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随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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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随想

电影的随想

　　说起电影，觉得有一肚子的话。

要落实到纸面上，一时又不知从哪儿说起。

因为电影伴我已经走过生命中的32个年头了，留下来的文字应该对我和读者来说都是有价值的，仔细想想，就把我这些年思考较多的几个问题写下来，就教于读者与同行们。

　　一、我对电影的理解

　　电影是什么？

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你问一百个电影导演会有一百种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你问一百个电影观众也会有一百种不同的理解。

我对电影的理解有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

　　我是1975年来到长影的。

刚入行时在电影《金光大道》摄制组做场记。

那时别说不懂什么是导演，连怎么做场记的工作都不知道。

但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逐渐被电影的神奇和魅力迷住了，特别是为老一代电影人对电影的那种执着追求和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所感染，深深地感觉到电影这个行当是值得我用一生去刻苦努力和追求的。

但这是最感性的东西，并不理解电影的神奇和魅力究竟在哪儿？

1976年我被选送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学习，虽然只有短短两年的时间，让我在理论上对电影有了认识，中外电影史上那些导演艺术大师们的经典作品深深地撼动了我的心灵，使我感到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它对于人类文化来讲是一种特殊的传承方式，它是一个民族血脉的一部分，是一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的晴雨表，是电影艺术家社会良知的喷发和涌流，是和最广大的民众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紧紧相连的，是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之余的一种便捷的审美方式和娱乐途径。

电影所呈现出来的视听艺术效果比起任何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都来的更逼真、更生动、更鲜活、更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和对心灵的震撼力。

但那个时候的电影教育，强调的是电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我们可以看到的影片多数是苏联早期电影和欧洲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艺术影片，对欧洲电影一路走来的电影流派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新德国电影等等，对这些流派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说如数家珍。

两年学习下来，浑身上下有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为电影艺术献身，在电影银幕上尽早地表现自己的艺术感受，在世界电影的艺术之林中拿出真正属于中国气派的电影作品。

我的最早的三部电影作品《飘逝的花头巾》、《城市假面舞会》、《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就是在那样一种思想指导下诞生的。

后两部作品问世后也确实在电影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都得了长影的小百花奖，《城市假面舞会》还参加了第六届慕尼黑国际电影节。

这个时候，中国电影的经济大潮来了，电影在电视剧和多种娱乐方式的冲击下，观众观影热情骤然下降，票房锐减，电影的同行们开始思考电影的观赏性，中国电影界开始向类型化影片发展，出现了更多的惊险片、武打片、喜剧片等更容易吸引观众的影片，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模式。

最开始我还是不太愿意接受这种改变，但电影市场是无情的。

我的《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虽然艺术上受到了专家的称赞，但是市场上却只卖出了不到30个拷贝。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创作，开始思考电影的观赏性是不是应该在电影的本性中占有一个相当的位置。

1990年，我接手拍摄了喜剧片《离婚合同》，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第一次就订了200个拷贝，我听到这个数字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种票房大大飘红的战绩使我从实践中感受到，你的影片思想性再强、艺术性再高，如果没有更多的观众看到，那一切都没有意义，都是满足艺术家自我的孤芳自赏。

电影必须要与受众紧紧相连，与市场紧紧相连。

有了这样的结合，你的创新、你对社会生活的思索和感受、你的劳动的成果才有更大的价值，你的作品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力。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我开始认真地研究好莱坞电影的规律和制作模式。

中国电影的制作模式多年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了以导演为中心的方法论，受苏联的影响比较大，导演们羞于谈电影的商业目的，一味地追求艺术的创新和艺术家的个人感受。

美国的电影绝大部分都是公司化运作，是以制片人为中心的创作模式，追求影片的利润最大化，所以电影一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后来我连续拍摄了《离婚喜剧》、《女歌星的故事》、《血色的玫瑰》，都在电影市场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这之后，我确实对电影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觉得电影如果没有市场和观众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也是一种对投资方的不负责任，因为你只有在市场上有好的收益，电影才能进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的轨道;反之会使电影和拍电影的人都走进一个死胡同，越强调个人化越是观众少，越是收益少越是没有人敢向电影投资，那是一种几败俱伤的恶果。

