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日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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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东渡日本

鉴真东渡日本

篇一：

鉴真东渡

中国十大王朝之鉴真东渡

公元八世纪，正是唐代开元天宝年的太平盛世，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鼎盛时期，形成了许多带有中国特色的宗派，并开始向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传播。

出生于当时十分繁华的南方城市，扬州的鉴真和尚，“少有大志，出家学佛”，成为著名的律宗大师。

虔诚的献身精神以及精神的佛学造诣，使鉴真赢得了人们的爱戴，正当鉴真在江淮一带备受传颂之时，邻国日本向他发出了邀请。

（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严绍当（上汤下玉，为dàng）教授）“事实上在邀请鉴真和尚之前，日本方面已经提出来，邀请唐代的诗人萧颖士前往日本讲学，所以从这样的文化形势来分析呢，鉴真和尚的东渡，他是在七、八、九世纪，中日友好的高潮中间，所出现的一个，必然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且也是日本在古代，建设自己国家的过程中，它必然要采取的一个步骤。

”

鉴真大师欣然接受了邀请，但东渡日本路途遥远，当时的渡船并不先进，海上风浪无常，随时都有触礁翻船的可能，因此，有些弟子替大师担心，劝他慎重考虑东渡之事，但鉴真没有因为弟子的犹豫而改变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杨曾文主任）“鉴真就说了，‘是为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表示你们都不去，我一个人也要去，在这种情况下，弟子们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这样有二十四个人纷纷报名，表示愿意跟着鉴真和尚东渡。

”

从这时开始，鉴真一行人开始了总共六次的东渡壮举。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杨曾文主任）“如果把这鉴真东渡的六次，做一简单的总结，第一次实际上没有走，官府就禁止了。

二、三次刚出海不久，就碰到风折回了。

第四次实际准备买船东渡，也没有行动，被官府制止了。

第五次是真正的下海，而且漂了很久，这次是鉴真一行，付出很大的牺牲。

”

（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严绍当（上汤下玉，为dàng）教授）“公元748年，鉴真和尚第五次出海，不幸这一次呢又在海上遇到了风暴，正如他的弟子思托后来所回忆时说的，那海上风急浪骏，水黑如墨，沸浪一透，如入高山，怒涛再至，似入深谷，这种狂风暴雨，一直抛掷到了海南岛的南端，他们好不容易靠岸登陆，然后从海南岛经过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再返回扬州，在这个路途的过程中间，过分的疲劳，鉴真不幸双目失明。

”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杨曾文主任）“应当说，对鉴真的刺激是很大的，但鉴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改变到日本传法的初衷。

”

（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严绍当（上汤下玉，为dàng）教授）“到了公元753年，日本的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准备回返日本，当时藤原清河专程前往扬州，再次拜会鉴真和尚，鉴真和尚决心这次跟随遣唐使团，一起返回日本，于是他这次乘坐了，遣唐使团的副大使，第二号船，经过冲绳群岛，终于在日本九州的南端，当时的萨摩国，就是现在的鹿儿岛登陆了。

”

鉴真一行到达日本后，立即受到了在日的中国僧侣，及日本朝野，僧侣的热烈欢迎，日本将鉴真一行安置在首都奈良的东大寺，来礼拜问讯的人从未间断过。

鉴真和以他为首的僧团，带去了大批佛教经卷和珍贵文物，在日本确立了僧人受戒制度，他们在进行传播佛学的同时，也传播的唐代文化，如中国的中医中药学，建筑学等等，此外，鉴真等还传播了汉语、书法、绘画等，实际上他们是以僧团的形式，向日本全面输入了灿烂的唐代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杨曾文主任）“鉴真是一个时代有名的僧人，但是他代表一种伟大的人格，从他的人格身上我们看的，中华民族，那些古代的杰出人物，他们身上有一种感人的力量。

”

（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严绍当（上汤下玉，为dàng）教授）“鉴真和尚和他的弟子们，克服了千重的困难，越海到达了日本，并且向日本传达了当时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推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这在中日文化关系上，实在是非常惊人和了不起的，它是一座不灭的丰碑。

”

备忘

天宝十二年（即公元753年），66岁的鉴真大师历经磨难，终于登上了日本列岛。

篇二：

鉴真东渡论文

摘要：

唐代高僧鉴真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历尽艰辛，东渡弘法，使日本佛教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时改变了日本国家税收不平的现象。

