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抗战口述史学的发展和研究内容.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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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首先对中国大陆80年代以来的抗战口述史研究发展的表征对了分析；其次，对这一时期抗战口述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即日本的侵华暴行、中国军民的抗战、抗战历史人物和抗战时期的教育等方面的口述史研究开展的情况及其成果作了概括和分析。

关键词：

中国当代抗战口述史研究内容

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是中国当代口述史研究发展的热点和重点领域，值得总结和研究的方面比较多。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就当代中国抗战口述史的发展和基本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和研究。

抗战口述史研究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对亲历抗战的人物的采访及所获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二是利用抗战口述史料从事的各类研究和创作。

本文即从这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总结和研究。

由于港台材料收集困难，本文仅以中国大陆抗战口述史研究为考察对象。

[1]此外，由于有关抗战口述史研究的资料比较多，也比较分散，一时难以全面搜集，因此，文章所作的总结难免存在偏颇和不足，敬请批评指正。

一、抗战口述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用口述方法搜集、整理抗战史料在大陆早已开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整理和出版的各种大量通过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有关近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变迁的史料中，便包括今天所说的口述史料。

其中，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最具代表性。

这些史料中有相当部分涉及到抗战。

不过，这一时期抗战口述史料的采集、整理和出版是从属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资料搜集工作范围内的，而且，较少利用口述史料和口述史方法来深入和系统研究抗战史，还没有明确的口述史学科意识。

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抗战口述史研究开始蓬勃发展。

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当代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在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它的发展提供了科学和系统的方法论；学术界开始将抗战口述史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来建设。

二是，日本军国主义复兴、日本教科书事件和日本首相等高级政府官员不断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和事件，激起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日本侵华史的强烈关注和研究。

而通过采访亲历、亲闻和亲睹日军暴行和战争的人以收集丰富、详实和生动的一手资料便成为帮助人们认识和溶化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途径。

抗战口述史研究的兴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事和参与抗战口述史料采集的组织和人员不断扩大。

其中，既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学术、文化和教育机构进行的系统采集，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日军慰安妇纪念馆和九一八事变纪念馆等抗战纪念馆都将系统和长期从事口述史料采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也有民间机构、人士乃至的积极参与。

如，齐红深教授从事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的口述调查长达20多年。

南京理工大学学生曾在2002年暑期进行南京大屠杀口述史料的采集。

第二，抗战口述史料采集的力度加大，这主要表现为采集工作开始系统化和长期化。

如，南京市政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市教育局等单位先后在1984年2—9月，1991年暑假和1997年暑假组织过以南京市为中心的、大规模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普查、复查和口述史料征集工作。

[2]其次，还表现为海内外学术研究团体及学者开始联合进行抗战口述史料的采集。

如，1991年创立于纽约，专注抗战口述史研究的“中国近代史学会”与大陆一些大学和文化机构就抗战口述史各方面史料的采集展开了广泛合作。

[3]中国和日本的不少团体和学者就日军侵华战争罪行口述调查也有许多合作。

第四，抗日口述史料采集的对象和范围愈益扩大。

有关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口述史料的收集，包括南京大屠杀、中国慰安妇、中国劳工、侵华战争细菌战、在华奴化教育和“无人区”等众多方面。

在中国军民抗战方面，不再局限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而是扩大到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和社会民众抗日斗争。

此外，反映抗战其它方面的口述史料采集，如中国的妇女抗日斗争、抗战人物、战时教育、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社会生活等也逐步展开。

第五，系统整理和出版了一批抗战口述史料，为抗战史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不少杂志也常常刊登抗战口述文章。

如，《老人天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2005年“计划全年期间，以口述史的方式，依靠健在的抗日老战士自己书写当年的历史的媒体。

”[4]

第六，利用口述史料和方法进行专门和系统的学术研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述。

其中，在南京大屠杀、二战中国劳工史、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慰安妇、奴化教育史、花园口事件、滇西南抗战史和抗战人物研究等方面成果颇丰。

第七，利用抗战口述史料进行表现形式多样的创作，如制作纪实性影视作品、进行报告文学和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制作结合图片和文献资料的画册等。