电影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是发展电影的必由之路，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现在这种说法是路人皆知了，可我在认识这个真理的路上是颇费了些周折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把电影想象得很沉重，好像每一场戏，每一个镜头都有深刻的含义才是上佳的。

后来，与我合作了十年的长影总摄影师张松平说的一句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说：

“电影就是一种成人的游戏。

”仔细想来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记得女儿在学龄前的时候总是缠着我给她讲故事，回首我们自己的童年经历不也是在那种认真“过家家”的游戏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满足吗？

一群成年人聚集在一起，认真地确定你演爸爸，你演妈妈，你演儿子，你演孙子，有开始，有结局，有矛盾，有和解，起起伏伏，悲欢离合，倒真是像一出出的成人游戏。

小孩子喜欢听故事，长大了在电影中看精彩纷呈的故事，不就是童年游戏愿望的达成吗？

在艺术起源的众多说法中，就有一种艺术起源于游戏说，电影也是由杂耍渐渐演化为艺术的一种形式的。

电影就是电影人做给成人观众的一种游戏，所以观赏性，也可以称为娱乐功能应该成为电影的一种本质性的特征。

讲故事，如何讲好故事;或者说叙事，如何巧妙地叙事应该是一位合格的电影导演的基本功。

一个故事有多种讲法，一部电影有多种拍法，不能说哪一种方法是唯一的。

你最好经常把自己设定为观众，想一想你自己希望怎样听这个故事，看一种什么形态的电影。

沉重感消灭了，我更多地感受到了创作过程中的快乐，在轻松状态下的创作大脑会异常活跃，为创作的对象提出多种选择，再确定最佳方案，这使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没有了方便之门。

　　1992年我拍摄了电影《蒋筑英》，这部影片获得了中国电影政府奖（现在的华表奖）的最佳故事片奖，市场上也获得了被订购200多个拷贝的好成绩。

之后我拍摄的《灯塔世家》、《毛泽东与斯诺》、《灿烂的季节》都得了华表奖，赞誉的声音逐渐地多了起来，但是我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因为这些电影都被认定为主旋律电影，业界有很多人认为这种电影只是政府喜欢，思想性大于艺术性。

我也曾有过很深的苦恼，路应该怎样走下去，怎样认识主旋律电影，主旋律色彩浓的电影应该如何发展？

我又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再次为自己的创作把脉。

1997年末，我走上了长影的领导岗位，当上了主管艺术的副厂长。

在与电影主管部门一些领导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对电影发展的一些设想，他们认为，长影、北影、上影是中国电影的三大创作基地，是主力军，是中国电影的国家队，由于这种特殊的地位，这三大集团生产的电影就应该有比较多地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

中国电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三大集团生产的影片不坚持这样的方针，让谁来坚持？

反过来说美国的电影是把商业目的放在第一位，但是他们的许多电影所表现的内容核心，也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宣扬至高无尚的美国精神，这难道不是美国的主旋律电影吗？

比如《永不妥协》、《珍珠港》、《烈火雄心》等等。

艺术作品表现人类的真善美是一种艺术本质的要求。

美国影片《刺杀肯尼迪》是一部经典的带有极浓的悬疑色彩的案情剧，凯文?

斯克特纳饰演的主人公，面对黑恶势力，对他个人生命、对他妻儿的恐吓和威胁时，他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

“我不想让我们的后代记住一段被歪曲的美国历史。

”这部影片深深地打动了我。

还记得日本有部高仓健主演的《海峡》，也表现了主人公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和国家利益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精神。

类似这样的影片不但有很好的票房成绩，也歌颂了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品格，在他们的身上既反映了人物独特的性格色彩，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我觉得这种具有人性深度的影片应该是跨越国家、民族，跨越意识形态，跨越文化疆域的，主要看你是不是由内而外地真诚地艺术地展示。

老托尔斯泰曾经说过：

什么是检验一部艺术作品的真正标准，主要是看它震撼心灵的程度。

我在拍摄每部影片时总是先想想，这个剧本中有没有震撼自己心灵的东西，然后再把这种震撼自己心灵的东西想办法传达给观众，让受众也有同样的震撼。

电影不是简单的物质生活的复原，更主要的应该是心灵的揭示，美的心灵要揭示，丑恶的心灵也要揭示，真正心灵的揭示才是一部好电影的最大前提。

然而在影片中揭示心灵又是一个难上加难的事情，心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幻的非物质化的东西，不能仅靠语言，要组织有序的行为线索、具体动作行为、场面的营造、人物关系的发展变化等等。

