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农民消费综合模型的构建及实证检验.docx

0农民消费综合模型的构建及实证检验.docx

《0农民消费综合模型的构建及实证检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0农民消费综合模型的构建及实证检验.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0农民消费综合模型的构建及实证检验

农民消费综合模型的构建及实证检验

【原文出处】经济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101

【原刊页号】23～33

【分类号】F2

【分类名】农业经济研究

【复印期号】201007

【英文标题】ConstructionandEmpiricalTestoftheSyntheticalModelforRuralResidents'Consumption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民收入性质影响消费率的理论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

07BJY125.。

【作者】徐会奇/李辉/王健宇

【作者简介】徐会奇，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李辉，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王健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102

【内容提要】目前的农民消费模型大都是基于某一特定视角展开，很好地说明了某一个或几个因素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关系和影响效果，然而，将各类影响因素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综合研究的文献并不多。

为了能够更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各个因素对农民消费的综合影响，揭示农民消费行为的本质特征，本文试图综合考虑各类影响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包含过度敏感性、消费短视、消费惯性和主观性等特征的综合模型，并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该理论模型对我国多因素影响下的农民消费行为有较强的解释力。

【摘要题】收入与消费

【关键词】农民消费/消费惯性/短视消费/不确定性/有限理性

【正文】

    一、消费决策理论的研究动态及评述

    消费理论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心。

在西方消费理论研究框架中，确定性消费理论以M·弗里德曼（FriedmanM.，1957）的持久性收入假说（PIH）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Ando，1963）的生命周期假说（LCH）最具代表性，该理论认为消费者能够熨平一生中的消费波动，将个人财富均匀地分配在生命中每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即个人消费不以当期收入为基准，而是由消费者一生的劳动收入和初始财富决定。

LC-PIH（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理论因为没有考虑到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对消费的影响，故对现实消费行为没有很强的解释力。

于是，企图修正和拓展LC-PIH假说的不确定性消费理论逐渐得到发展。

其中，霍尔（Hall，1978）首次将不确定性和理性预期引入LC-PIH假说，并在二次效用函数之下推导出家庭消费遵循随机游走模型，为后续大量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并且，在Hall之后发展起来的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假说、过度敏感性理论（Flavin，1981）以及坎贝尔、曼昆（Campbell，Mankiw，1991）的λ理论均将不确定性因素视为研究消费决策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变量。

不确定性消费理论在分析消费决策问题，尤其是在分析消费者跨期最优消费决策时，大都以指数函数的折现形式来表示消费者偏好一致性的理论假设，然而，大量的心理研究和经验观察都表明，消费者的偏好是经常改变的，如艾因斯莱（Ainslie，1992）研究认为：

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时由于短视行为的存在，更看重近期内的效用，即长期内贴现因子会低于短期内的贴现因子，从而导致消费偏好随时间不断改变，进而导致消费决策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消费偏好改变下发展起来的消费惯性理论和消费短视理论显然将不确定性消费理论的研究框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如表1所示，国内大量学者已从多个视角对居民消费进行了有益探索，并且随着研究视角侧重点的不同，学者们所考虑影响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也各有异同。

比如，消费惯性研究视角下的学者（如雷钦礼、贺京同、杭斌）将前期消费因素作为解释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而利用其他研究视角解释居民消费行为的学者（如孙凤、胡坚、宋冬林）却对前期消费因素未做考虑。

由此一来，仅用影响居民消费的部分因素去解释整体居民消费行为难免会产生以下两种结果：

其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论。

如，孙凤（2001）运用误差修正模型证实了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万广华（2003）利用农户观察数据验证了农民进行消费决策时面临显著的流动性约束，然而，宋冬林、金晓彤、刘金叶（2003）则认为居民完全可以利用储蓄去平滑当前的消费而不是依靠借贷，即居民消费并不存在即期的流动性约束。

这种研究结果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研究方法的异同所致，但是学者们考虑主要影响因素的异同似乎更有说服力。

其二，同一消费特性在影响居民消费决策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

例如，就消费惯性这一消费特性而言，雷钦礼（2003）、贺京同等（2007）和杭斌（2009）对消费惯性系数，即前期消费因素对当前消费决策影响程度的估计结果分别为：

