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三种原始文化一.docx

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三种原始文化一.docx

《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三种原始文化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三种原始文化一.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三种原始文化一

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三种原始文化

（一）

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三种原始文化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

　　　　　　　　　——马耀圻

在广袤的内蒙古境内，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存星罗棋布，几乎到处都有。

这些丰富的地下史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乏和不足。

搞清它们的文化内涵和时代序列，对古代北方民族早期历史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治史的同志都急切地想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直接利用这些考古成果。

近年来，内蒙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进展较快。

尤其是东南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一些新的考古成果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为了便于检索，本文拟对这些新的资料作些编梳和综合性地论述，提供给同志们参考。

以期对探讨早期古代北方民族史有所帮助。

　　　　　　　一

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习惯于把北方草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笼统地称之为“细石器文化”。

因为在这些遗存中，伴随其他遗物常常发现一些细小的石器。

被称做“细石器”的特殊遗物，多选用一些硬度高、韧性强的石料来制作，如石英、玛瑙、燧石等都是常见的理想材料。

它们的加工方法是采用间接打击法和压削的工艺。

由于技法娴熟，工艺精确，所以制作的不但精巧，而且在器物类型上都具备一定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

“劳动手段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所在社会关系的指示物。

”细石器作为一种劳动手段，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

一般来讲，随着弓箭的发明使人们更容易从狩猎中获得生活来源。

细石器往往是和狩猎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它标志着狩猎业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日趋取得重要地位，它大约起源于中石器时代，在世界上分布的范围很广，沿用的时间也很长。

就以我国而论，从东北北部，经内蒙古，到新疆、西藏都有细石器分布，甚至华南的一些地方也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

由此可见，用“细石器文化”这个称谓来泛指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是不够妥当的。

细石器只是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之一，如果我们全面观察与之相伴随的其他遗物，就会感到所谓“细石器文化”，在面貌上是不尽相同的。

因此，这样的命名，不足以确切地概括出特定的人们共同体物质文化的全部内涵。

20世纪60年代初，在总结新中国考古收获的时候就曾指出：

“分布地区如此辽阔的原始文化遗存，除了‘细石器’这个共同文化特征之外，其文化面貌是有很多差异的”。

为了解决好这个课题，提出应当在全面分析其文化特征的基础上，“从‘细石器文化’的范畴中，划分出各个考古文化”来。

尹达同志进一步提出：

“只有进一步寻找某一时期，某一地方的典型遗址进行发掘，较全面、较系统地了解一定地方一定时期的文化遗存的基本面貌，进而探索‘细石器’之具体特点，才算是把问题落实了。

否则，没有真正的科学基础，就不可能彻底地解决问题。

”

二十年来，考古工作者面对着这个课题，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范围内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在内蒙古东南部西拉木伦河流域，由于工作着手得早，进展得快，所以这里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分布和文化面貌日益清晰。

而从所谓“细石器文化”中，区分和确定了几种不同的文化，即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富河文化。

它们标志着从远古时代起，这里就有经济生活不同的先民活动，并且和中原地区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

二

红山文化是因赤峰红山遗址而得名的。

这个遗址发现得很早，从20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就不断有人前来调查。

1935年日本人进行了发掘，并于1938年出版了《赤峰红山后》（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六册）。

当时在遗址的下层堆积中，发现了细石器和彩陶共存的现象，被称之为“赤峰第一期文化”。

这个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混合文化”，也有人认为是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的遗存。

后来，我国学者称其为“红山文化”。

尽管如此，人们对它的性质与内涵，依然认识的不够十分明确。

为了进一步搞清其内涵，20世纪50年代有人复查过红山遗址，也有人再次进行发掘。

可是，由于规模过小，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类似的遗存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又有不少新的发现。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发掘了西水泉、蜘蛛山等多处遗址，不止一次地证实了在器物群方面的共存关系，从而把红山文化确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

