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发展论文扬正气促和谐论文宽容与和谐议论文政治宽容与和谐社会的和谐政治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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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发展论文扬正气促和谐论文宽容与和谐议论文：

政治宽容与和谐社会的和谐政治①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社会和谐的倡导与追求,但是,历史上政治宽容的缺位使和谐理想与政治现实悖离,成为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障碍。

和谐社会要有和谐政治,和谐政治是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宽容便是促进政治持续发展的途径。

超越传统私德的视野,在政治制度的层面,在公德基础上解读“现代宽容”的含义成为一种必需。

当前,培育宽容精神主要着眼于:

公共领域的拓展、政治文化的重构、政治权力的规范。

[关键词]政治宽容;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政治　　

建立美好的和谐社会在过去是中国人的梦想,在今天则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追求。

对和谐社会构建途径的探讨是很有价值的。

政治宽容作为一种价值观、文化观乃至世界观,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巨大的现实张力。

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境遇,培育政治的宽容精神,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一、宽容品格的缺位使中国传统社会和谐理想与政治现实悖离

在我国古代文化和哲学思想中,不乏有关和谐观念和对和谐社会状态的憧憬,几乎所有的学派都把和谐社会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并对政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以及政治在实现社会和谐过程中的作用形成各自不同的认识。

如老庄认为,自然大道统治的社会,人们回归自然的状态,没有竞争之心,没有自主之念就是和谐的社会。

与和谐社会相一致的政治,就是没有政治。

没有政治的政治,也就是最理想的政治。

在《庄子》一书中,这种理想的政治被描绘成“君如标枝,民如野鹿”式的政治。

法家认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大家在法律规则面前整齐划一,没有例外。

与此相对应的,政治就是实行严刑峻法,以国家和君主的意志为意志,以法律的是非为是非,让人们舍私从公,舍己从君。

但在和谐理论方面最有建树的还是战国儒家,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意思是说,首先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和谐）,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

如果一味追求“同”,忽视或不尊重“不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

这也就是说,“和”（和谐）是目的,但“和”的前提是“不同”,是多样性的存在,“和”不是“同”,因为“同”泯灭了事物个性,是不可能达到“和”的境界的。

可以说,“和而不同”堪称人类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1〕

然而,从政治现实来看,在“明尊卑,别贵贱”的封建专制时代,建立和谐社会只是一种不现实的理想追求。

原因在于,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主流价值的同时,不能容忍多元价值的存在。

若非改朝换代,要想进行体制内的变革是非常困难的,凡是试图在体制内进行变革的人,很少有好的结果（如商鞅、王安石、康有为等）。

从历史上看,在春秋二百多年间,君臣篡位,父子、兄弟相残之事不计其数,战国到秦汉是法家当道,“恶而少恩”、“尊主卑臣”,秦汉以来,为适应帝王专制独裁的战略需要,不讲是非的奴化哲学大行其道,无论在政治思想领域还是社会生活领域,和谐理想都遭到严重扭曲或无情扼杀。

政治上集权专制、党同伐异,朝廷内外,明争暗斗,全都是血淋淋的,毫无“和谐”可言,造成民族创造力极度萎缩,社会发展长期停滞。

为什么理想不能转化为现实?

因为封建集权政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私权的运行模式。

它本能上拒斥对其权力的挑战、削减、分享和废黜,这种政治的核心关怀是当政者能否千秋万代地享有权力,能否弹压住广大民众。

当政者与民众之间没有对等关系,权力是当政者的垄断性产品,当政者的终极目标,就是以暴力和谎言的方式维持住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因此,政治不宽容是这种政治的本质特征,表现为当政者对反对力量必须除之而后快,决不姑息,这种不宽容走到极限,就会引发类似秦末农民大起义那样社会各个阶层的联合反抗。

如果从政治文化层面上来说,中国古人强调“和而不同”,把“和”看做是万物差别中的同一,互济与天地阴阳的和合,儒家学说饱含如“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等内容,似乎与宽容等同,但事实上,这种宽容思想与现代政治秩序并不合拍,不是真正的宽容。

首先,它天真地寄希望于尊者自正以实现社会和谐,宽容也就仅落脚于对个体道德品质的苛严要求上,所谓宽容,只是个人道德的宽厚、谦让与容忍,是私德意义上的宽容。

这样的宽容内涵贫乏,而且因为无制度的保障,常常成为“恶”的修饰或遮掩物。

其次,中国政治文化中缺少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使本应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双向给予变成单方的给予,它的目的是强化教化,体现当政者对民众的掌控,反映出暴政的无法持久性和高成本性,迫使当政者采用一种较“温柔”的方式实现统治。

例如,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提倡“仁义道德”,“宽政厚民”,似乎很宽厚,但没有转化为实际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性措施。

