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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范文
文学形象不是直接诉诸人的感觉的直观物化形象,而是通过语言间接地诉诸人的审美想象的心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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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篇1浅探文学形象的语言构成
摘要：
读书能够陶冶人的情操，特别是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中生动的文学形象感染着无数的读者，影响着读者。
文学作品离不开语言，生动的文学形象通过语言表现出来。
那么语言是如何构建文学形象的该文从语言的二个侧面分析了文学语言的特点、文学形象的塑造过程。
此文若能给想从事创作的人带来丁点的启示，则是对该文莫大的肯定。
关键词：
语言文学语言文学形象
文学形象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
语言之于文学形象尤如色彩与线条之于绘画。
没有语言就谈不上文学形象，没有色彩与线条就谈不上绘画。
语言渗透到文学形象构建的整个过程。
但是，一般认为语言是普遍一般的、透明的、线性排列的或平面的，而文学形象则是具体的、不透明的、空间延展的或立体的。
那么，这种普遍、透明、平面的语言是如何塑造具体、不透明、立体的文学形象的呢既这种一般语言是如何转变成文学语言并构建文学形象的
1一般语言是如何转变成文学语言的
1.1语言的二个侧面
在我们看来，语言并不是绝对一般与普遍的。
它既有普遍一般的一面，又有具体特殊的一面。
列宁在谈到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时指出：
“个别就是一般……‘因为当然不能设想：
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
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
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
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
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
”语言由词构成，而词的核心是词义，词义的核心是概念。
概念是从个别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同时概念又与个别具体的事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同时，我们在理解概念的时候总是与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而我们的生活经验总是感性具体的。
比如说“城市”这个词，它指的当然不是一个具体的城市，而是许许多多的城市的抽象，但它又始终与个别的城市相联系。
而个别的城市是具体的、特指的。
而且人们在理解这个词时，因为各自的生活经验不同而对此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大人与小孩的理解不一样，古人与今人的理解不一样，中国人与美国人理解不一样。
由此可见，普遍一般性与具体特殊性在语言中是并存的，同为语言的二个侧面。
1.2文学语言的特点
在一般语言中，语言的普遍一般性是主要的。
而语言的具体特殊性的一面是次要的、模糊的。
因为语词首先还是以它的共义为人所把握。
尽管它联系着个别具体的事物，但不清晰、具体。
比如“房子”一词，它能唤起人们心中房屋的具象，但这具象还是带有泛指的性质，只是一个大致印象。
它缺乏具体的时间地点，省略了某些具体的特征和细节。
如果其前加上“一所、小巧玲珑、七成新、白墙、青瓦、古典式”这几个词，把它们组合成“一所小巧玲珑的七成新的白墙青瓦的古典式的房子”，则情况就不一样了。
此时的房子不是一所泛指的房子，而是一所具体的清晰的房子。
整个序列都指向一个明确的具象而不再是泛指的，而且语词具体特殊的一面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这种具体清晰性正是文学语言所要求的。
也就是说文学语言要求把语言的具体特殊性的一面突显出来。
也就是说，语言的具体特殊性是文学语言的特点。
2文学语言是如何塑造文学形象的
从语言二个侧面的角度来看，从上例得知，从普遍一般到具体特殊或从一般语言到文学语言，我们可以通过语词的系列组合或称语词序列来实现。
这种序列不仅限于词组，还可以是句子。
如把“山村冒着烟。
”改成“被山水围绕的不平静的山村，冒着干牛粪烧出的喷香的烟。
”二者相较，后者的具象更清晰、明确。
