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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牵头从2012年开始做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名称是“纳西东巴文献搜集、释读刊布的深度开发研究”,这个题目是全国社科规划办下达项目时定名的。

在保护、搜集和释读的基础上如何进行“深度开发”,在研究中,笔者一直在思考这个主题。

作为东巴文化主要载体的东巴古籍文献(或者如西方学者常用的词“手稿”manuscripts)当下和以后的命运和发展前景如何?

下面是笔者在这项研究中的一些思考和认识。

  一、传统书写文献到口诵经的传承和保护

  据不完全统计,分布在国内外的东巴古籍文献大约有3万余册(不算20世纪80年代以后书写的新的东巴文献),其中丽江地区收藏有5000多卷东巴古籍。

200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咨询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在波兰召开),中国申报的纳西族东巴古籍列入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中国迄今3项入选这项名录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唯一入选这一名录的少数民族古籍。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东巴古籍被毁。

20世纪60年代,在当时的丽江县委书记徐振康等一些有识之士的力促下,数千卷东巴古籍得到收集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纳西族东巴古籍的保护传承力度不断加大。

东巴们把以前深藏的家传东巴古籍拿出来,用于一些逐渐恢复的东巴仪式中,并将这些古籍的内容传授给弟子。

有的东巴则从其他东巴那里借来幸存的东巴古籍抄写,有的根据自己的记忆重新书写东巴文献。

一些东巴家庭也开始重新书写东巴经。

将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重新抄写在东巴纸上传承的东巴也逐渐增多。

按照传统的理解,古籍文献一般就是指用各种文字记载下来的文本,但在东巴文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中,笔者发现在东巴教的仪式体系中,除与各种宗教仪式相配套而成、用图画象形文字(斯究鲁究)和音节文字(格巴文)所写成的文字经书外,还有一类仅靠口头咏诵传承的经典,纳西语称之为“枯使”,直译的意思就是“口诵”或“口述”,有的学者将之称为“口诵经”。

过去在高度重视文字书写的古籍文献的同时,忽略了这部分口诵经,对其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调研、整理和翻译。

目前,纳西族西部方言区东巴使用的主要是用图画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经,口诵经比较少。

而属于东部方言区的宁蒗县永宁乡纳人(摩梭)巫师达巴则没有用文字写成的经书,只有口诵经。

据和志武先生早年的调研,在达巴口诵经中,也有内容与流行于丽江纳西人中的《崇搬绍》(译为《创世纪》或《人类迁徙的故事》《人类迁徙的来历》)很接近的《崇邦绍》以及《董孜》(开坛迎董神与色神的经)、《森嗯》(用于超度结婚后在丈夫家去世的妇女之魂的经书)等作品,这些口诵经显然是同源异流的纳族群本土宗教口诵和书写的不同文本。

  “枯使”(口诵)一般都不写成文字经书,与纳西族民歌、民间咏诵词等有密切的联系,要根据场景和事件的不同而灵活地变换诵词,其中需要即兴发挥的内容也比较多,而用文字写成的经书内容则是代代传承,比较固定。

因为这样,很多的口诵经就没有整理下来,有不少已经失传了。

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的学者们花了20多年时间完成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100卷(936册),在2001年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但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整理翻译都集中在对图画象形文字写成的经书上,口诵经被忽略了。

另一方面,当代的东巴也需要向自己的徒弟传授口诵经。

过去由于仪式举行得多,很多东巴能在这一过程中把冗长的口诵部分逐渐背熟。

而现在东巴举行仪式的机会毕竟比过去要少多了,所以要背诵这么多内容是不容易的。

因此,目前口诵经(或口诵传统)是最容易失传的,应该加强口诵经的录音和记录并加以翻译整理。

十多个参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翻译的东巴全部过世后,仪式的不少口诵部分就失传了,这是个东巴古籍翻译整理中的大损失。

笔者建议现在还记得一些口诵经的东巴们把它们用象形文字记录下来,传承好这宗文化遗产。

由于有这样的想法,除《还树债》外,笔者也将口诵经《神幛开眼》(za33mi21phu33)用图画象形文写了下来。

沿用东巴写经书的传统习惯,记录下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词句,而不是逐字逐句地书写。

此外,笔者还用国际音标全文记录了这部分口诵经,并录了音。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来自大东乡的老东巴和士诚曾经将口诵经《热美蹉》用图画象形文字写了下来,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对传承东巴文化和民间文化而言,是非常有效的。

