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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仪式与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塑
传播仪式与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塑
邵培仁范红霞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28
【内容提要】本文借鉴传播仪式观的研究思路，以中国媒介实践活动中的民俗传播与节日（庆典）仪式传播为例，来考察和分析中国传媒与文化认同建构之间的意义及关系。
理解民俗展现和节日仪式传播意义，就是在仪式中借助各种符号表征方式，以其感召力重建文化的“想象的共同体”，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种建构中重新发掘其现代性意义，从而获得外部世界更多的接纳和认同。
【关键词】民俗、节日、仪式、文化认同、重塑
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折射出来的一切活动。
⑴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中国文化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世界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共同圈”；而明清之际，中国文化通过耶稣会士、东学西渐等过程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对其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如今，借助先进的传播技术，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不同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共享，不仅促进了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化包容和文化认同，还在很大范围内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
在感叹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促使中国文化在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
又是什么力量建构了众多华夏儿女的文化认同？
本文认为，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各种媒介活动中的民俗传播和节日仪式传播的作用不可忽视，文章以此为例，深入探寻大众传媒与文化认同建构之间的意义及关系。
一、传播仪式观概述
从仪式的起源来说，远古的先民们借助一种集体性的典礼、庆祝、舞蹈等仪式活动，从而获得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群体认同。
仪式通常被视作一种标准化的、表演性的、象征性的，由文化传统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一种沟通和维持群体活动的途径。
正如约翰·费斯克所定义的那样：
仪式就是“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
”⑵而在文化学者看来，“仪式是人类的一个永远的需要……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凡夫俗子，只有在集体性仪式的那种平凡、中庸的气氛中才能自得其乐，自由呼吸。
不仅如此，我们这些本身并非艺术家或思想家的俗人，长期以来只能按照艺术家已经为我们安排和示范的方式去生活，去想象，甚至去感受。
”⑶因而节日作为日常生活的“特殊时刻”，也就有了仪式的意义。
学者吴宗友和曹荣将节日划分为5种：
宗教型、纪念型、神话型、公共型、洋节日。
⑷
通常认为，仪式与艺术的关系非常密切。
而现在随着大众媒介的普及，媒介化生存逐渐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大众媒介对于民俗和节日仪式的报道影响了人们对节日的认识，并在建构身份和文化认同意义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观尤为引人瞩目。
凯瑞将传播定义分为传播传递观和传播仪式观两类。
前者源自地理和运输的隐喻。
指的是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把信息从一端传送到另一端。
这是传统传播学的研究思路。
而凯瑞则从仪式观的角度来观照传播的实践活动和过程。
他认为，传播是一个符号和意义交织而成的系统，传播过程则是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或使用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
这个过程因之而成为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
传播实质上是“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其目的是为了“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⑸在参加仪式的过程中，人们并不关注是否学到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注重在规则化的仪式程序中使特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得到描述和强化。
⑹
二、民俗传播——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追溯”与“弥合”
所谓民俗传播，就是指利用大众传媒传播民俗文化，使人们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民俗生活，同时反映其时代变迁。
传统社会中的民俗文化多属于口传的文化，通过人们口耳相传、重复和模仿习得。
今天的民俗生活可以采用大众传媒的手段进行大量复制。
德国民俗学家保·辛格尔对现代传媒技术与民俗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现代技术世界的发达表面上造成了许多不利于民间文化生存的条件，但在现实上现代技术世界的时间感及交通、大众传媒造成的跨越式的空间，以及社会分化的强化，促使民俗活动的节奏加快，为民俗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涵盖面，使之可以通过互联网的通讯技术传递到超地方的领域中，并为不同社群的认同和联谊提供机会。
