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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养成学者（Scholar），自此，大学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还应是一个研究中心，担负着知识创新的任务。
当年，蔡元培先生就是带着这样的理念回到中国执北大之牛耳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大学的模式飘洋过海，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相结合，使大学的活动扩展到校园之外，进而使大学成为社会进步和社区发展的“服务站”，大学不单是教育、研究机构，还是服务机构，要为即将在非常复杂的行业和部门就业的人员，提供系统训练，为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公共部门等领域提供智力支持。
大学提供的服务，应当更多地集中在知识创新、研究方面。
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法国巴黎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相继创立。
美国虽然是这种理念兴起的主要地方。
不过当时也有对这种观念和做法提出反对意见的，就连哈佛商学院的创建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这里插一句，欧洲越古老的大学，对开办专业学院越不热中，像牛津和剑桥，直到20世纪后期才开办商学院。
牛津大学2000年创建沙依德商学院，许多教员对新学院很瞧不起，认为商业管理与牛津学术传统匹配不上。
校方花了很多功夫，才平息了“造反”。
商学院成立不到四年，就引来不少捐款，设立多个教席。
不过，牛津校方至今还是不敢走得太快，他们虽然也开办了“大学发展办公室”，专职募捐，但是却把办公室塞进一条狭窄小街，旁边是卖烤羊肉串的小饭馆，真是难为了它！
20世纪以来，伴随着政治民主、经济增长、科技革命、人口激增、知识爆炸等进程，大学的功能和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用多元化、国际化、巨型化来描述当代大学的变化。
大学不容置疑的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
现代大学“中心化”的过程，与知识社会的构建是同步的。
大学树立的不仅仅是知识权威。
不仅在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判断和决策上，而且在区分善恶、建立威信、认识真理等许多方面，人们也转向大学。
而“以往的时代，这些问题的答案的看管人是牧师和各王朝的国王、皇帝、朝臣、官吏和部长。
但今天，所有这些人都必须让位给全体学者”，因为“在认识事物、认识真理与谬误方面，现代世界中还没有比生命社团比大学社团犯的错误更少”。
通过吸收知识和运用知识来拯救自己日益成为“现代人的宗教”，大学同时也成为“社会的良心”，成为现代社会的“世俗的教会”。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的哲学》，郑继伟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过程中，大学所发生的变化或许不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学精神的衰微成为世界性的话题。
关于现代大学的功能和使命，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边界，政府和国家干预的限度，大学参与社会的程度和方式，一直是人们探讨的主题。
然而，西方国家现代大学的发展，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此起彼伏的冲突和制约中，“教育的钟摆”并未真正倾斜，教育的主体性和教育中人的主体性从未真正丧失。
美国的哈佛大学曾经接到中东一家机构的200万美元的捐款，而接收这笔钱，则意味哈佛必然要受到这家机构的影响，所以哈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笔捐款。
正如洪堡十分强调科学研究对于道德完善的作用：
“大学的真正成绩应该在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思想上的完善。
”系统地赋予教育功利主义价值的杜威则指出，“个人一切能力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效果”是教育的两个同样重要的理想，“确保文理学院在民主社会中承担适当职能的问题，也就是务必使目前为社会所需的技术科目获得一种人文性质的问题”。
与社会的政治、拒绝结构鼎足而立，大学作为一种功能独特的社会组织，最基本的价值和品性并没有改变。
战后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在促成大学向社会开放和多元化的同时，也借助高涨的民权运动大大增强了维护学术自由的力量，修复和巩固了学术自由的制度。
我国教育家对大学精神也曾做了可贵的探索。
蔡元培主北大，奠定了兼容并包，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知识传播、知识发展和服务国家的大学理念。
梅贻琦在清华，系统地提出“通才教育”的理念，强调“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仍振聋发聩。
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为学校确定了求是和牺牲的精神，认为“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
”通才教育。
潘光旦认为大学教育的宗旨不止是教人做人、做专家，而是要做“士”——承当社会教化和转移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
主长交通大学的唐文治，致力于将文化传统融于现代教育之中，通过文理沟通、两文（中文、外文）并重以实现“体用兼备”的教育目标。
张伯苓为南开大学制定了“允公允能”的校训，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举。
主长东南大学的郭秉文，提出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这样“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
李大钊十分重视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强调要通过教育来唤醒和提高人们的觉悟，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精神面貌、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促使民族精神的再生和再造。
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并不低，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大学精神的衰微确是事实，进入新世纪已经十个年头了，我们仍然与大师和一流无缘。