0.9825（农村）、0.2～0.3（城镇）和0.4265（农村）。

同是研究农村消费的情况下，雷钦礼的研究结果竟比杭斌的估计结果高出一倍还多。

前期消费因素在短短的几年内真的能变化如此之大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

其他相关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稀释”消费惯性的作用，进而导致最终不同的消费决策行为产生。

如表1所示，杭斌（2009）建立农民消费函数时考虑的制度变迁因素是雷钦礼（2003）所为未做重点考虑的影响因素，故雷钦礼所得消费惯性系数明显高于杭斌的估计值。

    综上，笔者认为目前的消费模型都是基于某一特定视角展开，很好地说明了某一个或几个因素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关系和影响效果。

然而，农民消费行为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现有的研究中，考虑的因素相对单一、缺乏整体性，从而不能全面、深入地解释我国农民消费的本质。

为此，本文试图综合考虑各类影响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建立一个农民消费的综合模型，对农民消费的特性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

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

    为了更为深入地分析多种因素对农民消费行为的综合影响，本文提出了农民消费决策的综合模型。

理论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是：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消费者短视行为模型，然后再用消费惯性理论对原有模型加以修正和拓展，最后试图利用展望理论完成对农民消费决策行为进行最为真实的刻画。

（一）农民消费短视模型的引入

    我国针对居民消费短视行为的实证研究中，其现实依据大都建立在余永定、李军（2000）对居民消费特点研究的基础之上。

例如，朱信凯（2002），胡坚（2005）等学者研究认为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一般都存在一个特定的消费高峰，如婚丧嫁娶或是购买大型耐用消费品等消费支出，所以为了应付消费高峰，消费者都会考虑设定一个相应的短期储蓄目标。

下面主要以消费短视行为的研究模型为切入点，逐步展开对农民消费决策理论模型的探讨和构建。

    莱伯森（Laibson，1997）在研究其“金蛋模型”①时所用的效用函数为：

    （6）式表示农民会在每期都消费掉扣除短期储蓄目标外的所有资产，然后再进入下一期的规划。

也就是说（6）式保证了农民是“完全短视”的，他们储蓄的目的就是为了应付未来已知的支出高峰，并且此时的农民只进行积累性储蓄。

（二）消费惯性下的农民消费短视模型

    上述农民短视模型在考察农民消费决策行为时仅是以收入的变动为主要变量和依据，但是，农民消费决策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除了收入变动的影响，还会受到以前消费习惯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并且从农民消费支出的构成来看，大部分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基础性消费层面，包括基本的食品、衣着、居住和交通通讯支出，外加必要的教育支出。

这些支出占据农民消费的绝大比重，并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相对稳定的消费结构会使消费习惯对本期消费有较强的影响力，即消费惯性的作用力较强。

所以，有必要将消费惯性纳入农民消费决策综合模型之中。

所谓“消费惯性”，就是指人们对以前的消费存在心理依赖，即人们的消费偏好具有时间上的不可分性，这使得人们的消费行为表现出一定的习惯，造成了人们当期支出的效用水平不仅依赖于当期的支出水平，而且也受制于在前期已经形成的习惯。

尤森伯里（Uuesenberry，1949）认为消费决策行为是具有惯性的，即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还会受到过去消费行为的影响。

此外，缪尔鲍威尔（Muellbauer，1988）和戴南（Dynan，2000）也利用对数线性模型欧拉方程估计了收入不确定性和滞后一期的消费对现期消费的影响。

具体而言，温德纳（Wendner，2003）则通过引入有效消费的概念将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做量化处理。

经典理论假定当期的效用水平由当期的消费水平决定，而习惯形成理论认为当期的效用水平取决于有效消费，即滞后消费对当期消费的调整值，也就是说当期的效用水平不仅依赖于当期消费的支出状况，还与消费者此前的消费水平有关。

    基于上述分析，为了符合农民的消费实际，我们将（6）式调整为：

    上述分析都是基于完全理性假设。

但现实中，农民的消费行为明显受到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非完全理性特点。

一方面，农民面临着各方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农业生产本身决定了农民需要面临自然风险所导致的不确定性。

例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可得：

1984-2003年的20年间，我国农业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重均在50％左右，个别年份如2000，2001年比重高达62.85％和60.89％。

同时，我国农产品市场发展不够完善，使农民面临了一定的市场不确定性。

以1990年为基期，我国1990-2005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的同比增长率波动明显，最高年份和最低年份竟相差58.5％之多。

