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序言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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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爱情问题，也是极其简单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
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
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这种抽象力主要是逻辑思维能力，是运用历史的、现实的和数量的逻辑进行分析的能力。
缺乏这种抽象力的人，虽然下点苦功可以看懂资本论，但无法再前进一步。
从而这种人要么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要么是一个歪曲主义者。
进一步地，虽然，数学好的人不是都能分析好经济问题，但数学水平还不如马克思的人，则根本没有资格分析经济问题。
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
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
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
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
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
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
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
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
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
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
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
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末，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
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
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这段话，就象是针对二十一世纪前及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的统计和社会调查现状的。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
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
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
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
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
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
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
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一一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
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我的观点是：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现代庸俗经济学（指现代西方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衍生物）中从人的所谓本性提出的理性人，实际上指的只是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而已，正因为人们处于同样的社会关系下，才会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同的所谓理性的行为。
撇开这种社会性就无法正确地理解所谓的人的理性。
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因此，我们不宜对一些政治人物秋后算帐，让他们个人对以前的阶级关系和利益下的冲突和牺牲等负责。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于是，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经济学变得让人不知所措。
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
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
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
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为例。
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
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
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
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
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
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
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
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卡尔•马克思
1867年7月25日于伦敦
法文版序言
致莫里斯•拉沙特尔公民
亲爱的公民：
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
这本书这样出版，
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
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
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
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这也是很多中国学生难以把《资本论》读下去的原因。
而过去的中国学生还面临一个困难，那就是《资本论》中所描述的社会与当时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完全不同。
不过，今天的中国学生只要留心看一下《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或者实际到私营小企业中去体验一下，就能够很好地理解和阅读《资本论》了。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亲爱的公民，请接受我对您的忠诚。
1872年3月18日于伦敦
第三版序言
马克思不幸已不能亲自进行这个第三版的付印准备工作。
这位大思想家——现在，连反对他的人也拜服他的伟大了——已于1883年3月
14日逝世。
我失去了一个相交四十年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他给我的教益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现在，不论出版这个第三版的任务，还是出版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第二卷的任务，都落在我的身上了。
在这里，我应该告诉读者，我是怎样履行前一项任务的。
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
由于他的病情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
他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只把当时出版的法文版中已有的增补收了进去。
在马克思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个德文本，其中有些地方他作了修改，标明何处应参看法文版；
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法文本，其中准确地标出了所要采用的地方。
这些修改和增补，除少数外，都属于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即资本的积累过程那一篇。
旧版的这一篇原文比其他各篇更接近于初稿，而前面各篇都作过比较彻底的修改。
因此，这一篇的文体更加生动活泼，更加一气呵成，但也更不讲究，夹杂英文语气，有不明确的地方；
叙述过程中间或有不足之处，因为个别重要论点只是提了一下。
说到文体，马克思亲自彻底校订了许多章节，并且多次作过口头指示，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去取舍英文术语和英文语气。
马克思一定还会修改那些增补的地方，并且用他那精练的德语代替流畅的法语；
而我只要把它们移译过来，尽量和原文协调一致，也就满足了。
因此，在这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会修改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改。
我也没有想到把德国经济学家惯用的一些行话弄到《资本论》里面来。
例如，这样一种费解的行话：
把通过支付现金而让别人为自己劳动的人叫做劳动给予者，把为了工资而让别人取走自己的劳动的人叫做劳动受取者。
法文travail〔劳动〕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职业”的意思。
但是，如果有个经济学家把资本家叫做donneurdetravail〔劳动给予者〕，把工人叫做receveurdetravail〔劳动受取者〕，法国人当然会把他看作疯子。
我也不能把原文中到处使用的英制货币和度量衡单位换算成新德制单位。
在第一版出版时，德制度量衡种类之多，犹如一年的天数那样，马克有两种（帝国马克当时还只存在于泽特贝尔的头脑中，这是他在三十年代末发明的），古尔登有两种，塔勒至少有三种，其中一种以“新三分之二”为单位。
在自然科学上通用的是公制度量衡，在世界市场上通用的是英制度量衡。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部几乎完全要从英国的工业状况中取得实际例证的著作来说，采用英制计量单位是很自然的。
这后一种理由直到今天还有决定意义，尤其因为世界市场上的有关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正是在那些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一一制铁业和棉纺织业，至今通用的还几乎完全是英制度量衡。
最后，我说几句关于马克思的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引证方法。
在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自然是作为简单的例证。
而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
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
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
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见解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
至于这种见解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
因此，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说明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
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
——现在我们也会明白，和第二版跋中所说的情况一样，为什么马克思只是在极例外的场合才引证德国经济学家的言论。
第二卷可望在1884年出版。
弗里德思希•恩格斯
1883年H月7日于伦敦
英文版序言
关于《资本论》英译本的出版，不需要作任何解释了。
