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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知识考古社会学讲解

福柯的“知识考古”社会学

1、恐惧与扭曲中的超越

米歇尔·福柯:

法国人

1、儿时三个可怕的印象

2、思想来源

2、知识考古方法论

知识考古学:

福柯的目的不像考古学那样在今人的世界里挖掘古人的遗迹,而是在对古人知识的追忆中揭示现实世界存在、异变和扭曲的根源。

如是观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一种追根溯源地研究现实生活的新社会学,亦可称为在时间过程中理解现实的“历史社会学”。

1、福柯观点同解释学的异同

共同点:

认为现实不过是历史的延续,现实中存在和变化着的事物在历史中能捕捉到它嬗变的踪影。

异同点:

(1)与解释学强调现实同历史不可分的一般论述不同,福柯认为无论现实还是历史,都是以扭曲的异化形式存在着和联系着。

(福柯:

现实和历史都是扭曲异化)

(2)与解释学不同的是,福柯不是在承认现实存在的前提下通过语言来理解生活中的意义,而是在否定现实的前提下揭开遮盖于其上的种种假象,找出被人们忽视的真实规定性和复杂联系,对现实的激烈抨击都是以个性、自由、解放等价值理想原则为根据而提出的。

(福柯:

否定现实揭露真实)

(3)福柯不仅要求现实按照理想原则发生变革,而且认为现实在历史中也是通过种种断裂性变化而展开的。

不像解释学那样过度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传统的不可超越性,亦即反对历史仅仅是量变的进化过程的观点,而是在量变中看到了质变,在演进中看到了飞跃。

(福柯:

现实在历史中的断裂性展开)

(4)与19世纪那些崇尚社会质变的革命理论不同,福柯在肯定变革的激烈言辞中追求多样异质性,而不是普遍规律性。

多种多样的形式:

意图抓住话语的特殊性和不连续性的历史学方法;对弥漫于多重的社会场域中的权力的反思;把“普遍知识分子”重新界定为“特殊知识分子”;以及对整体性和总体化思维模式的批判等等。

2、话语实践

语词、陈述、话语、档案、文体等都是福柯讨论的主要内容。

通过这些论述福柯建立了丰富的语言学理论,但这不是一般的语言学理论,而是以语言为对象展开的社会学理论。

(1)话语实践

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揭示语言所指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被语言建构起来的,又是怎样在语言的控制下存在、断裂和异变的,福柯称之为“话语实践”。

他指出:

话语研究“揭示了另外一项任务。

这个任务在于不把——不再把——话语当作符号的整体来研究,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

(2)“实证性”的话语实践

①话语实践是人们面向实际的经验过程,福柯因此称之为“实证性”。

他指出:

“话语实践开始个体化和获得自律性的时刻,因此也是陈述形成的唯一和同一系统起作用的时刻,或者还有当这个系统被转换的时刻,我们将这些时刻称为实证性的界限。

②所谓话语实践的个体化,是指陈述指向特定的经验现象,按照特殊的规则组织陈述去说明、表达某种经验现象。

此时,话语实践并没有形成科学知识,但是,这种处于实证性或经验性层面上的陈述,却是科学知识或思想体系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

3、知识考古学同思想史的区别

(1)面对的对象

科学知识和思想体系是观念系统,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而实证性的话语实践不是观念系统,因此是被思想史忽视的而由知识考古学关注的研究对象。

(2)理论概括的结果

知识考古学要在实证性的话语实践中揭示出具有差别性的规则,而思想史要在有差别的思想理论中揭示出无差别的普遍规律。

总之,在福柯看来,思想史认识论和各种科学史,实质都是最求共同的无差别的普遍规律和连续性线索,形成这种错误追求的原因之一是它们都停留在观念层面的研究上。

知识考古学可以避免这种错误追求,因为它不去玄思那些观念,而是面对在特定条件、特定环境和特定关系中的话语实践,研究人们说出来的话语,亦即“说出来的事件”。

4、档案

档案:

福柯把那些尚未成为哲学概念系统和科学知识体系的“说出来的事件”称为“档案”。

知识考古学的宗旨是要翻阅、审理那些以说出来的事件构成的档案,虽然这些档案收藏的资料不是哲学认识论和科学发展史的正文,但是它们蕴含着哲学认识论和科学发展史展开的前提。