大学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大学的学术研究水平、思想自由的程度决定着民族精神的高度。
中国大学出路在哪里？
我国大学的出路
要明确我国大学的出路，先得回顾一下我国大学的历史。
我国大学的历史
中国古代虽没有大学之形，但却有大学之实。
先看看《大学》之“大学”，它是成人终生教育、“大人”教育、大学问、大学校，而归根结底指“大学问”。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是指教育的作用在于发扬人性中本来的善，培养健全的人格；
“新民”是指通过教与学，达到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
“止于至善”则是指教育的最终目标，即通过教育，使整个社会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而后，“修、齐、治、平”成了知识分子的做人准则和理想追求，也是大学的社会责任。
大学的目的是使人人成为仁人君子，使社会得以仁爱太平。
汉代武帝时期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汉武帝“兴太学”，“习儒典”，至此，太学得到建立和迅速发展，到汉成帝时已发展到三千多人，东汉时进一步扩大至三万人之多。
后来的国子监，规模不小，然而中国太大，能够进入学习的，只有少数官宦子弟。
而且，傅斯年认为它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
始于唐代，兴于宋代的书院，颇有点后来的研究院的意味。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言忠信，行笃敬。
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分别阐述的是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和处事之要。
“揭示”所体现的知行合一，学问相济，思辨结合思想，以及教育的非功利思想，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衡阳的石鼓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都是当时有名的书院。
然而，中国的书院每每兴废太骤，“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且一切皆系于山长一人，学生也太少，没有专门的讲座，影响也就有限得很。
我国现代大学的发展，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
大致是清末民初学习日本，五四之后学习美国，50年代之后学习苏联的过程。
我国大学教育的起点并不低，不仅在兵荒马乱、政局动荡的二十年代，就是在三四十年代艰险的战争环境里，中国大学的童年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像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为杰出代表的一批现代大学，造就了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大家以及一批大教育家。
我国现代大学的理念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和逐级定型，与蔡元培的名字紧密相连。
1912年，身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亲自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的宗旨，做了“学”与“术”的分离，确定了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确立了大学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即“教授治校”制度。
1917年，蔡元培长北京大学，奠定了北大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只为大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
蔡元培，我尊为中国校长第一人、第一名，至今无人超越。
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
它源自晚清洋务运动，是从军事和工业的实际功利出发和主要由政府推动的，具有浓厚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背景，三十年代又面临抗战救亡的压力；
另一方面，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自由主义的精神逐渐为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所挤压。
1927年，蒋介石提出实施“党化教育”（后改称“三名主义教育”），在大学实行训导制度，使得维系人文主义、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之类的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成为一场艰苦卓绝的坚守。
从任鸿隽、潘光旦等教育家发对党化教育的文章，我们可以领略当年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风骨。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梅贻琦在清华大学的努力令人肃然起敬。
他系统地提出“通才教育”的理念，强调“通识为本，转识为末”，他认为即使“工科教育于适度的技术化之外，要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
梅贻琦教育思想的三大支柱——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仍然需要现今的大学去努力学习和实践。
不惟北大、清华，也不惟蔡元培、梅贻琦，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是一个较大的规模和显著的群体——一所大学的成长，都与教育家相连，像蔡元培、蒋梦麟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唐文治之于交通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郭秉文之于东南大学，王星拱、周鲠生之于武汉大学，马相伯、李登辉之于复旦大学，邹鲁、许崇清之于中山大学，萨本栋之于厦门大学，熊庆来之于云南大学，罗家伦、吴有训之于中央大学，胡庶华之于湖南大学，郑洪年何炳松之于暨南大学，陈时之之于中华大学，陈垣之之于辅仁大学，钟荣光之于岭南大学，刘湛恩之于沪江大学，陆志伟之于燕京大学，吴贻芳之于金陵女子大学等等，这些大师是现代大学人格化的象征，他们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丰富着生长着的教育文化。
当封建正统文化崩解、新的民族文化尚待建立之时，他们的一个共同追求，是继承儒家文化中培养君子、士的人格理想，使之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养成衔接。
