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论文（写作参考范文10篇）.docx

心理咨询论文（写作参考范文10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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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对心理适应方面出现问题并企求解决问题的求询者提供心理援助的过程就是心理咨询，本篇文章就为大家介绍几篇心理咨询论文的范文，为大家介绍一下此类论文的写作技巧及问题探讨。

心理咨询论文写作参考范文10篇之第一篇：

浅析我国心理咨询行业存在的问题

摘要：

本文从社会、市场等角度对我国心理咨询行业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与国外进行对比,提出心理咨询行业存在“心理咨询费用高、从业人员少且整体水平低下、没有成熟的产品和服务体系、产品和服务不能顺应本国国情”这四点问题。

并针对上述心理咨询行业问题提出一些学术界的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

心理咨询;行业发展;产品服务;

1.心理咨询费用较高

中国居民收入显然还处于一个高收入人群较少的阶段，贫富差距较大，昂贵的心理咨询费用令多数民众望而却步。

目前在我们国家的心理咨询费用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划分，其标准则是根据心理咨询师的学历水平和资历经验来划分，学历越高、从业越久、经验越丰富，那么对病人收取的费用则越高昂。

[1]在我国，对于心理咨询费用是定有标准的，即每小时收费60元。

然而实际情况中的收费却不符合规定，费用少则低至50元每小时，多则高至150每小时或甚至无上限。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我国的一些发达地区和一线城市甚至可以收费达到每小时100美元，典型的例子如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

而在一些一线城市，如江苏地区收费也超过100元每小时，如南京的平均价格则为100-200元每小时；苏州的最低收费也要200元每小时，最高至500元每小时。

在三线地区和城市如重庆、长沙等地，受经济发展影响，心里咨询价格则相对较低，接受心理咨询的价格为50-150元一次。

我国社会发展不均衡的现在，心理咨询的费用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相对较高，一般难以负担。

一般心理咨询时间长短不是固定的，而且难以一次就完成治疗，需要心理咨询师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从治疗开始到治疗结束，几万元甚至几十万的治疗费用实在难以让一般民众所接受。

由此可见，2.我国民众对心理咨询行业需求较低，其主要原因是其行业高额且收费标准不固定。

当下心理咨询师从业人员不足，且现有心理咨询师职业技能有待提高据调查，现有的心理咨询师从业率极低，只有百分之五，但中国的心理咨询师的培训费用却是极高，导致从业人员大量流失，再加上市场狭小，导致心理咨询产业的发展更是雪上加霜。

[2]据统计，在我国心理咨询行业，从事心理咨询的仅仅万人次，但是持有心理咨询等相关证书的人员高达60万人，以此作为职业来养家糊口人数却仅有5000人，从业率仅为5%。

在我国心理咨询行业较为低靡，但各类培训班、各类培训机构却日渐繁荣。

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并不是依靠病人或进行心理咨询服务来支撑的，而是依靠出售心理咨询课程、鼓励考证等继续教育方式来进行盈利。

行业这种自己消化自己的办法，无异于雪上加霜，按照美国每100万人中有1000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比例计算的话，中国的心理咨询师尚有47.6缺口，而目前全国取得心理咨询资格证书的人员远远达不到这个数量。

据我们相关数据部门的统计，从心理学毕业出来并从事心理学咨询工作的从业人员仅占总数的34.8%。

相当大一部分的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并不是心理学专业毕业，而是接受市面上所谓的在职培训或考证辅导机构培训后才进入该领域，从事心理健康辅导工作。

而在国外咨询人员一般要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并且经过为期5年专业实战及理论培训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

由此可见，与国外相比，我国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职业技能是相当低的。

甚至，部分心理咨询从业人员本身从事政治思想工作，本身并没有积累足够多的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对心理健康辅导技能一无所知。

这些跨专业人员本身虽具有一定心理学背景，但是缺乏一定的实战技能。

对于医院心理门诊的工作人员来说，虽然他们具有相当强的医学知识储存，但对于心理学知识却没有系统学习。

[3]所以从专业背景看，在我国的大部分心理咨询师并不是科班出身，更多的是业余从业人员；从其所受的专业培训的角度来看，我国心理咨询师的接受的培训普遍时间较短，专业能力与国外的心理咨询师的能力水平有很大的差距。