翻阅这些档案就是对现在人们面对的各种思想观念和科学知识的“考古”。

5、福柯的“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区别

福柯讨论语词、陈述、话语和档案等方面问题时,都不断地强调它们的实践性,这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关。

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讲的实践是以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行动过程,而福柯讲的实践是言谈、对话和书写的语言表达与交流过程。

如果比较二者的区别,作为社会行动的实践具有较强的感性或物质性色彩,而言谈对话的实践则具有较强的理性或精神性色彩。

福柯的看法:

他认为话语实践不同于纯粹观念或意识层面上的精神活动。

记录和书写都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性的活动,符号也是思想内涵和物质形式的统一。

3、理性的疯狂

福柯将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运用在《疯狂与文明》,得出“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的结论。

1、欧洲精神病史或疯狂史的演变

福柯把欧洲精神病病史或疯狂史区分为三个时期:

(1)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序幕时期;

(2)从17世纪开始的古典时期;(3)20世纪以来的现代时期。

在这三个不同时期,由于理性对人性压抑的程度和形式不同,欧洲人的疯狂概念和治疗疯人的手段也不同,三个时期不仅表现了三种疯人类型和治疗疯人的三种形式,而且也表现了理性对人性的压抑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残酷的过程。

(1)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日常生活现象和美学现象

日常生活现象:

①麻风病患者:

福柯发现,近代疯人的遭遇同中世纪麻风病病患者的遭遇是相同的,应当从研究麻风病的遭遇开始,在中世纪,麻风病在欧洲蔓延成灾,社会各界都为之而感到恐惧。

建立很多麻风病院,大肆宣扬麻风病是一种原罪的表现,把麻风病人关押在于常人隔离的场所。

②精神错落者:

在麻风病消失两三个世纪后,欧洲人开始在麻风病院或用对待麻风病人的手段管理圈禁“精神错乱者”。

“愚人船”是文艺复兴时期典型对待疯人的方式,其并未想到如何医治病人,而是用船把疯人运到由江海湖泊隔离开的荒野或孤岛上。

美学现象:

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艺术和哲学理论的考察,福柯概括了欧洲人对疯人或疯狂的两种体验:

一方面是悲剧性的疯狂体验,另一方面是被理性驯服的日常疯狂体验。

①悲剧性的疯狂体验反映在绘画中,疯狂被描绘为放荡、骚扰、危险等形态,显示出人类的粗野天性和隐秘信息;

②被理性驯服的日常疯狂体验被描述在文学和哲学作品中,疯狂被描述为愚蠢、狂妄、贪婪、自恋、迷幻等非理性状态,理性不仅警惕地同疯狂保持一定距离,而且同疯狂对话,嘲讽和讥笑疯狂。

(2)17世纪的禁闭——疯狂经历了一个沉默和被排斥的时期

到了17世纪开始的古典时期,欧洲进入了理性主义时代。

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登上了欧洲文化的王位。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疯狂是各种非理性精神状态的总称,到了古典时期,疯狂连非理性的资格都被取消,是人的非人的兽性表现。

古典时期对疯狂的更进一步压抑,最根本的是由科学理性走上垄断地位造成的。

在这种以科学为典范的理性主义统治下,人们的情感、意志、理想、选择都受到了贬低和压抑,科学理性在哲学和科学的哄抬下,升到一切文化形式之上。

①禁闭——文化现象、政治现象、经济现象

古典时期对待疯人的另一个变化是把疯人同穷人和罪犯不加区分地禁闭在一起,“大禁闭”以法国总医院建立为标志而开始,法国总医院是一个收容穷人、罪犯和疯人的行政机构。

疯人承受的不仅仅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来自日常生活的排斥和歧视,而且进一步受到了政治权力的压迫。

疯狂不再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同政治现象联系到一起。

政府并负责总医院的经济支持,因此,疯狂现象又同经济现象联系起来。

②禁闭之外的治疗方式——灵与肉的统一

总医院之外出现的治疗疯狂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单纯的物理治疗,另一种是物理治疗同心理治疗同时进行。

