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十多年来研究发展状况总结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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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主要是胡庚申的理论的提出与建构时期,涉及到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主要有:

采用文献性研究方法,对生态翻译学理论进行建构,如对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翻译过程、译者中心观点以及对术语及译论的论述等;

采用文献性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对翻译理论进行阐述和证明,如对翻译适应选择论应用例析、实证调查以及其翻译原则与翻译方法的示例等。

2.参研的聚集与扩大。

生态翻译学产生初期就已经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和认可。

在理论的提出和构建初期,除胡教授外,陆续有其他学者参与到生态翻译学的研讨中,发表他们的看法和观点,并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相关论文对生态翻译学给予充分肯定。

例如:

刘云虹和许钧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译学新著---《翻译适应选择论》[4];

李亚舒和黄忠廉在《外语教学》上发表题为别开生面的理论建构---读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5];

祖利军在《中国外语》发表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翻译[6]论文。

通过检索发现,在2001-2008年间发表的翻译适应论方面的论文,除胡庚申外,其他学者发表的论文已有37篇,其中包括硕士学位论文9篇,博士论文1篇。

(二)全面展开阶段(2009-至今)

全面展开阶段的特点是理论研究逐步深入,并走向成熟与应用。

体现这一阶段发展与成熟的一个明显标志是研究论文数量聚增和不同层次的研究人数显著增多,研究范围明显扩大。

仅以生态翻译为关键词和题名在中国期刊网和维普资讯网进行检索,从2009年至2014年底的期刊论文就有600余篇,其中硕士论文60余篇、博士论文5篇,研究范围涉及到理论研究、各类翻译文本研究、翻译家思想研究和教学研究等。

1.研究性标志年的出现。

2009年生态翻译学已经基本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在理论深入发展的同时,已开始步入应用实践检验理论的阶段。

胡庚申2009年发表2篇论文,其中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7]47-53一文属于实证研究方面的论文。

他学者在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篇。

孙迎春在《上海翻译》发表题为《张谷若与适应与选择》[8]1-6;

黄忠廉在《上海翻译》发表题为《适应与选择:

严复翻译思想探源》[9];

蒋骁华在《上海翻译》发表的题为《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评〈牡丹亭〉的三个英译本》[10];

刘艳芳在《上海翻译》发表的题为《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新闻报道中隐喻习语的翻译》[11]16-19;

陈红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发表的《E-时代词语的翻译:

适应与选择》[12]等文章。

这些文章均属于实证研究方面的论文。

这一年研究的成果突出,与之前相比,不仅论文数量明显增多,而且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

以许建忠教授于2009年出版的

《翻译生态学》[13]专著为代表,其与胡教授的生态翻译学有一定的交叉,但更多的是互补性差异,是一种可以称为背靠背的关系[14]75-78.

2.理论与实证研究不断深化。

2010年后,胡庚申和国内许多学者在国内外语类及其他核心杂志发表论文涉及到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胡庚申理论研究的继续深化。

2010年后,胡庚申教授又在各类核心期刊连续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出版专著1部,对生态翻译学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与介绍,使其理论更加清晰明朗。

对翻译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对比使生态翻译学概念更清楚;

通过对生态翻译学的产生背景、发展基础、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阐述,不仅理清了生态翻译学的构建基础,而且为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等。

第二,其他学者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他们纷纷在各类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从各个不同角度对生态翻译学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讨,研究范围广泛。

对各种译文文本的分析研究有焦卫红发表的题为《严复译著〈天演论〉的生态翻译学解读》[15]6-10,朱慧娟发表的题为《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以上海世博会主题标语为例》[16]39-42等文章;

对翻译家翻译思想的研究有佟晓梅、霍跃红发表的题为《对张爱玲译者身份边缘化的生态翻译学解读》[17]79-82,刘爱华发表的题为《徐迟:

绝顶灵芝、空谷幽兰---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家研究》[18]95-100,邓科、孟凡君发表题为《王佐良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19]55-58,刘艳芳发表的题为《鲁迅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20]90-93等文章;

对生态翻译学的纯理论探讨有刘爱华发表的题为《生态视角翻译研究考辩---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面对面》[14]75-78,王宁发表题为

《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学:

结构与建构》[21],韩巍发表的《对翻译生态环境译者生存的重新审视》[22]等文章。

2010年后,另一个突出成果是刘雅峰[23]、陆秀英[24]、朱德芬[25]、岳中吕与于曾

环[26]以及盛俐[27]等人共出版专著5部,进一步充实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第三,多元声音的出现。

在这一阶段,出现不少质疑的声音,如冷育宏[28]和王宏[29]分别发表文章对生态翻译学的有关观点提出质疑。

对此,胡庚申作了《关于译者中心问题的回应》[30]的文章来解答他们的疑问。

多元声音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生态翻译学的关注度,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生态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第四,教学应用研究。

