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升承接国际软件外包能力的政策建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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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升承接国际软件外包能力的政策建议
中国提升承接国际软件外包能力的政策建议
刘绍坚
当前国际服务业转移日益加快，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新型转移模式发展尤为迅速。
其中以IT为核心的国际软件外包发展最早，也最为成熟，成为目前国际服务外包中的主体。
我国已经把软件产业定义为信息产业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制定相应鼓励政策支持其发展。
在此背景下，积极发展软件外包有利于提升我国软件产业的整体水平，提高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和发展质量。
软件外包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狭义的理解仅指需求方将单纯的围绕软件而进行的设计、编码、测试、后期维护等行为委托给外部服务供应商，广义的理解指包括信息服务在内的信息技术外包（InformationTechnologyOutsourcing，简称ITO），包括IT系统部件的采购、安装、集成与交付使用，IT系统构架、性能评估、更新策略和升级，应用软件系统的策划、开发、测试和交付，IT及软件系统的维护、评估、更新策略和升级，业务所需的数据服务、格式转换、维护与更新，电子商务系统的设计、开发、更新与维护等。
当软件外包通过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等方式实现时，即可以认为是国际软件外包。
一、国际软件外包的发展历程、发展趋势和市场格局
（一）国际软件外包的发展历程
1981年IBM将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委托给微软开发，并允许微软将其脱离计算机单独销售，但当时微软并没有开发这一产品，而是与西雅图计算机产品公司签订合同花了5万美元买来，这一交易后来被人们称为“世纪交易”，也可以视为真正的软件外包发展的开端。
软件外包起源于在岸外包，之后由于成本等因素发展到离岸外包。
“千年虫”（Y2K）问题的解决与网络经济的发展使得美国出现大量技术人员短缺，印度抓住这一商机并培训了大量技术人员。
之后网络经济的破灭使得幸存下来的美国公司IT预算大大减少，不得不到国外寻求低成本、高素质的软件人才。
而经历过“千年虫”问题的历练，印度在软件项目的管理、人才的培养上有了一定经验，加上网络泡沫破灭时，在美国持短期工作签证的印度工程师都失去了工作回到印度，使得印度与美国在此后的国际软件外包上获得了相互合作的机会。
中国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软件的概念鲜为人知，软件产业也几乎不存在，更谈不上国际软件外包了。
改革开放后，国外对中国的了解逐渐深入，微软、IBM、Oracle等跨国软件企业纷纷看好中国的软件市场进入中国，开展销售、研发和技术支持。
国内的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软件技术人才看到国际软件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带来的商机，在90年代中期左右开始设立公司承接这些国际软件企业的产品本地化和测试工作，自此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开始初现雏形。
21世纪初，中国政府看到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抓住千年虫等问题承接以软件外包为主的国际服务外包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后，也开始重视软件产业和软件外包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性的政策措施。
北京、上海、广东、大连等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海外市场推介、报关免费待遇、软件进出口权和贷款绿色通道等更为丰富的具体措施推动本地企业承接国际软件外包业务。
跨国公司也十分看好国内优秀的软件开发人才，纷纷到国内设立软件研发中心，逐渐将高水平的软件研发项目转移到中国。
一些国际软件企业希望开拓中国软件市场，也纷纷进入中国设立公司，承接中国企业外包的软件业务。
至此，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二）国际软件外包的发展趋势
国际软件外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较快发展，进入新世纪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但是没有人知道国际软件外包到底会发展到多大规模。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目前国际上对软件外包还没有统一的统计口径，因此对其发展趋势有着不同的预测。
UNCTAD（2004）认为，软件外包业务预计从2002年的10亿美元发展到2007年的240亿美元，占全球外包市场份额从1%发展到14%。
OECD（2005）认为，全球IT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的市场规模2001年达到2600亿美元，其中离岸外包达到320亿美元，占全球IT市场的12.3%，离岸外包业务中2/3是通过企业内贸易实现的附属离岸外包。
Gartner的研究认为，到2009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将达到8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9.75%。
NASSCOM（2006）的报告认为，全球IT离岸外包在2010年将达到1100-1200亿美元。