因此,此时的宽容不外是强势集团对弱势集团的“怀柔”或暂时性的妥协,是一种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恩赐,本质上是贯彻专制独裁的一种隐蔽的、更为有效的手段,是伪善的宽容。

〔2〕它不是社会和主体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相互谅解和宽大对待。

和谐理想与宽容精神不但未得到落实,反而走向它的反面。

无宽容,即无多元社会,多元社会的反面,就是极权主义。

历史上不宽容的传统,残酷的政治斗争,一直妨碍着中国走向民主化。

因此,超越私德的视野,从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层面,在公德基础上解读“现代宽容”的含义成为一种必需。

二、和谐社会的和谐政治要求政治宽容

（一）政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占重要权重

社会和谐的实现与人类的政治发展状态密切相关。

我们可以这么说:

社会的不和谐主要由不良的政治铸成,而社会的和谐也同样由优良的政治造就。

马克思在考察东方国家文明发展时发现,文明程度低而幅员广大的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他说“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之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

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

”〔3〕马克思特别指出了野蛮的政治对于人类文明的负面影响。

他说:

“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4〕人类文明兴衰,特别是20世纪的政治现实,充分证明了马克思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作为中国现代化探索历程中提出的一个总体的建设方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品格的社会建构形态。

它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但无论如何理解,都不难发现,当我们指称和谐社会时,首先是说这个社会的政治生活是和谐的,具体表现为政治意识的宽容,政治制度的规范平衡,政治行为的协调有序,政治局面的稳定、和谐。

当前,社会生活中仍有不和谐现象,尽管不和谐的根源产生于利益的差别和不平等,但是,通过有效的政治手段抑制这种差别和不平等,就可以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5〕正是基于这个理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获得了一些新的特质,它与政治之间构成了一种最大程度的内在勾连:

和谐社会是社会关系和利益主体、以及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趋向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社会。

矛盾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和谐社会并不要求消灭矛盾,而是主动地化解矛盾;和谐社会是尊重并实现每位社会成员自主选择权利的社会。

和谐社会提倡一种社会本位基础上的人际互利和共生、共赢的理性思维方式;和谐社会是以有效的制度安排为保障的社会。

利益冲突各方以社会共同体为念,以相互宽容为怀,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以协商、对话、妥协来谋求互利的关系,达致社会的和谐。

和谐社会的生成是制度建构、理性商谈和行为博弈的过程。

因此,和谐社会在根本上所体现的恰恰是人类政治的文明进步,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的主题,也就是说,政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占重要权重。

（二）政治宽容是促进和谐社会政治持续发展的途径

人类社会以往的政治发展途径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统治集团为追求自身利益,片面强调权威和秩序,只对政治体系进行点滴改良;另一种是通过暴力手段来推动政治革新。

这两种途径都是政治不可持续之路,政治不和谐之路。

改良只能导致僵化,暴力导致社会动荡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人民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同时,不得不又在极低的起点上重新开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当今,国家使用暴力的依据和理由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限制,原因在于暴力的使用可以建立暂时的秩序,但是,却没有办法促进和谐。

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多元价值存在也就意味着价值冲突的现实可能。

如何使这些不同的价值体系同时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并对社会产生积极效果?

———以宽容的心态反思和考量生活,建构适合现代生活的宽容精神是唯一出路。

如上所述,这种宽容理性的建构,不仅要指向个体生活的道德层面的宽容,更是要指向国家生活中政治层面和社会生活中的理念和品质层面的宽容。

而唯有具备这种宽容精神和宽容品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才有现实可能,才能打破传统社会和谐理想与政治现实悖离的圈圈。

政治宽容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内在特点,是现代社会宽容原则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它构成区分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原则界线之一。

政治宽容,从广义上讲,指政治主体之间的相互容忍,它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以及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

从狭义上来讲,主要指统治者容忍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少数派的共同存在,是统治者对异己的容忍。

但它并不是无原则的“纵容”,宽容的前提是“存异”,没有差异就无所谓宽容,但宽容本身却是在“存异”中“求同”。

它作为一种以价值多元为根据的理性化、明智的生活态度和实践方式,既意味着对现实主体和价值多元化的承认,也意味着对不同主体之间平等地位的尊重,意味着对自己价值标准和信念的执着,“宽容正是一种有利于大家共同发现真理、维护真理,有利于在多元化、多样化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与和谐的一条现实的和必要的原则。

”〔6〕这种宽容作为一种以价值多元化为根据的理性化、明智的生活态度和实践方式,意味着:

宽容需要坚持自我独特的价值;宽容需要具备判断异己价值的合理性的标准;是一种主体间的理性交往行为,它需要以公共理性为指导。

和谐社会要有和谐政治,构建和谐政治就是要寻找一条政治持续发展的新路,正是宽容为我们铺就了一条政治持续发展之路。

首先,宽容为人们平等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的平等机会。

政治参与是衡量民主的重要尺度,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

宽容使得人们可以自由结社,形成自治的公民团体,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政治参与方式,从而变得关心政治,注重他人的利益和立场,并提高了对政治体制的认同感,学会和平、宽容的对待政治变动,对政府也会表现出宽容。

