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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中的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中的新青年
电91韩冰
2009010889
一、时代背景
新文化运动
所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者，是指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而言，闭关自守的中国文化经过这一个时期的转型，已经并和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了。
最先冲破封建制度堡垒的，是资本主义的文化。
以后是个汇总的新潮，像洪水一样，灌注到中国来。
中国的文化更不是以前那样的单纯性了；何况封建文化受些轻微的打击，并不能完全消沉，显然的有些与资本主义文化成了交流，形成一种畸形的新思潮。
实验主义的澎湃，过股的新评估和整理，以及天赋人权等论调都在这种情形之下兴起。
——《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伍启元
中国的文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泱泱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古国，其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积淀，就好像清华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源远流长的清华精神一样，但她的文化是静止的，是中庸的，是缓进的，是知足的……由于千百年来的旧文化很多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于是民众对着旧文化便有着极大地依赖甚至迷信，但纵观中国的发展史，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大胆的说，从春秋战国到元明清都只是在因循守旧的循环，没有质的突破，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完全误于这种文化的根本精神。
更大胆地说，如果不是欧风东渐，惊醒了中国人的迷梦，中国到了今天必还是在一个停顿的状态。
西方的文化
西方文化的中心，不外乎“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科学和民主）两大怪物。
高唱着自由、民主、科学的西洋文化，及其剧动的、向前的、急进的、不知足的精神，好像一股难以抵挡的浪潮要把整个世界都卷入其中，终于跟着坚船利炮涌进中国来。
正如几个年轻力壮的人，如狼似虎地跑进了一个老人的屋子里，老大的中国文化是必定要伏倒在西洋文化之前了。
新旧思想的矛盾
老大的中国本来以为可以闭关锁国，躲过这场席卷全球的风波，但是却发现自恃千年的旧文化已经无力解决源源不断涌现的问题，虽然内心上不想接受，但又无可奈何不得不俯首称臣，开始尝试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就好比牛顿的经典力学放在宇宙空间中无能为力，只好通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进一步弥补修正一样。
新旧思想所不能相混合的，就因互相的矛盾而冲突了，文化的进步是矛盾冲突的结果。
《新青年》中的新青年——胡适、李大钊、蔡元培、鲁迅、陈独秀等人虽然都接受过西方的新思想的启发，但由于他们都是接受传统中国文化的熏陶成长起来的，如果让他们成为“公式和实验”的传教士也并非易事，因此，他们第一步就起来改革文学，使文学通俗化，使文学民众化，从文学上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另一方面，科学的重要不只限于及其的一方面。
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比其他一切的科学结果更为有价值，就好像清华园中越来越多的实验课一样，培养科学精神，不仅要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所以介绍科学的方法，更成为《新青年》中的新青年的责任。
二、《新青年》的出现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时期的开幕，要算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请求变法的盛举。
之后，翻译界有严复、林琴南，文学有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学术有《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当时学术思想的中心精神，不仅在今古文的争辩，而在西方文化的引进。
直到西洋留学生起来参加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才走进全盛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莫过于《新青年》中的“新青年”，即胡适，李大钊，蔡元培，鲁迅，陈独秀等人，他们正式竖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集合同志，努力提倡，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剧变——从中国文化转到西方文化，
《新青年》的创始人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时局进行了思考，认为政治革命没有作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留学日本的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便开始准备筹备《青年杂志》，在得知亚东图书馆无法合作后，又被介绍给群益书社，群益书社当时面对很大的经济压力，但是国难当头，义不容辞，欣然领命，这种骨气和民族气节也很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学习，要学会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在当今社会很有借鉴意义。
最后由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
三、《新青年》的历史背景：
这一时期，在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方面，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直接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
经过辛亥革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
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洪峻峰
四、《新青年》的内容
《新青年》既然作为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的宣传平台，它的很多内容免不了源自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和观点，概括下来大概有以下三点：
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与盲从
“民主、科学”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也是《新青年》的思想旗帜，由陈独秀首先提出。
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也包括从西方传入的某些唯心主义社会科学理论。
也正是这一项内容促进了民主、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使人们进一步摆脱封建旧道德的束缚。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它体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希望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希望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强烈愿望。
但是我们也看到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并非全是科学的事物，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全盘接受。
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所谓旧道德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其核心是“三纲五常”，以此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