近来,一些纳西族摩梭人(纳人)的祭司达巴也因为他们的口诵经很多,没有文字记载,学习难度大,所以,有些达巴提出来要学习东巴图画象形文字,并用图画象形文把他们的口诵经记录下来。

这也是一种创新,过去达巴从来都不会用丽江纳西人的图画象形文去记录他们的口诵经。

笔者2000年在宁蒗县永宁乡温泉村采访了两个达巴先生,在他们那里看到了一本用类似丽江纳西所用的图画象形文书写的古卜经,是家庭传承的文化遗产。

这本经书与丽江的象形文经书有什么联系,目前还没有进行对比研究。

如今,也有摩梭学者试图用国际音标记录达巴口诵经。

尽管在国际音标的标注上还存在一些不准确的问题,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口诵传统抢救整理的举措。

相比于过去类似的整理本只有汉文的情况而言,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东巴文献的载体东巴纸的保护现状及开发前景

  东巴古籍是书写在纳西族本土纸——东巴纸上。

这种纸是用一种当地人称为“弯单”的植物(当地汉语称为山棉树皮,植物学家认为是瑞香科荛花__属中的一种)经特殊工艺处理后制成,东巴纸厚实,防虫蛀,纸张色泽如牙色。

写成东巴经后,东巴常年累月地手持这些经书在家居火塘边诵读,烟火熏染,因此使之逐渐变得古色古香。

东巴教被视为封建迷信遭禁止后,当时大多数地区的乡村已经停止了东巴纸的制作。

改革开放后,随着东巴文化的逐渐解禁,很多乡村的东巴开始重新书写东巴经。

他们没有传统的东巴纸,常常是写在一些纸箱拆下的纸或各种厚一些的包装纸上。

1989年笔者在当时的丽江县塔城乡(今属玉龙县)署明村就看到后来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巴画传承人荣誉的和讯东巴有几本在拆开的纸箱纸上写的《看日子书》等东巴经。

后来,在其他不少地方也看到过利用各种稍厚一点的纸张重新书写东巴经的情况。

随着东巴文化的逐渐复苏,有些东巴造纸传人开始重新制作东巴纸。

1991年初,丽江县大具乡(今属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肯配古村的东巴后裔和圣文老师得到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的支持,研制出质量更好的东巴纸,为各地东巴和研究者所使用。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白地村的老东巴和志本也擅长制作东巴纸,他后来也因此被授予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称号。

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多年来致力于和造纸艺人合作制作东巴纸,开展“纸援东巴”行动,支持各地东巴用东巴纸书写东巴经,已经产生良好效果,出现了大批经典。

大批经典的需要催生了对东巴纸的巨大需求,而且随着东巴文化的知名度日益提高,东巴纸也成了市场上的畅销物。

很多人用它来作画写字后高价出售,一些人以东巴纸制作名片和宣传品,有的人还制作绘在东巴纸上的丽江古城地图,丽江市邮政局、昆明三希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还联合开发了“东巴纸三遗产系列邮品”,东巴纸可谓一时洛阳纸贵。

  这些需求最终对制作东巴纸的这种高山植物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制作东巴纸的瑞香科尧花这种植物生长在海拔2500米以下的山区,曾为东巴文化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遭遇了厄运,濒临危境。

云南省植物所的几个科学家朋友曾做过人工栽培这种植物的实验,但迄今还不见用于东巴纸制作。

即使有一天人工种植成功,东巴纸能大量上市赢利,那其中传统的宗教和文化含义,也将悄然散失。

所以,未来如何利用科技手段来制作东巴纸,保护尧花这种植物,是一个事关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传承的问题,是东巴文献保护和深度开发的重要一环。

  三、东巴古籍的释读应更加精细缜密

  当下对东巴古籍文献的翻译整理,以“四对照”(东巴象形文原文、国际音标、逐字直译、意译)的释读方式最常见,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李霖灿、方国瑜等学者直到今天的东巴文化研究院集20多年之功完成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用的都是这一方法。

但另一方面,这种“四对照”的释读翻译工作,也还有不足之处。

比如《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的“四对照”翻译整理做得很好,但在词汇和术语的详细注释和考释方面则比较粗疏。