总而言之，目前我国心理咨询产业之所以无法健康发展，问题之一就在于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不足。

3.中国心理咨询产业的相关服务和产品知名度太低，无法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现有的心理咨询相关的企业，运营模式都太过单一和传统，盈利模式也很单一，无法创造出更大的效益，且大多市场定位都太过狭窄，投资大，都寻求高端客户，放弃了低端市场这块巨大的蛋糕，忽视了中低端消费人群。

且价格都无法做到公开透明，令企业的信誉度无法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准，使消费者在选择服务时会出现盲目性。

[4]这也造成了大量潜在消费者的流失，而且现有的机构都不注重文化推广，改善行业的状况一定要依靠一定的媒体手段和好的推广方式，赢得信任，其实心理问题无时无刻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定要充分利用现在的流行趋势和热点来推广心里咨询服务，但现在在国内的心理咨询产业中并没有什么服务和产品能引领潮流，来引领行业的发展。

中国现有的心理咨询产业大多都是从西方引进照搬过来的，相关服务和产品并没有作出适合我国国民和社会现状的改变，也就是说现有的心理咨询行业在有些方面与中国现有的人文和社会情况相抵触。

这与中国人的性格有关，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似乎不适合这种面对面的直白诉说的方式。

心理疾病是一种难以启齿的羞耻的事情，公开这些会伤及到患者的自尊。

而且在经济发展快速的今天，在一个缺乏信任感的社会里，人们不愿主动泄漏自己的秘密，以避免经济或其他方方面面的风险。

[1]左莉萍.事业单位加强内部控制的思考[J].会计师,2018（24）:

52-53.[2]张浩飞.事业单位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浅析[J].经贸实践,2018（21）:

106+108.[3]魏然.心理咨询行业准入法律制度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6.[4]臧凯.我国心理咨询行业的问题及对策[J].管理观察,2015（23）:

108-110.文献来源：

王宏展.浅析我国心理咨询行业存在的问题[J].中外企业家,2020（06）:

249.心理咨询论文写作参考范文10篇之第二篇：

国内团体心理咨询运用于抑郁症治疗的优势摘要：

当今,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面临着严峻的抑郁症困扰。

心理咨询是抑郁症治疗的重要手段。

与个体咨询相比,团体心理咨询更适用于抑郁症的临床治疗以及与药物的联合治疗,特别是在中国这一注重人际联结和社会支持的文化环境中。

本文试图根据国内外相关临床研究证据,通过对比单独药物治疗与团体-药物联合治疗、个体咨询与团体咨询的针对性以及跨文化背景下的团体咨询优势等方面,论证团体咨询对于国内抑郁症治疗的效果和优势。

关键词：

团体咨询;抑郁症;跨文化;

当前,世界面临着严峻的抑郁症困扰。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抑郁症患者达3.5亿人,且每年大约有100万人因抑郁症而自杀;抑郁症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负担疾病,预计到203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第一大负担疾病[1]。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统计,我国每年自杀死亡高达28.7万人,其中40%自杀者患抑郁症[2]。

抑郁症的月患病率为6%,其中女性患病人数是男性的倍。

高患病率不仅给个人带来精神和肉体的巨大痛苦,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巨大负担和损失[3]。

众所周知,人的身心健康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昌盛的基础和保证。

****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在心理健康方面,****强调,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4]。

抑郁症的心理治理多采用个体心理咨询形式。

因为个体心理治理在治疗轻度和中度抑郁症上疗效显著,配合药物在治疗重症抑郁患者上也有很好疗效,而且治疗后患者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功能等方面也有所改善[3]。

但个体心理也有其缺点,如个体心理治疗耗时长,很难在短时间内服务到相对较多人群。

为了弥补个体心理咨询在治疗抑郁症的缺陷,一种团体心理咨询治疗抑郁症的形式近年来逐渐发展起来[3]。

除了解决个体心理治疗耗时和固定时间服务人数受限的缺陷外,在心理治理的机制上,团体心理咨询可以发挥团体优势,为患者学习模仿其他成员,从多角度洞察自己、获得支持,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提供可能和条件,与个体心理咨询相比,具有相对优势。