建国以后，中国大学教育基本上是“以俄为师”、“独尊苏式”，大学教育在文革期间堕落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时既有“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这样的荒唐，也有“大学就是大家都有来学”的荒诞。
中国大学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理念可以说荡然无存，甚至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上所持有的知识自由的傲骨也遭遇了“粉碎性骨折”，大学的独立性受到了削弱，大学的权利被忽视，大学缺少了兼容并包的大度与灵性。
高考制度恢复后，在全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换的的整体性变革中，我国的大学教育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承受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巨大压力，接受了知识经济和高技术时代的严峻挑战。
然而，目前的局面仍然令人沮丧，我们不仅与大师、一流无缘，而大学中的政治至上、经济驱动比比皆是，遮闭了大学精神的光芒，官本位、政治挤压、商业化的侵蚀严重扭曲了大学的灵魂。
大学更像是一个政府部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
大学的教学、人事、科研等职能部门习惯于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汇报，缺乏独立自主的办学意识，这种自觉地把大学纳入到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做法，客观上弱化了大学学术自由、机构自治的本质特征，放弃了大学的优良传统与独特性格，扼杀了大学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大学里也弥漫着推崇官阶、唯官是重、攀权附贵的庸俗风气，神圣的学术尊严被学术腐败所玷污，知识殿堂被亵渎，职称也不再是学术成就的标志。
大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左右摆动，对急功近利的商业化行为过度热衷，使得神圣的学府被人指责为“学店”，一些教授被斥为“学阀”。
扩招：
并不成功的举措
1999年推出的大学扩招，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大跃进”，中国大学第一次承担起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协助政府推进经济增长的双重任务，在有限的基础设施和师资条件下，大学不停地增加学生人数，众多高校不顾一切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然而，结果怎样呢？
其一：
大学教育质量进一步下降
从1999年到2009年，大学招生从一百万急升至四百万，从5%的毛入学率，一下过了15%，后来又过了20%，达到23%。
用了五六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一般要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从精英化高等教育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过程，但大学教育的质量却下降了，为了数量不惜牺牲了质量。
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虽然在大学里厮混了四年，临到毕业却不具备大学生应具备的专业学识、技能和人文修养，内在素质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
高校在对学生的基本素质方面缺乏系统性，例如如何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一些技能性的培训，例如演讲，基本没有涉及。
其实本科教育最重要的作用的确是让学生如何思考，如何学习。
我国的大学生，读书太少，而且不太会读书。
质量的含义远不止这些。
在“争创一流大学”运动中，中国的大学争抢项目，送礼行贿，暗中串联，弄虚作假，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一些知名大学毫无顾忌地利用自己的名声不停歇地办班敛财，全然不顾基本的教育声誉。
当世界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的一些大学却变得腐败不堪。
在金钱和欲望的驱动下，大学已经办成了功利化的市场，许多教授对官学交易、钱学交易的现象见怪不怪，对低价值甚至负价值的东西熟视无睹，更有一些教授斯文扫地，其文化身份和道德资本丧失殆尽，学术腐败已经严重损害到他们的主体性。
大学本是思想交集的场所，是培养人的地方。
大学若是随波逐流，大学精神将会荡然无存，大学也将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我国大学质量的滑坡，似乎比这要严重得多。
大学毕业生素质的下降，不止是技术层面，更在思想深度和人格方面。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重温蔡元培先生的论述，更让人觉得我国大学在人文教育方面的缺失。
或许，扩招并没有错。
在我国经济发展需要高素质人才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还很低的情况下，扩招不失为于国有益、于民有利的举措，但我国的扩招有点像大锅饭，教育部一声令下，所有的高校都扩招，有点一哄而上的感觉。
我们是如何扩招的呢？
除了增加了招生的数量，就是圈地和盖楼，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向银行举债，而软性的投入，例如师资，却没有同比的提高，即没有一系列用以保障质量的措施，扩招后的大学生源质量本来就“先天不足”，大学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也就在所难免。
质量的下降，我们早已有所察觉。
2006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与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谈话时说：
“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
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
其二：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每年四五百万大学毕业生涌进人才招聘市场，给就业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曾经出现二万大学时竞争一百个职位的局面，部分大学生的起点工资降到了一千元以下，仍然是一职难求。
据报道，今年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加上往年没有就业的接近800万，这里面接近500万有就业问题。
当然，哪个国家都不可能使本国大学生百分之百充分就业，更不用说“满意就业”了。