尽管预测结果各不相同，有的甚至相差巨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各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对国际软件外包的发展趋势都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三）国际软件外包的市场格局
1、发包集中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少数发达国家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一直占据着软件产业的主导地位，软件业的发包方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
一般认为，美国的软件发包规模占全球市场的65％左右，欧洲占15％左右，日本占10％左右。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软件生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软件消费国，消费主要来源于外包，其主要接包国家是印度、菲律宾和爱尔兰。
据美国《商业周刊》统计，美国软件产值中约1/3是通过外包实现。
2003年美国软件与IT外包产业的市场规模为2000亿美元，其中离岸部分为总量的10%，达到200亿美元，预测2007年美国软件外包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3000亿美元，其中离岸份额将升至24%，接近700亿美元。
日本是全球第二大软件产业与服务需求国，离岸软件外包兴起的时间比美国晚，仍停留在软件详细设计与代码转换阶段。
这与日本企业间特有的金字塔结构有很大关系，位于金字塔顶端的企业处于支配地位，与它形成直接供给关系的企业称为一级承包商，与一级承包商形成直接供给关系的企业称为二级承包商，如此类推，上下游企业因长期业务形成彼此信赖的企业间和人际间的稳固关系，形成了固定的业务路径。
作为总承包商的企业从客户那里承接项目，进行总体设计和任务切割后，将各模块工作再分包给若干个二级承包企业，二级承包企业会还会再寻找三级或四级承包企业帮助它一起完成模块的设计、代码转换或测试工作。
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的软件业纷纷将业务从国内向海外转移，其软件外包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离岸外包总规模只占日本软件服务市场的不足1%，但发展速度较快。
在日本离岸软件外包市场中，中国获得的份额超过了50%，其他接包国有印度、越南等。
欧洲软件外包市场的进程相对美国而言比较缓慢。
以德国为例，德国的软件外包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直到西门子公司把几千个职位转移到上海、印度等地。
总体上看，德国的IT外包开支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预计3年内从目前的5%增长到20%。
但不幸的是，80%的德国IT公司还没有战略性的考虑如何去面对这一挑战，70%的公司提到他们害怕离岸外包带来的组织困难。
2004年欧洲软件外包为13.7亿美元，占软件服务总支出的比重为1.2%，预计到2008年达到37.7亿美元，占软件服务总支出的比重为2.4%，年增长率将达到29%。
欧洲离岸软件外包的主要接包国家是印度、西欧和中东欧国家。
2、接包集中在印度、爱尔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印度承接国际软件外包自1980年从零做起，由于印度本国的市场规模比较小，软件产业发展战略主要是充分利用本国企业和人才优势，以软件服务、软件出口为主，以低成本、高质量成为世界的软件加工基地。
今天其软件与IT外包产业，面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60%以上出口到美国，在其它英语国家市场上也占有重要位置。
2006财政年度印度的IT和ITES产业规模增长率预计为28%，达到363亿美元，占GDP的4.8%。
其中，软件及服务部门雇员人数为128.7万人，出口增长率为32%，达到234亿美元。
预计到2010年印度的IT和ITES产业规模将达到600亿美元。
爱尔兰经常被认为是承接IT服务离岸外包的最大受益者，在许多年内一直是全球最大的IT服务出口国。
由于本国人口少，传统产业规模有限，市场需求也有限，爱尔兰较早地把软件产业发展的目光瞄准了国外市场。
1995-1998年间，爱尔兰软件出口平均增长97%，2000年达到85亿美元，占本国出口总额的10%，占本国软件行业总产值的80%。
美国是爱尔兰最大的出口市场，约占其出口总额的43%。
目前欧洲市场上43%的计算机软件、60%的配套软件都是爱尔兰生产。
应该注意到的是，从2001-2003年，爱尔兰的IT行业就业下降了将近1/4，到2003年下降到2.4万人的水平，而且目前大部分就业人员是外国人。
二、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现状及模式分析
中国过去的20年里在吸引离岸制造业的外包中取得巨大成功，但在IT离岸外包市场上则显得有所差距。
2001年，中国软件和IT为基础的服务出口只有7.2亿美元，还不到印度的1/10。
尽管中国软件外包业务启动时间较晚，但作为全球软件业的新兴力量，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过去的五年中，软件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报告《中国软件外包市场：
十大主要软件外包公司介绍》显示，在求过于供的市场状况下，2004年中国软件外包市场以49.9%的速度增长，达到5.99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在未来五年内将会保持50.9%的高速增长率，到2009年将达到46.96亿美元。
目前中国的软件外包市场主要集中于亚洲，其中日本是主要发包市场，所占比例为63.5%，美国、中国香港和欧洲市场分别占据了13.7%、10.3%和3.3%。
目前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模式主要有四种：