在电影中讲好一个不同反响的故事固然很重要，能否组织好心灵的冲突，充分地发展人物的心灵世界更为重要，这是人物的魂灵，也是电影的魂灵。

人们常说电影于其它艺术形式最大的特点是真实，在我看来电影中的真诚更重要。

首先是艺术家的真诚，真诚地表现你的故事、事件、人物，然后表现出人物的真诚。

拍完《毛泽东与斯诺》，有记者问我，这部影片的成功作为导演你认为最主要的是什么，我告诉他只有两个字：

真诚。

因为人们一看片名就知道这两个人物都是色彩极浓的现代史上的政治人物，如果没有真诚的艺术展示，就会简单化地表现他们的政治态度，表面地处理历史事件，初看起来行云流水，细致品味起来又味同嚼蜡。

拿起剧本就拍的导演，永远成不了好导演，电影绝不是剧本简单的视听呈现，一部好的影片所倾诉的是创作者对生活独特的理解和感受，对电影的独特理解和感受。

拍电影就要经常想想什么是电影？

也要经常想想什么不是电影，把那些不是电影的因素尽量剔除，抓住这部影片中的好看因素，发挥到极致，才有可能把握观众的脉搏和兴奋点，才能把各种不同类型的影片做好。

　　2004年我拍摄了影片《任长霞》，这个题材我最先是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新闻报道上发现的，看到济南登封市十几万民众为她的离去送行，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有了在电影上表现她的冲动。

在深入生活和在登封拍摄过程中，她的许多事迹深深地感染了我，在她的众多事迹中，我紧紧地抓住了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她把人民群众当做自己亲生父母般虔诚地敬重这样一个线索，扩展开来又深入下去。

把这样一个关于爱的深邃主题放在一个类型影片的框架中。

影片不但受到业界同仁的好评、得了华表奖，又取得了三千万的票房成绩。

上海的各大报纸连续数天报道了电影《任长霞》热映的情况，《〈任长霞〉当上票房冠军》、《主旋律电影成为票房的主旋律》、《〈任长霞〉打败〈蝙蝠侠〉》、《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任长霞〉》、《主旋律电影的进化》……媒体的这种推波助澜是为主旋律影片能赢得这样的战绩而感到兴奋和鼓舞。

《〈任长霞〉仁治文化的中国特色电影》一文中这样评价：

“由于没有张艺谋这样的导演的先天性影响力的支撑，更没有所谓艺术片故弄玄虚的内在追求，《任长霞》这样的影片，只能按照最传统的电影叙事模式构置它的吸引人的闪光点。

它把电影还原成强烈的戏剧结构，刻意煽动的电影的戏剧性，在一种戏剧性强烈的范畴内，体现出故事的波澜与起伏。

这一点上，它吻合了好莱坞电影追求戏剧性的天然优势，从而使它的基本构架上，我们可以读到很娴熟的好莱坞的气息。

”从这部影片的实践中，我感受到主旋律影片也可以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也可以做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这条路是可以越走越宽的。

　　二、电影对我的改变

　　电影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舞台，它不仅仅是我谋生的手段，更主要的是因为电影，我得以体现自己生命的价值，感受生活的意义。

在体会它的万种风情的过程中，我改变着自己，修正着自己，它成了我生命历程中不可替代的朋友和老师。

　　1990年，在筹备拍摄《离婚合同》的时候，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从来没有涉猎过喜剧，我认真地研究有关喜剧电影创作的理论。

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把古今中外关于喜剧理论的论述几乎都看了一遍，也把能找到的中外喜剧经典电影都看了一遍。

这些创作的准备，使我在上阵之前感到胸有成竹。

为什么在中国电影进入商业化大潮的时候我要选择拍摄喜剧电影？

因为被全世界公认的喜剧大师卓别林的电影作品既有他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本质性的揭示，又有全世界各种肤色的人们含泪的笑声。

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喜剧屡屡被搬上银幕，至今还在全世界的各种舞台上久演不衰！

