了在中期开始的延续了四、五年的讨论。
训诂学科的理论化、体系化，是传统词汇研究在现代走向独立的一个标志。
虽然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成效还不是很显著，但它却反映出人们再也不满足于传统词汇研究那种“以注为著”“以用为学”的附庸式研究格局。
正是出于同样的心理，这一时期的传统式词汇研究在研究领域、方法上都表现出迥异于以往的地方。
在历史语源学中的深层问题和语言素材范围的扩大这两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突破。
（二）对历史词源学理论问题的执着
要使词汇研究走出传统的那种附庸地位，使它具有独立学术的品格，就必须在具体的研究问题上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这时，历史词源学中的理论问题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
这里有三位学者的研究尤为显著。
章太炎的《文始》研究。
《文始》是章太炎关于汉语语源学的著作，也是汉语研究史上第一部理论、方法、条例都初具规模、自成体系的语源学著作。
它根据汉字的繁衍组合，再配以音义联系，系联出汉字汉语发展的来龙去脉。
它以《说文》中的独体字为“初文”，合体象形及指事字为“准初文”，其它的字都是从这５１０字演变出来的。
再根据它们的字形联系、语音联系、意义联系，制订出音转义变的条理，共有４５７条。
构建成了一个庞大的汉语语源体系。
对《文始》的作法与结论，不少学者都提出过很尖锐的批评，但它开创的研究思路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却不能不予以重视。
在汉语研究史上，它把音义形相关的理论，把语言是孳乳繁衍而来的理论，把词汇是一个体系的理论，首次付诸实践。
这对人们认识汉语，特别是认识汉语词汇的内在联系，都特别富于启发意义。
而它本身，则成为独立的语源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
黄侃以音贯形义的语言系统观。
黄侃在经传典籍的大量眉批笔记中留下了他关于词汇深层问题的思索。
他慎于著述，有言五十岁前不著书，可惜是年去逝，留下大量点校笺识。
直到８０年代，这些点校笺识才经他的传人整理得以出版。
从《黄侃论学杂著》《黄侃论学杂著续编》《黄侃声韵未刊稿》《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尔雅音训》《黄季刚先生遗书》等书记载来看，在他关于传统语文学研究的大量箴语式论述中，谈到最多的就是如何以音贯形义。
“文字根于言语，言语发乎声音。
则声音者，文字之钤键，文字之贯串，故求文字之系统，既不离乎声韵，而求文字之根源，又岂能离乎声韵哉？
求其统系者，求其演进之迹也；求其根源者，溯其元始之本也。
一则顺而推之，一则逆而钩之，此其所以异也。
”[5]而黄侃的系统、独立的小学学科观更明确地表示出他对语言研究地位的看法。
“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
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
”[6]
沈兼士的汉字形音义研究。
沈兼士（１８８６１９４７）的两部重要著作是《广韵声系》《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
这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都是力图以汉字字形中的声旁为基本依据，来归纳整理与音、义之间的相互联系。
沈兼士在《广韵声系编辑旨趣》中说到：
“吾人欲建设汉语学，必须先研究汉语之字族；欲作字族之研究，又非先整理形声字之谐声系统不可。
”从事这项研究的目的是：
“一、叙列周秦两汉以来谐声字发达之史迹。
二、提示主谐字与被谐字训诂上文法上之各种关系。
三、比较主谐字与被谐字读音分合之现象。
四、创立以主谐字为纲之字典模范。
”而最主要的目的应该说是属前两项，在于发现汉字汉语繁衍之脉络。
正如陈垣所言：
“今观此书，于古今文字蕃衍变易之迹，均已彰示无遗，即形声音义相关之理，亦可缘类而求。
”[7]全书的基本体例就是在谐声旁为纲，将同一声旁的字合为一类，以主谐字为纲，按四十一声类排列。
如果说《广韵声系》是近于一部将《广韵》按谐声字进行重新编排的字典的话，那么《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１９３３年）则是一部对此进行理论探究的研究论文。
全书“先述右文说之导源及历史；次采辑近代各家学说之合于右文者，间加批评；终申鄙见，略推阐其理论与应用，以示隐括之意云尔”。