公民的政治需求压力可以通过参与得到释放,社会冲突相应减少,这有助于实现社会稳定,而不是动不动就有人要采取暴力推翻政府。

以往民众对国家和“国家化了的社会”无条件服从所埋藏的隐患不存在了,这有助于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民主的持续发展。

其次,宽容可以有效地整合政治力量,引导社会和谐、高效地运行,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宽容可以展现执政者文明执政的良好形象,获得政治认同,增强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从而提高执政者的执政安全系数。

宽容使政府包容民众对某些政府决策或行为的反对,适时修正自己的施政方针和政策,使政治权力处于良性运作状态。

当相关各方发生冲突时,不是凭借自己的强势迫使弱势者服从,而是通过多方对话和协商化解冲突,实现政治稳定,推动整个社会的改革和发展。

再次,宽容促进和巩固政治信任,有利于建构宽松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

政治信任是决定民主政治成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它是构成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一个相互认同彼此价值观和承认彼此利益关系的社会,在一个没有等级差别且相互尊重的平等社会,在一个相互理解又能宽容对方行为的社会,人们更倾向于从理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这是对以往非理性和不宽容的政治文化的扬弃与超越。

对于降低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摩擦,缓和历史转型时期的社会紧张,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有重要价值。

三、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境遇培育宽容精神

宽容是政治文明的灵魂,缺少宽容的社会是缺少真理的社会,人类社会只有在宽容中才能获得更多进步的机会。

“从最广博的意义讲,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正如美国学者房龙所言,宽容的获得并非易事,而以宽容,特别是制度宽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更非易事。

当前,要生成与培育宽容精神,路径如下:

1·公共领域的拓展。

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境况使国家政治事务与私人家庭事务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身在此中的主体往往难以对周遭的事务作一清晰的界分,统治阶级往往把涉及民主利益的所有事务局限于少数人和少数非公开的场所,客观上造成了公共生活的私密化,民众缺乏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体验平台和场所。

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恰恰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现代主权国家中,良好的公共领域必须依托公民社会的形成,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孕育出包含宽容精神在内的公共理性。

为此,要推进和完善市场经济,以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自治领域的发展。

社会只有拥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才能发展出独立于国家的物质生产和交往形式,并孕育出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为现代独立人格的发展提供生长的土壤和空间,与民主政治共享诸如宽容、自由、平等、理性等为核心理念的现代人道主义价值。

2·政治文化的重构。

任何政治的行动都是一种文化行动,任何政治行动都不能脱离文化的制约。

政治文化便是一国国民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的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态度。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民主政治制度的良好运转,需要以民主的政治文化为条件。

要使政治宽容真正建构起来,必须有一定的政治文化相呼应。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现在国民性上,就是普遍的顺从型奴性人格,参与型公民文化缺失,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的主体地位受到强烈抑制,导致公民主体意识孱弱,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公共理性”发育迟滞,养成一种狭隘、自私、不宽容的心理习性,影响了现代政治应有的品质与效率。

这就急需改变中国传统的家国同质同构的全能主义政治文化,重构新的政治文化观念体系。

更新政治理念,完善政治思维,树立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政治价值思维与政治合法性思维,生成有利于宽容精神的政治文化。

3·政治权力的规范。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政治生活为轴心的社会,政治生活成为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的根本。

在政治生活的“专制”下,其他领域的生活无法从政治生活中剥离出来而获得独立,只能依附于政治并成为其“附庸”。

而在现代社会,现代性的成长需要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实现适度分离,并分别建构自己的内在价值和规则,勘定彼此的“边界”。

这就要求国家（政治）生活包容“异己”的存在。

在国家政治层面,通过适当分权,使权力主体多元化,弱化对社会的政治控制以增强社会的自组织力,达到政治与社会的相互建构,生成政治权力的宽容,由国家统治向社会治理转变,这是中国政治民主化最具实质性的一步。

作为现代生活的治理者,政权权力不仅要发挥“管理”的职能,而且要发挥“服务”的职能,在“有为”与“有限”的张力中,自觉地“放权”、“让权”、“限权”,既主动地维系生活的多样性,又保证不同群体间的平等对话与共存。

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力必须是有限的才是合理的,对政治权力的规范,事实上使政治权力的权威得到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1〕虞崇胜·“和而不同”:

中华民族精神中的政治文明精髓〔J〕·唯实,2004,

（1）·

〔2〕〔6〕杨楹·宽容:

现代政治的伦理内蕴〔J〕·哲学动态,2005,（11）·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5,64·

〔5〕桑玉成·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J〕·复旦学报,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