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软件研发机构、跨国软件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市场开拓机构、专门承接国际软件外包业务的本土企业、本土研发型软件外包企业。
这些模式由于特点不同，对要素需求的条件不同，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也不同（具体见下表）。
三、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制约因素分析
经过对大量企业调研的分析发现，制约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因素主要有人才层面、制度层面、企业层面和环境层面等四个方面。
不同类型软件外包企业的特点、要素需求及贡献
外包企业模式
跨国公司设立的软件研发机构
跨国公司设立的市场开拓机构
本土纯粹软件外包企业
本土研发型软件外包企业
企业特点
性质
附属机构
子公司
独立公司
依托科研机构
项目来源
母公司
中国市场
国外市场
国外市场
技术含量
高
高
低
高
双方关系
紧密
紧密
松散
战略合作伙伴
转移风险
小
小
大
小
增长速度
稳定
快速
快速
稳定
所需要素
人才
大量技术素质高、成本低的高端人才
大量行业专业人才；软件二次开发和技术支持人员
大量软件蓝领工人
大量高素质技术人才
技术
对技术交流的氛围要求高
要求有专业知识，并了解中国企业的技术特点
对企业管理技术要求高
要求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
资金
主要依靠母公司划拨
需要大规模并购的大量资金
市场
依赖母公司业务，对市场要求不高
要求有庞大的国内市场
主要面向国际市场
面向国际市场，提高为国内服务能力
成本
不敏感
不敏感
对人力成本和房租、电信等商务成本敏感
不太敏感
影响及作用形式
税收
很少
很高
一般
高
出口
很大
少
大
大
就业
一般
多
大
一般
技术外溢
带来国际最为先进的软件技术
行业间的后向技术效应明显
管理示范效应明显
可以接触到国际最先进技术
环境培育
产业发展号召力强，对形成良好的软件发展环境十分重要
培育国内软件市场；短期有挤出效应，长期有竞争和示范效应
进行产业链配套
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调研笔记，梳理、分析所得。
（一）软件外包人才还难以符合发展需求
在软件这样的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中，先进的技术更多地不是体现在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硬件中，而是在懂得如何运用技术的人才身上，人力资源的作用被突显出来。
国际软件外包已经不像制造业外包那样关注原材料和产品，而是集中目标在服务和知识上，人才的教育水平成为国际软件外包中关注的核心要素。
中国尽管有着13亿以上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也在急剧增加，但总体上看，与软件外包的发展需要相比还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
1、软件人才的合理结构还没能形成。
软件外包产业健康快速发展需要三类人才：
既懂技术又懂管理和商业知识的软件高级人才、系统分析及设计的软件工程师，熟练的软件蓝领程序员。
我国目前软件人才呈现橄榄形，即软件工程师较多，缺少软件高级人才和软件蓝领。
现行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不多，所学宥于书本知识，动手能力不强；此外软件技术骨干个人英雄主义泛滥，团队精神缺失，增加了管理和协调的难度。
随着外包业务扩大，高级人才的缺口将越来越大，造成高级人才不仅难求，而且大大超过正常的外包人才成本。
据中国日报报道，在未来10-15年，中国需要75000名能够在全球环境中有效工作的领导者，但目前只有3000-5000名这样的人才，这直接导致一些企业在具体接包谈判的过程中，因人力资源的限制无法承接一些项目庞大、利润相对比较高的订单。
2、英语交流能力较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语言在软件外包中不像呼叫中心等业务流程外包领域影响那么明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投资和贸易的跨境流动，需要双方有着良好的交流，尤其是当双方进入一个高层次、高附加值的战略性合作阶段之后，语言的交流能力将是至关重要的。
相比而言，中国的软件开发人员在英语语言交流能力上与印度有着一定的差距，许多大学毕业生只能用比较流利的语言进行日常交流，一旦涉及到专业语言、利用英语思维书写文档时存在很大障碍。
当然，由于文化上的渊源，中国在日语人才方面比印度要强得多，许多中国人可以运用流利的日语与日本客户沟通，这也是中国在对日软件外包取得良好进展的重要原因。
3、文化差异性无疑也是一个影响国际外包的重要因素。
文化的亲和力胜过语言，它可以增进沟通，促进牢固个人关系的形成。
对于在服务提供商和客户之间需要建立高度信任的高风险、复杂IT开发项目，共同的文化可以加速信任的建立。
与印度在欧美市场上文化差异性较小一样，在东亚外包市场，中国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
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隔海相邻，交往历史久远，在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人际交流等方面有大量相似之处，这也是长期以来拉动中国软件外包的原动力，但是在开发欧美市场时就会面临很大困境。
（二）政府政策支持针对性不够
印度的发展经验证明，必要的产业扶持政策对于软件外包这样的新兴产业发展不可或缺。
随着国际贸易的空间不断扩大，资本积累和国际技术转让使各国产业结构不断趋同，制度的重要性更显突出。
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软件产业的发展，并实行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但软件领域是一种新的产业形态，中国现行的软件产业政策没能充分反映和体现这一行业的特点和趋势。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对于软件企业的定义范围较窄。