这位伟大的佛教僧人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文化往来和宗教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

鉴真；东渡；日本；佛教；影响

中国和日本，虽然隔着汪洋大海，但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公元前，两国就有了文化联系。

根据文字记载，东汉时，两国就建立了正式往来。

此后，交往日益频繁。

到了唐代达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高峰。

通过两国使节和人民的往返，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政治制度、生产技术、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友好史上，唐代鉴真和尚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佛教传入日本到鉴真东渡，佛教已在日本流传了200多年，开始主要受到天皇和贵族的信奉，后来逐渐传播到平民之中。

7世纪末全国有寺545所，僧尼也逐年增加，仅在京城七大寺就有僧尼3363人。

从公元710年定都奈良到794年迁都平安，史称奈良时代。

在定都奈良过程中，旧有的大寺也迁移到奈良，此外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又建立供奉卢舍那佛金铜造像的东大寺，在各地（称国，比现在的县略小）建造国分寺，安置僧尼供奉、诵读护国经典《金光明经》、《法华经》、《仁王般若经》等，祈祷佛菩萨、善神护国佑民。

随着日中佛教交流的发展，大量汉译佛典和中国僧人的著述相继传入日本，到8世纪出现以研究一部经典或几部经典为中心的佛学团体，开始形成具有学派性质的所谓“奈良六宗”，即三论宗和成实宗、法相宗和俱舍宗、华严宗，最后是由鉴真开创的律宗。

在鉴真东渡之前，虽然从朝鲜、中国陆续传入一些戒律，然而长期以来没有条件按照戒律如法举行度僧授戒仪式。

按照戒律规定，归依佛教并受五戒成为居士，受十戒为沙弥或沙弥尼，受具足戒后才为正式僧尼。

授具足戒必须有十师（三师七证）或至少需有五师（三师二证），才能举行仪式，此外还有种种程序规定。

然而，日本长期缺乏系统的律学理论和合格的律师，僧尼出家受戒是按大乘佛教经典《占察善恶业报

经》、《菩萨地持经》、《瑜伽师地论·戒品》的说法，或是请受过戒的僧人授大乘三聚净戒（摄律仪、摄善法、饶益有情三戒），或是在佛、菩萨像前自己发誓受戒。

当时僧尼具有免除课役的持权，朝廷为保障财政收入严格控制僧尼出家的数字。

然而在通行这种授戒方法的情况下，是难以制止私度僧尼的。

为此，天皇下诏派人到中国聘请律学高僧并输入戒律著作，企图通过集中授戒来加强对僧尼出家的控制和管理。

日本天平五年（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圣武天皇敕兴福寺僧荣睿和大安寺僧普照搭乘遣唐使的船到中国留学并邀请律僧赴日传授戒律。

最早应请赴日传律的唐僧是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璇（702－760年）。

他是禅宗北宗普寂的弟子，对华严、天台、律诸宗和禅宗都有很深的造诣。

他以奈良大安寺为中心向日本僧人讲授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又讲大乘戒律《梵网经》等，然而因为没有具备戒律规定的十师，仍不能立坛授戒。

742年，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到达扬州，恳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为日本信徒授戒。

当时，大明寺众僧“默然无应”，唯有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

遂决意东渡。

第一次

742年冬，鉴真及弟子21人，连同四名日本僧人，到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造船，准备东渡。

时日本僧手中持有宰相李林甫从兄李林宗的公函，因此地方官扬州仓曹李凑也加以援助。

不料鉴真一位弟子道航与一名师弟如海开玩笑说：

“人皆高德行业肃清。

如如海等少学可停却矣”，如海信以为真，大怒，便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

当年海盗猖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闻讯大惊，派人拘禁了所有僧众，虽然很快放出，但是勒令日本僧人立刻回国，第一次东渡就此夭折。

第二次

744年1月，作了周密筹备后，鉴真等17僧（包括潜藏下来的荣睿、普照），连同雇佣的“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85人，共100余人再次出发。

结果尚未出海，便在长江

口的狼沟浦遇风浪沉船。

船修好后刚一出海，又遭大风，飘至舟山群岛一小岛，五日后众人方被救，转送明州（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安顿。

开春之后，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各地寺院皆邀请鉴真前去讲法，第二次东渡遂结束。

