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俄使佩特林首访明代中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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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俄使佩特林首访明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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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中两国的交往和关系始于17世纪初的明朝后期，而非始于17世纪中叶的清朝初年。

苏（俄）方已有初步的研究，但尚不深人全面。

中方则基本空白。

在俄中两国已结成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当今，余爱撰此文，聊补圈如，庶几继往开来。

　　一、开辟俄华通道出使中国的背景

　　早在13-14世纪蒙古人侵征服时期，同为成吉思汗子孙建立的统治罗斯的蒙古钦察汗（金帐汗）与统治中国的蒙元王朝便偶尔有一点来往，罗斯战俘、平民也有被掳到蒙古地区的。

如至顺三年（1332）“正月，诸王章吉献斡罗思百七十人。

……七月甲申，燕帖木儿献斡罗思二千五百人”。

元朝还曾把罗斯战俘编成军队。

至顺元年（1330）,“置宣忠息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思军士，隶枢密院，……营于大都北”②。

这年还“命收聚讫一万斡罗思，给地一百顷，立宣忠息卫亲军万户府屯田，依宗仁卫例”③。

不过俄罗斯族一东斯拉夫人与中国中原汉族、南方汉族和各民族并无往来，基本上也互不知晓对方。

1368年，在中国汉族建立的明朝推翻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

148年，俄罗斯摆脱了已突厥化的蒙古人的统治④。

　　15世纪起，从中亚商人和西欧地理学家那里始有关于中国的某些片断消息传到俄罗斯。

15世纪时俄国旅行家尼基丁的《三海行纪》（即里海、阿拉伯海、黑海）也零星地介绍了听说到的关于中国的情况⑤。

随着《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流传，欧洲对文明、富裕、强盛、发达的东方大国中国便非常向往，俄国也不例外。

15世纪起，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东边的集市商业区便叫做中国城，并一直沿用至今⑥。

15世纪末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到16世纪10年代，西欧航海家已拓展了欧亚新航路，并直接驶达中国。

他们传回欧洲的关于中国的消息更令俄国人心仪。

1525年，俄国学者格拉西莫夫结合俄国的地理情况，首先提出了开辟东北新航路的设想:

即从欧俄北部沿海岸东航，驶过冰海（北冰洋），经阿尼安海峡（即猜测中的白令海峡）进人太平洋，航达中国、东方。

格氏还绘制了表明自己设想的俄国北部简略地图⑧。

由于东北航路既不受西班牙、葡萄牙控制，又最近捷，这一设想便受到普遍重视，激起俄国、英国、荷兰的航海家去寻找和探索。

1549年，曾任奥地利驻俄公使的格尔贝尔希登绘制出版了莫斯科公国地图。

　　二、俄蒙通道的开辟和俄蒙关系的建立

　　1616年，俄国西西伯利亚重镇托博尔斯克（1587年建于额尔齐斯河与其支流托博尔河汇合处）的军政长官派出托·彼得罗夫使团到西蒙古卡尔梅克部去，派瓦·丘缅涅茨使团到西蒙古阿勒坦汗部去④。

卡尔梅克人系蒙古人的一支，俄语、英语分别称。

从英语又译成喀尔木克，中国史籍称土尔息特部⑤。

阿勒坦汗俄语称（1567-1627），其蒙语的意思为“黄金汗”，系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部中左翼浑台吉（汗王）硕垒乌巴什⑥。

这两个使团一探险队均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

阿勒坦汗表示允许俄国使团过境到中国去⑦。

　　据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就遣使赴卡尔梅克给外务衙门的报告和托·彼得罗夫的请赏申请，卡尔梅克对阿勒坦汗、对明朝皇帝都有朝贡关系。

报告还说阿勒坦汗的人和明帝的人都邀请俄人前去访问，但托·彼得罗夫等人因没有谕旨不敢擅自前往⑧。

托·彼得罗夫也邀在卡尔梅克的中国使臣和阿勒坦使臣访俄，他们也因没有奉诏不敢擅自前往⑨。

托·彼得罗夫一行从卡尔梅克返回时，卡尔梅克方面也遣使一同前往托博尔斯克。

　　三、俄中交往的开始与暂辍

　　据1617年春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的信，最初拟派军役贵族特鲁勃恰尼诺夫带队出使中国。

