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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
“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
[摘要]王金福教授对《回到列宁》一书的批评，其实质是试图将已经超越了解释学语境中的后文本学讨论重新拉回到现代性文本学中。
王金福不能理解的地方，是在后现代文本语境中，恰恰是承认认知结果的有限性和主观性，才会反证一种历史性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种新的客观性与真理性正是当代哲学和科学认识论的积极反思的结果。
然而，《回到列宁》一书在“构境论”基本观点的表述上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逻辑缺环，即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衔接。
实际上，“构境”理论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或者倒过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是“构境论”的重要逻辑前提。
当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诠释，有可能为“构境论”提供一个重要的现实性基础。
[关键词]回到列宁解释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历史构境论思想构境论
[作者简介]张一兵（1956－），男，山东省茌平县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A82；B0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7－0013－11
《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以下简称《回到列宁》）一出版，我就寄了一本给好友王金福教授。
在稍后的无锡会议上，王金福在主席台上向我当面宣布，要公开批判我的“主观主义倒退”。
当时我也表示，一定配合他的批判，提供他所要的所有资料文献，必要的话还可以当面交流，以便他的批判之剑所指能获得更大的精准度。
回来不久，我便传去了关于“历史构境论”的文章；同时，也收到了他完成的批判文章的第一稿。
几天后，王金福来信表示，看完我的第二篇文章，感到我的错误“已经超出了解释学的范围而进入认识论和历史观了，这样就更加危险”。
而我在读过他的文章修改稿之后，觉得对所谓思想构境的理论观点的确需要再做一些必要的说明，也算是答复王金福教授的批评。
一
王金福教授认为我的“思想构境论”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理论，并以此作为论文标题。
其文章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在第一部分“什么是‘思想构境论’?
”中，他首先肯定了我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合理的要求，即我的批判者“至少应当首先设法读懂他们所批判的对象”。
因此，在开始批判我之前，王金福开始了“设法读懂”思想构境论的尝试――先摘录了我在《回到列宁》中的很多表述，并在其后都做了一些简单的“评论”，然后认定他对“思想构境论”的基本观点的理解是正确的。
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的标题分别是“从何处退却，退向何处?
”（因为我在《回到列宁》中曾说过，我的“思想构境论”是“从假想的真理向主观构境论后退了”）、“理论与实践的背离”，论说的中心思想是认为我从《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下简称“《回到马克思》”）时期的解释学的客观主义立场后退了，退到了一种今天的主观主义的观点上。
首先，我认为他的提问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他的文章让我意识到，我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提出来的“思想构境论”的确是仓促而不全面的。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详细说清楚“思想构境论”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是什么；还有，我也没有把那些在传统的哲学话语中人们很希望了解的东西说清楚。
集中为一点，就是王金福在他的文章中强调的一个悖论式的问题：
在解释学语境中，如果你认为自己的解释是“不正确的”，那么还要解释做什么?
王金福认为我在《回到列宁》书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在解释列宁的东西，但又认为我自己的解释很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是“主观”构境，而不直接等于列宁的思想。
实际上，王金福在他的这篇文章里只做了一件事情，即把我的“思想构境论”和《回到列宁》的方法论重新拉回到解释学的语境当中。
然而，他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重要质性逻辑边界为，我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最重要的一个断言是，我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那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解释学立场。
《回到列宁》一书的方法论根本就不再驻足于简单的解释学的语境。
所以，他的判断也是对的，就是说，如果在传统现代性解释学的立场上，我至多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
其实，我之所以在《回到列宁》中使用了“后文本学”这一概念，恰恰因为我觉得此刻自己的思考语境与《回到马克思》出现了某种异质性的改变：
我已经从原来的那种假设自己所思所讲的东西都是正确的立场，退却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再固守自己的话语判断是绝对正确、绝对客观的立场上。
比如说，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大多数思考情境中我都无意识地假定自己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而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我则以为自己今天所理解的列宁的哲学逻辑并不等于真实存在的列宁的思想，而只是我立足于自己重构思考空间的基础上，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所建构产生的一种特定的主观认知结果。
这种认识是不是正确，实际上并不是由我自己认定它是正确的而成为正确的，而是在和其他人的理解相比较的参数中，由人们去判定它是否拥有一种和列宁原来的语境相接近或相似的状态。
王金福不能理解的地方，是在后现代文本语境中，恰恰是承认认知结果的有限性和主观性，才会反证一种历史性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种新的客观性与真理性正是当代哲学和科学认识论的积极反思的结果。
说远一点，当康德给予主体认知设定有限前提时，当海德格尔从存在论上承认个人主体不过是一定时间中的有死者时，当波普尔将科学真理的标准从证实转换为证伪时，科学认识论是在从牛顿式的绝对客观真理退回到有限的主观认知论，可是，谁的认知更接近客观现实呢?