仅仅对拥有自己产品的软件企业才定义为软件企业，享受有关扶持政策，而大量从事软件咨询、培训、测试的服务类企业或中介机构不能享受相关优惠政策，这不符合目前全球软件市场中软件服务逐渐占据主体地位的发展趋势，阻碍了中国软件产业的总体发展。
2、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还有待加强。
在中国，“盗版软件实际上助推了国内信息化发展”的论调依然占有一定市场，盗版猖獗，打击力度不够，不仅严重影响国内软件产业的发展，而且大大削弱了中国软件企业在国际外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为“没有信任就没有外包”。
一些美国公司担心，中国企业的参与将可能导致核心技术的流失，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一些涉及到核心技术的软件研发项目向中国转移。
3、支持政策落实不力。
如软件出口主要采取出口退税政策，新创办软件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销售软件产品在2010年前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实际税负超过30%的部分即征即退；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软件出口企业的产品出口后，可按照征税率退税。
这种先征后退的办法在实际操作中会给软件出口带来两项障碍：
一方面，企业在享受“先征后退”政策时存在资金使用上的滞后性，这对于风险大的软件行业中的大量小规模的软件出口企业来说，资金压力十分巨大；另一方面，由于无法提供例如套装软件形态的产品，部分专门从事软件外包业务的企业甚至无法被认定为软件企业，难以享受这一政策。
4、政府的投资促进工作不到位。
政策的出台固然重要，政策的宣传推广等投资促进工作在推进一个地区发展国际软件外包方面也很重要。
UNCTAD和RBSC2004年的研究认为，东道国政府的投资促进工作会影响到企业确定离岸外包服务目的地的决策。
许多公司选择到他们已经设立过商业存在的国家开展服务外包，如这一因素是大型欧洲企业在中东欧地区选择目的国时的第三大因素，在亚洲地区选择离岸外包目的地国的第五大因素。
这一研究还发现，由公司在国外的附属机构在总部内部发动的游说能够影响外包目的地的决策，这意味着东道国投资促进机构的后续服务将在吸引更多的离岸外包服务中扮演这十分重要的角色。
但我国的投资促进机构官方色彩十分浓厚，对市场发展的态势把握不够及时准确，难以开展恰到好处、富有成效的投资促进工作
（三）软件外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
市场竞争的主体最终是企业。
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发展的成功与否最终也取决于本土软件外包企业的能力。
从目前的发展现状看，我国软件外包企业在过程管理能力、企业规模和设立海外机构的能力等三个方面需要重点提高。
1、各类企业能力评估没能发挥实际效能。
CMM/CMMI评估是目前世界公认的软件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用于评估软件机构的发展能力，深具权威性。
它不仅仅是对产品质量的认证，更是一种软件过程改善的途径。
我国一方面通过高等级认证的本土软件企业还比较少，即便是通过高等级认证的企业，也由于企业规模不大难以被认为具备管理大型外包项目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些企业本末倒置，一味谋求通过各类认证/评估，而不是将其视为提升企业研发和管理能力的重要手段。
造成的结果是，发包方在实际合作中即看到承包方的内在缺陷，初次合作转化为长期合作的概率不高。
2、企业规模较小难以承接大型软件外包项目。
企业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基本能力、交付水平、项目质量等，直接关系到发包是否取得成功。
中国大多数软件企业，仍普遍处在作坊式的经营阶段尚未形成大的规模，尽管东软、中讯、文思、博彦等企业已经进入规模快速扩张期，员工达到3000人左右、出口超过千万美元，但同印度同类型的TCS、Infosys等员工8万人、经营规模5亿美元的企业比，实力还很弱。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承接一些大型项目而言，企业的规模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但这并不意味所有的软件外包企业都必须是巨型的。
对于一些行业类型的软件外包提供商而言，企业规模并不是最主要的，行业的经验和企业的研发能力才是关键。
3、设立海外机构的能力还有限。
软件外包需要面向全球市场，而且许多服务需要在发包方企业和接包方企业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因此在国外设立技术支持机构和业务开拓机构就显得十分重要。
这方面印度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仅2001年印度就在美国设立了171家分公司，在当地雇佣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市场开拓人员，便于企业了解外包行情，开拓外包渠道，寻找合作伙伴，提升后期维护运营的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2003年在美国有33个子公司（或代表处），在全球30个国家设立了106个分支机构，为全球55个国家的1000多家客户提供端到端咨询和IT解决方案。
中国的软件企业在国际化程度方面远远不如印度，国内的软件巨头几乎没有在美国设有真正开展业务的分支机构，有一两个企业在美国设有“窗口”，也仅仅是作了解信息、掌握产业最新发展趋势之用。
（四）产业发展的环境需要进一步完善
迈克尔.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十分强调产业发展的环境。
发展环境的优劣有利于促进产业的集聚，促使信息、技术、资金、人才的快速流通，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从我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实际看，还有以下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1、软件园区还难以提供到位的产业发展服务。