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使农民在进行消费决策过程中必然表现出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

另一方面，受自身素质的限制，农民不具备进行长期消费预算的能力。

其消费预期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从而使其偏离理性人假设而表现出非完全理性特征。

甚至即使是对未来短期内的消费，他们也很难进行很好地预期。

如果在农民消费决策模型的构建中仍然沿用完全理性假设，即用（6）式表示农民具有“完全短视”的消费特性，其会在每期都消费掉扣除短期储蓄目标外的所有资产，然后再进入下一期规划的短视消费行为，这明显与现实中的农民消费行为不符。

现实中，农民往往会根据当期收入留存部分预防性储蓄以应对诸如收入波动、制度变迁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因此，本文在数量上剔除（6）式“完全短视”中的当期收入（但不排除当期收入对短期储蓄的影响）,

    现实中，由于农民消费行为具有较强的非理性和主观性，他们不能够“理性”地去设定短期消费目标，而是按照自己的经验对风险概率进行主观估计，因此，本文引入“有限理性”假设，以求最终的消费模型更加贴近农民消费的现实状况。

同时，为了能够更好地突出农民短视消费决策的非理性和主观性，笔者假设农民在制定决策时首先会依赖于一个参考点，例如胡坚（2005）认为消费者会根据前后三年的收入水平状况，调整其消费水平。

此外，现在农民的收入结构较以往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外出打工所得的工资性收入增长率大大高于同期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率。

例如，2007年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为38.6％，较1987年的24.6％增长了14％。

显然笼统以总的农民纯收入的波动来刻画对消费支出决策影响的解释力不能达到理想效果，故若是分别用不同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变化来刻画其对消费支出决策的影响会更加接近客观实际。

因此，本文采用展望理论将不确定性、主观性和有限理性纳入分析框架，以充分反映农民消费的真实特点。

    沃斯基（Tversky）和卡尼曼（Kahneman）（1979）提出的展望理论分别用价值函数v（x）和权重函数π（p）代替经典期望效用理论中效用函数U（x）及概率P，该理论与期望效用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

（1）用根据相对参照点划分受益和受损区域的价值函数代替效用函数。

（2）与价值函数相乘的是非线性的权重函数π，而不是线性的概率值。

权重代表对项进行估计时其相应概率的影响程度，而非对概率可信程度的度量。

比如人们相信抛出的硬币面朝上的概率为0.5，但对硬币面朝上这一事件进行估计时却可能赋予一个小于0.5的权重值。

（3）展望理论允许对相同选项的不同描述产生不同的偏好行为，比如违背不变性原则的框架效应（梁哲，李纾，许洁虹，2007）。

显然，用展望理论来刻画农民的短视行为更接近客观实际，并且能够相对准确地刻画出农民在设定短期储蓄目标时的主观性④。

    三、计量模型及检验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及数据来源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利用（11）式建立如下计量检验模型：

    Δσ表示农民惯性下短视消费的变动量。

根据前文对Δσ产生机理的讨论可知，简单以“理性人”的角度，用经典期望效用理论中的代理变量难以真实体现出农民设定短期储蓄目标时所面临的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难以刻画农民在制定消费决策时所表现出的主观性和非理性特征。

为了更好地体现现实中农民设定短期储蓄目标时这两个方面的特性，有必要将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纳入惯性下短视消费变动量的代理变量之中。

国内学者大都以收入的变化来近似替代不确定性因素，他们进行计量时采用的主要代理变量有：

一是用居民收入的方差或是标准差来衡量收入偏离平均值的程度（孙凤2002；宋铮，1999）或是利用农民收入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的比值来计量不确定性（田岗，2005），这些种方法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收入不确定性的大小，但这些方法将农民可以预测的收入变化也计算入不确定性的范畴之中，故所获得的量化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大小进行了放大；二是直接用基尼系数来刻画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袁志刚，宋铮，1999），用这种方法测量不确定性大小则过于间接，容易出现偏颇。

为了有效克服上述计量方法的不足，徐会奇、王健宇（2007）用调整离差率对农民收入的不确定进行量化，这种方法首先将农民可以预期的收入变化进行剔除，然后用调整离差反映了农民预期之外的收入波动大小，从而可以较好地反映农民收入不确定性的大小，故本文借鉴这种方法来计量不确定性的大小。

