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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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备受各界关注。

修订工作历时一年，集中全党智慧、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历史经验、尊重前人智慧，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对于一个党员，纪律是高压线；对于一个政党，纪律是生命线。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8700多万共产党员制定了思想、行为准则。

尤其是《条例》，将党的纪律整合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这“六大纪律”，并把政治纪律排在首位，这体现了从严治党的规律，也抓住了管党治党的根本。

党建领域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修订后的两大党规，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党管党的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和纪律要求，通篇贯穿着“全面”与“从严”两个关键词，吹响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号角，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被媒体誉为“史上最严党纪”。

一、为什么要重新修订《准则》和《条例》

此次修订的《准则》和《条例》，最早均诞生于1997年，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

2004年，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10年，《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正式发布。

1、出台时间久，有些新的腐败行为找不到处罚依据

现行的《处分条例》是在1997年“试行条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于2003年12月31日由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实施，在反腐倡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反腐败斗争进入新阶段，《处分条例》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亟待关注。

由于出台时间已有十余年之久，近年出现的新的作风问题、腐败行为，在条例中甚至找不到处罚依据。

“比如对公车私用行为，条例中就有没有相应的具体处理规定，处罚时往往是套用‘挥霍公共资源’行为处理。

”

2、党内法规和国家法规存在嫁接不畅、水土不服等问题

原《处分条例》的体例基本参照《刑法》，而刑事规范和党内法规因在制度定位、制度目标、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处分条例》很多方面“嫁接不畅、水土不服”，内容大而全，庞杂繁琐，党纪特色不明显。

原《处分条例》10类违纪行为分类标准较为混乱，部分是按照党纪种类进行分类，如违反政治纪律、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分类，其余多数按照刑法中犯罪行为类型分类，如失职渎职行为、侵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这些行为分类下的违纪行为刑事色彩浓厚，与对党组织、党员的特殊身份纪律要求切合度不够，使用率不高，有些条文几乎闲置。

3、相关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

例如原《处分条例》第八章专门以一个章节11个条款规定了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界定了违纪构成并按照情节轻重提出了具体的罚则。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提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52项禁止行为，违反廉政准则的行为如何适用《处分条例》，又通过一个实施办法加以细化，三个规范性文件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效力层级不清，需要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另外，《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也都有相关纪律处分的内容，造成重复交叉。

二、《准则》和《条例》修订纪实

  作为面向全党8700多万党员的党内基础性法规，《准则》和《条例》的修订必须慎之又慎，每一处修改都离不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力求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特别提到，要“着手修订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

中央纪委常委会对修订这两项法规高度重视。

王岐山先后14次召开专题会议对修订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6次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对修订两项法规及相关工作进行研究。

在调研中把握方向，在修改中不断完善，2015年王岐山在3次调研活动中都提到了“修订条例”，三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各有侧重，主题针对性较强且层层递进。

3月28日，王岐山在河南林州主持召开座谈会。

突出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

指出必须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明确纪律的内涵，密切联系实际、求真务实，把纪律执行到位，真正使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

5月9日，王岐山在浙江嘉兴主持召开座谈会。

强调要纪法分开。

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靠党章党规党纪。

“党纪”与“国法”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同。

党纪严于国法。

7月9日，王岐山在陕西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

指出要加强党内监督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

他强调，修订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要坚持党纪严于国法，实现纪法分开，体现党的先锋队性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制度创新。

两项法规的修订是反复锤炼、不断升华的过程。

9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对两项法规修订稿征求意见。

对征求到的每一条意见和建议，修订工作小组都认真研究、反复论证，逐一推敲、字斟句酌，力求精益求精。

9月29日，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准则》和《条例》修订送审稿。

会议决定，根据审议情况对《准则》和《条例》修订稿作进一步修改后，按程序呈报党中央审议。

10月8日，中南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会其他同志对《准则》和《条例》修订送审稿提出了重要意见。

最终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准则》和《条例》分别有8条281字、11章133条17000余字，充分吸收了关注度高、针对性强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一系列实践和理论重大创新成果。

三、《准则》、《条例》新变化新看点

（一）、《准则》、《条例》新变化

变化一、《准则》覆盖所有中共党员，普通党员纳入管理不留死角

此前，“准则”的全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很明显，主要针对的是党员领导干部。

此次修订后，名称变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所针对的对象覆盖了全体党员，也就是说，普通党员也被纳入到了《准则》的覆盖范围。

将普通党员纳入廉洁从政准则，太有必要。

一直以来，总有些人以为我又不是大领导，只是8700多万党员中小小的一个，哪里会管到我?