人们的生活需要笑，人们愿意在笑声中与丑恶、愚昧、无知、落后诀别。

中国的喜剧电影在文革之前的17年少得可怜，几部可称为优秀之作的喜剧电影《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大李小李和老李》，被认为是歌颂性喜剧，因为在文革前的喜剧创作中很少有讽刺和幽默，讽刺在当时是一大禁区，带有幽默气质的喜剧更是寥若晨星。

我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在自己的喜剧电影中，既要有艺术影片中所蕴涵的人生况味，又要有观众在观赏过程中会心的笑声，让幽默成为我的喜剧电影中的主人。

可幽默究竟是什么？

怎样才能在银幕中制造出幽默的效果，是最大的难题。

组织包袱，铺排笑料，推敲台词，这些技巧性东西固然重要，但造成通篇的喜剧情境靠这些还不行。

当我读到林语堂先生的论断后心里豁然开朗，林先生说：

“幽默是一种人生态度。

”我立刻找到了把握影片中主人公行为思想的基调，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影片获得了成功。

更为主要的是我也领悟到了这是一种极为深刻的人生道理，自己也慢慢地学习着把幽默变成一种人生态度，面对着一些重大的人生课题的时候，用一种达观的、轻松的方式去思考去对待，用乐观的态度去迎接挑战，在紧张和艰苦的工作中努力地寻找积极因素，在苦闷和压抑的情绪中寻找微笑。

冯巩是那部影片的男主角，他是大家都熟悉的著名相声演员，我发现他不但在舞台上能给观众带来笑声，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把自己的语言组织的很是生动幽默，经常会给片场带来朗朗的笑声，在笑声中，人们忘记了疲惫，化解了冲突。

如果在短短的人生旅途中多有这样的笑声，生活肯定会有一番新天地。

幽默是人生智慧富足的表现，是一个人对自己自信的肯定，对生活认识的独特方法。

拍完这部影片，我觉得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再是紧锁着眉头思索问题，带着一脑门子官司去从事工作，喜剧和幽默为我的生活和人生道路又打开了一扇门，我也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那个著名论断：

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就是喜剧。

后来，我又接着拍了一部喜剧电影《离婚喜剧》，也获得了票房的成功。

　　2000年我在拍摄《毛泽东与斯诺》的时候，阅读了大量他们俩人交往的资料，在延安、在陕北沿着他们当年的足迹，认真搜集创作素材，找寻他们心灵的轨迹。

那个时候表现毛泽东在多个革命历史时期的作品都有了成功之作，怎样才能在那些成功的作品之后脱颖而出，对于我真是一个相当大的课题。

斯诺先生的《红星照耀中国》是在国内外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作品。

影响几代中国的进步青年；毛泽东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伟人，曾被评为对20世纪影响最大的10位历史人物。

这部电影如果不独辟蹊径，不但历史学家们接受不了，中国的老百姓也是通不过的。

我在众多的历史资料中发现了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与斯诺有一次谈话，毛泽东说：

“现在看的大问题，放到未来看就成了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还有我们这些东西，100年以后再看，可能就是可笑的了。

”毛泽东这段关于中美关系的谈话为尼克松访华铺平了道路，为中美关系几十年隔绝打开了大门。

后来我在影片中把这段谈话加了进去。

我觉得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巨人，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和自己的学说能有这样的看法不更加表明了他的伟大吗？

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被毛泽东应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拍完这部电影，我们似乎更加读懂了毛泽东，自己在面对一些问题想不开的时候，就会常常想起毛泽东的这段话。

　　当上了长影的副厂长之后，我思考的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导演怎样拍好电影，要思考长影的电影创作应该怎样布局，怎样发扬长影的艺术传统，发扬长影的精神，怎样使长影的电影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电影又以新的方式在改变着我。

回首30多年的历程，我不得不感谢电影对我的滋养，对我的改变。

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时刻都不能忘记他在创作中的主要任务，是塑造鲜明、生动、独特的人物形象。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塑造自己，在认识电影的道路上也在不断地认识自己，否定自己，鞭策自己。