所以新文化运动中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旧道德，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全盘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③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文学是一定思想和精神的载体。
新文化运动又是一场文学革命，它包括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
在文学方面，《新青年》中的新青年身体力行，胡适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侧重于文体形式的改革；陈独秀要求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而且要在内容上进行一些改革，推翻旧文学，建设新文学。
鲁迅把反封建礼教的革命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被誉为是文学革命的主将。
五、《新青年》的影响：
《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是青年的导师，为青年传播福音。
《新青年》风行一时，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它哺育了一代青年，在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史上，伟绩卓著，彪炳千秋。
《新青年》以其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爱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走向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六、《新青年》中的新青年
1、胡适：
胡适少年时就打下了一定的古文基础。
青年时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一生获得了三十六个博士头衔。
回国后应邀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作为思想主导，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青年》中的重要干将。
他的《文学改良刍议》首倡白话文，将文言文称作半死文字，白话文才代表了社会前进方向，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汇编为《尝试集》。
此外，胡适在对旧文化的批评中也发表了很多影响一代青年的文章，当时他以26岁的年龄即暴得大名，被誉为“青年导师”，连毛泽东当时都深受胡适影响。
胡适还在《新青年》发表了最著名的一首白话诗：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在当时的文坛一时争相传颂，拍手称快者有之，深恶痛绝出言不逊者也不在少数，好比一颗巨石落入沉寂千年的一潭死水之中，掀起轩然大波，引领了当时文学改革的浪潮，也使《新青年》名声大噪。
他不仅在文学方面做出积极贡献，还在倡导科学和民主的同时，针对当时中国国情，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个人的自我拯救；妇女解放——救出他人；打破家庭孝道——救救孩子；和社会自由——人人平等的奋斗途径。
新文化运动后期，鉴于当时空谈之风盛行，研究实际问题的少，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以此为标志，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大批学者逐渐转向自由主义，而以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人士则转化为革命派，信奉了共产主义。
2、鲁迅：
鲁迅采用隐身化名的方式发表作品，在《新青年》同人中是一个特例，但即使是“托名”发表的作品，鲁迅也是非常认真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他最初在《新青年》发表的作品大都由周作人代为抄写并添加标点符号。
从《狂人日记》到《药》的很多名篇都是最初在《新青年》上发表的。
《狂人日记》的创作，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祈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必然地体现了他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许多关注新文学的人们的注意。
而它的特别，主要就在于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形式。
狂人日记》的现实主义精神，最重要的是念念不忘对封建道德的批判、对愚昧国民的同性和鞭挞。
对于《狂人日记》其主要思想都在于唤起人们的觉醒。
然而，作为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声音虽然激进，但毕竟缺少呼应，不能造成一个运动。
而这时的《新青年》恰恰作为一个宣传的平台向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首先发难，虽然也一时有些寂寞，但大家一起鼓动，终于形成了一股势力，其影响就震撼人心了。
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
自由思想是他一生不懈的追求，也是构成他的思想的主要内核。
这在鲁迅的杂文中得以最鲜明的凸现。
他不但抨击压制个性自由的封建礼教（比如说，我们高中学过的课文《祝福》，而且极为警惕奴化，有极强的维护个性自由、思想独立的高度自觉性。
鲁迅的一生固执地坚守着个性自由的自由思想,不与任何主义妥协,不停地抗争,显示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顽强不屈的独异形象，以笔做枪，横眉冷对千夫指，对旧文化、旧礼教口诛笔伐永不疲倦，是《新青年》的新青年中最顽强、最英勇善战的斗士。
3、陈独秀：
陈独秀早年也曾留学日本，而后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勋，后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应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新青年》的新青年中最积极、最高效的撰稿人之一。
风靡一时的《新青年》创刊词就由陈独秀撰写，带有纲领性的政论。
他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提出六方面要求：
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③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④世界的而非锁国的；⑤实利的而非虚文的；⑥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从文洋洋洒洒的创刊词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对当时青年表现出的殷切期望，在现在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如今读来，仍有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之感。
区区两千多字，却将中国青年之于中国社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说得至情至理、淋漓尽致。
《新青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文中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
相比于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这样古板的音译，“德先生”和“赛先生”显然更加亲切，也更符合当时人们的文化心理，虽然只是几字之差，却对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一直沿用至今，广为流传。
陈独秀不仅积极倡导科学民主，在文学方面他还提出“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
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
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
推崇文章的实用性在今天也有很强的实际意义，比如，科学学术论文，重要之处在于准确的数据和严密的逻辑，而非辞藻的堆砌抑或文学的矫饰，华而不实，何用之有？
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
4、蔡元培：
既然北京大学是《新青年》的滥觞之处，就不能不提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决心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蔡元培使北大不仅成为呼唤“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学术自由”在当今也很有现实意义，如今一直在倡导“学者治校”、“教授治校”，避免中国大学教育体制过于行政化，使大学能更好地为教育服务、为科学发展创新服务，在当时《新青年》中的新青年蔡元培的思想中就可见端倪。