生态翻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理论逐渐应用到教学实践中,促进了教学的研究与发展,如邓媛《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依托项目MTI口译学习模式研究》[31];

陶友兰发表题为《我国翻译专业教材建设:

生态翻译学视角》[32].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生态翻译学研究势如破竹,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应用研究,研究范围广泛,在论文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二、生态翻译学研究现状综述

(一)研究队伍

根据从中国期刊网和维普资讯网上收集到的相关论文及论著统计结果表明,当前生态翻译学研究队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1.胡庚申是生态翻译学的倡导者和领军人他不仅提出生态翻译学的概念,还发表系列论文或专著,系统全面阐释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创立了生态翻译学。

在他的带领下,生态翻译学不断发展成熟。

2.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在胡庚申的引领下,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如生态翻译学研究论文数量和人数不断增多,多人获得不少国家级、省级和校级研究课题立项。

伴随着国内外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召开,以及《生态翻译学刊》专刊的创立,生态翻译学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生态翻译学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3.高校教师、博士和硕士成为研究的生力军。

生态翻译学的倡导者和领军人胡庚申本身就是博士和高校教授,在他的影响下,全国已有60余所高校运用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作为整体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学生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或者明确以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为标题发表期刊论文[2]1-6.高校培养出了一大批生态翻译学方面的博士和硕士,从中国期刊网和维普资讯网可以搜索到的相

关硕博论文有70余篇,相关期刊论600余篇,其中绝大部分是高校教师、在校博士和硕士撰写的。

因此,高校教师、博士和硕士成为研究的主力军。

很多硕士留在高校任教继续生态翻译学方面的研究,很多博士本身就是高校教师,他们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环境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高校教师和博士在研究中逐渐成长起来,成为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生力军,如刘雅峰博士已出版专著,刘爱华和刘艳芳等博士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相关论文。

(二)研究方法

生态翻译学属于借用不同学科理论来创建新的译学理论系统的研究模式。

其创立主要是建立在生态学和翻译学的基础上,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的综观整合性研究,主要采用思辨式、逻辑式和经验型的文献性研究和基于第一手资料的实证性研究,对生态翻译学进行理论创新。

生态翻译学起步阶段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思辨式、逻辑式和经验型的文献性研究方法,兼有实证性研究;

在生态翻译学的全面展开阶段,其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实证性研究,兼有文献性研究。

究其原因,生态翻译学的起步阶段属于理论的介绍、探讨和初步应用,所以主要采用文献性研究确立理论框架,再用调查实证的方法检验理论的可信度和科学性。

在起步阶段,主要是胡庚申撰文从理论的角度加以阐述生态翻译学,只有少数学者参与其中。

他采用文献性研究方法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来解释其理论的成因,并辅以实证研究来检验其理论真伪。

这也造就了为何起步阶段整体文献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成果都比较少,参与人数和参与面都比较少的原因。

到了生态翻译学的全面展开阶段,由于生态翻译学发展已趋完善,其理论也获得了大众接受与认可,最重要的是新的理论必须要有大量的实践数据来证明。

因此,在全面发展阶段,主要是采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来研究具体翻译现象,并用大量实例来证明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可操作性。

在这一阶段,胡庚申从理论上对生态翻译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逻辑梳理,其他学者通过实际案例示范增加分析佐证的力度,使该理论在理论上更具科学性,在操作层面上更突显实用性,在胡教授影响和带动下,大量学者、教师和学生参与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这也解释了为何全面展开阶段文献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成果比较多,参与的人数逐渐增多和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

(三)研究内容

生态翻译学是一个新的译学理论,其研究内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理论的创立、建构、发展与完善。

胡庚申是生态翻译学的倡导者,其理论的创立、建构、发展与完善也主要是由胡庚申完成的。

2001年12月6日,胡庚申在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宣读的论文《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从适应与选择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翻译,阐述了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之间的关系,并对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等从适应选择的视角作出新的描述,初步形成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本框架[2]1-6.翻译适应选择论是生态翻译学发展初期的一项基础性理论研究,胡庚生前期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翻译适应选择论展开的。

其主要内容包括:

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解释和描述了译文产生的翻译过程,探索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

提出了翻译过程是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原则观,对传统翻译思想进行了颠覆,并例证了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

把翻译过程描述为:

翻译=译者的适应+译者的选择,确立了生态翻译理论的操作模式;

阐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主要术语及其表述。

可以说,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把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思想和原理成功引入了译学研究。

他还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理论视角出发,利用翻译活动与自然法则适用的相关性和普适性,特别是利用人类具有的适应与选择的本能,提出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并运用理论、例证及实证的方法阐述和论证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可行性[3]2,从而为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生态翻译学逐渐发展起来。