第三次

结束了巡回讲法之后，鉴真回到了阿育王寺，准备再次东渡。

此事为越州僧人得知，为挽留鉴真，他们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潜藏中国，目的是“引诱”鉴真去日本。

于是官府将荣睿投入大牢，遣送杭州。

荣睿途中装病，伪称“病死”，方能逃离。

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第四次

江浙一代既然不便出海，鉴真于是决定从福州买船出海，率30余人从阿育王寺出发。

刚走到温州，便被截住，原来鉴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安危，苦求扬州官府阻拦，淮南采访使遂派人将鉴真一行截回扬州。

第四次东渡不了了之。

第五次

748年，荣睿、普照再次来到大明寺恳请鉴真东渡。

鉴真即率僧人14人，和工匠水手等共35人，阴历6月28日从崇福寺出发，再次东行。

为等顺风，出长江后鉴真一行在舟山群岛一带停留了数月，直到11月才能出海。

在东海上，该船遭到强大北风吹袭，连续漂流14天才看到陆地，16天后方能上岸，发现已经漂流到了振州（今海南三亚），入大云寺安顿。

鉴真在海南停留一年，为当地带去了许多中原文化和医药知识，时至今日，三亚仍有“晒经坡”、“大小洞天”等鉴真遗迹。

。

之后，鉴真北返，经过万安州（今海南万宁）、崖州（今海南海口）、雷州、梧州到达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在始安开元寺鉴真又住了一年，又被迎去广州讲法，途径端州（今广东肇庆）时，荣睿病死该地龙兴寺。

在广州，鉴真动心前往天竺，被慰留。

入夏之后，鉴真继续动身，经韶州时，普照辞去，临别之时，鉴真发誓“不至日本国。

本愿不遂”。

此时，鉴真由于水土不服加之旅途劳顿，又为庸医所误，导致双目失明。

过了大庾岭，鉴真大弟子祥彦又在吉州（今江西吉安）坐化，鉴真十分悲痛。

接下来鉴真又经过了庐山、江州（今江西九江）、润州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回到了扬州。

第五次东渡结束。

第六次

由于鉴真的游历遍于半个中国，因此声名大噪。

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同他们一道东渡。

当时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为日本拒绝，因此不许鉴真出海。

鉴真便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转搭遣唐使大船。

随行人众24人，其中僧尼17人。

11月16日，船队扬帆出海，此时，普照也于余姚赶来，11月21日，鉴真所乘舟与晁衡乘舟失散，12月6日剩余两舟一舟触礁，12月20日，抵达日本萨摩。

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三、鉴真东渡的影响

鉴真东渡日本的伟大事迹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景仰和赞叹，一方面在于他的百折不挠、信守诺言、不怕困难的顽强精神；另一方面还在于他架起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把大唐帝国的先进文化带到了日本，对于日本奈良时代天平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使日本佛教界发生了很大变化。

经过鉴真的倡导和他的弟子们的努力，律宗在日本正式确立，成为奈良六宗之一。

今天日本律宗以鉴真为开山祖师，以唐招提寺为总本寺。

鉴真还带去了中国天台宗的主要著述。

他在唐招提寺曾开讲天台三大部经。

后来，经日本最澄和尚的努力，天台宗成为日本佛教重要的宗派之一，在平安时代大大发展，对平安时代文化的繁荣，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在建筑等方面，鉴真一行也作出重大贡献。

唐招提寺是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在日本人民的合作下创建的寺院，结构精巧，布局和谐，气势雄伟，完全吸取了唐代建筑的最新成就，对日本的寺院建筑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鉴真带到日本的绣像、雕像、画像、金铜像、书帖等，给日本的造像和佛画艺术提供了借鉴。

大批唐代写经传人日本，也成了日本写经书法的楷模

再次，鉴真一行对日本医药学也做出了贡献。

据《东征传》记载，鉴真抵日后，除讲律授戒外，还“开悲田而救济贫病”，可见他在那里继续从事医疗活动，传播医药知识。

在临症方面，文献记载虽然不多，可是鉴真为光明皇太后治疗慢性病!