⑺在大众传播时代，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生共荣，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介的民俗传播来实现的。
由传媒转述、描绘而呈现的民俗，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
1、对民俗生活的描述。
这是通过现场直播或新闻报道的形式来表述和记录各种民俗现象，使之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的社会知识或生活阅历。
比如在媒体上常常见到对于少数民族或是异国他乡的人民的风俗习惯、饮食服饰、音乐舞蹈、婚礼葬礼、祭祀庆典等活动的介绍。
这些报道满足了人们对于异族（异域）风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又如，每年8月间，新疆的大草原上会举办“那达慕”大会（蒙古族的体育文化盛会），也是各个媒体报道的一次盛会，报纸上连篇累牍地介绍“那达慕”大会的盛况，激烈刺激的“叼羊”比赛，悠扬的阿肯弹唱等等，通过电视画面也清楚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使人们对蒙古族的风俗文化有了一定得了解。
2、对民俗生活及其变迁的诠释与思考。
这往往是对民俗生活的一种带有评论性的叙述。
这类民俗传播一方面客观的再现各个民族的民俗生活和文化形式；另一方面用现代人的思维重新审视和诠释传统民俗的意义，反映了时代精神的进步。
例如2004年《新疆日报》、《新疆经济报》等媒体曾经发起了一场名为“拯救新疆民间文化”的系列报道，以专题的形式，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内容包括对史诗《玛纳斯》、新疆歌舞、十二木卡姆，以及如图瓦草笛等一些因后继乏人正逐渐消亡的民族乐器和民族工艺等的介绍，阐释了它们作为世界精神遗产对全体人类和自己民族的文化意义，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部门专门召开专题座谈会，讨论如何在市场经济下有效保护和传承民间传统文化。
这是一种理性的传播。
通过这种文化上的反思和考量，传播赋予民俗新的意义，对于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同时推动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积极作用。
3、影响民俗并再造新民俗。
在当前信息化和跨文化传播的背景下，民俗传播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电视为代表的一系列大众传媒积极对民俗生活进行能动地改造和创造，成为再造民俗生活及文化的工具和动力；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一创造也带来了许多与传统民俗生活的不同之处。
以新疆地区为例，在乌鲁木齐市街头或公园里，各个民族的健身者们无论种族身份，都会随着麦西来普的音乐翩翩起舞。
此外，在新疆，无论是汉族人的婚礼还是少数民族人的婚礼一般都会选在气派的酒店举行，行礼时新郎穿西装、新娘穿婚纱，宾客们一般都会给新人“红包”表示祝福。
而现在许多少数民族家庭吃饭时都使用筷子，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用手抓着吃。
民俗传播一方面反映了民俗生活及其变迁。
比如前文提到的在媒体上发起对整理民间文化遗产的讨论，就是对“原生态”文化的一种重视，为其赋予了重要价值，建构其作为某种文化表征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另外，由于传媒具有能动性，它不仅可以表述和反映民俗生活，还可以介入它、干预它并建构它。
报纸、电台、电影、电视台对某个民族节日或民俗活动（比如新疆每年8月举行的那达慕大会）的策划和报道，与其说是一个民俗展演的盛会，倒不如说更像一起精心策划的“媒介事件”。
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春晚”也是这样：
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是具有典型性的电视直播事件，它不仅具备媒介事件的“干扰性、垄断性、直播性和远地点性”，还具有媒介仪式的“盛大性、神圣性、庆典性和融合性”。
为此，每年的春晚都可以被看作是由一件典型的媒介事件“仪式化”后产生的重大的媒介仪式。
⑻由于仪式化的集体收看行为和全民性的心理认同，大年三十晚上看“春晚”被大众媒介建构成为现代中国人的新民俗。
由于以电视为代表的一系列大众传媒积极对民俗生活进行能动地反映和创造，各种民俗文化在媒介提供的平台上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在相互比较学习中，被肯定的得以保留和扩散，被否定的则被摒弃和遗忘。
这样，通过在原有文化基础上移植、嫁接和重新生长，形成了和传统民俗生活显著不同的新民俗。
可见，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成为再生新的民俗生活及文化的工具和动力。
在传媒与民俗生活的互动中，大众传媒不断强化对当代大众民俗生活发展的现实操纵力量，影响着人们对自身活动的规范和评价，也影响了当代民俗生活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行为形式，使得人们有可能通过大众传媒开创更新的交流活动和民俗生活。
然而，无论当今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对我国的民俗生活进行了多少的改造与创新，在传统民俗基础上再造出来的种种“新民俗”都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追溯”，永远也脱离不了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
如果“春晚”被看作是我国当代社会中的一项新民俗，那么，它的产生则是对由来已久的“春节全家团聚、普天同庆”这一传统习俗的追溯，是由电视媒介所形成的一项新的过节行为，是人们对传统春节文化的再一次认同。
当然，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对民俗产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追溯”上，还充分体现在不同文化间的“弥合”之中。
大众传媒通过传播建构起当代中国民俗文化的新表征。
民俗传播所代表的文化及意义，并非为了建构一个遥不可及、充满异域色彩的“他者”景观，而是通过报道及叙事构成一种解释和言说。