这方面的作品愈来愈多，极大地扩大了抗战口述史的社会影响。

第八，开始注意对抗战口述史研究进行理论性总结研究，这对以后抗战口述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如，齐红深的《关于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刘相云的《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其证言的史料价值》等。

不过，目前这方面的理论性总结还很欠缺，有待加强。

抗战口述史研究的内容和成果涉及抗战史的各个领域。

其中，有全面性的研究，如，由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近千万字的综合性资料汇编《抗日战争》涉及抗战历史的各个领域，全书分《绪论――九一八至七七》、《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抗战时期的国内政治》、《抗战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的经济》、《日伪政权与沦陷区》和《日军暴行日志》7卷，其中有不少口述性史料。

80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级政协文史资料，也包括大量抗战口述史料。

中央电视台2003年初开拍的史诗性大型纪录片《抗战》全长30集，每集30分钟，预计于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在播出。

“该片将在大量中外抗战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口述基础上，辅以最新发现和解密的文字、图像史料，再现抗日战争各个时期的真实面貌。

该片还将开创中国电视纪录片历史上一系列的第一次：

首次集中全面的揭示鸦片贸易、奴化教育、资源掠夺、残害劳工等战争罪恶；首次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中国远征军缅甸会战等重大战役做全面展现；首次以全球华人的视角讲述海外华人对祖国抗战的贡献。

”[5]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专题性的，下面作一概述。

二、有关日本侵华暴行口述史研究

这是抗战口述史研究的重点和成果最多的方面。

在综合性研究方面，李秉新、徐俊元等主编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包括对许多中方幸存者、目击者的寻访录和日军暴行参与者和目击者的材料。

全书147万字，共收暴行事件2272件。

内容包括非战斗性屠杀无辜平民、屠杀战俘、虏杀劳工、轰炸和平居民、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奸淫妇女、抢掠财物、焚烧民居和公共建筑、强抓劳工和慰安妇、破坏名胜古迹、屠杀宗教和文化科技界名人、进行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等。

左禄主编的《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收集日军屠杀中国同胞的重要惨案51起，书中使用了对惨案幸存者大量调查访问的材料。

天津社科院出版社推出的、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史料丛书《历史不能忘记》，通过有关人员对亲历、亲闻、亲见日军暴行者两三年的实地采访，将日寇在天津、河北所犯的种种罪行以口述形式真实记录下来。

不过，这方面也以专题性研究为主，主要包括：

1，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

南京大屠杀口述史料的采集是目前抗战口述史料采集中力度最大和成果最多的。

南京市先后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南京大屠杀口述史料采集。

1984年2—9月，南京市政府在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在全市对大屠杀幸存者进行了普查，寻访到1756人。

1991年暑假，纪念馆和南京市教育局组织全市部分老师和中学生对幸存者进行了复查，并征集了一批新的幸存者资料。

1997年7月，由纪念馆和南京市教委举办、日本全国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60周年联络会和旅日华侨总会协办的“留下历史的见证”夏令营——万名师生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活动，调查范围和参加人数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据不完全统计，在对16714名老人的寻访中，发现1419名幸存者仍然健在，“其中许多是新发现的幸存者，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

”[6]小规模的各种调查仍在继续，如，南京理工大学8名青年志愿者在2002年暑期访问了近140位老人，取得了100多份证词，收集到数十名遇难者的名单，发现了一批新的南京大屠杀人证和物证。

[7]

在口述史料的整理出版和利用这些口述史料进行研究方面，主要有：

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委会等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孙宅巍、吴天威著《南京大屠杀——事实及纪录》；孙宅巍、李德英著《黑色12·13——南京大屠杀最新揭秘》；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徐志耕主编《血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徐志耕著《南京大屠杀》和《屠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刘惠恕编著《南京大屠杀新考——兼驳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论》等。

此外，还利用这方面口述史料制作一些影视片，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摄制的电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和教学录相片《30万的控诉》；江苏电视台摄制的纪实录相片《南京大屠杀》；南京电视台摄制的《历史的见证》8集纪实片等。