西水泉遗址较为单纯，只有红山文化的堆积；蜘蛛山遗址堆积复杂，发现了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汉初文化的叠压关系。

这组地层明确了相对年代，代表着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历史发展序列，是有着典型意义的。

小河沿文化是以敖汉旗小河沿公社白斯郎营子南台地遗址命名的。

20世纪60年代初，在敖汉旗石羊石虎山发现了一座墓葬，其中的一组随葬彩陶，与红山文化所见风格迥异。

这个发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20世纪70年代初，在敖汉旗发掘了三道湾子、四棱山和白斯郎营子南台地遗址。

三道湾子和四棱山文化面貌比较单纯，是属于红山文化的遗存。

而白斯郎营子根据叠压关系可分为两期。

晚期遗存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遗存与红山文化不同，它们别具一格，其作风接近于石羊石虎山的发现。

因此，考古学界有人把它称做小河沿文化，认为它是这一地区晚于红山的另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

此外，经过发掘的还有翁牛特旗石棚山小河沿文化氏族墓地；经过调查的还有林西县锅撑子山、喀喇沁旗屡子店西山、赤峰县三座店和辽宁朝阳县庙前地等多处遗址。

富河文化是以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来命名的。

以前人们已注意到这类遗存和红山文化的区别。

可是当时只有地面调查材料，未能从地层中找到成组遗物的共存关系，认识上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局限。

人们在论述这种遗存时，曾以林西锅撑子山作为它们的代表。

富河沟门遗址，位于林东镇北70公里，富河与乌尔吉木伦河交汇处的南山坡上。

20世纪50年代曾有人前往调查。

20世纪60年代初，通过发掘从地层中找到了遗物之间的共存关系，人们对其文化面貌才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富河文化因此而确立。

在杨家营子遗址发现红山文化的房址上，覆盖着富河文化的堆积。

这种叠压关系表明了富河文化是红山文化以后的又一种遗存。

经C14测定，富河沟门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375±110年（半衰期值5730，下同），树轮校正年代为5350±145年。

以发掘材料来检验以往的调查材料，可以知道富河文化遗存在乌尔吉木伦河分布相当密集。

以巴林左旗为例，大致上可以认为属于富河文化的，还有乌尔吉、义和屯、马家园子等10余处遗址。

三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南侧支流的英金河、老哈河流域。

北部越过西拉木伦河，南部可达河北北部的燕山地带，西及克什克腾旗，东到辽宁锦州、朝阳地区。

红山文化的居民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

在几处遗址中，都发现过红山文化的居住遗迹。

例如：

西水泉的F17，是近似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

面积9米×11.7米，东西壁长，南北壁短。

墙壁保存最高处尚有0.5米。

门向东南。

在房内中部偏南的地方，有一瓢形灶坑。

灶坑南端有一条斜坡状火道。

灶坑壁上涂抹一层草泥土。

除房址外，在四棱山还发现过烧制陶器的窑址六座。

窑内出土陶器不少，可复原的就有30余件。

陶窑依据结构不同，可分为三种。

一种结构简单，在黄土上直接挖个长方形的窑室及火膛，室内有两个窑柱；一种是用石块垒砌成马蹄形窑室，室内四个窑柱排列有序，形成十字形火道；还有一种是土石构筑的双火膛连室窑。