有“西方纳西学之父”美誉的洛克(Rock.J.F)释读的方法则是写出一段经书原文,然后音标注音,逐句解释和翻译,他虽然没有对应每一个文字和语词直译,但其长处是用大量的注释对原典进行认真的考释和释读,比如他翻译注释了属于东巴教“署古”(祭大自然神“署”)仪式的东巴古籍,后来出版了《纳西人的纳嘎崇拜及其相关仪式》上下卷,其中对经书的术语和词汇的注释非常详细,多达1317个,其中有不少注释他还注明可以参看他的哪一本论著哪一页的哪一条注释,相互对照比勘,十分精细。

他的考释中大量对苯教和藏族古文化语词进行对比研究,下了扎扎实实的功夫。

这种态度和方法值得翻译研究东巴经和达巴经的学者们认真学习。

过去,著名语言学家傅懋绩先生曾经对纳西东巴古籍《崇搬绍》做过很认真的字释研究。

  近年来西南大学长期从事文字学研究的喻遂生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对东巴文献古籍做了重点放在细致的“字释”的翻译工作,将东巴象形文与甲骨文等一些古文字做了细腻的比较研究,在文字考释和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喻遂生先生及其弟子的研究重点是在“字”上,而东巴古籍文献所用的象形文字不过2000多单字,更多的是语词,东巴古籍的书写用了大量的假借方法来表达纳西文本丰富多彩的含义,__所以每一个语词和有语法意义的虚词的考释和释读是纳西东巴古籍文献释读中最难和最重要的,而这种释读意味着翻译者必须精通纳西古语今语,要花大工夫来进行释读。

以后对东巴古籍文献的释读,要做得更为精细缜密,包括对其中大量具有宗教意义的具体术语的注释和解读,包括将纳西今语、古语词汇与同属一个语族(藏缅语族)其他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深入解读东巴教的古籍文献。

  四、做好面向大众的东巴文献的通俗释读刊布

  传统的用于东巴教仪式的东巴古籍文献记录了大量的神话、史诗、传说、诗歌、谣谚等,是纳西族古典文学的宝库。

这些作品是用三五七九十一等奇数字的诗歌体写的,从文体上而言,有点类似“楚辞”。

东巴古籍所用的是纳西古语,如古代汉语一样,古词汇较多。

而且,这些经典在东巴仪式上不是念诵,而是要用特定的曲调咏诵出来。

如今,面对大众对东巴文化的喜好和热望了解的趋势,也需要思考如何以更为通俗易懂的方式,使东巴古典文化让更多的人有所了解,让东巴文化的原典也能够进入大中小学的课堂,这也是东巴古籍的释读刊布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当下,除了把东巴古籍记载的故事翻译成通俗易读的汉文文本的方式之外,有的民间歌手也采用一些新方法来进行东巴文化典籍的大众化传播,比如纳西族民间著名歌手李秀香,就尝试把一些东巴古籍记载的经典作品用纳西族传统的民间咏唱调“古气”来咏唱,而“古气”的咏唱全是用五言体的,李秀香的方式是用民歌五言体翻译释读东巴经典长短句的“奇数诗体”。

但即使是这种“五言体”的民歌,也因为纳西语的词汇丰富典雅,比兴手法又多,当下很多年轻人听不太懂,所以还有待于采用更为通俗易懂的现代纳西语来释读和翻译东巴经典,让纳西年轻一代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学习母语,进而学习纳西族古典文化。

有的民间歌手把东巴古籍文献中的一些著名的经文片段用为祝福的歌咏,比如《吉日经》,就很受欢迎。

此外,需要探索如何把用古纳西语写的东巴文献里的古典故事翻译为更为通俗的现代纳西语,就像当年“五四”以后推广白话文一样,将大量纳西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谚语等翻译为通俗易懂的当代纳西语,让这些民族文化瑰宝进入中小学课堂。

笔者从2003年开始,在玉龙县白沙完小实施“白沙完小乡土知识教育实践”项目,后来通过学者、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方式,编写了乡土教材《白沙,我的家乡》,学生对这样的方式很感兴趣,而且也比较轻松惬意地学到了重要的东巴经典的内容。

笔者最近主持编写了一本《听“云之南”的故事——云南民间故事中小学读本》,希望促进学生们对除了汉族之外的其他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有所了解。

总之,东巴古籍文献的当代开发利用,除了学者的翻译和释读外,笔者认为还得走这样的通俗化之路,只有这样,卷帙浩繁的东巴古籍经典才能深入人心,为人知晓,并代代传承下去。

  五、东巴文献的当代创新问题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发展,东巴文献也面临如何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与创新问题。

笔者主持的这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收录了当代创新和整合的新文本,比如《祭天神、地神和柏神仪式——阿瓦腊瓦唱本和射箭镇仇敌经》这本文献,是当代知名东巴和力民写的经书。