这让我想到，美国科学哲学家皮克林在他的《实践与冲撞》中使用的一个概念：
“Openend”，即开放性终点，或者叫“始终被认定为不是真正完结的认知结果”。
也就是说，在传统现代性的解释学理论中，不管怎样，它试图追求的都是一种理解的结论或终点。
而我在《回到列宁》一书中则在考虑自己对列宁哲学思想的认识结论时，就已经把这种暂时性的结论开放了。
我不再宣布说我对列宁思想的逻辑重构是与原初语境最接近的，我既不用“最接近的”，也不自我假设它的客观性。
所以，回到王金福对我的判断来看，我其实已经不在现代性解释学的构架当中来讨论解释学的问题。
通过王金福对我的这种理解。
也反证了这个事实。
因为，这恰恰说明了我的“构境论”在理论逻辑上的一个层面，即人们在试图理解一个思想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自己的话语平台重新建构起别人的观点。
显然，以我为解读对象的王金福并不是真的要“现象学”地进入、“读懂”《回到列宁》的原初语境或逻辑空间。
拿我的“构境论”来说，王金福为什么反对它呢?
因为他根本不打算按照“构境论”原有的逻辑去进行一种同质性的思考，而只把我的这个“构境论”重新座架到他自己所认定的解释学语境当中，并按右派和左派来划分：
“客观主义”是左派，而“主观主义”是右派。
二
读了王金福的文章之后，我发现不得不回答一些自己原来觉得可以不用去讨论的问题。
比如，在我们面对一个文本的时候，文本本身原初意义域的客观存在的确是不可能被否定掉的。
我承认，文本本身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它的作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针对特定的思考对象，经过他所背负的某种可以言明和非言明的理论构架，有意图和亚意图地建构起特定的意蕴语境。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个语境就作者本人来讲当然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在这一点上，我跟王金福之间没有异议，只是王金福所谓的“客观意义”可能略微简单化了，而我的考虑可能更复杂一点。
我甚至觉得，传统解释学所讲的原初客观语境，其实都过分简单化和线性化了。
因为，这种文本原初语境的“客观存在”是极其复杂的：
文本与作者真实的思想之间总会存在着某种断裂或距离，也可能这个文本在生成和实现过程当中产生了某种变形，还可能由于作者隐性的思想构架和显性意图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在他的主观意图和意义情境所实际产生的文本客观意义的断裂，而这恰恰可能是作者并未意识到的东西。
所以，所谓文本的客观意义和原初语境本身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有一些“客观意义”是作者本身在其显性意图里都未达及的，它只是生成文本以后才可能意外地“客观存在”的。
这就使这种所谓文本的原初语境本身留给后来文本阅读者的不是一个锁定的、封闭的意义空间，因为它本身是多义的，有着多重的复杂性，所有的读者面对这个文本的时候，在达及所谓一义性的客观立场上，本身就是绝对不可能的。
就是说，绝对地达及文本所谓原初的这种客观意义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里面，包括在语言符号学和形形色色的结构主义相当多的文本研究（从结构主义的文本研究一直到中期阿尔都塞），甚至包括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理论（如西蒙的产生式理论、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转换说和皮亚杰的图式建构说），还有科学认识论（从波兰尼、汉森到波普的历史学派，库恩和拉卡托斯以后的科学理论结构的制约说等），以我的理解，它们都是在工业文明的最后阶段清晰地、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现代性的文本观。
而哲学解释学只是当中的一种形而上学反映而已，而且按照我现在的理解，解释学的立场只是这种现代性认识论的最粗线条的一种。
我认为，在20世纪70－80年代已经达到它的顶端的现代性文本学。
很重要的一个取向还是依托了整个现代性的工业体制、现代性的经济体制。
那么，这种现代性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呢?