他认为汉字的声旁是借用固有的意符字来比拟语音的，音符既表音，又有意义上的联系，利用声符的这一特点，可以求得相同声符的汉字在意义上的联系，从而归纳出汉语语根。
更有参考价值是他拟出的一系列分析右文的公式。
沈兼士的工作是对长期以来右文研究的集大成。
章太炎、黄侃、沈兼士的研究，及与他们同时代一些学者的研究，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汉语语源、词源中形音义联系规律的高度热情。
如刘师培的《正名偶论》《字义起于字音说》、马叙伦的《说文解字疏证》、吴承仕的《经籍旧音辨证》、杨树达的语源方面论文。
这表明，这一时期的学者们所关心的都是一些纯理论的深层问题。
这些问题远离现实语言现象，却与民族语言的历史、与民族意识形成的历史紧紧地缠结在一起。
这正是学者们按照传统思维的逻辑，对汉语，特别是汉语词汇的内在发展轨迹进行思考的结果。
从这个方向深入下去，很容易触摸到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的深层联系。
这也表明，对历史语源词源理论问题的执着，是追求传统词汇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们寻找到的一个突破口。
一方面它与他们所熟习的那一套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清代朴学们的手中，早就在注疏体的文笔下面，大量从事着这种研究。
现在将这种研究系统化、独立化，容易驾轻就熟。
另一方面，独立的语言研究也还只是在语法学界刚刚开始，那一种关于语言形式划分的术语、规则还没有从语法学界流传开来。
更重要的可能是真正的现代汉语词汇还只是处于正在发育的过程之中，作为人们日常交际的典范语言仍是半文半白。
这都限制了人们更快地由面向古代汉语的传统词汇研究范型转到面向当代语言的现代研究范型。
（三）词语素材范围的扩大
如果说对词语深层理论感兴趣主要表现为前３０年的研究特色，那么从４０年代起，传统型的词汇研究表现出一个明显的转移，就是在由纯理论的词汇问题转向实证性的词语问题，研究对象由上古汉语词语转为中古、近代汉语的词语。
特别是后者，在传统词汇研究的范围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将长期以来一直对经书史书子书所作的词语研究，开拓到了对集书的词语研究；将一直对着上古的眼睛向下移到了中古与近代。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这方面的著作首推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初版１９４５年）。
《诗词曲语辞汇释》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了一个前人忽视了的领地。
“诗词曲语辞者，即约当唐宋金元明间，流行于诗词曲之特殊语辞，自单字以至短语，其性质泰半通俗，非雅诂旧义所能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也。
自来解释，未有专书。
”就是对诗词曲中的词语也有选择，“凡属于普通义者，除有联带关系时，不复阑入；其字面生涩而义晦，及字面普通而义别者，则皆在探讨之列”。
[8]是书收了标目的词语５３７条，附目６００多条，分条８００多条，是目前这类著作中收词最多的一部。
看起来，《诗词曲语辞汇释》的价值是搜寻并诠释了一大批为人所略的词语，其实，这种搜寻与诠释实在是弥补了由古代到现代的一长段时间中词语嬗变的空缺。
它将更接近当时人们口语使用实际而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词语历史地再现在人们面前。
“故此其语辞，似艰深而实非艰深，似生僻而实非生僻，推其所以艰深生僻之由，则由吾国从来述作者文必求古，义必求雅，遂至口与手分，目与耳分，明明通俗，明明习用，然而艰深矣，生僻矣，求之字典辞书而不可得矣。
”[9]
还有一部就是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１９５９年）。
收集了敦煌变文中现已不易理解的难词，详加考证，着重在对词义的诠释，开创了敦煌变文资料语辞研究的先河。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在诠释中特别注重既从同时代“横”的方面联系大量书籍取证，又从“纵”的方面联系各个时代的语言来看它们的继承、发展和异同。
学者认为它“可以毫无愧色地和张相先生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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