尤其在以“群体、协调、均衡”意识为主导心理特质的东方文化条件下,团体心理咨询应用于抑郁症的治疗同个体心理咨询相比更具优势。

通过对近些年相关临床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笔者发现与个体咨询相比,团体心理咨询更适用于抑郁症的临床治疗以及与药物的联合治疗,特别是在中国这种注重人际联结和社会支持的文化环境中。

以下对国内团体心理咨询运用于抑郁症治疗的优势进行论证。

一、团体心理咨询和抑郁症概述

（一）国内团体心理咨询的推广和理论研究状况

团体心理咨询（GroupCounseling）是在团体情境下进行的一种心理咨询形式,因为翻译习惯不同的缘故,台湾地区多用团体咨商或团体干预、香港地区多用小组干预来指称[5]。

其与团体心理治疗的概念有一定区别,但在大陆常被混用。

樊富珉认为,团体咨询本身便具有治疗的功能。

治疗即指减轻或消除已经表现在外的不正常行为。

而团体咨询旨在矫正个体的心理行为偏差,故也可以称之为治疗[6]。

因此本文中,团体咨询和团体治疗将在此同称为“团体咨询”。

团体心理咨询力图通过团体中的成员互动,促进其自我认知、自我接纳、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成长过程,进而帮助成员改善人际沟通、适应社会生活,并建构出自己的支持系统[7]。

团体咨询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清华大学樊富珉老师等人引进并初次运用于大学生群体中。

但在进入21世纪之后,团体咨询在中国的发展陡然增速,并衍生出全新发展趋势,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团体咨询本土化趋势。

同时,艺术疗法、表达性治疗和后现在疗法的理论也在中国被更多的引入团体咨询的实践之中[8]。

由于心理咨询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的历史状况,以及心理咨询行业本身在中国的发展和分布受政策性导向影响的缘故,如今的团体心理咨询被更多的应用于精神疾病相关医疗机构和各大高校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预防工作之中。

一项对从20002010年发表在我国主要学术期刊中有关团体心理治疗的统计研究显示,67篇论文中,医疗卫生机构的相关研究有41篇,学校教育系统26篇。

从研究主题和流派上来分,有16篇以认知行为理论为基础,24篇未明确指出其理论基础或综合了各种理论,2篇为森田疗法,1篇为音乐疗法,其余以心理健康教育为主[7]。

因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团体咨询主要还是以认知行为治疗理论为主,同时也有一些表达性治疗的零星研究出现。

（二）抑郁症概述及其国内流行病学状况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

目前学界并不清楚抑郁症具体病因,但一般认为生物、心理与社会环境多元因素共同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病过程,同时强调遗传与环境或应激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这种交互作用的出现时点对于抑郁症发病有重要影响。

抑郁症的诊断在国内一般以《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版》（CCMD-3）和《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DSM-V）为标准[9]。

简单来说,即个体在连续两周的时间里,表现出心境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认知功能损害、躯体症状等九项症状中的五项以上,并至少出现抑郁情绪或丧失兴趣的症状,即可考虑抑郁症诊断。

目前国内对于抑郁症的治疗方式较为多样。

临床用药一般考虑选择性5-羟色胺（HT）再摄取抑制剂（SSRI）,因其疗效确定且不良反应少,故为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抗抑郁药。

除此之外,抑郁症治疗药物还包括5-HT/去甲肾上腺素（NE）再摄取抑制剂（SNRI）、NE和特异性5-HT抑郁药（NaSSA）,甚至锂盐及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等。

与其他抗精神病类药物相比,由于各种抗抑郁药相对药效缓慢,疗效不高,因此临床实践中一般使用药物与心理联合治疗[10]。

除此之外,经颅磁疗、电休克疗法以及中医汤剂和针灸也被广泛应用于国内抑郁症的辅助治疗中。

在一项国外学者费立鹏（Phillips）教授等人在中国长达五年的全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中国截止到2005年的心境障碍发病率约为6.14%,其中抑郁症发病率2.07%。

