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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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第五章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学习，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提出过程，并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实践和理论上的追问，确立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核心内容。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需要掌握和理解邓小平的最新概括，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价值和意义需要给予特别关注，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发展的理论指南。
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一问题，需要明确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密切关系，没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提出，对于根本任务而言，既要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还要强调共同富裕，也为我们党以后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教学重点难点：
1.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如何理解这一理论
2.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阐释
3.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之间的关系
教学内容：
引言：
形成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或者说形成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理论的理性追问，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而不断深化和拓展的。
因此，在实践层面，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历程。
教学方法：
设问导入法：
在授课开始，由教师设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问题，通过与学生互动，点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主题，并启发学生思考这一理论具体的形成过程，而后开始本章的第一部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第一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性探索，是建立在两个实践探索基础之上的。
（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实践基础
1.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借鉴意义：
所谓苏联模式，如果仅就其内涵本身而言，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加以解释。
首先，从经济上来看，苏联模式表现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党中央为领导者，以各级党组织为执行者，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
总之，这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经济体制，它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
它片面发展重工业，用剥夺农民和限制居民改善生活的手段，达到高积累多投资的目的。
其次，从政治上来看，苏联模式又表现为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
对内，它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而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大多数情况下又是由个人意志所操纵的。
这就造成了党政不分，共产党领导一切，直接发布政令，管理国家事务，民主集中制有名无实，社会主义法制被忽视甚至遭到践踏。
干部由上级委派，领导终身任职，基本上不受群众监督，最后形成个人高度集权，并由此衍生出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从而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民主生活。
再次，从对外关系上来看，苏联模式又是集中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作风于一体的大国强权体制。
它不顾别国的国情，以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自居，到处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对违反其意志的国家则严惩不贷，从舆论声讨、经济制裁直到外交孤立，甚至实行军事干预或占领，无所不用其极。
结果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总之，苏联模式就是采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
它的要害在于树立个人崇拜，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以长官意志取代民主集中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的个人崇拜网，高踞塔顶的则是斯大林及其后任们。
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而闻名的赫鲁晓夫为例，他自己就又在制造新的甚至超过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据一般统计，报纸刊登斯大林的照片，每年无非几十张，而赫鲁晓夫却年逾百张。
1963年达到124张，1964年头10个月里竟刊登140次，可见，制造和利用个人崇拜，正是苏联领导人用以指挥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法宝。
毛泽东同志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陷，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
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认为它对我们最重要的教益是要独立思考，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明确提出了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从而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2.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和教训：
“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
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主要依靠我国人民的力量，加上当时苏联等国家的大力援助，到1957年底胜利完成，使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确定。
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21.3%上升到92.9%；建成了一大批重点工程，五年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5亿元，相当于1952年底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总值的1.9倍。
595个大中型工程建成投产，初步铺开我国工业布局的骨架；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五年合计钢产量1656万吨，等于旧中国从1900年到1948年49年钢产量760万吨的218%，煤产量达到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在工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重工业的比重由26.4%提高到48.4%。
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都超额完成计划。
“一五”计划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农业生产跟不上工业生产的步伐，以工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70%和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占60%作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的发展。
二是1956年出现全局性的冒进，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7.35亿元，比上年增长70%，高于1953、1954两年的投资额，基本建设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年的30.2%猛增到48%，造成国家财政紧张。
三是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为以后相当长时间留下后遗症。
“一五”计划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建设方面，仍然没能有效遏制这些缺陷的进一步扩展，这样，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始了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和尝试。
（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1.1956年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一共讲了十个问题，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他说：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充分调动工农群众的积极性。
为此，毛泽东强调，我们既要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要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既要大力发扬群众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很好，没有像苏联那样，从他们那里拿走的东西太多而给予的太少，但也一度犯过粮食征购过多的错误。
我们一定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的负担。
农业税要轻，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要采取缩小剪刀差、实行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
同时，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使90%的农民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与少数民族各有优势。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民族的优势，做到优势互补。
毛泽东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
“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历史上形成的，它们同特定的社会阶级、阶层有较密切的联系。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这些党派今后还要不要继续存在呢？
毛泽东明确指出：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
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
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同上书，第34页）他还说，一切善意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
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就是那些骂我们的，也要养起来，骂得无理就反驳，骂得有理就接受。
他要求抓好“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反革命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
问题在于，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消极因素、破坏因素能不能转化为积极因素、建设性因素呢？
毛泽东认为，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
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现在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
反革命抓到手以后，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这就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党自身的团结十分重要。
毛泽东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这是团结的思想基础，但对于犯错误的人，“一要看，二要帮”。
他反复讲：
“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他指出：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专门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并且明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
这里所说的外国，不仅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而且包括资本主义国家。
他说：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这说明，在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路是宽阔的、开放的。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归结起来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等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它对于同年9月党的八大路线的确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主张，实际上都融入到八大制定的路线和通过的有关报告、决议中去了。
所以，把这个报告，连同八大确立的路线和毛泽东稍后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符合实际的。
后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2.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完成，还不完全巩固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从全体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方针。
同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性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思想。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等等。
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初步探索中提出了很多重要观点，尽管有的还不成熟，有的还没有付诸实施，有的在实践中没能坚持下去，但它们都为后来的探索作了开创性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正如邓小平后来指出的：
“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二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曲折发展
1957年下半年以后，国际国内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些已经比较清楚，但更多的还有待继续探索。
同时，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
使社会主义建设在方向上出现了很大的偏差，造成了很多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偏差
1.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等不符合当时具体国情的实践偏差，造成了很多不应有的损失。
“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
“大跃进”表现在工业上，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
在农业上，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
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的公有制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完成钢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在全国城乡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
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点的“共产”风的过程，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2、政治上，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时，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阶级斗争，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对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体制上的破坏。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提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根本问题是经济工作中的平衡问题。
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
会议初期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基本精神是纠“左”。
7月14日，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意见。
他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全体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批驳，认为是右倾的表现。
于是，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
8月2日至16日举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认定彭、黄、张、周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
它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起来。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做法，但它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认为在省和中央部门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
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左”的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3.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全面倒退的局面，也使中国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他的主要论点是：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些论点主要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至于毛泽东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党始终没有停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并且在这曲折的探索道路中，一些重要观点和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曲折探索中的理论成果
1.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毛泽东是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主要领导人。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
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仍给予极高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
这以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
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从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
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确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还是人民公社的主要基础，清算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
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除肯定关于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外，还对基本建设投资作了调整。
这期间，毛泽东直接给省以下直至生产队的各级干部连续多次写党内通信，谈了农业方面的许多问题，号召讲真话。
他强调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在为庐山会议作准备的过程中，毛泽东同一些领导干部谈话，进一步指出：
大跃进以来的基本经验是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高指标问题，要搞一点马鞍形，明年切记不可定高。
其他思想还包括：
提出了不可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还从哲学角度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有它自身的规律，必须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才能实现在认识上的飞跃；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等，为以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理性思考。
2.此外，党中央许多同志都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刘少奇提出，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来进行建设，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认为，农村生产和分配的单位不能太大，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允许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的观点；邓小平提出了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他还强调党执政后纪律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护生产、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邓子恢等提出了农业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总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虽然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犯下了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经历了巨大的挫折，但总体上，经济建设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挫折，为我们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提供了足够的教训，为我们党如何更有效、更符合中国国情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历史性的思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节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
（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过程
1.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全国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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