这种语词序列不仅可以使语词的具体特殊的一面在整个组合中突显出来，而且还可以造成言语的“偏离”，最后形成明确、清晰的具象。
一般情况下，语词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
但是在实际的文章内容中，词语的运用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能指与所指是固定层面的关系，而是要结合上下文的意思进行理解，所以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了偏离，而这种偏离并不是意义相差很大，而指的是在词语的语法和语义上超出了自身的含义，从而形成的搭配关系。
如“她喝的不是咖啡，而是她的寂寞。
”寂寞的语法功能是用做形容词，这里却把它作为名词使用与喝搭配，这种打破常规的搭配使“寂寞”一词具体特殊的一面突显出来，也让读者体会到了主人公的孤单寂寞的心情。
2.1从线性的语言到空间的形象
语言总是线性排列的。
而形象，正如黑格尔所说，“是在空间绵延的，有界限的，现出形体的，见出形式、颜色、运动等多方面的差异性的。
”托多罗夫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
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能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
”那么这种线性的语言是如何构建空间的形象的呢
文学语言不同于绘画材料，通过绘画材料可以直接画出可视的空间形象。
而文学语言不能直接构建可视的空间形象，这其中需要人的中介去实现，作者或读者。
作者通过文学语言描绘一个空间的形象，读者又通过文学语言去重现作者所描绘的那个形象。
当然这二个形象不完全对等。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从文学语言到空间形象是如何实现的即这种线性的语言是如何构建立体的空间的形象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把它们的关系比喻成线条之于立体图形。
例如，一条条的线段按照一定的规律组成一个立方体。
我们把把线性的语言所描写的一个个具象比作一条条线段，一个个具象按照一定的组合就构成了一个新的形象。
我们引用《祝福》中对祥林嫂的描写来说明。
引文中用文学语言对祥林嫂描写的一个个具象：
头发、脸、眼珠、眼神及手中之物，尤如一根根的线条，这些线条组合到一定程度就成了一个空间的立体图形――乞丐的形象。
如此，线性的文学语言通过具象以文学语言所描写的一个一个的具象为单位实现了到文学形象的构建。
或者用此表达其实现过程：
线性的文学语言→平面具象→立体形象。
线性的文学语言相当于点，而平面具象相当于由点构成的的线段或平面，而立体形象相当于由多个平面或线段构成的立体图形。
文学形象是在具象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所说的形象在具象上形成，并不能理解为形象是多个具象之和，简言之是多个具象的结合体，这个新的结合体有了自己新的品质，这种品质在描写具象的语言文字中是找不到的。
3.2从可视的语言到不可视的形象
我们说语言是可视的，指的是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一成不变的，明摆的事实。
当我们一眼看到语言的符号时，心里顿时明白了它的所指。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语言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一定的，不会根据某些事物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随时发生着变化，那么语言将不能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更不能反应人的真实情感和事物的客观存在。
设想，如果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确定，人类的交流会变成怎样社会将会一片混乱，世界也会不得安宁。
我们的生活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不可视的形象是隐藏在一定具象之后的某种东西。
尽管表现它的一个个具象是可视的，但形象仍是不可视的。
如前面对祥林嫂的头发、脸、手、眼珠及神情等描写的那一个个的具象，是可视的，但隐藏在这些具象之后的乞丐的形象是不可视的。
这一个个单个的具象本身并不直接表现形象，而要与其它表现乞丐形象的具象一起才能表现，共同为形象服务。
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阿Q再次在未庄出现的描写：
“天色将黑，他睡眼朦胧地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台上一扔说：
‘现钱!
打酒来!