这种侥幸心理和“小官巨腐”的产生不能说没有关系：

中纪委网站文章显示，今年1-8月，北京市纪委共查处“小官贪腐”290人,涉案金额共计3.23亿元。

“小官”身份与巨额贪污数字之间的强烈反差，为百姓痛恨。

另外，“准则”一词是指行为或道德所遵循的标准、原则，有一定的示范和标杆意义。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覆盖全体党员干部，也是向全党明确了是非荣辱，明确划定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有助于形成自觉自律、不想腐的氛围。

如果普通党员有一天当上领导，其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也将更加牢固。

变化二、纪法分开：

将原先十类纪律重新归纳为六类纪律，力求“纪律姓‘纪’”“纪法分开”

条例修订：

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修订删除了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

修订后，条例从原来的3编、15章、178条、24000余字缩减为3编、11章、133条、17000余字。

例如，之前与刑法等重合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内容，不再单独规定于党纪中。

专家解读：

中央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现行党纪处分条例2003年12月颁布实施，但随着形势发展，已不能完全适应从严治党新需要。

最大问题是纪法不分，其中近一半内容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重复，实际上难以用到，也浪费了行政成本，甚至在极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以纪代法、越俎代庖的情况。

例如，2015年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某地一位区县领导因收受礼品被党纪处分，未进入司法程序，而该地某中学校长因收受家长礼品被处以更严的有期徒刑。

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不少违纪案例反映出党纪滞后于反腐败形势，一些党纪与国法重复，党纪抓小抓早的作用体现不突出，出现了“没查都是‘好同志’，一查就成‘阶下囚’”的现象。

此次修订落实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要求，强化违纪查处，为党纪“加码”，在法律之前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从小错抓起，不让党纪严于国法沦为空话。

专家表示，条例修订的精神已经在近期纪委执纪当中有所体现。

例如，中央纪委对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通报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提拔职务进行非组织活动，违规选拔任用干部，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等。

高波表示：

“通报中通篇都是鲜明的‘纪律语言’，是纪委执纪当中纪法分开的明显信号。

新修订的条例正是把这些实践成果固定下来。

”

变化三：

划定红线：

强调追责明确6类“负面清单”

条例修订：

强化“负面清单”作用，将原有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梳理整合、科学修订为六类：

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把党章关于纪律的要求具体化，并在分则各章中按照同类相近和从重到轻的原则进行排序。

专家解读：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介绍，例如滥发津贴等，以前虽有制度约束，但过于零散碎片化，现在制度更加规范，处分体系更完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过去，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严肃问责的条款，修改条例整合明晰了党员的“负面清单”，对党员干部禁止行为的事实范围进行了调整，内容细化，可操作，不仅告诫党员干部哪类行为不能做，同时提出清晰的处罚依据，违纪行为不再有空可钻。

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谢春涛说，比如原条例第150条中关于“通奸”“包养情妇（夫）”的提法在新条例中被删除，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处分的面更宽更严。

“有些不正当性行为可能只是道德问题，不违法，以前太具体反而容易有遗漏，让一些人钻了空子。

修改后把软约束变成硬要求。

”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旧条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什么都管，但有些问题没管好。

例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以前难以把握，存在模糊地带，此次修订明确列出，可以“对号入座”，使违纪者不能再心存侥幸。

高波介绍，条例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列在突出位置，明确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反政治纪律条款，把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等列入违反组织纪律要求中。

“过去常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怎样算做到，一些人并不清楚，现在条例中对此明明白白说清楚了，不能再打擦边球。

”高波表示。

变化四：

十八大以来成果制度化：

方向精准体现从严治党常态化

条例修订：

将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等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常态化。

条例明确增加了一些违纪条款，如廉洁纪律方面增加了权权交易、利用权职或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人员谋利等；在违反群众纪律方面新增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侵害群众民主权益等；在工作纪律方面增加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在违反生活纪律方面增加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

专家解读：

多位专家指出，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始终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但也时有“反‘四风’只是一阵风”“反腐力度过大动摇执政基础”的杂音，群众在切实感受到反腐成效的同时，也担心反腐力度可能减弱。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表示，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党规和法治一起作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一些腐败问题，必须出台严厉举措，刹住歪风，但禁令并不是一阵风的运动，也需要在日常工作中长期发挥作用，更严约束党员的党内生活。