我们从这些窑址，不难想像出当时制陶业的规模与水平。

红山文化有独具特色的陶器群，均为手制。

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个陶系。

泥质陶多于夹砂陶，如西水泉泥质陶可占54%以上。

陶器中以无纹饰的素面陶居多，西水泉素面陶要占69%以上。

陶器的纹饰有压印纹、划纹、附加堆纹和彩陶几种。

泥质陶陶质坚硬，火候较高，以红色居多，也有一些呈灰色或黑灰色。

主要器形有钵、瓮、盆、长颈深腹罐、小口双耳罐等。

其中，敛口曲腹平底钵最为常见。

在一些钵、罐、瓮的口部或腹部常饰以黑色的彩绘，有平行条纹、半同心圆纹、菱形纹、叶状纹和鳞形纹等。

夹砂陶多作炊器。

羼以粗砂，陶质疏松，表面粗糙，火候较低，器形简单。

以深腹罐最为常见，这种罐口大底小，腹部略有弧度。

此外，还有少数偏口罐和器盖等。

在器表常饰“Z”字形压印纹，在器底上几乎都有编织物的印痕。

红山文化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有打制、磨制、琢制和细石器四种。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器物是被称作“石耜”的掘土工具。

它有两种基本形式：

一种个体扁平，器身较短，一端较宽，一端略尖，状如鞋底，但左右不甚对称，多为打制；另一种个体较长，左右对称，中间起脊，形似烟叶，有打制的，也有通体磨光的。

打制石器中还有砍砸器、斧等；磨制石器中还有桂叶形双孔石刀、锛等；琢制石器仅有通称为磨谷器的磨盘和磨棒；细石器较少，有凹底或平底三角形镞、指甲形刮削器和一些仅有使用痕迹的条形小石片。

其他遗物，有陶纺轮、陶环、蚌刀、蚌饰、骨饰，还有一些动物骨骼。

此外，西水泉还发现一件泥质陶塑人像，半身，颈部残缺，乳房突起，是女性的造型。

四

小河沿文化和红山文化大体上分布于同一范围之内。

它的居民也是过着定居生活的。

在南台地发现了当时的房屋。

这是一些半地穴式的建筑，依形制可分为两种。

一种为椭圆形单室，穴壁倾斜，口小底大，中间有红烧土灶址，灶址两侧各有一柱洞，门向南开；另一种是把椭圆形居室用夯土隔开，分为大小两间。

地面平整坚硬，经过夯打。

小屋地面略高于大屋，呈漫坡状。

大屋中间有圆形火膛，应是居室。

小屋可能是存放物品的地方。

在屋址的填土中，发现许多屋顶塌陷的遗留物，是许多火烧过的草泥土块。

有些土块尚保留一定弧度，凸平抹光，凹平留有粗枝条印痕。

据此推测房屋的原来结构，可能是半地穴蒙古包式建筑。

房屋西南有一片路土，可能门设在西南面。

在房址四周还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窖穴。

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一般口大底小，形如锅底，但穴壁和底均不甚规整。

其中，有一窖穴（编号H16）深达1.9米。

里面发现一具狗骨架和两件完整的大型陶器，一为敞口双耳红陶罐，一为灰褐色筒形瓮。

据此推测这些遗存可能和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

在翁牛特旗石棚山还发现了小河沿文化的氏族墓地。

当时的习俗是把死者埋葬在向阳的高山坡上。

据分布情况，大体可分三区，有南北向和东西向两种排列，应属于不同氏族的墓地。

墓群中除三座男女合葬墓外，大部分是单人墓。

单人墓墓坑多为不规则长方形，葬式多为仰身屈肢，也有少数侧身屈肢。

有的墓在填土中发现红烧土块或墓口有烧过的痕迹。

这种现象说明埋葬时，举行火烧的特殊葬仪。

因此，有的遗骸的腿骨和盆骨已被烧成黑色；男女合葬墓的头向相反，下肢相对，交错仰身屈肢。

这种葬式，在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也是罕见的；儿童也单独埋葬，葬法与成人相同；虽未发现葬具，但在一些遗骸上有用树枝或桦树皮掩盖的痕迹，应是葬具的滥觞。

墓中的随葬品，多的有20余件，少的也有四五件。

除随葬罐、豆、壶或罐、豆、钵等成组的陶器外，也随葬一些生产工具或装饰品。

计有石斧、石锛、石镞、细石器、纺轮、骨刀、骨锥、骨针及蚌环、蚌珠、石环、石管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