’”引文中，一个个动作的具象我们是可视的，但这些具象表现的阿Q的形象，阿Q的性格：
他得意洋洋的神情，在这些语言文字本身及其所表现的一个个具象中并不存在。
如上引文，可视的文学语言在读者脑海中构建了不可视的阿Q得意洋洋的神情。
这才是作者以及他的文学语言所要真正表现的。
也是语言在文学中的最终目的―塑造不可视的文学形象。
参考文献
[1]J]中国文学研究，20134：
1-9
[2]J]文学评论，20144：
62-70
[3]J]中国社会科学，20132：
30-43，89
下载篇2浅论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物形象
摘要：
华裔美国人是美国人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华裔美国文学同样是一个介于中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之间的特殊的文学现象。
本文通过分析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物形象，来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中关于中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的交融和结合。
希望对推动中美两国文学的交融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华裔美国文学人物形象关公
一引言
正如华裔美国人兼具中国人和美国人双重性格一样，华裔美国文学同样跨越了中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各自的人物性格和审美情趣。
在华裔文学历史上，许多华裔作家通过对原有的中国文学中的经典人物进行改写，添加了更易于美国人接受的故事情节，从而使得中国的文学形象树立在美国文学和美国人心中。
这些在华裔美国文学中出现的中国文学人物形象既体现了中国文化被世界所认可的艰难历程，也肯定了华裔作家在促进中美文学融合所作的艰苦努力。
二关公
“关公”是一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大英雄，他的忠义，他的传奇被人们通过戏剧、评说、小说等形式代代相传。
正因如此，在华裔文学中，“关公”作为中国人物的主要形象被用于恢复中国式英雄的文学构建中。
“关公”的忠勇为华裔作家提供了广阔的写作空间，其代表的男性气质正是华裔作家构建华裔英雄主义作品的不二选择。
早在林语堂的《唐人街》里就有了关于关公的典型描述：
“关公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将军，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战神，他永远保护那些同他一样刚正、善良的人，惩罚那些虚伪、邪恶的人。
”
赵健秀的《甘加丁之路》1994同样把关公定位为忠义、勇敢、正直的代表，认为关公是中国伟大品质的集中表现。
在书中，赵健秀为第二代华裔移民取名为“尤利西斯·关”。
尤利西斯是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罗马名字，他英勇善战、坚定睿智，献木马计，攻破特洛伊城，战功赫赫，是西方英雄的典型代表。
而关公则是中国文化中英雄的典范，可见作者希望把关公作为和西方英雄旗鼓相当的中国式英雄介绍给西方，从而在美国文学中构建属于中国的英雄形象。
而作者同样把“关公”作为自己的精神动力和源泉，声称自己的写作要像打仗一样，把所有的心里话都扔出去，否则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汤亭亭是在作品中表现“关公”最突出的一位华裔作家。
在她的《中国佬》1980中，“阿公”为了看一场关公戏不惜花掉自己修马路赚的血汗钱。
小说这样写道：
“当赤面红髯的关云长和赤兔马登上戏台时阿公的心为之一振，他认出了出现在美国草原上的家乡英雄和他的坐骑。
关公手刃仇家!
单挑对方主将!
舞台上的关公闪展腾挪，给看戏的华人增添了力量。
”
在文中，作者不但详细描写了关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英姿，还着重交待了关公给予华人的精神上的鼓舞。
作者开创性地把这段戏剧放到美国开荒的历史背景下，有意表现了许多华人移民美国初期所遭受的种种歧视，以及关公作为中国特有文化形象为他们带来的精神上的鼓励。
在小说的结尾，作者把这种精神进行了升华。
小说这样写道：
“……关公赋予了我们战斗的勇气和力量，是华人的精神支柱，支撑着这些在异国他乡的华人顽强地生存下去。
阿公感到自己精神焕发。
他也像观众中的鬼佬一样，大声叫好!