LOCOMonitor的研究表明，在软件外包等IT服务领域，软件产业的集聚度是考虑外包目的地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尽管中国各地也已建成一批软件园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软件产业发展。
但是相对而言，中国大部分软件园区都是以企业运作方式，自身背负盈利性指标，其企业的盈利目的和促进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出现目标上的偏差，使得软件园区在发展模式和运营机制、服务功能和生活环境以及政策等方面，还不能适应软件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有待进一步完善。
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集聚程度还很不够，许多城市的软件园区产值和就业还难以达到本城市软件产业的一半，这必然会增加发包方选择接包方的难度，增加寻求成本和交易成本。
企业之间分工、合作的产业链条也没能完全形成，使得园区内的企业集聚仅仅完成了空间上的相对集中，还难以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
2、承接国际软件外包发展的软环境还有所欠缺。
中国在电信、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绝对是一流的，但是在发展软环境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首先是国家承接外包的整体形象还有待加强。
印度之所以在离岸服务外包上发展的那么好，原因就在于它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能提供高效可靠服务的声誉。
“班加罗尔”已经成了一个品牌，另外一些因素可以加强这一声誉效应。
如政策方面的学习（一个好的成功经验使得他们容易领会离岸外包的需求）、工作当中的技术外溢、基础设施方面的规模经济和学术方面的支持等。
中国目前在国际软件外包市场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需要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探索发展。
其次是相对滞后的金融环境已经严重影响中国软件行业的发展。
由于中国的软件企业普遍规模较小，而国内的金融企业和金融工具基本上都是为大企业、制造业企业设置，产品单调，没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贷款需要有固定资产抵押，而软件企业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资产体现在人以及附着在人身上的知识，恰恰缺少固定资产，加上中国的风险投资体系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这使得国内的软件企业难以从筹措发展所需的资金。
此外，中国在语言环境、生活环境、出入境管理等方面还有许多与国际不太接轨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
3、行业协会发展不力。
在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一批行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印度全国软件与服务企业协会（NASSCOM）。
作为一家以公司方式运作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民间机构，在软件企业中起到了沟通联系、解决困难、扩大宣传、组织研讨会、组织展览、关注国际市场动态、保护企业利益、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企业呼声和促进企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比如，为了开拓欧洲软件市场，NASSCOM在印度商业部的大力支持下，曾经提出了“印度—欧洲软件联盟（NIESA）计划”，促成了一批欧洲与印度合资企业和战略联盟的形成，最终扩大了印度对欧洲国家的软件出口。
相比较中国尽管在1984年就成立了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但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官方色彩浓厚，服务意识不够，服务能力低下，在行业内的影响力还相当有限，难以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职能。
四、提升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能力的政策建议
（一）人才储备是根本
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发展不仅要求软件人才在数量上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更迫切需要软件人才质量的提高。
从提高人才质量的角度看，现行教育体系很难满足这个需求，印度的经验表明，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中国有大量高素质人才到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学习，有许多直接留在当地跨国公司就职，他们了解国际上先进的软件技术、项目管理经验和行业专业知识。
通过一定的政策导向加强宣传推广和引进力度，重点吸引一批优秀的项目经理、系统分析师和软件工程师，将有助于吸引这些既懂外国语言和软件专业知识，还具备行业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回国创业，弥补了中国软件人才结构中高端人才不足的缺陷，提升我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层级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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