抑郁症发病的性别比率为0.59,女性偏高,城乡比率为1.44,乡村居民较城镇居民发病率更高[11]。

国内与抑郁症相关的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较少。

相关医学研究一般偏重于大学生群体、孕期及产后妇女群体、社区老年群体之中。

以下试图根据国内外相关临床研究证据,通过对比单独药物治疗与团体-药物联合治疗、个体咨询与团体咨询的针对性以及跨文化背景下的团体咨询优势等方面,论证团体咨询对于国内抑郁症治疗的效果和优势。

二、团体心理咨询治疗抑郁症的优势论证

（一）与单独药物治疗相比,心理咨询辅助药物治疗抑郁症更具优势

抑郁症的明确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探明。

学界对于其病因的推测,大致有炎症反应学说、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受体学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功能失调学说、神经营养因子学说和多因素综合作用五类[12]。

而学界较为公认的推断,一般认为抑郁症是由于人体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改变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

这种交互作用,会带来中枢神经肽的改变,从而影响脑-垂体-肾上腺轴、下丘脑-垂体-性腺和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的功能[13]。

另外,若个体长期处于慢性应激刺激环境,或是长期使用外源性应激激素类药品,例如糖皮质类固醇,也会引起机体神经系统功能失调,从而诱导抑郁、学习和记忆障碍、衰老过程加速等病变。

其中,应激激素对海马的选择性损伤是导致这些疾患,特别是抑郁发病的关键原因。

其表现为海马出现糖皮质激素（GC）受体下调、神经元萎缩甚至缺失等退行性变化。

其机制可能与GC及继发性释放的兴奋性氨基酸（EAAs）协同作用,最终使神经营养因子（如NGF）表达低下有关[14]。

因此,除了药物治疗外,旨在改善个体对于应激刺激源认知的心理治疗对于抑郁症患者也很有意义。

一项来自国外的影像学研究证据表明,认知行为疗法（CBT）与一些抗抑郁药物（例如帕罗西汀等）类似,都可以通过调节患者大脑皮层和边缘系统（特别是前额叶皮层、扣带回和海马体）的兴奋程度和功能,从而改善其抑郁症状。

CBT模型理论治疗抑郁症,其干预的重点是与抑郁症相关的认知功能,如改变注意力和记忆功能,同时调解与情感偏见和适应不良相关的信息处理机制,这就涉及到皮层“自上而下”加工模型（corticaltop-downmechanisms）。

在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对参与CBT治疗与帕罗西汀治疗对照实验的抑郁症患者进行脑区葡萄糖代谢状况的检测后,研究者发现虽然两种疗法但是都会对大脑皮层-边缘系统产生一定的刺激,从而明显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

进而研究者将对两种疗法作用于脑区的机制是否一致展开后续研究[15]。

在医疗机构的抑郁症治疗的临床实践中,普遍认为药物与心理咨询联合治疗的效果要比单一方式治疗更具疗效。

为了验证此种推断,国内外研究者通过不同方式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

国内医疗机构的研究者对符合DSM-抑郁症诊断标准的60例住院病人进行了一项团体人际心理治疗联合药物治疗与单纯接受药物治疗的随机分组研究,共观察了12周。

治疗前后分别对两组施测人际问题调查、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结果证明了团体人际心理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对于住院抑郁症患者的疗效更为显著[16]。

这项研究中的团体治疗是由专业的心理治疗师完成的。

而在另一项类似研究目的和实验方法的研究中,进行团体治疗的治疗师是由受过心理咨询专业技能培训的护士担当。

最终的研究结果也是类似的[17]。

这似乎启示出医疗结构,特别是精神疾病专科医疗机构中护士等职业护理人员的心理咨询技能培训和运用,也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对于其他非心境障碍的精神疾病患者来说,抑郁症状也是他们常见的困扰。