电影是一个魔方，它可以旋转出千千万万种变化来，它的变化也时时地影响创作主体的变化，引导着你自己的向上和提升。

世界上任何一位电影大师及人物的成功之路都有他的独特性，也有普遍的规律，“小胜取于智，大胜取于德。

”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

　　三、我对电影的衷情

　　1991年我拍摄《女歌星的故事》，女儿那时刚刚四岁，有一天混录结束，我带着女儿走出录音棚，她妈妈因公出差了，我带着女儿在满天星斗的月夜里回家。

女儿问我：

“爸爸，你不能不拍电影吗？

”我说：

“为什么？

”她说：

“你总是在拍电影都没有时间跟我在一起。

”我心里怦然一动，一种酸楚立刻涌上心头，我知道因为电影我忽略了家庭，忽略了女儿的成长。

但我还是跟女儿说：

“爸爸不拍电影不会干别的。

”女儿现在20岁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喜欢上了电影，经常对爸爸的电影说上几句批评的话。

电影已经无可替代地成为我生命的全部。

　　2004年8月24日，北京展览馆的中国电影华表奖的发奖大会上，我突然接到妹妹从长春打来的电话，妹妹哭着告诉我：

“大哥，妈没了!

”这种巨大的打击，使我立刻失魂落魄，六神无主。

五分钟后，会场上宣布，我拍摄的影片《灿烂的季节》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的优秀故事片奖，我强忍着巨大的痛苦和悲伤走上了领奖台，面对全场的观众，微笑着捧起了手上的奖杯，恰好那是一部歌颂母爱的作品，我没有在母亲最后的时刻与她老人家告别，只能把这部关于母亲的爱的电影献给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比尔?

盖茨说过一句话：

“一生只做一件事情。

”我非常欣赏盖茨的这种观点，因为我的一生也一直在做着一件事情，就是拍电影。

80年代中期，全国涌起一股出国潮，许多电影人也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去。

一次我叔叔问我：

“江波，你想不想去日本？

”我问：

“去做什么？

”叔叔告诉我：

“当然是做生意!

”我说：

“我不会日语。

”他说：

“你可以学嘛!

”我不加思索地说：

“我还是拍电影吧，这个事儿我还没干够呢!

”20年过去了，我看到许多当年出国做生意的人都回来了，许多当年出去的电影人又回国来拍电影了，我暗自庆幸当初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我在从事电影之前是一个下乡知识青年，在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垄沟里找豆包的日子里，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未来锁定在电影导演这个位置上。

是电影给了我机会，是电影给了我今天的生活，给了我永远都做不完的梦，这里是一片永远都开垦不完的处女地。

有人说，如果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和他的兴趣爱好相统一的话，那他就是幸福的人。

我非常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自己雪染双鬓拄着拐棍不能再走向摄影场的时候，回首一生会看到电影作品是我生命的链条，环环相扣，那可能就是我最浪漫的事了。

　　我从影的30多年基本上都是在长影走过的，长影是一个有深厚艺术传统和积淀的电影制片厂，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听到有人说，我是看着长影的电影长大的。

这个时候，我深为自己是一个电影人而自豪，深为自己是一个长影人而自豪！

电影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世界观的形成，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大张旗鼓地引领着时尚风标！

电影让电影人在不熟悉的领域里成为短暂的专家，电影让电影人在没有体验过的生活氛围中感到了大千世界的丰饶，电影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电影也是电影艺术家的心灵雕塑师。

也有人说，电影好象毒品，一次服用，终生难以戒除。

　　据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最新公告，2006年，全国电影的票房收入达到了26亿元，突破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近年来投资过亿的国产商业大片陆续的粉墨登场，无论专家和观众怎样评论它们的得失，这些影片毕竟使观众重新燃起了对国产电影影片的浓厚兴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观影热潮。

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节屡屡获奖，重塑了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中的文化形象。

　　电影已经走过一百年了，这一百年的时间它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它也把人类发展的脚步记录在胶片的历史上，它还有无穷的潜力可能没有被发掘出来，它还将承担起更加深厚和艰巨的历史重任。

近年来，数字技术应用到电影中来，使电影有了更大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使电影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电影的产业化使中国电影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有了更加蓬勃的未来。

　　历史和时代都在召唤着电影，电影在召唤着我，我愿意继续接受电影对我的改变，愿意继续破解电影的神奇密码，为之而不懈地努力!

　　想起了电影频道的一句广告词作为结束语吧：

电影里有什么？

有自己的光阴，别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