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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师德师风说开去
从“师德”、“师风”说开去
在奋斗中学全体教师会的演讲潘涌
开头语：
一个退休教师给这么多在岗教师讲师德、师风，有点班门弄斧。
不过，华罗庚说过：
“要想弄斧，必到班门”，也就是说，下棋要找高手，耍刀要找关公。
当年华罗庚去美国讲学，专门讲美国的长项自己的短项：
矩阵几何、偏微分方程、多复变函数。
这是一种谦虚，因为他是去美国取经去了。
我今天也是向老师们取经来了。
五年前，我曾和老师们谈过学术修养问题，谈及教师的教学能力、研究能力和自学能力。
今天，应学校之约，重点谈谈师德和师风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
什么是“师德”？
“德”在中国政治哲学里至少有三千年历史了。
古人讲所谓“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以“立德”为第一。
“师德”即讲教师要“立德”。
“师德”二字出自《汉书·礼乐志》：
“浚则师德，下民咸殖，令问在旧，孔容翼翼。
”意思是有深法众德，故能生育众人，久有善名，其容甚敬。
我们今天讲的师德与原词有所变化，但含义还是类似的，有师德，守师矩，能教出莘莘学子的教师，必然享有美名，受人尊重。
什么是“师风”？
“师风”的本义是指教师的风度。
今天，“师风”这一概念的外延扩大了，它包含了教师的行为规范、风格特色、教学张力等等。
师德和师风分开来是两个概念，合起来是一个问题。
还是那句老话：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是一个旧命题：
教师首先要对自己负责，同时要对学生负责。
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校园内孔子雕像旁一块石碑上刻的那十二个字：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立”，是立得住，站得稳；“达”，是行得通，做得到。
教师自己立得住、站得稳了，再要求学生也立得住、站得稳；教师自己行得通、做得到了，再要求学生也行得通、做得到。
而要想做到“立”、“达”，就得有本事。
近代作家王统照在《荷兰鸿爪》一文中说，“犹太人凭自己的本事能在世界各地站得住、站得稳。
”……大家知道，许多师范院校的校训就诠释了这一道理。
如北师大的校训先是“师垂典则，范示群伦”，后改成“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内师大的校训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漳州师院的校训是“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什么叫“师范”？
“师”是学习，“范”是榜样，“师范”就是学习榜样。
当然，校训中的“师”变成了名词。
以上算是几个解词，也算是一点理论。
下面围绕师德、师风这一大命题，讲七个小命题。
我把师德与师风揉合在一起，把教学与教育揉合在一起，把授课与做班级工作揉合在一起，既说“师德”，又说“师风”，更多的是漫谈一些相关的话题，这就是所谓“说开去”。
一、勤奋与浮躁
勤奋应该成为一个人的本分。
不管天老地荒（时间），不管天涯海角（空间），不管天昏地暗（局势），都要勤奋。
因为只有“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
这八个字被许多人误解了：
认为“学而不厌”是针对学生说的，“诲人不倦”是针对教师说的。
其实，《论语》里这两句话都是针对老师说的，或者说是孔子针对自己说的。
教师要先有“学而不厌”的收入，才会有“诲人不倦”的支出。
要想支出多，首先要收入多。
而要想收入多，唯有勤奋。
我这个人笨拙，记忆又差，但我勤奋，我是靠“勤”来补“拙”的。
我至今每天读书三万余字，每年读书三十多本。
我深知读的东西越多，就越感到自己无知。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郑和下西洋》）中郑和对明成祖朱棣说了一句话：
“在大海里走得越远，越感到世界是无边无际的。
”朱棣后来又对郑和说：
“各国给大明进贡的东西越多，我越感到空虚。
”（大意）这两句话很有深意，很富哲理。
为此，我请名家为我刻了一枚闲章“书到用时方恨少”，盖在我四千多册藏书的扉页上激励自己。
我有各种工具书67种，还觉得不够用。
我记性不好，就作圈点，作批注，作摘录，作笔记，以便需要性查阅。
我曾经给一张小报写过一篇教学随笔，题目叫《眼睛和嘴巴》。
从当前“眼球经济”重于“嘴巴经济”说起，即一个人花在眼睛上的钱（如旅游、着装、化妆、照相、摄像、影视、装饰……“饱眼福”之类的消费）远远多于花在嘴巴上的钱。