但我国大学生在全国总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连印度都远远比不上，大学生毕业生却出现了过剩现象，这不得不拷问中国大学的培养方向。
校长们争得的是“985”“211”或创建新基地之类的项目，教授们争的是各类课题，而不是根据社会和市场的需要来开设专业、设置课程，培养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竞争里的毕业生。
历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不包括成教，自考，网络教育和留学）
年毕业人数（万）同比上年增长（万）
2009611.52（9.3%）
2008559.64（12.9%）
2007495.82（19.8%）
2006413.73（21.5%）
2005340.60（21.4%）
2004280.62（29.2%）
2003212.67（46.2%）
2002145.30（26.1%）
2001115.8（7.4%）
2000107
与大学生就业难形成对比的却是我国中等专业技术人才的巨大缺口，中专、技校毕业生比较抢手。
一些人才供大于求，另一些人才供小于求，劳动市场技术结构失衡。
由此可见我国对教育的投入厚此薄彼，高等教育真正是“优先发展”了，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应该享有的资源被挤占了。
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起飞的阶段，普及基础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大大高于大学教育。
普及基础教育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后备力量，也可以促使大量的农村人口能够顺利转化为产业工人。
出路在何方？
中国大学的出路在何方？
说起来很简单，就是：
恢复中国现代大学的传统。
中国现代大学的传统是什么？
就是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和人文教育。
教授治校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特质。
学术自由是大学区别于政府、企业、其他事业单位的根本特征。
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就缺乏存在的条件,学术创新难以实现,大学自主办学也无从体现。
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关于大学管理的核心思想，蒋梦麟当校长时将这一思想又进一步修改和扩充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
可以说，解放前就在北大施行的教授治校模式，推动了北大的繁荣和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教授担任院长系主任并不意味着教授治校；
教授担任校长、教务长也不是教授治校，因为他们在担任校长教务长的那一刻起就“异化”为行政官员，走到了教授的“对立面”；
教授担任行政部门首长更不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主要是指大学的学术权力始终掌握在教授手中。
教授治校不仅体现在学术方面,而且体现在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
要充分发挥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在学术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探索实现教授治学的有效形式,不断完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健全议事规则。
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确保教授治学落到实处。
充分尊重学术权力、发扬学术民主,切实维护教师在办学中的主体地位。
大学是学术机构,不是行政机关；
大学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场所,不是简单劳动力的聚居地。
大学理应成为科学、民主、法治、现代化的示范区。
因此，大学要保障学术研究的自由、教学创新的自由、学生学习的自由、学校办学的自由。
大学又是属于是整个社会的,大学要通过自己的发明创造和培养的人才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大学必须有利于保证学生在大学里能够真正成才,学到知识,学会做人。
这就要求学校不仅要能够为学生提供足够的知识,还要创造其生理、心理健康成长的必备条件。
一位西方教育家讲过，大学的本质，在于把一群优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产生使他们终身受益的智慧。
所以，教授是哪里的博士，出了多少专著，还在次要。
重要的是，大学的教学，怎么为年轻人创造一种更有成效的互相激发智慧和创造力的环境。
教师也是大学的主体。
大学不仅有责任为教师提供良好的教学和研究硬件设备,更有责任提供良好的学术科研氛围。
这样才能保证教师具有独立的学者人格,保证教师在学术上有精深的造诣,从而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学生,创造出对社会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大学（包括理工科大学）要重人文教育。
蔡元培曾经说过：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大学要有文化担当和人格成就的使命。
哈佛的校训译成中文是：
“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
”在哈佛人看来，学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而不是成为一个什么专家。
哈佛大学要为学生面对现实生活做实际的准备，而不仅仅是提供专业知识。
根据统计，哈佛只有4%%的新生把当大学教授当做自己的事业目标;
只有5%%的毕业班学生准备读文理学院的博士。
教育本身是终身教育的过程，学生要把握方法和精神。
所以，向学生传授道德和价值观念，是教育的核心。
大学要尊文史。
文史应是大学教育的核心。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大批大学教授看重自己的独立身份，不愿苟且，不愿仅“为稻粱谋”，他们凭着对知识、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凭着自己的学术良知，主动地、自主性的进行着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当中产生了受人景仰的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
眼下，在我们的学人当中，在教授群体当中，也有一部分人仍然在发扬着过去的好传统，不图名，不图利，不趋时，不附势，脚踏实地地做学问，认真负责地教学生。
这样的人如果多一些，中国现代大学学术的优良传统能够恢复，中国的大学，振兴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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