当时对疯狂的治疗都把调节神经元气运动作为主要方法,单纯的心理治疗或精神治疗尚未形成。

疯人的灵与肉在医生那里还没有被分离开,疯人还是被作为精神和肉体的统一体看待的。

③禁闭的解除

疯狂到的古典时期结束于禁闭的解除。

18世纪后期,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批判禁闭制度。

政治斗争——福柯在这种抗议中首先看到的是政治斗争,因为关押在总医院中的疯人是禁闭制度最充分发挥效力的对象,也是维持禁闭制度最充分的理由。

否定禁闭制度,要求建立新秩序。

经济危机的表现——耗费巨额资金维持收容院的存在,政府越来越无力支付这笔巨大的财政支出。

(3)20世纪,给疯狂套上颈圈——归结为自然现象,系于这个世界的真理

疯狂的现代时期开始于法国皮内尔和英国图克创立的新型精神病院。

他们被称为疯人的解放者。

但在福柯看来,皮内尔和图克建立的精神病院不是解放疯人的科学的医疗机构。

而是从道德和心理上对疯人施行更残酷压迫的改造所。

①图克的精神病院

图克的精神病院以给疯人提供休养的名义对疯人施行心理治疗,实质上是把宗教和道德融为一体对疯人实行恐怖性惩罚。

②皮内尔的精神病院没有把宗教作为治疗手段,但是那里施行了更严厉的道德惩罚。

皮内尔的原则是:

应当对疯人实施综合性的道德教育,使疯人在不断的刺激中向理性世界的道德标准屈服,而理性世界的一系列道德标准即是资产阶级的基本价值准则。

③总之,福柯认为,图克和皮内尔的精神病院是资产阶级确立的社会秩序的代表,是张扬和失范资产阶级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的舞台。

同中世界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期不同,现代精神病院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在科学治疗技术的掩盖下实施更严格的道德和心理惩罚。

2、对三个阶段的评价

(1)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对付疯人的手段是一般生活世界中的做法,即把疯人同正常人隔离开。

(2)古典时期对疯人实行禁闭,这种关押的手段虽然看上去残酷,但比起现代精神病院的做法尚显宽容,因为它仅仅是外部形体的惩罚和活动空间的限制。

(3)而在图克和皮内尔的精神病院中,疯人们遭到的不仅是隔离,形体惩罚和活动空间限制,而且更严重的是深入到他们的心理底层进行全方位的道德责难和心理制裁,逼迫疯人们从灵魂深处认可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

3、总结

疯狂及其遭遇都是特定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向来被认为应当受到理性治疗的疯狂,是理性压迫的结果,疯狂的内涵和外延都应当受到重新审查。

而在对不同时期疯狂的审查中,人们将发现,真正疯狂的是理性!

因此,理性是真正的、应当得到限制的疯狂。

 

4、话语的深层结构

话语的结构在《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两部著作中,这个主题得到了充分地展开,不仅论述了语词或话语如何构造了事物,而且揭示了话语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演化出的历史性结构。

《临床医学的诞生》核心问题:

科学话语如何制约或构造了人们的感性经验。

福柯认为感性经验的变化归因于话语系统的变化。

1、福柯对医学话语同医学经验之间关系的探讨

临床医学的重要性:

“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

”关于疾病的话语就是临床医学知识,这种临床医学知识规定和支配了临床医学经验。

福柯考察了从18世纪到19世纪历史条件变化对医学话语同医学经验之间关系的影响。

(1)分类医学——疾病同人体分离

福柯认为,18世纪的分类医学同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密切相关。

分类医学把疾病看成可以同人体分离的实体,可以离开人体到处传染,而在医院里疾病获得了更为便利的传染空间。

经济学从政府为医院开支而承受巨大负担的角度看,认为应当废除医院。

(2)症状医学——疾病的象征符号化与语言结构化

①新的医学范式的出现

法国大革命期间,迫于大革命期间军事和政治的压力,革命政府开放了诊所。

新诊所的建立形成了新的医学范式,“不仅疾病的名称、系统分类发生变化,而且应用于病人身体的基本感知符码,观察的对象领域,医生目光扫视的表面和深层,这种目光的整个定向系统也都发生了变化。