随行人员共12人，其中包括军役贵族伊凡·佩特林，由他负责翻译、书写①。

从历史背景和后来访华的实践来看，佩特林应是俄蒙语通译而非俄汉语通译。

但后来特鲁勃恰尼诺夫没有来华，他在1619年时已任新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后来又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军政长官②。

　　这可能是因为1617年佩特林另有公干奉派出远差，特鲁勃恰尼诺夫离了这个通译便不能成行。

1618年佩特林被委任为使团团长③。

从欲将出使中国而未成行的特鲁勃恰尼诺夫使团一共准备了13人，而出使阿勒坦汗国的瓦·丘缅涅茨使团有12人来看④，再考虑到当时的探险活动和外交实践，佩特林使团可能也有12人左右。

1620年沙皇致阿勒坦汗的信中提到，阿勒坦汗命令毕克力图喇嘛、达尔罕喇嘛率随行人员护送俄国使节平安到达中国，又伴他们返回阿勒坦汗国，紧接着又派达尔罕喇嘛率11名随行人员随同佩特林使团回访俄国⑤。

这样看来，到达明朝首都北京的俄国佩特林使团大概一共有24人。

其中俄国人员和蒙古札萨克图部陪伴人员可能各12人左右。

　　1618年5月，以伊凡·佩特林（I}saHTIeTnxH）为正使，安德烈·马多夫（ARpeHMauos）为副使，随员有皮亚图卡·基热洛夫（IISIHTyKaKH3bIJIOB）等的俄国使团一考察队组成⑥。

使团于尼古拉祭日（（5月9日）从托木斯克动身，同年9月到达北京。

佩特林的《见闻记》所说的远行路线和行程日期是:

由托木斯克骑行十日（莫斯科文本为12日）到达吉尔吉斯地区;由此骑行六日到达阿巴坎河;由此骑行九日到达克姆齐克河;由此骑行三日到达一个大湖（即乌布苏湖）;沿从东方注人该湖的特斯河走15天，到达该河上游，遇到了阿勒坦汗⑦。

以后他们便继续在蒙古地区旅行考察，经过了许多诸侯王公的领地兀鲁斯和个别称汗的汗国。

在蒙古地区他们最后经过板升（BaHIUHH）、腊宾（JIa6HH）两座城。

板升即明代之归化⑧，今日之呼和浩特。

腊宾城已难以考出今为何城了。

只知下一站是正东的张家口，故腊宾城应在呼和浩特以东，张家口以西。

从进人阿勒坦汗国起佩特林一行又走了40多天，才进人明朝辖境。

　　四、《中国、蒙古见闻记》

　　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政府给使团的使命是探明明朝、蒙古和相邻国家的情况②。

佩特林、马多夫等不负使命。

他们沿途较仔细地观察、了解、打听到明朝、蒙古及其邻国各方面的情况，带回了一封明帝的国书，一幅中国地图。

各种原始文献没说明那幅地图是他们绘制的，或是请人绘制的，还是在华购买、换得的。

鉴于他们在北京城才住了四天，在中国明朝境内连赶路才逗留了两三个月（从北京至出明境花了一个月零几天，故来时也可能在明境内花了一个月左右），所以自绘的可能性很大。

有苏联学者认为是佩特林自绘的③。

不过此图早已亡佚，不知其貌了。

佩特林回国后还写了一册《中国、蒙古见闻记》《见闻记》有两个原始版本，一个是他于1619年5-7月在托博尔斯克写成;另一个是他于1619年9-11月在莫斯科写成。

两个版本的内容仅有少许的差异。

《见闻记》译成汉文大概有七千来字，如果再加上他在索尔多格镇的说明和在喀山的答询，译成汉文则共有一万多字。

《见闻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他们沿途所见所闻的蒙古、明朝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

蒙古、明朝中国各占2/5和3/5的篇幅。

其中还夹杂少许打听到的有关蒙、中邻国、邻族的情况。

这是俄国人首次在实地考察身临其境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报道，它反映了俄国人对明代中国的印象和感受，还多少佐证甚至弥补了中国文献对一些事物、情况的记载。