此时，关公已经不仅仅是文学中战无不胜的战神，而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祖父……”
作为同样在美国成长起来的华裔作家，不可否认赵健秀对关公同样有着崇拜的情结。
而他和他的作品只是当时华裔美国文学关于关公崇拜的一个缩影。
但他们的努力确实也获得了收获，关公不仅仅作为华裔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人物元素慢慢地融入到了美国文化和美国人心中，这也是后来我们在很多美国文学作品中能看到关公影子的重要原因;而且关公的忠义随着文学作品流传千古的同时，也在美国文学中构建了中国式的英雄形象。
三花木兰
正如华裔男性作家通过关公来构建属于自己的英雄元素一样，华裔女性作家也找到了能够反映女权元素的典型形象——花木兰。
花木兰虽然不如关公那样战功赫赫、义薄云天，但若论知名度却同样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是几千年经久不衰的女英雄。
相对于几千年来中国文学中大多数女性柔弱的形象，花木兰是华裔作家笔下最好的中国女权形象。
虽然众多华裔文学关于花木兰的故事也被虚构得越来越远离历史，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花木兰独立、勇敢的女子英雄主义形象。
在汤亭亭的《女勇士》1976里，花木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英勇，但同时也添加了美国文学中的浪漫与激情，而不仅仅是一个愚忠尽孝的人。
小说里的花木兰受到神仙的召唤入山学艺，艺满下山回家。
回家后带着母亲的刺字和母亲的交代走向战场，一路所向披靡，如有神助。
战场上的花木兰同样
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并和心爱的男子成婚生子。
这些都是美国文学中的典型情节。
小说中的花木兰并没有像《木兰辞》里说的那样“木兰不用尚书郎”，而是带着自己的军队一路杀富济贫，最终夺取京都，杀掉旧皇帝，在拥新君上位的同时也被奉为大将军。
小说的结尾也是典型的美国文学结尾：
花木兰回家后仍然杀恶霸、解放妇女、解放乡亲，大家在她的带领下过上了好日子，花木兰的忠孝也被广为流传。
从《女勇士》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的一种融合。
作者通过花木兰想传递一种信息，即不同民族的人对自由和爱的向往是一致的。
这也是众多华裔作家在经过多年的艰苦生活所找到的一个在美国文学中引入中国元素的很好的切入点。
小说中的花木兰更像是一个男人，她有男人的坚韧和强壮。
她杀富济贫、行侠仗义，并且推翻了旧制，拥立了新君。
作者通过这样一种对花木兰的“戏说”，其实是想让更多的美国人更容易接受花木兰这个中国女人。
中国女人不仅有美丽、温柔、善良的一面，同样也有勇敢、独立、刚强的一面。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很多女权主义典型，若论成就当属一代女皇武则天居首，其他的还有梁红玉、红拂女等英勇善战的女将军，可作者却独独选中了花木兰，这是因为作者眼中的花木兰相对于上述人物更加具有独立性，更加地不依附男人。
而为了加强这种独立和强大，作者甚至把岳母刺字的故事搬到了花木兰身上，这种处理虽然毁誉参半，但不可否认《女勇士》成功地把一位中国女性形象屹立在美国文学作品中。
与此同时，《女勇士》也完成了华裔女性英雄主义在美国文学中的构建。
四屈原
本文用屈原作为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第三个典型人物元素加以分析。
汤亭亭在《中国佬》的最后一个章节里插入了《离骚——一曲挽歌》这样一篇小故事，和其他的故事一样，作者在文中同样对屈原的中国式故事进行了改写，这也基本上是美籍华裔惯用的写作方式，即利用现成的中国经典人物形象，加上符合美国人审美观点的故事情节，达到很好的中西合璧的效果。
小说首先列举了《离骚》的两种英文译法，介绍了屈原的生平，强调屈原是“中国最早的著名诗人”，然后介绍了《楚辞》的内容，包括屈原被流放的缘由始末：
虽然胸怀大志，但无奈奸臣当道，报国无门，最终投江而死。
在这部分段落中，作品还介绍了《天问》的主要内容：
“他写了一首由170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组成的诗歌”用于“对宇宙与人生的追问”。
接下来，小说讲述了屈原在江边与渔夫进行了对话，并沿着江边吟诗、歌舞，最后投江身亡。
最后一部分，汤亭亭模仿《楚辞》中的《招魂》一篇做了结尾：
“他死后，人们发现了他的真诚，深感遗憾。
……他们想把他召唤回来”。
通过解读作者的华裔经历我们可以理解作者的写作动机，而这也是本文把屈原作为华裔美国文学中一位重要的中国人物元素的原因——仔细推敲我们不难发现，屈原的流浪史和华裔早期的艰难奋斗史何其相似。
屈原热爱着脚下的土地，却屡遭排挤、歧视，即使这样他也只是选择死在这片土地上而没有选择离开。
这和美国华裔虽遭排斥却同样坚守自己的生活一样，透露着辛酸和无奈。