②疾病的象征符号化与语言结构化

在新的医学范式里,分类医学转变为症状医学(临床医学的第一个阶段)。

症状医学认为疾病是动态的非实体,是各种症状的综合性表现。

这种疾病概念引起了疾病的象征符号化和语言结构化。

疾病不再是确定的客观实体,而是表现病理发展的象征符号,对症状或疾病的观摩与解释都被融进特有的语言结构中。

(3)解剖医学——人类为科学的对象

①新的感知方式——洞视

从18世纪末开始,新的感知方式“洞视”出现。

它同症状医学中的“注视”不一样。

“注视”是关注疾病的表面现象的感觉方式,功能是捕捉各种象征符号,实质上存留与语言世界中;“‘洞视’不是扫视一个领域,它切入一个点,一个中心点或关键点,因而超出了它所看见的东西。

它不被直接的感觉方式所迷惑,……它实际上具有破除迷信的能力。

”引向了病人身体的内部,试图探视人体的内部结构。

②解剖医学所引起的变化

解剖医学(临床医学的第二个阶段)的出现,引起医学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

首先是死亡观念的变化。

死亡是一种特殊的生命过程,它不仅被确认为病人已经死亡的某种标志发生以前就已存在,而且在这种标志出现以后仍然在继续,即死亡是一个时间过程,而不是瞬间的时间点。

其次是空间概念的变化。

解剖医学要求医生将其目光由时间的一维性展开为空间的三维性。

再次是医学的知识标准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具有理想性和政治色彩的“健康”状态,而是器官和组织的“正常”状态。

最重要的变化被福柯认为是:

解剖医学使人成为科学的对象。

总结:

人最初在科学视野之外——人体同疾病是两种实体(分类医学);然后,人体通过语言符号呈现在科学之中——疾病是人体病理变化的外在表现,医学语言描述了这些表现(症状医学);最后,人体完全被抛入科学视野之中,并且被置于科学利刃之下——疾病是人体病变,可以通过解剖人体来明晰病情(解剖医学)。

可见,福柯论述临床医学的诞生过程,不仅要剖析科学话语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中改变人们的感觉经验,而且还要揭示科学话语如何入侵人体,并进而进入人生的。

2、知识型同库恩“范式”的异同

在《词与物》中,福柯提出了一个基本范畴——知识型。

这个范畴类似于库恩的“范式”。

共同点:

都在于揭示因条件的变化而引起了话语系统的变化,而话语系统变化的实质是思维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变现为连续性的断裂,并且也是科学、知识乃至社会的跃进。

区别:

科恩在科学理论的层面上论述范式的转换,而福柯则主要在经验层面上,在话语实践中讨论知识型的转换。

因此,一个是面对科学知识或理论思维的发展变化作出的哲学概括,另一个则是面对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发生了何种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变化而作出的社会学或历史社会学概括。

3、四种知识型

四种知识型及其不同特点和演化关系:

(1)第一种是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词与物统一的知识型”。

主要特点:

追求相似性。

福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语实践中区分出四种相似性:

①第一种是空间联系的相似性——适合,即关于动物与植物、大地与海洋、灵魂与肉体等在距离和运动关系上的相似性;

②第二种是关于相仿的相似性——仿效,这是注重表面形象相像的相似性,例如太阳和月亮像人的两只眼睛;

③第三种是关于类比关系的相似性——类推,即联系密切,可以作类比或类推行描述的相似性,例如星星与天空、植物与大地、矿藏与岩石等相似关系,或者可以称之为相关性;

④第四种是关于事物之间吸引和共振关系的相似性——交感的相似性。

这个概念可在心理学、生理学和物理学几个层面上理解,其最基本的含义是:

“交感是运动性原则:

它让重物吸引泥土的浓重,让轻物吸引没有重量的以太,它驱使根伸向水,它使向日葵的巨大的黄色花盘随着太阳曲线转动。

交感的相似性在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上的理解:

在心理学上,交感意指人们相互同情,在某些或某个事物上形成同感,达成一致意见;