下面试看和剖析几例。

《见闻记》说，蒙古境内的第二座城是腊宾城，由一个名叫曼奇可敦的女王公和她的王子昂清台吉管辖。

女王公统管蒙古境内的一切事务。

凡要进人中国明朝境内者，都要携带由她盖印签发的通关文碟，由明朝官员检验审核，否则不能过境进人中国明朝④。

这个记载披露了明蒙之间已有完善周密的过境通行制度，类似于近代的办理护照签证，从而弥补了中国史籍中的疏漏。

佩特林在伏尔加河左岸的索尔多格镇答询时还说，明朝只允许少数蒙古人携带货物马匹进人长城互市⑤。

前苏联史家认为这位曼奇可敦女王。

　　五、佩特林访华的余波和影响

　　佩特林使明在中国没留下什么影响。

笔者查阅了《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二至五七六，万历四十六年（1618）七月至十一月，惜无收获。

以致清人一直以为，“罗刹者，鄂罗斯国人也。

鄂罗斯僻处西北绝域，自古不通中国”①。

“俄罗斯僻处远方，从古未通‘上国’，不谙中华文义及奏疏、礼仪”②。

清初的西方传教士也认为，顺治时俄国首次派往中国的使节才来到北京③。

但佩特林使明在俄国却有一些反应。

他和此前托·彼得罗夫、瓦·丘缅涅茨探险、旅行、外交所开辟的路线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土地发现者。

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俄国与西蒙古各部的关系使双方经常来往。

而蒙古使团和佩特林使团带去的有关中国的消息越来越激起了俄国人对中国及其邻国的兴趣。

1635年，托木斯克的军役贵族瓦西利耶夫等就向外务衙门申请到中国去，但由于前已述及的原因（见本文第三部分）而未获批准④。

佩特林访华后，直到40年代初，才有另一次使明。

据1642年托木斯克军政长官给西伯利亚衙门的呈文，他们曾于1640年9月派塔拉城（1594年建于西西伯利亚南部额尔齐斯河河岸）哥萨克叶麦利扬·维尔申宁（EM2JIbSIHB2PLIIHHIIH）等三人出使黑卡尔梅克（即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

维尔申宁去后又受蒙古汗王倚重和委派，率蒙古商队到了土库曼、布哈拉（今乌兹别克）、哈萨克、中国等国家和地区⑤。

他们大概在1641年秋冬之际来到青海西宁通商互市。

　　维尔申宁向明帝送上从蒙古地区得到的一副鹿角。

明朝西宁（时称西宁卫）的地方官员把贡礼送往北京，又取来崇祯皇帝致沙皇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

曰:

“父皇在位之时，大君主（沙皇）之臣民曾来通商……联今在位，尔之臣民则未前来……尔今贡鹿角一对，联赏汝绸缎七百匹……并赠尔大君主玉杯姗二盏。

”⑥估计赏赐的绸缎是就地调拨，玉杯是由明朝官员从北京取来。

据此可以推论，由佩特林带回的明神宗致沙皇的国书当时底稿犹存。

明廷在起草这封国书时还查阅了档案记录，所以才有“父皇在位之时，大君主之臣民曾来通商”语。

　　俄中开始通使交往还在欧洲颇有影响。

佩特林首次率俄国使团从北亚走陆路顺利到达中国访华成功的消息，迅速由驻莫斯科的西欧人传到西欧。

佩特林的《见闻记》于1625年便被译成了英语，接着又被译成西欧各国语文和拉丁文①。

于是中国的文明富庶昌盛进一步为欧人知晓。

很想开辟北冰洋新航路来华但未成功、希望打通北亚新陆路来华又遭俄国婉拒的英国，只得加快了走西、葡传统航路来华的步伐。

传统观点以为，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武装商船四艘走好望角葡萄牙航路驶抵广州。

英国人首次同中国人通上了商，买卖了各自的货物。

英中两国开始接触和交往②。

其实，更早还在1635年，葡萄牙果阿总督就迫于形势，同意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伦敦号驶往中国澳门运货。

英国人在澳门时还冲破葡人的阻挠，与中国人做成了几笔交易③。

可见，佩特林使明还多少促使加速了英中两国开始交往。

　　综上所论，17世纪初的俄国佩特林使团出访明朝谱写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邻国俄国和中国友好交往的序曲，开辟了俄中两国直接联系的陆上通道，颇有凿空之绩，具有较为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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