    其中参数λ描述损失厌恶程度，α、β测试所得、所失的敏感度，特别当α=β=1时，此时v（x）被称为纯粹的损失厌恶效用函数，纯粹的损失厌恶效用函数常在一些研究中出现，显然这个函数的具体形式比较复杂。

为便于计量，我们借鉴伯纳兹（Benartzi）与塔勒（Thaler）（1995）在讨论单个博彩与多个博彩吸引的差异性时所采用的纯粹损失厌恶效用函数，其形式为：

    其中，***、**、*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2.检验结果分析

    计量检验结果表明：

（1）回归方程可决系数

=0.8902，模型的拟合度较高。

各解释变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均能通过检验，模型回归效果比较理想。

这说明农民消费决策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的定性认知得到定量检验的证实。

（2）消费惯性的影响系数γ=0.1469，其经济含义在于，农民前期消费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当期消费增长率会随之增加0.1469个百分点。

这说明农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消费惯性，农民的当期消费决策会受到以前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的影响。

一方面，消费惯性会抑制农民消费的减少。

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信贷制度等其他因素的限制，大部分农民仍处于基础性消费层面，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基本的衣食住行和教育支出等方面。

基础性消费是农民进行生活和再生产活动的必需消费，具有较强的必需性和不可下降性特征。

这部分消费如果减少，农民的生活品质会有受到显著影响，农民消费的效用会大大降低。

因此，消费惯性抑制了农民消费的降低；另一方面，消费惯性会促进农民消费的缓慢、稳健提高。

农民消费虽然有升高的动力，但同时也会到其他因素的牵制。

在现有水平下，由于农民消费层次相对较低，所以他们进行消费升级的边际效用很高，消费的增加会带来较大程度的效用增加。

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消费惯性对农民消费的变动方向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进而导致消费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这种单向变动的特性导致农民不敢轻易扩大消费，而只能逐渐的、缓慢地增加消费，以保证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结合实证检验的回归结果，我们认为消费惯性是影响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效果主要是促进农民消费的缓慢增长、并限制消费的减少，而不是导致农民消费的剧烈变动。

因此，适当改善农民消费习惯对于促进农民消费的稳健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3）由（1-γ）

=0.7421知，如果农民当期收入增长率增加1个百分点，当期消费增长率会随之增加0.74个百分点。

当期收入变动量能如此大幅度带动消费变动量的增长，说明农民收入是影响消费决策变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同时也说明农民消费对收入存在较强的过度敏感性。

这说明在农民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收入水平仍然是限制农民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会显著推动农民消费的升级。

因此，实现农民收入水平的稳定、持续增长，对促进农民消费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4）短视行为的影响系数

的t值能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农民消费决策具有明显的短视行为，为了应付未来短期内可预见的消费高峰，他们会有较高的积累性储蓄倾向，从而促使农民为了应对自己未来可以预见的消费而进行有目的性的储蓄行为。

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例子，例如，如果农民预期到自己未来三年内会结婚，从而需要采购一定数量的家居用品，这类消费对于农民而言，是其已知会发生的消费行为，所以，为了这一消费，农民会进行有目的性、有步骤的短期储蓄。

然而，由估计系数

=5.3E-05=0.000053的估计结果可知，农民消费中的短视行为对其整体消费决策的影响效果较小。

这说明，即使对于短视消费，农民仍然不能进行十分有效的预期和规划。

其原因主要是农民对自身大额消费的来临时间很难进行一个较好的预期，有些大额消费会因为消费能力不足、疾病、再生产活动等因素的影响而推迟。

所以即使对于短期消费，农民也很难进行很好的预期和规划，从而表现出短视消费效果较小的特点。

此外，本文的测算方法也是出现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

本文在研究农民短视消费时为了与现实真实世界更为贴近，采用了有限理性假设而非完全理性假设，所以将外在不确定性因素和农民自身的主观性因素纳入测算框架。

与完全理性假设下的研究相比，在考虑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这些非理性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农民对短期消费的预算必然受到影响，变得不像完全理性假设下的那么清晰和明确。

因此，计算获得的农民短视消费的特征会被弱化，影响效果较小。

尽管这一计算结果与起初的理论预期有一定差距，但也的确反映了我国农民消费行为的现实特点。

    （5）从制度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来看，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制度因素对农民的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相一致。