2008年胡庚生发表题为《生态翻译学解读》[33]一文,全面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基本内涵、产生背景、目前状况、现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空间等。

为进一步发展该理论,胡庚申随后又发表多篇论文并出版专著一部对生态翻译学的核心观点和一系列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解读。

通过翻译学、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和生态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实现跨科际的关联互动研究,确立了翻译生态系统的有机体系;

提出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存在关联性、类似性和同构性,并认为这些特性是生态翻译学的存在性和客观性的重要论据;

指出关联序链的认知路径、类似同构的生态特征、适应/选择的理论体系以及论/

学一体的同源贯通,是生态翻译学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前提和条件;

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焦点和视角,拓展了研究的视域;

指出生态理性特征为翻译学研究提供的启示、理念和方法,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撑,把生态翻译学从理论上提高到另外一个高度。

胡庚生教授于2013年出版的《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34]一书,对生态翻译学的名与实、生态翻译学的背景、起源与发展、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与视角、生态翻译学的宏观/中观/微观研究、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应用与研究、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取向与启示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与梳理。

因此,可以说,经过十多年理论建设与发展,胡庚申比较全面、系统地构建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使该理论发展越来越完善,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

2.对译文文本的分析研究。

理论价值的体现在于能够运用到实际操作中。

如果一个翻译理论能够用于文本分析,就说明该理论对文本的翻译具有指导作用,而大量的、不同类别的文本分析就能实现对生态翻译学可行性的有力佐证。

从中国期刊网和维普资讯网上可以检索到的数据显示,涉及到生态翻译学方面的文本分析有许多种类。

具体包括:

第一,对各种经典译著的分析,如《红楼梦》[35]《论语》[36]和《天演论》[15]6-10等。

学者们从整体翻译生态环境和三维(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转换原则视角分析了这些经典译著成功的原因,指出译者只有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才能翻译出好的作品。

对这些经典名著的分析一直是研究的焦点,也最能够证明理论的可行性。

第二,对公示语方面的文本分析,如《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以上海世博会主题标语为例》[16]39-42《公示语反译及其生态翻译学理据》[37]等。

学者们从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原则来分析并指导公示语的翻译,从新的角度为公示语的翻译指明了方向。

第三,对电影片名和字幕的文本分析。

《金陵十三钗》[38]的片名、《1942》[39]的字幕翻译等。

和公示语的分析模式相似,学者们大多从三维转换的角度对电影片名翻译和字幕翻译进行案例分析,从新的角度来探讨字幕翻译并提出指导意见。

第四,对新闻翻译的文本分析,如《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新闻报道中隐喻习语的翻译》[11]16-19一文从翻译适应论的角度分析、探讨新闻报道中隐喻习语的有效翻译;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软新闻汉英翻译》[40]一文认为新闻译者在软新闻汉英翻译过程中居中心地位,需从翻译生态环境层面做出语言、文化、交际等多维度的适应性转换选择;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新闻英语汉译》[41]一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对新闻英语汉译中出现的一些被添加、删减或改写的不信现象进行了分析说

明。

学者们从生态翻译学的不同角度对新闻文本的翻译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五,对其它类形的文本分析。

通过中国期刊网可以搜索到大量关于网络用语、广告用语、旅游景点、歇后语、诗歌和歌词等文本分析的文章。

对不同类型的文本分析,以及分析的多角度是对生态翻译学理论可行性的有力佐证。

3.对译家翻译思想的实证研究。

中国有很多优秀的翻译家,他们都有自己特有的翻译思想,而且其翻译思想都具有普适性,已为大众接受和认可。

如果能够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解读这些翻译家的翻译思想,也说明生态翻译学可以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可,同样具有普适性价值。

最早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对翻译家翻译思想研究的是胡庚申,他的《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7]47-53一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傅雷先生丰富多彩的翻译思想进行解读和探讨。

随后,很多学者结合适应选择论和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从生态翻译学的不同角度对不同的翻译家的翻译思想进行了解读。

孙迎春发表的《张谷若与适应与选择》[8]1-6一文,结合适应选择论和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对翻译宗师张谷若的实践和理念进行了探讨;

佟晓梅、霍跃红发表的《对张爱玲译者身份边缘化的生态翻译学解读》[17]79-82一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解读了张爱玲被边缘化的译者身份;

刘爱华发表的《徐迟:

绝顶灵芝、空谷幽兰---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家研究》[18]95-100一文,认为徐迟的翻译活动是选择性适应多方面、多层次的翻译生态环境,不断作出适应性选择转换的结果;

邓科、孟凡君发表的《王佐良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19]55-58一文,认为王佐良翻译思想的演变以适合之道一以贯之,并终至中和;

刘艳芳发表的《鲁迅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20]90-93一文,认为鲁迅翻译思想所涵盖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翻译态度、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等体现了高度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