通过“屈原”这一形象，汤亭亭重现了华裔在移民美国初期所经历的艰苦的历史，讲述了华裔处于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尴尬的状态，在美国文学中树立了中国式的“流浪者”形象。
五孙悟空
经历了各种社会运动的洗礼之后，华裔完成了在美国的权利构建、历史构建以及越来越深厚的文化构建，恢复了华裔应有的尊严和权利。
而在经历了战争的嘈杂之后，华裔作家开始了更为理性的思考和创作。
之前华裔作家面临着身份定位的尴尬、文化冲突的迷茫、文学融合的艰辛，而当华裔作家和其他华裔一起经过艰苦的奋斗，终于在需求族裔性的消解过程中找到了融入美国社会的方式时，华裔作家开始了新的追求和奋斗即通过文学作品促进中美文学的交流和发展，并为早日实现“世界大同”而不断努力奋斗。
汤亭亭在小说《孙行者——他的伪书》1989中塑造了“惠特曼·阿辛”这个人物。
阿辛身材魁梧、长发飘飘，是一个典型的反华裔青年形象。
他终日沉迷于写作，幻想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或者一个著名的剧作家得到美国上层社会的认可。
他不愿意别人称呼自己是在美国的中国人，而认为自己是“华裔美国人”甚至就是“美国人”。
他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像“孙悟空”一样拥有传说中的七十二变，成为一个美国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千面人”。
阿辛同样梦想着建立自己的文化“花果山”——那里不分国籍和种族，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唱出属于自己的戏剧。
阿辛对于自由能力的渴望实际上就是那一代脱离贫困生活的华裔对精神自由追求的一个典型例子。
而这些思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越来越多的“杂化”思想——即文化杂交、“世界大同”思想。
同尤利西斯·关一样，惠特曼·阿辛也是一个颇具“杂化”思想的人名。
惠特曼引自美国早期著名诗人“惠特曼”，象征着如美国一样的自由和独立的内涵。
作品中也多次引用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其中就包括《自我之歌》。
而阿辛这一人物名称源于19世纪后期哈特和马克·吐温合写的话剧《阿辛》里面的一位华人，该人物穷凶极恶，是美国娱乐文化中一位典型的被歪曲的华人形象。
惠特曼·阿辛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所有的华裔美国人——一个是美国名字，一个是中国名字;一个是代表文明自由的诗人，一个是代表野蛮残暴的华裔。
小说中的阿辛始终游走于美国和中国、幻想与现实之中。
此外，孙悟空的引入则恰到好处地将这种游离状态推向极致。
孙悟空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其神
通广大、不畏强权，敢于挑战一切束缚枷锁。
孙悟空与关公不同，关公在忠义的背后是对封建礼教的屈服和麻木。
而孙悟空这种自由的形象正好符合美国人对他们崇信的自由的追捧。
此外，孙悟空本身变化多端、亦正亦邪的人物性格也正好反映出当时那个年代的华裔在追求到属于自己的权利和地位之后，对于更多未来生活的短暂的失落与迷茫。
可以说孙悟空在华裔笔下并不是作为一个如关公式的纯粹英雄式人物展现在美国读者面前，而是带着“杂化”的思想来呈现的。
孙悟空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困难的灵活通便都符合美国文学的思维习惯。
华裔作家通过孙悟空表现出对于自由的向往，以及对文化的“世界大同”的杂化思想。
六结语
在上个世纪中，华裔美国作家游走于中美两种文化之间，根据读者需求不断调整写作方式和故事情节，在中国人物形象和美国文学特点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和结合点。
本文给出了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四位人物——关公、花木兰、屈原和孙悟空。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华裔文学作品特有的艺术风格——作为跨越两种文化的作者在对原有祖国文学尊重的基础上添加了符合另一种文学特点的故事情节，从而实现了在文学中对两种文化的交融。
而本文的研究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的结合点，则起到了积极的探索意义。
参考文献：
[1]周计武：
《华裔美国文学的族裔想象和文化认同》，《汕头大学学报》，2021-2022年第5期。
[2]唐明星：
《在“他者”文化中寻求生存答案——〈女勇士〉、〈中国佬〉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1-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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