而有心理咨询参与辅助的治疗方案往往也会在抑郁症状缓解,甚至主要病症治疗上取得很好的疗效。

国内的相关研究显示,团体心理咨询对于持续服药的康复期精神分裂症病人存在的焦虑、抑郁情绪都有明显疗效[18]。

台湾的研究者选取了一家公立养老院的61名抑郁症状较为严重的轻度至中度老年痴呆患者。

通过前后测的方式,使用生活故事回忆团体治疗（ReminiscenceGroupTherapy）的技术,得出团体治疗联合药物治疗效果显著高于单纯药物治疗。

接受联合治疗的患者痴呆症状和抑郁症状都得到更为有效的缓解[19]。

而美国的一次对于60岁以上的癫痫病患者进行CBT治疗的研究中,意外的发现尽管抑郁症状未得到明显缓解,但是团体咨询组患者的癫痫发作频率竟显著减少[20]。

而除精神疾病外,许多其他严重生理疾病的患者也往往会伴随抑郁症状的困扰。

因此国内外的研究者们也常会考虑在他们的治疗方案中加入心理咨询的元素。

终末期肾病血透析患者往往因为身体的极大痛苦和透析治疗带来的经济负担而伴生抑郁症。

巴西的研究者们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对41名长期血透析的患者进行团体辅导,并与另外44名不接受心理咨询处理的血透析患者的抑郁相关症状进行辅导后3个月和9个月的追踪调查,最终发现团体CBT能有效缓解患者的抑郁症状[21]。

德国研究者对于CBT团体治疗糖尿病患者的抑郁症状进行了研究,发现与单纯的舍曲林药物治疗相比,CBT团体治疗联合舍曲林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在预后长期的抑郁和血糖控制上表现都更加突出[22]。

（二）与个体咨询相比,团体咨询治疗抑郁症更具优势

团体心理咨询作为心理咨询的另一种常见形式,与个体咨询拥有极为相似的理论模型与哲学背景。

因此团体心理咨询界也是各流派林立,精神分析、行为主义、认知行为疗法、会心团体咨询（encountergroup,即人本流派）、家庭治疗和心理剧治疗等也都常常被咨询师们应用于团体咨询的过程中[6]。

而对于国内的抑郁症临床治疗或抑郁情绪的团体咨询,医疗机构和高校心理教育机构一般会更偏向于见效较快的认知行为疗法。

对于高校中抑郁情绪较为明显的学生群体或是新生适应群体,高校的心理老师常会组织一些短期的针对抑郁情绪的CBT团体。

这类团体咨询一般包含六次左右的活动。

每次活动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主题,大致为相识、增加信任和建立小组气氛、人际关系训练、认识抑郁并学会情绪表达、自信训练及了解自我、结束活动六类。

每次活动中都包括讨论、游戏、角色扮演、放松训练等内容,不仅注重组员认识的改变,更注重他们行为习惯的改善[23]。

由于团体成员性质的缘故,团体成员间关系往往更容易建立,而咨询深度一般比较浅。

医疗机构的抑郁症就诊患者往往因其症状严重,而采取药物与心理联合治疗。

针对于他们的团体咨询常常由专职医师或是护士组织,时程较长,团体治疗形式一般是同质性开放式团体。

国内的一项相关研究中,研究者还设计了一套标准的医疗机构抑郁症团体治疗流程。

在此流程中,成员一般为8至10人,每周1次,每次一个半小时,总共12次。

根据团体治疗特点,这12次的团体治疗大致划分为团体治疗前阶段、团体治疗第一阶段、团体治疗中间阶段和团体治疗终止阶段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拟定了特定的目的和任务[16]。

与个体咨询相比,团体咨询的情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即团体情境可以使成员之间相互理解、接纳和帮助,咨询师可以利用情景中的团体动力进行干预和治疗;团体情境可以为成员直接提供尝试与他人交往的机会,并通过各自的分享,彼此提供榜样和示范作用,促进学习和改变。

[6]而这些都是个体咨询本身难以做到的。

从抑郁症的表现来看,患者会缺乏自信,消极悲观,孤独寂寞,认为没有可以倾吐心事的人;会表现出社会退缩,期望切断与社会的联系,从而自我封闭、独处,感到与他人疏远等等[23]。