例如，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不少党员干部大吃大喝、出入高档会所、打高尔夫等违反八项规定问题，而大吃大喝在以前的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具体明确的表述。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对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等相关责任进行处分，一旦违反将依条例严格查处，这对党员的约束力明显增强。

庄德水表示，新的纪律处分条例让问责、执纪、监督有新的靶心，也明确了纪委监督执纪问责的要点、标准、尺度、力度。

专家指出，此次修订的一个重要信号是：

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执纪越严。

高波表示，十八大以来，党纪修订明显的变化是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现实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制度措施加以解决，按照全覆盖－－从严执行－－更严要求的方向不断迈进。

“从严治党没有休止符，随着形势发展，制度层面上也将不断完善健全。

”高波表示。

（二）、《准则》《条例》新看点

看点一、彰显一种坚强决心

与时俱进完善党内法规,切实解决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日前公布的今年中央第二轮“巡视清单”显示,“管党治党不严”是被巡视单位的一大共性问题——有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对违规违纪问题查处不及时,有的党的领导弱化,有的没有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一些党员和党组织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已成为党的一大忧患。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指出,与此同时,现行一些党内监督法规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有必要加以修订和完善。

现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仅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规范,未能涵盖8700多万党员,适用对象过窄；“8个禁止”“52个不准”均为负面清单,缺少正面倡导；一些内容与“廉洁”主题没有直接关联,主题不够突出。

而现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则存在着纪法不分的突出问题,许多条款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

“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对党员的要求,无法体现党的先进性,导致了‘要么好同志,要么阶下囚’的现象。

”谢春涛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态度在此次修订中得到充分体现。

两个法规回答了‘全面,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什么份上’等问题,彰显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释放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

”谢春涛说。

2、树立一条道德高线

修订后的准则成为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

专家普遍认为,这次对准则的修订“动作很大”,无论法规的名称还是内容都有较大变化,形成了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也向全体党员发出了道德宣示,对全国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经修订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到‘中国共产党’,从‘廉洁从政’到‘廉洁自律’,都体现了‘全面’二字。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新准则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全体党员；其中,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规范,不再限于“廉洁从政”,而是扩展到“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方面。

准则修订过程中,突出重点、删繁就简,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向善,将“8个禁止”“52个不准”等负面清单内容移入同步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使现行的18条、3600余字的准则,浓缩成8条、309字的自律标准。

针对全体党员,准则围绕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提出“四个坚持”；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准则围绕“廉洁”二字,从公仆本色、行使权力、品行操守、良好家风等四个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条款、字数少了,但微言大义,紧扣‘廉洁’主题,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很有‘经典感’。

”高波认为,这是一条既面向全体党员,又突出关键少数,看得见、摸得着、易懂易记易执行的高线。

3、厘清一份负面清单

删除70余条与国法重复内容,增加“拉帮结派”等违纪条款,条例修订充分体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10月16日,中央在相关案件通报中使用的一些新提法尤为引人注目:

周本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杨栋梁“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潘逸阳“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余远辉“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

这些“纪言纪语”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而这些成果又转化为纪律要求,纳入到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以问题为导向,新修订的条例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强迫命令、办事不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违纪条款。

条例的修订,除上述“一增”外,还有“一减”“一整合”。

“一减”即删除了原条例中70余条与法律法规重复的规定,代之以党组织和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都必须受到追究”等专门规定,以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既相互分开又有效衔接。

谢春涛认为,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将使党员在突破法律“底线”前先触碰到党纪“底线”,跌倒后就不会摔大跟头,本质上体现了对广大党员的爱护。

“一整合”即将现行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整合修订为6类,分为对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

“现行规定界限模糊,中间难免留下缝隙,弹性较大。

这次把纪律具体化、细分化,相当于‘勾缝’,覆盖面更大,覆盖得更严实,让党员有了更明确的遵循。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焰军认为,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一个“严”字。

4、传递一个明确信号

党内法规不是“橡皮泥”“稻草人”,要严格按照准则和条例办事,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全体党员心上

立德向善,立规惩恶,准则和条例的出台,进一步扎紧了管党治党的“笼子”,下一步关键是要落到实处。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审议通过两项法规时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担当和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要全面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保证把纪律和各项党内法规执行到位。