这本文献里的这些内容,原来都只是口诵的传承,历史上没有过完整的用象形文字书写下来的文本。

现在和力民将其完整地写成了一本当代东巴文献,弥补了传统东巴文献的不足,成为当代东巴经典文献传承的一个新版本。

有些获得了国家级荣誉的文献,怎么不使它成为一个如故纸堆一样的文化遗产,而是让它如过去一样有声有色地活在民间,这也是东巴文献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

比如东巴文献记载的纳西古代英雄史诗《黑白之战》(纳西语是“董埃述埃”,du21a21sv21a21,意思是“白董部落与述部落的争斗”)是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的作品,按东巴的咏诵传统,它是要由特定的歌调吟唱的,如果能像藏族的《格萨尔王传》一样以歌吟的方式传承下来就最好。

但现在除了一些东巴会吟唱之外,一般民众都不懂,要借助汉文翻译本来理解其中内容,所以还有待于采用当代纳西语来释读和翻译东巴经典,让更多的纳西年轻一代了解,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学习母语和以母语为载体的纳西族经典作品。

特别是像《黑白之战》这样进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东巴文献,笔者以为不仅要以东巴歌吟的方式使之传承下去,而且还可以用其他大家耳熟能详的吟唱方式使之更多地为人们所知。

  云南著名的彝族撒尼人长诗《阿诗玛》原来的歌咏传唱方式也衰落了,虽然《阿诗玛》的故事被拍成了著名的故事片《阿诗玛》,但民间能吟唱《阿诗玛》的歌手却所剩无几。

所以,笔者认为要传承如《黑白之战》这样的民间宗教文献记载的文学作品,应该恢复其本来有的诗和歌一体的原貌,而且应该有变通的传承方式。

最近,丽江市古城区文广局获得一项“国家艺术基金交流推广展示项目”,即绘编“《黑白战争》连环画”,然后进行展览。

中间用象形文字书写东巴古籍原典,两边则以当代画家创作的《黑白之战》故事情节绘画来烘托中间的文献原本,笔者觉得这也是东巴文献在当代开发创新的一种方式。

  笔者以前在西藏和青海聆听了不少格萨尔艺人演唱著名的《格萨尔》史诗,艺人来自不同的藏区,老幼妇孺都有。

他们那种对《格萨尔》虔诚而真挚的热爱和他们的信仰,是《格萨尔》史诗能在物质生活贫困艰苦的藏地高原长盛不衰、深入人心的原因。

纳西族东巴古籍文献中所记载的《黑白之战》等史诗与《格萨尔王传》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的根基与核心都是那种本真的乡土民间艺术的魅力,以及人们对它的礼敬与挚爱之情。

如果一种民间艺术最终没有了与人们的生命和心灵生死相依的情结,那它的命运和生命力也将会遭到困厄。

所以,以多元化的方式让东巴经典史诗走进大众、深入民间、活在民众的口耳相传中,应该是当下我们要努力做的事情。

  关于东巴文献的当代传承,民间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尝试,比如有的民间歌手把东巴经里的一些经典唱段在东巴咏唱调的基础上,从音乐的角度进行更多的加工和润饰,使之成为更受到大众欣赏和理解的古典现代歌曲版,让古籍文献的内容更多地让大家了解和喜爱。

迄今已经有不少比较成功的将东巴古籍文献作品翻译成汉文文本的译作,笔者以为,还应该有将这些古籍文献翻译成当代纳西语(拼音文字)的文本,就如汉文学古典文言文作品的“白话今译”一样,让典雅但又不易读懂听懂的少数民族古典作品以现代语文为载体走进大众。

此外,东巴文献还面临一个如何创新和丰富其内容的问题,从东巴古籍的发展来看,它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没有停留在某一个阶段。

所以,面对今天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东巴文献也要时俱进地加入这些新的内容。

比如,东巴文献有很多像《神鸟与署之争斗》(《修曲署埃》)这样反映人与生态环境矛盾的经典作品,而今天仅仅只有这些作品是不够的。

东巴怎样在经典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实际环境问题增加新的内容,产生当代的原创吟诵作品,这是每一个东巴和民间歌手都需要认真思考的,东巴文化本身是一条长流的活水河,要有一种结合社会实际吐故纳新的机制,让东巴文化不断丰富哲理、伦理等方面的内容,让它焕发出当代的精神和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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