通过这种解释和言说，将参与者引入一个新的不同的世界，使人们对不熟悉的事物加深了了解，使得我们与传统文化、异族文化之间的“差异”缩小。
通过解释和理解，达到现代人与传统文化之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这样做还有一个重要动机，即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遭遇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通过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追溯、描述、解释，有助于弥合这种断裂感，营造民族文化认同，重振发展民族文化的信心。
三、节日仪式传播——造就文化认同中的“神话”与“奇观”
各种节日仪式也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
除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各种生活习俗之外，节日仪式、各种庆典等也是构成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中国的汉民族中，有几个重要的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元宵节等等，富含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意义，构成中国人“生活世界”⑼里的“世俗神话”，并在媒介的大力渲染下蔚然而成为一种“奇观”，这些“神话”与“奇观”在我们的文化认同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神话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神话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代，它是远古时代的人们通过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表达他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即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和传说。
……在古代，神话还和信仰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是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经过叙事艺术加工的信仰。
⑽而在当今的消费社会里，古老的神话已经渐渐让位于功利法则和商海传奇，但人们依然需要神话的安慰和诱导。
物质时代的大众文化成为传媒造就的世俗神话。
罗兰·巴特将符号表意的过程分为三个层次，即明示意义、隐含意义和神话。
他这样定义神话：
“神话是一种传播的体系，它是一种讯息。
这使人明白，神话不可能是一件物体、一个观念或者是一种想法：
它是一种意指作用的方式、一种形式。
”⑾具体而言，神话就是指在文化里一种将事物概念化来理解事物的方式，这有助于文化认同的建构。
神话是通过隐喻和联想来完成。
这一点在各种节日仪式里表现得非常充分。
1、春节联欢晚会——家国同构的世俗神话
前文述及，收看春节联欢晚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新民俗，成为今日中国人的现代“神话”。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农业社会里具有浓厚乡土色彩的传统春节的一系列仪式，从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开始，到除夕之前，有许多规定程序，如除尘（除旧布新之意）、贴春联、挂年画、贴门神、杀猪宰鸡、炸面果子、包饺子、元宵、除夕夜祭祖、吃年夜饭、守岁，正月初一放鞭炮、给孩子压岁钱，亲朋好友、邻里之间互相串门拜年；元宵节赏花灯、吃元宵等等，这些习俗在城市里已经渐渐消失，春节的仪式色彩越来越淡薄。
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传媒成为营造节日仪式感的重要手段。
“大众媒介通过对节日的呈现，代替了人们节日生活的实践。
传媒对节日的报道所呈现的节日气氛，影响了人们对节日的感知与行动，媒介仪式覆盖了节日仪式。
”⑿因此一年一度的由中国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中国人除夕夜的重要仪式。
它完美地将节日庆典与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
以下，笔者试从仪式举行的时间、地点、内容、语言、表演、符号、参与者等几个方面具体展开分析。
仪式的神圣性在于它和日常生活的区分。
仪式有着清晰的时空标志，具有高度的象征性。
那么，在春节这个中国人重要的生活时刻里，“春晚”是如何成为除夕夜的重要“仪式”的呢？
如今，在春节联欢晚会热闹的启幕歌舞里，随着主持人的报幕：
“北京时间20点零分零秒，中央电视台**年春节联欢晚会正式开始”。
现代中国人的“春节”在此刻真正降临了。
“春晚”从开场之时，就不断强调“北京时间”的概念，创设了一种“天涯共此时”的氛围。
这种“共时性”因素，是仪式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也可以有效地询唤起观众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全民性的一体感。
如此一来，“春节联欢晚会作为一种电视形式进入中国人的家庭，这与其说是对传统家族观念的认同，不如说正是因为传统家族仪式所连接的天、地、神、人的观念及其实质在现代社会中的衰落，它所留下的结构性空缺被电视予以填补，才使得晚会成功地镶嵌到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中。
”⒀在晚会进行过程中，“北京时间”的概念反复出现，考虑到“春晚”的收看群体不仅有国人，还包括海外华侨华人等等，打破了作为“民族国家”的地域上的限制，营造了全球华人“四海一家”的家庭感。
聚集在电视前面的观众，因为有了“春晚”这个共同的观看对象，因而形成了一个泯灭了时空界限的共同的“剧场”，置身于“春晚”剧场所营造的这个文化“场域”里，晚会节目的内容如何是其次的，最主要的是观众（参与者）对信息的分享。
在这种时候，传媒的活动不再是信息传受的过程，而是成为一种媒介仪式，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强调的是参与者通过对信息的分享，使媒介在参与者的生活和时间中具备角色，担当身份，形成媒介化的人生观、世界观。
大众传媒则通过呈现和介入使受众获得戏剧性的满足感，受众追随大众传媒而进入到“观念世界”中，化为媒介创造的“观念世界”中的一员。