由此联想到读书与教书的关系。
上帝既然给了我们两只眼睛，一个嘴巴，那就是告诉我们应该“重眼睛，轻嘴巴”，换句话说，就是“看两次，说一次”。
“看两次”即多读书，准备一桶水；“说一次”即要说好、说精，说出一杯去掉渣滓的纯净水。
所以，教师要勤奋，多学多看；要精炼，少说、说精。
下面我给大家举一个勤奋钻研的例子，这不是一个常例，而是一个非常时期非常怪异的特例。
说的是文革中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于道泉的故事。
（这个人应胡适之邀从伦敦大学回北大任教，这个人1924年陪同泰戈尔访华并任翻译，这个人为学藏语住进了雍和宫，人称“于喇嘛”。
）系里开批判会批判他整整三个小时，他却一边闭目沉思，一边用手拔自己的胡子。
主持人说：
“大家帮助你三个钟头了，你也表个态，说几句嘛！
”他颇感惊讶：
“什么？
帮助我。
三个钟头了？
对不起，我一句也没听见。
”原来，这三个钟头他一直在琢磨“一语对多语”的翻译机械化问题。
有一个成语叫“法出一门”，这个“门”就是勤奋。
蒋经国有一句名言：
“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
”我送大家一幅叠字联：
“终日忙忙，不甘碌碌；常年辛辛，不嫌苦苦。
”与勤奋对立的是懒惰和浮躁。
懒惰且不去说它，只讲介乎勤奋与懒惰之间的浮躁。
因为浮躁已成了当前全国各行各业自上而下的一个通病。
浮躁是轻浮、空泛、投机，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变相懒惰，是一种严重影响国家形象、经济建设、学术研究、教书育人的丑陋行为。
大而言之，欺人骗世的数字政绩，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兴师动众的层层验收，言过其实的宣传语言，形形色色的文字炒作……中而言之，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数学家刘克峰称为“魔鬼式的考试技巧训练”。
高考内容的反复无常，中小学教改的花样翻新（这一层我不便细说……），博士院士的造价作秀（最近浙江大学一副教授论文剽窃被国外揭发，轰动了海内外，结果是本人被开除，浙大校长作检讨，教育部长作反省。
）小而言之，一切活动都冠名“工程”，一切行动都说成“打造”，“气氛”一律说成“氛围”，“观念”一律说成“理念”（好象“氛围”、“理念”显得高雅）；成语严重变形变味，止咳药广告是“咳不容缓”，洗发液广告是“一瓶如洗”，卖石头标牌上写着“石全石美”；分明是“五一”七天长假，最近突然变成了“3+2+2长价”，我至今不懂什么是“非常6+1”、“幸运52”。
（是一周、一年？
）至于网络语言就更离谱了：
梅花的“梅”突然变成了早已死亡的“呆呆”，而且意思也变成了呆头呆脑；当明亮讲的“冏”（jiǒng）居然变成了“囧”。
像一个人口大开、眉下垂，哭丧着脸，意思也变成了郁闷、无奈、悲伤。
刚刚学会了“人肉搜索”，又出现了“阿尔法女孩”；刚刚弄懂了“甲壳虫”（用私家车做广告），又出现了“考碗族”。
英语、粤语、上海话、客家话杂揉在一起，不伦不类，不知所云；“非诚勿扰”、“过把瘾”、“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等大腕影视片名，让人莫名其妙，如坠五里雾中。
所有这些，影响了中国的形象和国家的建设，搞乱了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和道德法则，污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洁心灵和中国语言文字的丰富内涵。
打个比方，他们都象椰子树，虽然长得快，树干高，但根底浅，经不住风雨洗礼，所以大家去海南看到的椰子树几乎都是东倒西歪的，远不像香樟树，长得虽慢，但根扎得很深，年代愈火愈结实，而且有香味，能防虫。
老师们，我们要经得住寂寞，耐得住艰辛，大家记一句名言：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要勤奋，不要浮躁。
不想勤奋就想获得声誉，不想奋斗就想超过别人，那就象《百喻经》中说的，不盖一、二层楼就想盖第三层一样，那是“空中楼阁”。
大家再记一句话：
“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虚作。
”《九章·抽丝》用一个故事结束这一节：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五十来岁已老气横秋，然而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却爱上他并嫁给了他。
学生柏拉图问：