在生理学上,symparthy意指人体的感应能力;

在物理上,symparthy意指共振、共鸣等物理现象。

称之为最强大的相似性时,是把它看成一种包含了心理、生理和物理各方面相似性,或者说是在身心关系和心物关系上来论述这种相似性的。

实质上是在指出:

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把世间有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用一种统一性的眼光看待世间的一切。

总结:

福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寻求统一性的心理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词与物的关系上。

当时,人们以为自己建立的各种关于对象的话语,都是各种对象的“记号”。

这些记号同对象是完全相符的,人们说出和写出的话语与文字,都直接表达或描述着外在事物。

这意味着:

人们在各种领域里都在追寻着相似性,因为联结项就是表示相似性的。

这种词与物的相似性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们在文艺复兴时期追求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统一性、乃至整个世界统一性的世界观或思维方式。

(2)第二种是17——18世纪古典时期的“以词的秩序再现物的秩序的知识型”。

第二种知识型是从寻求共同性转入寻求特殊性的古典知识型,这是一种否定相似性、注重把握事物的特征与差异的知识型。

具体表现为:

在古典时期,人们用分析方法取代了类比方法。

第二种知识型的典型表现形式:

数学、起源学和分类学。

数学是计算各种类别事物之间秩序的科学,起源学是追溯事物秩序的发生和演化的科学,分类学则是在数学与起源学基础上揭示事物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科学。

三种分类话语:

福柯还分析了三种分类学话语:

自然史话语、财富分析话语和一般语法的话语。

①自然史话语

自然史最明显地表现了分类学特征。

自然史的使命不过是对自然对象的命名,一切具有主观性和历史性的因素都被排斥在外,形状、数量、空间分布及相对规模是自然史的基本视角,掌握了这些规定性就可以对事物进行诸如物种性的分类。

②语法研究

语法研究具有了突出地位。

福柯指出:

“普通语法是对与同时性相关的词语秩序的研究,表象这一同时性,正是普通语法的任务。

因此,普通语法的适合对象,既不是思想,也不是任何个体语言,而是被理解为一系列词语符号的话语。

”语法研究是话语秩序与事物秩序分离的开始,因为正是语法研究使人们从词与物的直接统一性中分离出语言,专注于语言的规则,使语言作为一个可以离开事物而且表现出自身规则的系统。

③财富分析

财富分析使语言真正成为一个可以被独立看待的符号系统。

货币、符号和语言的联系,不仅说明人们可以在语言分析——语法研究中把话语同事物分析开来,而且由于货币在财富流通中的运用,说明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可以把话语同事物分析开来。

(3)19世纪产生的现代的“以词的秩序表现人对物的关系的知识型。

第三种知识型是19世纪开始的现代知识型,它的特点是崇尚历史、关注人性。

从古典知识型向现代知识型的转变是通过两个阶段实现的。

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1775年至1795年;

第二个阶段是从1795年至1825年。

李嘉图、居维叶和葆朴分别在政治经济学、生物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中代表了第二阶段的发展趋向。

第二阶段的表现:

①政治经济学:

李嘉图把自己的目光集中于生产过程的分析,开始注意生产者及其活动过程,即注重人的生存与活动在经济领域里的地位和作用。

②在生物学中:

居维叶率先越出古典分类学的视野,不再孤立地、静止地研究生物的各种器官,而是注重研究器官结构的功能,研究生命过程的变化。

居维叶在比较解剖学中不仅注意到生物有机体内部的连续性,而且也注意到不同有机体之间的不连续性,从生命过程有始有终的特点断定了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分离性。

③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

葆朴把语言视为在一定的系谱关系上建立起来的有生命的形式。

语言作为一种声音现实,它由自身的变化规律,有自己的演变历史,没有必要非得把它同外界事物对应起来考虑。

总结:

政治经济学、比较解剖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是现代知识型的具体表现或典型代表,它们的供应不仅在于把时间、过程和历史引入了科学知识,引入了现代人思考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想境界之中,更重要的是:

它们在现代知识中明示了人,张扬了一种能够自我意识、自我展现,并且在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指引下去作用自然,创造世界的现代人。