”⒁所有收看“春晚”的观众都成为这个媒介仪式的参与者，成为这场文化狂欢中的一员。
在“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这个共同的身份下，在文化、心理上联结为一个“共同体”，从而塑造了文化上的认同。
就语言而言，“春晚”从主持人到演员的台词主要以普通话为主。
但事实上，中国的方言不下数十种，但是在“春晚”这个具有统一象征的、主流意识形态化的“观念世界”里，普通话成为主流的、无可置疑的中心话语，虽然小品、相声等语言类节目近年来独领风骚，成为晚会的主要节目形式，随着小品的走红，东北方言、四川方言、广东方言等也逐渐为国人所熟悉，但并不能动摇普通话的中心地位。
这种语言构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家中心主义的观念，进一步巩固了人们对国家观念的认同。
从节目反映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这样几个主题：
家（孝道、感恩、和睦）、族（团结、理解、同心协力）、国（强大、和平、国泰民安）、统一（台湾思归，故土难离，边防巩固，）、发展（变革、生产、富裕）等等，一派欢乐祥和、四海升平的景象。
在观看的活动中，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想象和愿望，它泯灭了事实上存在的不同阶层、职业、身份的人群的差异，制造了受众的“同一性”，在“春晚”这一仪式时刻里，创造了一种“家国一体、普天同庆”的“共同感”。
虽然有人批评“春晚”刻意回避敏感问题，报喜不报忧，但是综观最近两年来的春晚，在节目中也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的再现，如奥运会、汶川地震、抗击冰雪灾害等等，这些精心设计的节目都是为了唤起国民意识，在国民精神上产生“风雨同舟、万众一心”的高度凝聚感。
此外，演员的服饰、布景、舞台、画面、道具等各种符号，如张灯结彩、红灯笼、福字、舞狮、锣鼓、地图、山河、旗袍、歌舞、民族服饰、京剧脸谱、民间绝技的集中展演等，形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集中展示的“奇观”。
这种“奇观”往往具有意识形态的功效。
因为奇观本身就是“一种表象的肯定和将全部社会生活认同为纯粹表象的肯定”⒂。
精妙绝伦的表演、气势恢弘的场面，喜庆热闹的年味儿，如此种种，使观众们深深沉醉于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和盛世景象的“想象”里，获得了满足的快感。
比如，2006年央视“春晚”在“张灯结彩大拜年，天地人和万事兴”的名义下，设计了全国35家电视台及其主持人联合使用传统猜灯谜的方式来完成“张灯结彩”的串场结构，如同一场家庭的团圆会。
家族、宗法和国家意识在这里高度融合，强硬的国家权力柔和地转化为人伦和睦、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
这种转换对于强化社会成员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意识，极具感染力。
2、奥运会开幕式——全球瞩目的媒介奇观
把2008年8月8日说成是中国人的一场盛大节日并不为过。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堪称是中国文化的一次盛大演出，一场充满了中国符号、中国演出的视觉盛宴和媒介奇观，令世界为之倾倒、惊艳，由此引起了对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作为典型的仪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对中国文化、中国气度、中国精神进行了充分的诠释和展现，同时唤醒中国人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认同和民族情感，以激发民族自豪感。
北京开幕式上动用了一切手段来使想象的中华民族和抽象的奥运精神具象化。
恢弘壮阔的缶阵、三千孔门弟子峨冠博带口诵论语、“和”字方阵、历史悠久的四大发明、《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焰火礼花等等再现了礼乐之邦、文明古国的煌煌风采，尽管这里不过展示的是一些华丽的文明碎片，但是众多传统文化符号的华丽能指，集中指向一个“中国神话”的所指，的确取得了令人眩目的奇观效果。
它使世人对于具有五千年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华夏文明的想象落到了实处，充分诠释了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理念。
由张艺谋导演一手制造的“中国神话”在当夜大获成功，不少媒体和网民把开幕式形容为“中华文化的满汉全席”，而国外观众则将其视作“ChinaMagic”。
种种不可思议的绝妙景观，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外国人对于中国这个东方神秘古国的“他者”想象。
有人对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中国符号的运用做了深入的研究，将这些符号的特点归结如下：
“其一，这些符号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原型，或者说是原型的具象化。
由于每一个原型中都有着中华民族精神和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这一民族祖先或先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因而能迅速唤起群体认同感和集体无意识，并具有打动成千上万具有相同文化身份的人的心灵的力量。
其二，这些符号是以美轮美奂的仿像和奇观形式得以展现。
”⒃
这些象征符号的运用获得了预期效果。
北京奥运会是国人期盼已久的一场盛事，一场全民的狂欢，开幕式作为这一狂欢的前奏，在最大程度上调动了所有能够动用的艺术和技术手段，满足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所有想象和优越感。
当晚举国上下万人空巷的收视率证明了开幕式获得了巨大成功。
而精彩壮观的开幕式使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
有网民留言说：
“这些东西从前都知道，但真不知道这么美，那种震撼不是语言所能表达出来的。
”“一直以来中国就是个不平凡的国家，中华民族就是个不平凡的民族。
”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金牌和奖牌总数第一名的辉煌成绩，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壮体魄和坚强自信的民族精神。