“老师，您是怎么样把小姑娘追到手的？
”苏：
“请看天上的月亮吧，你越是拼命去追它，它越是不让你追上；而当你一心一意地赶自己的路时，它却会紧紧地跟随着你。
”老师们，当我们一生勤奋，一心一意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赶我们的路时，荣誉、幸福就会相随而来。
二、谦虚与骄傲
谦虚是一种美德，但谦虚如果只注意表面修饰的话，就变成了虚伪；骄傲是一种丑陋，但如果摈弃掉蔑视别人的弊病后，剩下的就是“自信”和“才干”了。
而自信和才干是一种力量。
国学大师钱钟书十分谦虚，不接受任何奖励，不会见任何记者；著名医学家钟南山说，我是个医生，我想用更多的时间去查房、会诊、教学、研究；计算机专家王选生前说过，“我当院士是过去时，现在却搞成了现在时，甚至是将来时，而诺贝尔奖永远奖励现在时”；女排主教练陈忠和最近卸任了，他仍然是一脸笑容，一身从容，谈及执教八年的成绩，仅仅八个字：
“过去的事，不提也罢。
”当教师的更要谦虚，更要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温家宝总理有一次在同济大学演讲，要同学们“仰望天空”，要同学们“止于至善”（《礼记·大学》），我们要永不满足，要达到最高境界。
既然说谦虚，为什么又提出骄傲。
我说的“骄傲”有另外的含义。
先看例子：
孔子说“如有用我者，三年其为东周矣！
”钱钟书读清华时要“横扫清华图书馆”，还说“整个清华没有哪一个教授能当我钱某人的导师”，所以他出国去了。
国学大师陈寅恪当年说过“我把天下的书都读了”，他写的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不允许编辑改动一个字。
中国文人中“最后两条辫子”之一辜鸿铭（另一人是王国维）当年拒绝别人剪他的辫子说“凡欲剪我辜某辫子者，必须用德、法、意、俄、希腊……十几国语言下哀的美敦书。
”这些话看似骄傲，甚至狂妄。
但认真看其行动，却完全是一种自信，是一种宏愿，是一种张力。
孔子一生不遇，诸侯如果采纳他的政治主张，一年至三年是有变化的。
钱钟书写《管锥编》同时用了七种文字，引用了千余名作家的上万部著作，你能说他“横扫图书馆”是骄傲吗？
陈寅恪被誉为“一部活字典”、“一座图书馆”，他懂梵文、印地文、希伯来文等22种语言，失明后全凭记忆写作，他让助手从图书馆某架书上取某本书，翻到某页找资料，准确无误。
最后二十年频频出书，两本隋唐史专著轰动了学术界。
你能说他骄傲吗？
辜鸿铭虽然顽固，但他精通十几种语言却是货真价实的。
难怪当年许多外国学者来中国说：
“故宫三大殿可以不看，但不能不看辜鸿铭”。
最近，著名画家范曾作客“艺术人生”时说自己“略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安书》：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主持人朱军挑战式地问：
“您不怕有人说您骄傲、说您狂吗？
”范曾笑着说：
“这不是狂，我是为民族而骄傲！
我每天五点钟起床读书。
我用了八百个小时下决心读懂康德的“三批判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能说我骄傲吗？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北京有一位相声演员叫郭德纲，他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这个称谓既谦虚又骄傲，响彻了娱乐圈。
他拒绝上中央台，但照样轰动，他的相声段子超过了任何相声演员。
所以，结论是：
真正的骄傲是一种浅薄，是一种盲目，是一种无知；而上述例子却是一种求知欲，是一种责任心，是一种自信力；是一种承诺，是一种才干，是一种深沉。
三、错误与忏悔
一位名医说“操术随时可误人”，教书也一样，难免出现错误，误人子弟。
原因：
一是任何人都会有知识的“盲点”，二是任何人都可能有小的失误。
爱因斯坦、爱迪生在科研中犯过八大错误，世界顶级理论物理大师霍金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做报告（02年中国），中科院士、数学教授基本听不懂。
陈寅恪在牛津大学用十几种中亚古语讲东方学和汉学，欧洲众多学者听不懂。
我念大二时，著名学者余冠英讲《诗经》，助手帮他写了满满两黑板“诗经”篇名，然后他上下左右、纵横捭阖，讲了两小时，学生们基本听不懂。
这是知识“盲点”。
前边提到的那个辜鸿铭给学生讲《晏子春秋》，把“晏”写成了“宴”，学生给他指出了错误，他自我解嘲地说，中国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是把“日”字上下颠倒了一下，意义就不一样了。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主持人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乐”（lè）读成了yuè；著名学者余秋雨把“致仕”解释成了“做官”，被人指为“硬伤”（致仕即退休，致，归还。