北大校长蔡元培任内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邀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密切合作，除了表现在通过成立进德会以德治校之外，还表现在他对于《新青年》杂志的积极供稿和极力维护，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对于《新青年》杂志更加重要的贡献，是在关键时刻为北京大学及《新青年》同人提供了最为权威也最具影响力的辩护文章《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其中，蔡元培表白了自己以德治校并且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
第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遵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第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
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主张为界限。
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如果说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内做出的最伟大决定，就是邀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
我个人认为，与此相对应，他在北大校长任内最大的败笔，就是在“五四运动”前夕暗潮汹涌的重要关头，变相免去了陈独秀的学长职务，从而导致陈独秀离开北大。
蔡元培通过相关程序免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
只是他在此过程中并不正大光明的暗箱操作和善意说谎，既伤害了陈独秀的个人情感，又败坏了自己以德治校的公信力和感召力，无形中损害了北京大学特别是《新青年》同人的正面形象，同时也助长了政学两界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的气焰。
5、李大钊：
李大钊年少时心怀怀着忧国忧民的报国之志，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他曾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的鼓舞和启发，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
他宣称：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之后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可以说，他是《新青年》中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倡导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由于受到当时时代的局限性，也不能说他在《新青年》的思想导向中十全十美，下面引述洪峻峰学者在《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中对于《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的评论：
“……（《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但它们在李大钊思想发展中的价值自然是不同的。
这两篇文章在中国革命史上作为光辉的历史文献，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的传播，是191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
但若系统地看待李大钊的思想发展，就会发现，他把握俄国十月革命的基调，他的“回春再造”的哲学，他对现实问题的立场等等，都还是民主主义的。
”
总地来说，李大钊是文化革命当之无愧的领导人，也可以说是《新青年》执笔者中惟一有独特思想体系的人，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早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中心人物。
是开辟通往新时代道路的先驱。
七、总结与感悟
如果没有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请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周作人、刘文典、等北大师生志同道合的风云际会，就不可能有《新青年》四至六卷的辉煌鼎盛，连同“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
随之而来的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乃至于政治史也将会出现大不相同的另一种变局。
但借用陈独秀的话说：
“五四运动，以及《新青年》，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新青年》的诞生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思想方面，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与盲从，文化方面，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文学方面，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尽管如此，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在意义上，只能认为学术思想解放的序幕，因为冲突刚刚开始，争辩还在继续，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基础并未完全撼动！
但在当时来看，《新青年》确实在思想引领，有关“科学”和“民主”的宣传，开启民众思想，打破思维定势方面，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画卷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使在现代社会，《新青年》中的新青年——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思想仍是先进的，有借鉴意义的，如胡适和陈独秀所倡导的实用文章，对于当今文坛“为赋新词强说愁”和辞藻堆砌、华而不实的文风也是莫大的讽刺，又如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并包”治校思想，在倡导“学者治校”、“教授治校”，避免中国大学教育体制过于行政化的今天，也能为大学教育体制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所以说“新青年”并非指年龄抑或身体状况，而在于头脑中的思想意识，即便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但却对于世界的发展见解独到，富有创新意识，乐于接受思想，虽然满头银发，却也有“新青年”的精神风貌，反观正值豆蔻年华的青年一代，虽然朝气蓬勃，但满脑都是旧道德、旧思想，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恐怕在历史眼中也是位行将就木的老古董了。
八、参考文献
《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线路图》张耀杰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
《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伍启元黄山书社2007
《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孟庆澎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洪峻峰人民出版社2006
鲁迅研究大纲雷世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胡适评传桑逢康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李大钊传朱成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追忆蔡元培陈平原郑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陈独秀传论沈寂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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