但是鉴于本书阐述的理论几年前就已经为英美两国的定期刊物和现代著作经常提至U,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倒是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英译本延迟到今天才出版。
作者于1883年逝世后不久，我们就明显地感到这部著作确实需要一个英文版本，当时赛米尔•穆尔先生（马克思和本文作者多年的朋友，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部著作）同意担任马克思的遗著处理人迫切希望出版的英译本的翻译工作。
我们商定，由我对照原文校订译稿，并且在我认为适当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穆尔先生本身的业务使他不能如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很快完成翻译工作，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艾威林博士的建议，由他担任一部分翻译工作。
同时，马克思的小女儿艾威林夫人建议，由她核对引文，把引自英国作者和蓝皮书并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许多文句恢复成原文。
除了少数无法避免的例外，她全部完成了这项工作。
本书下述各部分是艾威林博士翻译的：
1.第十章（工作日）和第十一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2.第六篇（工资，包括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
3.第二十四章第四节（决定积累量的情况）至本书结尾，包括第二十四章最后一部分，第二十五章和第八篇全部（第二十六章至第三十三章）；
4.作者的两篇序言。
其余部分全是穆尔先生翻译的。
因此，译者只对各自的译文负责，而我对整个工作负全部责任。
我们全部译文所依据的德文第三版，是我在1883年利用作者遗留的笔记整理的，笔记注明第二版的哪些地方应当改成1873年法文版标出的文句。
第二版原文中这样修改的地方，和马克思曾经为一个英译本
（大约十年前在美国有人打算出版的一个英译本，但主要由于没有十分合适的译者而作罢）所写的许多书面指示中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大体相同。
这份手稿是由我们的老朋友，新泽西州霍布根的弗邛可•左尔格提供给我们的。
手稿指出，还有一些地方应该按照法文版进行补充；
但是因为这份手稿是早在马克思对第三版作最后指示的前几年写的，所以我不敢随便利用它，除非在个别情况下，并且主要是在它有助于我们解决某些疑难问题的情况下才加以利用。
而大多数有疑难问题的句子，我们也参考了法文本，因为它指出了，原文中某些有意义而在翻译中不得不舍弃的地方，作者自己也是打算舍弃的。
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
这就是：
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
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二十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
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
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
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所谓边际革命，正是在玩术语上的把戏。
它在发展了庸俗经济学的同时，也把它自己局限于狭小范围之内。
比如，资本的所谓“边际”产出，为资本家攫取剥削利益提供了一个“借口”。
此边际产出理论，首先给定一个产出函数，然后就这一函数分别对资本量和劳动量求偏导数，并以这两个偏导数分别作为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然后声称资本的收益来源于假定劳动不变情况下的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剥削无关。
然而，劳动和资本是可以相互独立变化的么？
假定，一个工人在同一时间里可以只照看一台车床，也可以照看两台车床，当资本从一台车床变为两台车床时，如果工人的劳动量不变，新增的车床就会被闲置，总产出还是原来一台车床的产出。
资本的边际产出又在哪里呢？
再比如，学过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其中有一条理论是，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的价值达到最大。
事实上，这条理论只在确定性条件下成立。
如果象现实中的大多数情形一样，收益和成本都面临不确定性时，这条理论就无法使用。
而且这时的边际收益也难以定义，是边际预期收益呢，还是预期边际收益呢？
这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计算的处理上也完全不同。
关于作者的引证方法，不妨说几句。
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论断的确凿证据。
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证明：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
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至于马克思是否承认这种论点，或者说，这种论点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因此，这些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
我们这个译本只包括这部著作的第一卷。
但这第一卷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著作，并且二十年来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
1885年我用德文出版的第二卷，由于没有第三卷，显然是不完全的，而第三卷在1887年年底以前不能出版。
到第三卷德文原稿刊行时，再考虑准备第二、三两卷的英文版也为时不晚。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
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
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
而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目前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个运动在“有教养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传播。
但这并不是一切。
彻底研究英国的经济状况成为国民的迫切需要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
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运动，——没有生产的从而没有市场的经常而迅速的扩大，这种运动就不可能进行，一一已趋于停滞。
自由贸易已经无计可施了；
甚至曼彻斯特对自己这个昔日的经济福音也发生了怀疑。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曼彻斯特商会季度会议上，对自由贸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会上曾提出决议案：
“鉴于我们徒然等了40年时间，尚未见到其他国家效法英国的自由贸易，本商会认为，现在已到了重新考虑自己立场的时候。
”决议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即21票赞成，22票反对。
——1886年11月1日《旗帜晚报》。
】迅速发展的外国工业，到处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生产，不仅在受关税保护的市场上，而且在中立市场上，甚至在英吉利海峡的此岸都是这样。
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
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无止境的经常萧条的绝望泥潭。
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
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
而每一个冬天的来临都重新提出这一重大问题：
“怎样对待失业者”；
虽然失业人数年复一年地增加，却没有人解答这个问题；
失业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
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
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6年n月5日
第四版序言
第四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
我是怎样实现这一要求的，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根据再一次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我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
这些补充是在第80页（第3版第88页）、第458—460页（第3版第509—510页）、第547—551页（第3版第600页）、第591—593页（第3版第644页）和第596页（第3版第648页）注79o此外，我还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个很长的关于矿工的注解（第3版第509—515页）移入正文（第4版第461—467页）。
其他一些小改动都是纯技术性的。
其次，我还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特别是在那些由于历史情况的改变看来需要加注的地方。
所有这些补加的注释都括在四角括号里，并且注有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或《D.H.》。
【本卷括在花括号（）里，并注有弗•恩・。
——编者注】
最近出版英文版时，曾对许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的。
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进行了核对，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它原来的英文原文。
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
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
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
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札记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
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在1843-1845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
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一一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
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为根据。
其他一些细小的不确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改正了。
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
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4版第562页注47）；
多半是马克思把书名写错了。
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由于现在更加确切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
由于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
1872年3月7日，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柏林《协和》杂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
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地引证了格莱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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