）；红遍全国的“百家讲坛”坛主易中天讲楚霸王项羽“力能扛鼎”，把“扛”（gāng）读成了káng。
我这个教语文的多年来也读káng，错了。
原来读káng是指用肩膀承担物体，如扛锄、扛枪，读gāng是指用双手举起重物，如扛鼎。
这是“失误”，所以，教师给学生把知识讲错了，（不管是别人指出的，还是自己发现的）不要回避，不要爱面子，而要勇于纠正，向学生认错。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说：
“课堂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有学生在课堂上对自己说，‘卡斯帕尔教授，你错了'，他们让我吃惊并改变了我的看法。
”所以，当教师要有“三不怕”：
不怕知识有“盲点”，不怕讲错知识，不怕学生问住自己。
当年我把蒋介石故居“丰镐房”的“镐”（hào）读成了gǎo，我羞愧难言，后来做了纠正，因为我忽略了“丰镐”是西周国都丰邑、镐京。
园艺学家陈从周一篇500余字的短文（《郑逸梅选集·序》）我读了两个小时，数学家丘成桐（菲尔兹奖获得者）一篇700余字的小赋（《杭州会议赋》）我读了半天还有不懂的地方，自觉汗颜。
学生问问题问住老师的事时有发生，老师不要脸红，更不能生气，课余解决就行了。
一次，一个初中生问我“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是谁？
”我当时只记得两个：
埃斯库罗斯，欧庇里得斯，我告诉他第三个作家名字也是五个字，我明天告诉你。
第二天我告诉他是索夫克勒斯。
美国百货零售商的龙头老大沃尔玛公司有三个基本信条，其中一个是“太阳落山原则”（另两个是“十英尺原则”、“尊重个人原则”），即顾客和员工的任何要求必须在太阳落山前得到答复，也就是当天的问题一定要当天解决。
现在学生手中的资料、习题多得很，随便拿出一两道题问住了老师不足为怪，你不要埋怨学生问偏题、难题，也不能说完“我下去给你解答”以后却没了下文。
如果这样，几次下来你的教学威信就扫地了。
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老师是著名学者潘光旦教授，他在《大学一解》中提出了著名的“从游”的师生关系。
他说：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
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从游既大，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他把师生比成鱼，教师是“大鱼”，学生是“小鱼”，大小鱼都在学校这个“水”中游泳。
虽说是“从游”，但重要的是教师要亲自“游”，而且要“前导”。
“前导就是示范力量，榜样力量”，“前导”就是“濡染”效应，“观摩”效应。
教师先游，学生从游，就能达到学习的最高境界：
“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教师有了错误，纠正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忏悔？
错误是完美的亏损，弥补了亏损仍然完美，甚至更臻完美。
但这还不够，还要深刻反省，还要虔诚忏悔。
我为什么会出错？
为什么解不了题？
为什么回答不上学生的问题？
还不是自己学识浅薄、孤陋寡闻、能力不行？
所以忏悔是一种美德，是一种道行（héng），是一种责任；忏悔是良知的闪耀，是师德的升华，是师风的体现。
曾子“日三省吾身”，廉颇负荆请罪，诸葛亮自贬三级，巴金写《真话集》，勃兰特（前德国总理）在华沙犹太人墓前下跪，冯·卡门爬上三楼到钱学森办公室向自己的学生承认学术错误……这都是不同形式的忏悔。
古今中外这些例子都说明一个问题：
任何人都会有错误，任何人都不能讳疾忌医，任何人都要有能撑船的博大的胸怀。
错误也罢，忏悔也罢，最终目的是修正错误，坚持真理。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
“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
北京大学原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当年坚持计划生育的真理，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新人口论》，公开与毛主席唱反调，与王亚南辨是非，惹出了大祸。
周总理善意地劝他写个检讨，保他过关。
他痛苦地说：