[8]

南京大屠杀口述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还表现在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来开展长期性研究，如，南京师范大学设有“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并与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共同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同时，出现这方面研究的初步理论总结，如刘相云的《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其证言的史料价值》一文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和目睹者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通过这三者收集口述史料的过程、作用及其今后工作的开展作了分析。

2，对日军慰安妇的研究

中国慰安妇口述史料的整理、出版和口述研究成果主要有：

江浩的《昭示：

中国慰安妇1993·跨国跨时代调查白皮书》、《昭示：

中国慰安妇——跨国跨时代调查白皮书》和《跨国档案：

中国慰安妇》；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及其主编的《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李秀平的《十万慰安妇》；田玉光的《帝国军妓——随军慰安妇军中生活实录》；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

亲历战争》专列“永远的伤痛：

（侵华日军）‘慰安妇’证言”一节。

孙逊则利用口述调查材料写成长篇小说《慰安妇血泪》。

这些著述揭露了日军强征中国“慰安妇”的事实，“慰安妇”制度的实施、性奴隶制受害者、记录了受害者的控诉、自述和回忆等。

3，对日本掠夺劳工的研究

二战期间，日本强掳中国百姓充当劳工，在沦陷区的矿山、工厂从事超强度劳役，或强行将一些劳工送到日本和其它占领国为其服役，数百万中国劳工因备受摧残身亡，是二战时日本所犯重要罪行之一。

因此，劳工口述史研究成为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的重要方面。

这方面的史料出版和研究著述主要有：

陈理昂、朱铁英的《花冈暴动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张国通的《花冈事件》；刘宝辰的《花冈暴动——中国“劳工”在日本的抗日壮举》和骆为龙主编的《强掳·诉讼·和解花冈华工惨案始末》等。

4，日军实行细菌战的研究

日本是二战期间唯一在战场上使用过细菌（生物）武器的国家，其中，主要是在中国战场；同时，在中国还设有研制和实验生物武器的部队，如臭名昭著的东北“731”部队和华中（南京）的1644部队等。

由于日本一直刻意隐瞒这段历史，造成文字和实物史料相对不足，因此，这方面口述史料的发掘意义就特别重大。

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有学者说，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90年代以后，在搜求与整理数量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详见《细菌战与毒气战》、《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细菌战大屠杀》等附录的参考文献）；“在已有的和正在不断发掘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史料中，口述史料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14]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会”也将《见证历史——日寇细菌战受害者口述》作为近期进行的项目。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主要有韩晓的《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罪证》；黄可泰、吴元章的《惨绝人类的细菌战——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沙东迅等著《揭开“8604”之谜——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邢祁和陈大雅的《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郭成周和廖应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佟振宇的《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丘明轩的《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张世欣的《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实》；杨玉林、辛培林的《细菌战》和《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日军细菌战成人体实验受害者罪证调查》等。

5，日军在华北“无人圈”的研究

抗战期间，日军为隔绝老百姓和八路军的联系，巩固日军的“西南国境线”，曾在长城南北150公里范围沿线建立了一个灭绝人性“千里无人区”，把这一带中国百姓强行驱赶到所谓“人圈”（集团部落）中，使十几万人流离失所。

在“集家并村”过程中，伴随着大规模屠杀，受害重点县河北兴隆被屠杀和折磨致死的达6万多人，“三光政策、大屠杀、瘟疫,所有战争中最残酷的手段在兴隆“人圈”都可以找到。

”[15]为此，兴隆县在这方面口述史调查中做了长期的工作，采访、收集和保存了不少老人的口述回忆，并收入《兴隆县县志》中。

县党史办的佟靖功在将近20年里走访了境内一千余名幸存者，采集了大量口述史料。

《千里“无人区”》的作者陈平在“自序”中说，为收集资料，他多次深入“无人区”所遍及的26个县进行实地访问，获得了许多第一感性的认识和资料。

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无人区》等。

2002年9月，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千里无人区》，则将大量亲历者的口述史料与遗址拍摄和文献史料结合，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这一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