当然,从中国期刊网搜索,还可以查看到有很多学者还研究了林语堂、张培基、钱钟书、许渊冲以及林纾等翻译家的翻译思想,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从以上可以看出,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对翻译家翻译思想的研究数量多,角度广,这是生态翻译学具有普适性的有力证明。

4.对外语教学的实践研究。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发展和成熟,吸引了一批学者开始研究其对外语翻译教学的作用,探讨翻译教学的实践方案。

目前,通过中国期刊网查检发现相关文章并不多,加起来只有10多篇。

从生态学的整体观视角考察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对传统的翻译教学理念进行反思、改革创新;

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探讨不同层次的学生的笔译、口译教学模式。

教学途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体系等进行探讨和进行教学实验;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翻译教材,并对翻译专业教材建设提出一些基本的设计理念。

生态翻译学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说明生态翻译学已经逐渐发展成熟。

三、生态翻译学研究中存在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问题

1.理论的系统性研究还有待加强。

生态翻译学从产生到现在,仅仅只过了10多年,但发展迅速,已经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特色理论体系,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然而,理论系统性研究还有待加强。

关于译者适应与选择的事后追惩机理问题的理论应用研究尚嫌欠缺;

尽管适应/选择、三维转换、译者中心、译有所为、生态范式、生态翻译环境等命题在生态翻译研究中接受程度相对较高,但生态理性、关联序链、事后追惩等理论视点的关注度不高或仍存疑虑[42].胡庚申虽然提出并构建了一整套理论框架,但作为一个新的翻译理论,仍需要时间的沉淀来进一步完善,而且该理论的构建与发展主要靠胡庚生个人来完成的,只有极少数学者从某个侧面进行零散讨论,导致理论性和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有些学者甚至对生态翻译学的某些观点存在质疑。

2.应用研究不够深入,存在功利思想。

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论构建完成后,很多学者纷纷利用该理论进行应用性研究,涉及的面多而广,但大多是猎奇罢了,没有开展更为系统深入的应用研究。

目前,应用性研究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

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各种文学文本的翻译、电影片名的翻译、公示语的翻译、广告语的翻译、网络用语的翻译、旅游景点翻译、诗歌的翻译、歌词的翻译,以及对教学的启示等,各种类型应有尽有。

这些研究,有些非常有见解,但很多是带着功利性开展研究的,其研究结果自然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如很多的文本分析都是采用三维模式进行分析,大同小异,缺乏创新性,自然没有多大价值。

3.研究方法欠缺。

生态翻译学主要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合性研究,理论的构建主要采用思辨式、逻辑式和经验型的文献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

到目前为止,生态翻译学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对生态翻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仍显不足。

首先,作为一个新学说,虽然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一些不足,也从新的视角对译学译

论译本的研究进行了综观与整合,但这只是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还需要进一步的丰富、拓展和完善,这说明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构建对比性研究、综合性论证和整合性研究还不够;

其次,许多学者对于生态翻译学中某些理论观点或在运用某些观点进行文本分析论证时,基本采用全盘接受的态度,只有极少数学者提出过质疑,这说明批判性研究方法欠缺;

再者,在实证研究方面,文本分析居多,对于调查、统计分析与测试性的研究不够。

4.研究队伍日益壮大,领军人物不多。

尽管生态翻译学研究队伍日益壮大,但领军人物不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

从中国期刊网论文统计数据来看,研究队伍中年轻学者居多,大多为硕士、博士,虽然发展潜力巨大,但还没有成长为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目前,出版专著的学者不多,除胡庚申出版2部专著外,只有许建忠、刘雅峰、朱慧芬、陆秀英、岳中吕和于曾环以及盛俐等人共出版专著6部。

在核心期刊发文方面,除了胡庚申发表了大量核心期刊论文外,发表2篇及以上相关核心期刊论文的学者也不多。

国内也有些知名学者,如王宁、王克非、方梦之[43]等都对生态翻译学进行过多角度的探讨,但因生态翻译学并非他们研究重点方向,在这方面的成果研究自然也不多,未能形成引领效应。

(二)研究建议

1.加强理论的系统性研究。

首先,应该鼓励学者们对生态翻译学中接受程度较高的命题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同时,对尚未引起重视的理论视点要加强研究引导,并使接受程度不够高的或存在质疑的译学理论变成被大家广泛接受的理论。

其次,研究者们要有敢于挑战的精神,敢于开拓创新,既要从宏观的角度对译学理论进行系统探讨,又要从微观的角度来进行细致研究,全面地认识生态翻译学的发展规律,完善译学研究。

最后,作为该理论的倡导者胡庚申教授,更应该长远规划理论的发展,加强理论研究方向引导,鼓励和带动更多的人,特别是要召集更多的大家参与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长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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