效果很好，因而受赐水田一百町，说明他的成绩也是很显著的。

十四世纪以前，日本医界把鉴真奉为始祖，据传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药袋上还印有鉴真的肖像，可见其影响之深。

四、结语

鉴真赴日本的目的是作为传戒师传授正规的戒律，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此。

日本佛教由此整肃了威仪，作为国家佛教得以完备。

同时，国家税收不平的现象此时也有明显的好转。

篇三：

鉴真东渡

鉴真东渡在中国航海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李德鹏

信息工程学院电子信息类151班20XX10320031

【摘要】

在有中国人的时候，就有了中国人的航海。

在中国的航海史上，出现了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最先开创了海洋精神的时期，应该是郑和那个时代。

中国人自古就是海洋上的勇者，最具有代表性要数鉴真六次东渡日本了。

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也许留给今天的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他那刚毅执着的精神品质和中日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但是，对于他赴日途中的航海行径，对中国航海史有着怎样的意义，并未有多么深入的研究。

所以本文从鉴真东渡的航海技术和航海发展史的角度，对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字】

鉴真东渡、航海、意义、影响一、事件背景和过程：

唐代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能自给自足的体系，经济发达，地域辽阔，科技先进，各方面都处于世界的前列。

所以，唐代的人民，在世界面前很有自信和底气，在与海外交流时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

鉴真大师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普度众生的使命感，11年6次东渡日本，最终完成了他的夙愿。

鉴真，是唐朝扬州德高望重、闻名遐迩的受戒大师。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日本来了两名留学僧荣睿和普照，受日本圣武天皇之命，约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法受戒。

笃信“普度众生”的鉴真大师，不顾路途的遥远与艰险，毅然率领弟子们踏上了六次东渡日本的艰难历程。

第一次东渡，开始于唐天宝二年（743年），鉴真和弟子祥彦等21人来到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造船，准备东渡，却因受到官府的干涉而失败。

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僧人私渡日本是犯法的，故鉴真还没有动身起步，就被别人举报，因此初次东渡因此而终；第二次东渡（744年），鉴真买了一艘军船，带好了准备的粮草等物品，师徒一行再次由扬州出发，顺长江举帆而下。

这次虽然没有走漏风声，却遇上了狂风恶浪，巨浪滔天，船体破损，所以无法继续行驶了，虽然及时抢修了，但时节正值隆冬，寒风刺骨，其艰险程度难以想象，因此，第二次东渡也宣告流产；第三次东渡，在鉴真的亲自组织下，欲取大盘山直驱日本，扬帆起航，然而到达大盘山后却无法靠泊，又因风向不对，在那儿呆了一个多月才继续航行。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当他们行驶到乘名山（今舟山到北）时，船体却因触礁而再次破损，之后好不容易得到援救，却又被地方官软禁在寺庙中。

所以，第三次东渡也再次夭折；第四

次东渡，原本做好了相关准备，但因鉴真弟子灵佑怕师傅冒死生莫测的风险，牒告官府，极力阻拦。

于是，官府派人到寺庙中捉拿他们并将其护送回扬州。

所以，第四次东渡又被迫中断。

第五次东渡（748年），日僧荣睿、普照再次到扬州谒见鉴真，迅速商议再赴日本。

鉴真没有动摇，继续出海，但船行驶到狼山附近时，经历风急浪高的考验，之后横渡东海时遇到了台风。

在海上漂流了14天后，却到达了振洲（今海南岛南端），远远偏离了正常的航线，由此，第五次东渡也未能达到目的。

第六次东渡，由于鉴真的游历遍于大半个中国，名声大噪。

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东渡。

虽然这次东渡又遭到了外界的阻挠，但鉴真意志更加坚定，趁他人不备之时，迅速登舟启程。

这次同样是历尽千辛万苦，但终于到达了日本，实现了自己多年来宏伟的夙愿。

在到达日本之后，他已是六十六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了，但为了中日人民的友好交流，他还是应允了日方的要求，他设立戒坛，传播佛法，虽然双目失明，但能凭记忆校对佛经。

他还精通医术，他最后留下的《鉴上人秘示》一书，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受鉴真弟子的委托，在鉴真圆寂后的16年，日本奈良的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写了《唐大和上东征传》。

详尽描述了鉴真六次东渡航海的艰苦历程，这对于后人了解中国、日本的造船术和航海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二、多次失败的原因分析