这些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的自信心。
“祖国万岁”这次不再是空洞、虚幻的口号，而实实在在是所有中国人打心底里由衷发出的呼声。
这一次，中国人用自己的文化、智慧、力量和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给世界一个“开眼看中国”的机会。
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呈现前所未有的正面和积极，这是使得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可与认同的重大努力。
由“春晚”和奥运开幕式这两种节日仪式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民俗传播一样，节日仪式传播同样充分利用了先进的传媒技术，在节日仪式展现和表达方面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使观看者不仅获得了感官上的享受，还能够唤起深埋心底的情感上的共鸣和文化上的认同：
“春晚”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全体华人心目中再次获得了“认同”；而奥运开幕式则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人民的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取得了普遍赞誉与广泛认同。
由此可见，当今社会中，传播仪式与中国文化认同间的关系正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进步而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密切。
四、结论——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塑
爱德华·赛义德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沿用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认为在西方视野里所谓的“东方”是西方人精心建构起来的，是一种出于想象而非真实的形象，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
“在这种语境下，东方是富有异国情调的，但总是充斥着卑微的生命和神秘的精神世界，其人民不是绝望的消极，就是莫名的反复无常——就这样，东方总是被西方丑化为野蛮和缺乏理性的妖魔。
”⒄“东方在‘东方主义’的话语权力网络中被‘他者’化了，成为被表述、被书写、被想象、被观看的对象。
”⒅
一直以来，中国被西方社会视为神秘的、不可理解的“他者”。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西方社会对于中国这一东方古国的观感，混合着好奇、轻蔑、戒备等复杂态度，对于中国文化的想象始终没有超出神秘、蛮荒、贫穷、落后等范畴。
以李安、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的影片和李小龙、成龙、李连杰、巩俐、章子怡等人塑造的中国人形象因为满足了这种想象而在西方风靡一时。
如果出于市场和商业利益的考虑一味迎合这种欣赏口味，任凭这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变形、扭曲和“改写”泛滥，那么我们将会造就一个自我的“他者”，一个异化的“自我”，一个上国“迷思”，而最终遮蔽了外部世界对于现实中国的真实认知。
所幸这种趋势正在得到扭转。
奥运会开幕式是一次成功的反拨，它不是第一次、但却是最好的一次将传统与当下、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文化、政治与娱乐、真实与想象等种种因素结合起来，集中而全面地展现了中国人的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
虽然处于“仪式”的语境下，所有的符号展现未免呈现出“奇观化”的效果。
但是，“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奇观的庞大堆聚。
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部转化为一个表象”。
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个社会在最根本的方面是以奇观为基础。
”⒇当下所有以庆典、节日为出发点而举办的仪式，本来就是为了制造奇观，将一个个具有隐喻意义的现代神话楔入人们的心灵，从而在精神上、意识上对国家、社会和当下的价值观产生深刻的共鸣。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受到工业文明和文化复制的标准化生产的冲击，其独特的文化身份面临威胁，因而构筑中华民族的传统“想象”，弘扬中华文明的博大底蕴，重塑中国文化认同，成为当下学者们讨论的一个热点。
我们通过深入观察和分析大众传媒与文化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理解民俗展现和节日仪式传播的意义，就是在仪式中借助各种符号表征方式，使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种种想象落到实处，以重建文化的“想象的共同体”；使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建构中焕发现代意义，从而获得外部世界更多的接纳和认同。
【作者简介】邵培仁，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传播学、媒介管理学和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范红霞，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生。
参考文献：
⑴来源于XX百科：
“文化”
⑵约翰·费斯克等著，李彬译注：
《关键概念：
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
⑶简·艾伦·哈里森著，刘宗迪译：
《古代艺术与仪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4页。
⑷⑿参见卞冬磊《从仪式到消费：
大众传媒与节日意义之生产》，《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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