福柯认为,现代知识型中呈现的人,是一个在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中被理解的人,所以,也是一个在人类自我意识里被分裂的人。

对现代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的三种形式的批判:

现代人的二元分裂性是由现代哲学三种二元性思维方式导致的。

①第一种二元论思考:

人是一个奇怪的经验——先验二元体。

一方面,现代哲学把人看成一定历史条件中存在的具体的人,在人所经历的各种经验过程中,人是一个受限制的被动的有限的存在;

另一方面,现代哲学又纷纷认为人是具有先验性的,人没有先于经验过程的理性范畴,就不可能有目的地、有意识地去主动地创造世界。

②第二种二元论思考:

“我思”和“无思”的矛盾关系。

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这明确地肯定了现代人的主观自觉性,现代人可以在自明的理性观念和积极的自我意识支配下开展活动。

然而,由于人一定是经验过程中的,因此,人一定具有被动的、受到种种限制的方面,这些对人来说是“从来不能被他的思考、甚至是他的意识所接近的东西。

”因此,人又具有无思、未思或无意识的那一面。

“我思”与“无思”的对立,是理性观念和经验行动的冲突。

③第三个二元论思考:

关于历史起源的后退与回归的矛盾关系。

历史性引入现代知识之中,一定要关系到起源问题。

因为历史是回顾,不断地回顾遥远的过去实质就是追溯起源。

但是仅凭思想的回顾无法探寻历史的起源,于是,人们的目光不得不转向现实经验,在现实经验中寻找历史的踪迹。

在现实中追问起源,实质是起源问题的现实回归。

现实的经验过程并非起源后的历史的无缺损继续,而是历史不断丧失自身、不断压抑和异化自身的结果,人们只有在缺乏历史或起源的现实中不断地追问那些缺失,才能真正回归那未分化、未异化、未扭曲的起源。

总之,福柯通过对现代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的三种形式的批判,不仅说明现代知识因为引入历史而形成了现代人的观念,而且还说明:

现代哲学为人们确立了二元分裂的思维方式,在这种两极对立思维方式中思考与生活的现代人由此也便成了分裂的二元人。

(4)第四种知识型是当代的“词的秩序同物的秩序分离的知识型。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话语或话语同现实分裂的知识型。

在这种知识型中,语言符号和话语实践形成了一个自我运行的领域,有自己的运行规则和运行秩序,而且语言符号作为一种新的自存领域,同现实世界产生对立、分离、异化。

语言难以表达现实世界,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也无法理解无限繁杂而又不断分崩离析的语言符号。

分裂的语言,分裂的世界。

5、权力征服身体与控制社会

1、谱系学

谱系学:

《规训与惩罚》通常被看成是福柯采用谱系学研究方法的代表作。

Genealogy的基本含义是:

谱系、家谱、宗谱,或血统、家系、世系,被译为系谱学或谱系学等。

(1)知识考古学研究方法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采取了有别于历史主义和本质主义异中求同、变中求不变的研究方法,即在同中求异,在不变之中求变,揭示差异,展示断裂。

(2)谱系学的研究方法

如果说,知识考古学的重点在共同中揭示差异,在连续中揭示断裂,那么谱系学的重点则是在差异中揭示共同,在断裂中揭示连续。

进一步说,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运用谱系学方法揭示了17世纪和18世纪不同形式中的的惩罚中的权力、知识和身体的历史演进、本质联系和谱系关系,论述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权力与知识的结合对身体的迫害与压抑,说明了社会控制体系如何在历史演化中逐步积累、强大、深入和体系化。

2、知识与权力统一的新权力观

(微观物理学:

福柯把他对惩罚权力的研究称为微观物理学,“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机器和各种机构所运用的是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其有效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是介于这些重大功能运作与具有物质性和力量的肉体之间。

”)

(1)将人体引入权力——知识结构的意义

人体不仅是知识的反映、分析对象,而且也是权力的具体作用对象,人体由此而获得一种权力与知识的中介关系。

①把人体引入权力——知识结构的意义在于,使权力与知识的讨论超越传统认识论或传统知识论。

引入了人体因素,就会使权力与知识关系不可回避地展开于社会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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