鉴真东渡是一次伟大的壮举，它已成为了中日交往史上一个著名的事例，但是，它既然发生在科技发达的唐代盛世，为什么还历经这么多次

的失败？

它是不是代表了唐代的航海技术的发展水平？

鉴真可不可以称得上航海家？

对此，我们还得做一些探讨。

首先，在出海政策方面。

唐代虽然海外贸易较为发达，但它贸易的对象只是限于今印度、阿拉伯等东南亚地区。

而对于当时的日本，尚处于封建经济文化兴起时期，因此唐朝不注重与日本的交往，甚至在海外政策上对其也有一定的禁律，尤其是坚决阻止平民出海日本。

因此，鉴真在第一、第四次东渡日本时，发生了被人告密、官府逮捕的情况。

鉴真也是极力遮蔽耳目，减少影响。

由此可见，由于政府政策的影响，给鉴真东渡带来了不少的阻挠。

其次，由于唐代的造船工业有着很大的发展，但这些造船工厂往往都是集中式的，全国有好几家大型的造船厂。

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船厂，几乎把民间中优秀的工匠和造船材料都搜刮殆尽了。

因此，处于民间阶层的鉴真凭自己的有限力量是不可能找到优秀的造船能手和良好的造船材料，也就不可能造出结实的船舶。

这也是他们多次遭遇风浪就发生船舶损坏的原因。

再者，从船员的技能水平看，那些有良好素养，有丰富经验的船工早已被政府招之任用了，留在民间的只是一些普通的、缺乏丰富航海经验的人。

鉴真每次东渡，不免都是大量的这种人来滥竽充数充当船员。

他们在航行时，不会掌握天气和海洋的规律变化，比如，在第一、二次出海时，当时海洋上恰有来自北太平洋的强大的东北季风，有航海经验的人是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出海的，出海必然遭到重创。

同样第三次出海，也是由于东北风的影响，船被吹的远远地偏离了正常的航道，被吹到南海去了。

第六次虽然鉴真本人到达了日本，但同行的几艘船早已不知被吹向何方，甚至还大大遇难受伤?

然而这些船工们并不懂得这些，只是单纯的凭借一股勇气出海，致使鉴真一行险些葬身大海。

三、意义和深远影响

鉴真怀抱着兴隆邻邦佛法的态度，普度众生的心愿，不畏沧海险阻，历经十年时间，出生入死地六次东渡，最终以六十六岁的高龄东渡成功，

参考文献：

1.XX百科鉴真东渡2.作者张静芬著鉴真东渡日本3.中国励志网古代航海大事迹

并且在日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的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带给日本的先进文化是流芳百世的。

但是，单从鉴真航海这一方面，我们对鉴真东渡的评价，还得有着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正确得出它在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等航海方面的影响，正确确定它在航海史上的研究地位。

在唐代之前，我国的航海史有三个较大的发展阶段：

奴隶社会时期，人们从单一的木板船发展到了带有简单风帆的船；之后在秦朝时，可以出了有多重甲板的楼船；再往后就有了更高楼层的较大型船舶，如隋唐时的载有八百人的“五牙舰”，甚者有着先进的水密隔舱。

所以说，唐朝时的造船技术，在世界上是相当先进的了，在世界的海运史上有着极为重大的参考意义。

但由于各种原因，唐朝较为发达航海技术并没有在鉴真身上得以全部体现，鉴真东渡也并没有真正反映当时的造船水平，目的也并不是进行海上探险活动，而航海家是以海上探险为主要目的的。

所以，鉴真固然不能称得上是航海家了。

鉴真为实践佛法而与之斗争的对象是大海，为了超越海洋，达到海之彼岸，他几乎花费了半辈子的时间，其精神固然可嘉，但效果并不理想，且不说浪费时间和精力，单是最后一次成功也是非常侥幸的，倘若天公不作美，鉴真也只好抱憾终生了。

不过，我们从这个事件中倒是可以得到一点有关唐代的航海状况，这对与航海史的研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比如，鉴真第六次东渡偏离所走的是南岛航线，史料中就曾记载了南岛上有各种标牌、岛名、泊船处等各种标志，这就可以说明当时的南岛航线是一条非常繁忙的航线。

总之，不管鉴真东渡对航海史研究是否有着重大的参考意义，鉴真大师能够不顾个人的安危，在条件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普度众生，这一点是永远值得赞扬和肯定的。

鉴真的航海事迹，真实地反映了中日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关系，并且他的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品质，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尤其是在未来的航海生涯中，能够有鉴真大师的这种大无畏勇气，才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

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