同时，从其回归系数来看，

=0.005说明制度因素在提高农民消费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未能很好地发挥制度在提高农民消费过程中的作用和效果。

这与我国近几年来的国情现状相吻合。

近几年来，我国采取了各类支农扶农政策，这些政策在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农民消费增长缓慢，难以发挥农民消费者对扩大内需的拉动作用，一直是我国近几年来面临的一大难题。

这说明我国在进行拉动农民消费增长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改善。

我国目前的一些政策已经对农民的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例如家电下乡、农村合作医疗等措施，对于减少农民消费负担、释放农民消费潜力产生了出显著的拉动作用，但是，这些制度和政策的拉动作用通常具有长期性，所以，其对农民消费的促进仍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消费习惯、收入水平、不确定性和制度等因素对农民消费都有显著影响，农民消费行为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农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消费惯性，农民的当期消费决策会受到以前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的影响。

而其影响的主要效果是促进农民消费的缓慢增长、并限制消费的减少，而不是导致农民消费的剧烈变动。

（3）农民消费对当期收入存在较强的过度敏感性。

农民收入低、增长慢的事实仍是制约农民消费提高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是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和拓展农村消费潜力的首要问题。

（4）农民消费决策虽然具有明显的短视行为，但短视行为对其整体消费决策的影响效果较小。

因为本研究通过建立有限理性的假设并将外在不确定性因素和农民自身的主观性因素纳入测算框架之后，发现农民短视消费的特征及其影响效果被大大弱化。

（5）制度因素对农民的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但制度因素在提高农民消费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其对农民消费的促进仍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消费习惯是促进农民消费稳定提高的重要因素，在消费具有一定下降趋势时，其可以较好地抑制农民消费的倒退。

同样，在收入快速提高、农民消费处于消费升级边缘时，其又会对农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

所以，在近几年来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背景下，想要促进农民消费的快速增长，我们必须通过各种农民消费的刺激政策来逐步改变农民的消费习惯。

（2）农民消费具有过度敏感性，收入仍是限制农民消费的核心因素，因此，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稳定、快速提高，仍然是刺激农民消费的核心举措。

（3）农民消费具有短视特征，但由于受到主观性等因素的影响，短视消费的效果被大大弱化。

这说明农民消费缺乏计划性，因此，积极引导和改善农民消费方式，对于促进农民科学消费、促进农民消费扩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4）制度因素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但相关的作用效果仍未很好显现，因此，进一步完善和推进现有支农惠农政策对于促进农民消费提高、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Laibson用金蛋比喻一类非流动性资产，这类资产在长期内会带来潜在的收益，但这些收益却不能在短期内立即实现（胡坚，2005）。

    ②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策略共具有四个性质，（5）式是其中一个性质，限于篇幅对其他性质的含义不再赘述。

    ③具体的推导过程可参见胡坚，钱宥妮《中国消费者短视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二期，5～10页。

    ④此处笔者将主观性因素纳入理论模型，显然又进一步放宽了理论模型的假设，但是由于展望理论中亦有偏好不一致的假设并且放宽后的假设仅是对短视行为的讨论，故不影响理论模型的有效性。

    ⑤我们将收入来源分为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其它收入，原因是由于我国统计数据中个别年份财政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未明确统计，故我们将其归为其它收入。

    ⑥估算步长指在估算第n年的预期收入增长率时，选用的第n年之前（不包括第n年）的年份收入数据的数量。

比如以3年为估算步长，就表示：

在估算第n年的预期收入增长率时，我们以第n年之前的3年期间的收入数据进行估计。

【参考文献】

    [1]杭斌：

《习惯形成下的农户缓冲储备行为》[J]，《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2]胡坚、钱宥妮：

《中国消费者短视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雷钦礼：

《增量效用函数：

家庭消费理论的重新构建》[J]，《统计研究》2003年第12期。

    [4]梁哲、李纾、许洁虹：

《预期理论权重函数π的由来、质疑及Tversky的阐释》[J]，《经济数学》2007年第4期。

    [5]孙凤：

《预防性储蓄理论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J]，《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

    [6]万广华、史清华、汤树梅：

《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

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

    [7]徐会奇、王健宇：

《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变化机理及其影响因素》[J]，《改革》2007年第12期。

    [8]Ainslie,C，andN.Haslam（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