因此从心理及社会层面上来说,抑郁症往往与个体的人际问题和社会互动能力不足相关。

而团体咨询所长恰在于此。

在团体动力学中,研究者一般都倾向于把小团体作为研究对象,把它看作是一个基本的实体。

依据场论的观点,团体并非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包容诸个体的“格式塔”。

决定团体这一属性的不是单个个体特征的总和,而是各个成员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相应地,在团体层面改变个体的态度、行为比在个体的层面上逐个改变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更有效。

在团体咨询中,团体动力学所谓“整体”的作用更多的是以小组气氛,即团体成员间的共情和支持等特征表现出来的。

抑郁症个体比他人更需要来自团体和人际的理解、支持和帮助。

因此在咨询团体中,通过鼓励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和相互依赖等团体动力给成员提供了寻找社会支持的机会,因而对他们恶劣心境状况的改善效果也会是显著的[24]。

在这个理解和支持的气氛中,个体愿意更多地意识和体验到与自我概念不一致的现实状况,还能体会到以往被自己扭曲与否定的感受。

进而尝试各种选择性的行为,以探索自己与他人相处的适当方式,学习有效的社会技巧[25]。

这种榜样和示范性作用对于抑郁症个体尤为重要。

通过对榜样示范行为的学习、效仿和内化,不仅个体的认知结构会发生改变或重构,而且人际交往方式也将得以改进。

在活动中和其他成员对生活的意义、人生观、价值观等的讨论交流会促使个体拓宽思路,寻找生活的意义。

成员们对抑郁的理解及创造的一些解决办法也都将启迪个体理解和效仿。

成员进入团体后会发觉其他人也具有相同的困扰,他的问题并不独特[26]。

而这种自发的“正常化”和深层的被“同感”效果远比个体咨询显著。

个体在团体中对别人提供的帮助和支持也会激发个体自己的价值感和意义感。

团体成员的榜样和示范作用如同镜子一样,可以使个体正确的认识自己,而不是盲目自卑[23]。

（三）团体咨询更适用于东方文化背景

许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世界上多元诸文化可分为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两种模式。

两种文化所培育的人将具有两种大为不同的人格倾向。

而这两种人格倾向具有不同的自我概念,并进而对认知、学习、情绪和动机等产生影响[27]。

而东方的所谓集体主义文化的两个重要特征即注重人际关系和注重秩序与权威。

而在这种富于浓郁东方意味的人际关系逻辑中,“和为贵”这一价值观念深深地渗透在中国人的行为里面[28]。

因此针对于东方集体主义背景下的中国人所设计和建构的心理咨询理论,就必须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部分。

集体主义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注重权威和秩序,对于本土的心理咨询理论建构的启示意义更大。

社会学试图通过比较东西方不同的家庭结构类型,从而了解中国人在社会行动上呈现的复杂结构。

他们最终将这一复杂结构归纳为由家长权威、伦理规范、利益分配和血缘关系四个变量相互制衡的关系结构[29]。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权威与秩序规范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之重。

文化环境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原本适用于西方人群的心理咨询理论技术,甚至是伦理规范在中国的水土不服。

在一项对咨询会谈中来访者阻抗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会谈中的咨询师指导性与当事人心理逆反的“辩驳性”和“对抗权威”2个因子的交互效应对于当事人阻抗的预测作用显著。

这意味着当遇到不那么喜欢“对抗权威”的来访者时（这应当是中国的主流群体）,咨询师越是持“不指导”原则,来访者越容易产生对咨询师的不信任,越容易对咨询产生阻抗情绪[30]。

因此,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和人群特性所建构出的个体咨询方式在中国的发展很受限。

但与之相反的现象却是团体咨询这一方式在中国,特别是高校的盛行。

究其原因,难以详述。

但其注重人际联结,权威秩序的团体动力学因素必然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一般认为,团体咨询中领导者需要掌握22项领导技术,分别为主动倾听、重述、澄清、摘要、提问、解释、面质、情感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