“我年近八十，现在孤军作战，虽然有我敬爱的领导的劝告，但我也不能放弃真理”。
真是一颗“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的响当当铜豌豆。
”
四、严厉与柔情
有一个观点很奇特：
一个好学校如果没有几个“杀手”，断然没有资格叫名校。
这里所谓“杀手”是指有的老师以严格要求学生出名，严格到不近人情、激怒学生的地步。
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有“四大杀手”，钱学森、华罗庚都是。
钱学森讲星际航行概论，期末考试能考整整一天，有的学生被担架抬出考场，最后，一个班仅仅有两人及格。
华罗庚对学生的简单提问厉声训斥：
“这种问题不要拿来问我”。
还有一位老师只给学生打59分，学生回忆说：
“这个老师太残忍，一分都不肯多给我。
”但若干年后，这些学生评价这些老师的种种“残酷”是“杀人的敬业”。
有了当年教师的“残酷”（严厉），才有后来学生们的“辉煌”。
大家还记得当年“马家军”教头马俊仁他也是一个“杀手”，“残酷”到运动员王军霞等集体“叛逃”，爆发了“双十二事变”（1994.12.12）。
我校也曾有过这样的“杀手”，一位老师站在讲桌上监考，不让一个学生抄袭作弊，甚至和一个学生打了起来。
现在我校有没有这种“杀手”，我不清楚。
但教师责任心强，要求学生严格，是没有错的。
有时看似不近人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严格总比纵容好。
现在的学生难管，但还是要管的。
当然，严格中要有方法、技巧，严厉中要体现柔情，用过去的词来说就是“母爱”。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四块糖的故事”很值得我们思考。
陶当校长的时候碰到一件学生打架事件：
一个男生与另外几个男生大打出手，有人报告了陶校长。
陶校长通知该生放学后（注意：
不停学生的课）到校长办公室。
放学后陶因事耽搁，等回到办公室看见那个学生已经等着他。
陶笑着说：
“对不起，我迟到了，你很遵守时间，在这里等我”。
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糖，说：
“这块糖奖给你”。
这个学生本来是做好了挨训的准备的，没想到校长说“对不起”，还给他糖块，他惊讶地接住糖，不知说什么好。
接着陶校长问他打人的原因及过程，学生说，那几个男生欺负一个女生，我看不惯就动了手。
其实，陶已调查清楚了打架的全过程，心中有数了。
于是他又掏出了一块糖给这个学生，说：
“你很诚实，没说假话，再奖励你一块糖。
”学生腼腆地又接过了糖。
陶接着问：
“别的男生欺负女生不对，可你首先打人也不对呀！
”学生说：
“女生是弱者，我是打抱不平。
”陶又掏出了第三块糖说：
“你有路见不平勇于相助的精神，很好。
再奖你一块糖。
但是，那几个男生也是你的同学，你可以劝解，不该动手打人，一旦打坏了怎么办？
”学生说：
“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这时候陶校长又掏出了第四块糖说：
“好了，我们的谈话结束了，你可以回家了，这一块糖也属于你。
”学生激动地接住了第四块糖，眼泪花花地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陶校长的四块糖是事先准备的，还是随机应变，我们不去管他。
我们赞赏的是他批评教育学生的技巧和效果。
有时候我们把学生的错误缺点看得过重，批评方法又不对头，所以往往使矛盾激化，达不到教育的目的。
比如学生抽烟、打架、说脏话、恶作剧……这是中学生的常见病。
大家想一想，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毛病？
我们当年受老师批评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态？
所以学生的一般小毛病可以忽略不计，或者以开玩笑的方式，和风细雨地化干戈为玉帛。
学生有了过错，教师要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子女或弟妹看待，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包括学生的早恋也是一样。
中国人大附中有一位班主任叫王金战，他讲过一个故事：
班里的一个女生最近学习状态不佳。
一天，她主动来找班主任。
一坐下，王老师就问：
“是不是失恋了。
”那女孩很惊讶：
“您怎么知道的？
”王说：
“我也是从你们这么大过来的呀！
”女孩说：
“我喜欢上一个男生，可他不理我。
他说他有女朋友，但我知道他没有。
老师，您说我该怎么办？
”老师说：
“那个男孩的确很优秀，你也挺有眼光的。
”女孩很高兴，觉得老师理解自己。
老师接着说：
“这个男生更优秀的是，他知道爱护自己，也知道爱护你。