“两项法规的修订,坚持以党章为遵循,是党章关于廉洁自律与纪律要求的具体化。

”谢春涛认为,应以学习贯彻落实两项法规为契机,唤醒广大党员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树立起党章的权威,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指出,准则和条例作为党内法规,都是“带电的高压线”,绝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执行起来不能搞特殊、不能有例外,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敢于担当、敢于较真、敢于斗争。

四、案例解读新《条例》和《准则》

《廉洁自律准则》紧扣廉洁自律主题，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高标准。

《纪律处分条例》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大反腐惩恶力度，强化巡视监督，切实解决好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丰富的实践为党内法规制度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面我将用案例故事还原逻辑，对负面清单和六大纪律分章解读。

（一）从典型案例看纪律处分条例新增"负面清单"

制度创新源于实践创新，回顾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有助于广大党员以案释纪，深入理解条例新增的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6类“负面清单”，认清找准纪律的“底线”。

1、违反政治纪律新增“负面清单”：

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

【案例】2014年是山西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系统性、塌方式”的严重腐败震惊全国。

7名省级领导干部被立案调查，全年处分市厅级干部45人、县处级干部545人。

领导干部身陷圈子，沦为利益链条上的“提线木偶”，最终陷入“一端端一窝”家族式腐败和“一倒倒一片”塌方式腐败的泥淖。

拉帮结派、搞圈子文化，教训十分深刻。

“对抗组织审查”的案例，也不鲜见。

中央纪委监察部曾通报称，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

据纪检部门的通报，十八大以来，一些人甚至“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

【点评】六大纪律，政治纪律排在首位。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违反各项纪律，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

新版条例将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和实践成果转化为法规条文，增加了“拉帮结派”等“负面清单”，有利于解决党员对组织忠诚这个根本问题。

2、违反组织纪律新增“负面清单”：

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

【案例】中纪委日前对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潘逸阳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潘逸阳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谋求个人职务调整，送给他人财物等。

十八大后，中央加强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制度建设，从今年１月起实行“凡提必查”制度，进一步加大抽查核实力度。

多地查处个人未报私自出国、家属移居海外等事项的案件。

【点评】当前，组织纪律松弛已经成为党的一大忧患。

新版条例针对十八大以来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违背“四个服从”要求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突出了“非组织活动”“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新问题，强调要忠诚于组织，要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

3、违反廉洁纪律新增“负面清单”：

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等

【案例】2012年6月，江苏省徐州市经贸委原副主任朱志东因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经调查，朱志东腐败案中，结识徐州市委原副书记、组织部原部长陆某，朱志东得以被任命为市经贸委副主任，并将职级提拔为正处级。

权权交易，滋生了腐败问题。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同样成为诱发贪腐的问题“导火索”。

今年6月15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向国家电网公司反馈专项巡视情况，发现的问题包括“有的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利”以及“群众对少数领导人员动用国企资源搞利益输送反映强烈”等。

【点评】廉洁纪律一直是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点，特别是通过巡视着力发现了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反廉洁纪律问题。

这次对条例的修订，廉洁纪律这块调整幅度最大，新增内容最多，其中现行廉政准则规定的“8个禁止”“52个不准”几乎全部纳入这部分，并新增了“权权交易”等“负面清单”，有利于进一步形成“不敢腐”的氛围。

4、违反群众纪律新增“负面清单”：

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强迫命令、办事不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等

【案例】“小官大贪”贪腐行为多发生在群众身边，是近年来打击腐败的重点之一。

近两年来，先有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后有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37公斤。

2015年9月，山西省通报了5起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

其中，包括吕梁市汾阳市三泉镇李家街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张建兵侵占公私财产问题。

【点评】不顾群众意愿，盲目上项目、铺摊子，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致使群众利益受到损失。

近年来，这类行为屡见不鲜，但大多属于发展思路、政绩观的问题，现在则上升到了纪律的高度。

现行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群众纪律”这一提法，这次修订继承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关于遵守群众纪律的优良传统，对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新增了“侵害群众利益”“强迫命令”等“负面清单”。

5、违反工作纪律新增“负面清单”：

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

【案例】多名厅官，在今年因“主体责任”被免职。

7月7日，湖北省纪委公开通报7起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责任追究典型案件，其中，湖北省地税局时任局长许建国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被免职。

无独有偶，根据今年通报，河南省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