他很会处理事情，他知道现在学习很重要，学不好，将来没前途。
他对自己负责，也对你负责，所以他比你更成熟。
”下边，王老师说了一句精辟的话：
“拒绝，有时候也是一种爱护。
”女孩说：
“好像是这么回事。
”老师又说：
“恋爱的感觉是美好的，最好别捅破。
今天好好学习，等高中毕业后，你们都考上了大学，我给你们俩撮合，好不好？
”女孩问：
“真的吗？
”老师说：
“真的，我看你们俩挺般配的。
”女孩高兴地说：
“老师，您真好。
”大家看，王老师多会做学生的思想工作，真是“润物细无声”啊！
中学生恋爱是单纯的，往往只求今天拥有，不求天长地久。
我们不必把中学生谈恋爱看成洪水猛兽，但也不能放任自流。
当然，最终还得他们自己解放自己，老师提供的只能是建议、帮助、开导。
听说我校学生恋爱风气很浓，到底该怎么办，校长们、老师们、班主任们是会有办法的。
恋爱是一种诱惑，其实，来自外界的诱惑多得很：
影视、网络、手机、MP3、MP4，马上开始使用的3G，辅天盖地般向我们袭来。
诱惑力是何等厉害，杀伤力是何等强大。
五、个性与宽容
人是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尤其有个性。
我们不能按一个模式要求，不能用统一标准要求，“标准化”不是人才成长的规律。
人才，特别是杰出的人才，往往具有鲜明的个性。
还以陈寅恪为例，很多中央领导要看望这个“怪人”，但他就要挑选，他见陈毅、郭沫若、见胡乔木、陶铸，就是不见康生、周扬。
因为他知道，前者是和他谈学问、谈生活的，而后者是向他索取、有所要求的。
领导请他去历史第二研究所任所长，他提出了领导不能接受的条件，被拒绝了。
又让他去中山大学，他又提出“三条件”（不参加政治学习之类），陶铸对他网开一面，让他研究他想研究的问题，结果成绩卓著，蜚声海内外。
陶铸称他是“广东三宝”之一（另二宝是红线女、《羊城晚报》），还专门为他在住宅前修了一条白水泥路（照顾他的视力），这就是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这条路至今保护着，他的小楼准备开辟纪念馆——麻国庆）
当年包九中有一位物理老师叫陆家羲，性格古怪，毛病不少，如他拒不参加校运会裁判工作……包九中不要他，结果外国专家发现了他，他被请到了中科院。
教师也一样，只要他肯学习，善教书，有成绩，工作中、生活中的一些毛病不要过分指责，领导更要宽容。
这里我不妨提及我校原来的一名青年教师。
他留八字胡，戴太阳镜、黑礼帽，拄文明棍，当然还有西装革履，一派绅士风度。
学生还给他起了一个不雅的外号（赵油头）。
他性格急躁，和领导吵嘴，和学生打架。
生活中他独树一帜，在校园里，在小陕坝，大家可以想象是一道怎么样的景观。
但是，他讲课十分精采，深受学生欢迎。
现在在包头依然是名师，我女儿是学语言的，每次提及他都很佩服。
所以，你可以看不惯他，却不能指责他。
政治大事如陈寅恪，生活小事如二位老师一样，其他如教学手段、教授方法、讲课风格一样，花样繁多，各有千秋，各有特色，各有故事，千万不能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千篇一律。
美国有“说唱教学”、“全身参与”，中国有“疯狂英语”；历史学家易中天讲两汉人物时脱鞋做示范，讲什么是“跽”（jì，长跪，双膝着地，上身挺直的坐姿），什么是“箕踞”（jījù，两脚伸开像簸箕一样的坐姿），什么是“踞坐”（脚底和臀部着地，两膝上耸的坐姿。
）音乐家陈钢（《梁祝》作者之一）用一把铅笔在纸上作曲而不用电脑，他说看着冷冰冰的机器写不出东西；大作家余秋雨至今不学电脑，照样年年出书。
学者刘文典（27岁任北大教授，当年一怪公开顶撞蒋介石……）在月下讲《月赋》（南朝宋谢庄的代表作），学者闻一多在晚上讲《天问》，他边讲课边抽烟，还给学生递烟，听众只剩两三个照讲不误（战争原因），一个学期没讲完一首《天问》，让学生臧克家终身难忘。
章太炎的第一高足，音韵学家黄侃每讲到一个紧要地方就停下来说：
“这里有个秘密，靠北大这点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请我吃饭。
”（开个玩笑，老师们可不能学黄侃，这正像中央台“想挑战吗”栏目的警示语“专业演出，不可模仿”，何况奋中老师的“薪水”够令人羡慕的了。
）其实，这是黄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讲课技巧。
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金岳霖讲课时常常把学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课堂上经常问学生：
“你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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