以我看来，它不是王金福所指认的那种（在解释学中）有一个固定存在的客观前提，一个实体性的东西，我们的任务不过是客观地达及它。
这种现代性本身已经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这是一种结构化的、功能化的、流动性的现代性。
可即便如此，这种现代性仍然在文本学和认识论的基本立场上同样还是假设了一种抽象的本质，假设了一种不变的社会本质，假设了一种认识的对象性本质。
现代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尺度是，虽然人们已经看到了现代性当中的流动性，但是在基本的认知取向上，还是力图去还原和逼近这个本质。
就是说，它的基本的逻辑取向是逼近和逼真，而且总还是假设自己为真。
这是现代性文本学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而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我承认自己的文本解读方法已经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虽然我在整体上对后现代思潮也持批评和总体否定的态度。
因为我认为，当代西方发达社会已经由工业文明转向了后工业文明，在媒介和文化观念的尺度上，在我们身边的生活中也能明确感知到后工业文明的冲击，即对社会存在中凝固性支配构架的消解性。
它迫使我们放弃现代性的认知构架。
在我看来，这种构架体现为在文本研究中文本原初意义的优先性和至上性，而我们阅读和理解的过程也就是返回和尽可能返回这种原初性。
虽然，我们知道解释学已经在讨论这种绝对解释的不可能性，但它的基本逻辑取向同样还是如此。
我觉得，这种从神学解释理论发展而来的学说，最终还是没有摆脱神正论的阴影。
王金福的批评逻辑恰恰证明了我的这个判断：
他如果不把我的“构境论”放到他自己的逻辑立场和理论视阈中重新油炸、重新编织，然后甚至给我扣上一顶很高的、和他的逻辑话语相关的帽子，他就没办法往前说。
这里有意思的逻辑前提是，他从来都没打算把我的“构境论”新观点当作一个“客观的”认知对象，而是事先假定了：
只要和他的立场不一致。
那就是错误的。
这就是王金福所讲的，他对我的理解的“正确”和我的“错误”。
总而言之，我本身已经超越了（现代性）解释学的立场，却被王金福生拉硬拽回到解释学的语境上。
所以，王金福对于被他拉回到解释学立场上的《回到列宁》的所有批评都是完全正确的。
也就是说，就站在解释学立场上被重新构境了的《回到列宁》而言，王金福的批评是对的，而我是“错的”。
三
当然，我也已经意识到，在说明“思想构境论”的过程中，我始终忽略了或丢弃了一个同样应该事先说明的基础性的理论前件。
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不论是在讨论“思想构境论”，还是“历史构境论”的说明中，我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遭受到了批评。
我得说，这绝不能说我的所有的质询者在理解上都是有偏差的。
退一步讲，如果我的批评者的理解有误，那么首先是跟我自己表述上的不完整有密切的关系。
显而易见，我先前关于“构境”理论的表述本身带有极大的缺憾性。
这可能是由于，当一种新观点表述出来的时候，常常会因为我自以为不用说明的东西的缺失而造成观点本身的无根性，这一点是我必须承认的错误。
这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2007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哲学与历史”的对话研讨会上，当我说历史学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所谓的“历史事实”是被建构的，几个历史学家纷纷质问我，“拿破仑是男的”、“我是我爸爸的儿子”等这些事实是不是被建构的?
还是2007年，我在台北的一次会议上发言后，台湾中研院的一位历史学家也公开批评我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这跟王金福的感觉完全一样。
这也让我不得不反省一个问题，“构境论”本身在表述过程中到底缺失了什么?
所以，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在这篇文章里再交待一下“构境论”本身的逻辑基础。
首先，我的“构境”理论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或者倒过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是“构境论”的重要逻辑前提。
然而，我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已经是在我的逻辑构境空间中的一种被重组映现的立场，它会把我和包括王金福在内的其他的许多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界划开来。
当然，我可以明确告白的是，这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已经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而是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构境论”式的当代阐释。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
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我们传统的教科书哲学解释构架中，历史唯物主义往往是被实体主义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被界定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哲学唯物主义。
而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等于唯物史观!
即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作为部门哲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俗称“唯物史观”）。
很多年以前，前苏东哲学界跟着狄慈根（JosephDietzgen，1828―1888），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误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在自然领域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然后才将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和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哲学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逻辑伪构境。
关于这一重要问题，我将另文（《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异同》）详述。
在我看来，马克思所创立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恰恰不是部门哲学，而是他新的哲学世界观本身。
这种全新的历史性的科学超越了所有传统的哲学方法，其中，也包括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哲学唯物主义，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
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曾经指认过，这种所谓的社会唯物主义，已经不自觉地在承认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一个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全新的经济王国的事实。
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作为主体的我们与自然对象边界明晰的二元分立。
因为，此时处于工业现代性之中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的全新的关系性社会生活、全新的场境式的社会存在方式，这个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时代完全是异质的。
其不一样之处在于，工业生产创造了一个以人的劳动成果为基础的全新的人工物质系统，这个系统中所有的物质存在形式都不再是自然界所本来居有的，特别是工业性生产之上的商品一市场经济结构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架。
正是这种客观经济活动成为了现代性交往社会生活的直接基础，这是社会唯物主义的本质。
这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哲学方法论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然而，这却又恰恰是他们自己所不自觉的方法论无意识。
我以为，这也是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深刻地批评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唯心主义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费尔巴哈在工业性历史存在在场之后仍然假设了自然存在的一种抽象的实在性和对象性。
而实际上，这种物质实体与主体的对象化关系不过是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的特定产物：
在那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恰恰是外在对立和边界分明的（这是王金福在文章中经常讲的主体立场和客观立场的现实基础），我是我，工具是工具，对象是对象，而劳动生产的产品（农林作物和畜牧业）总体上是属于实体性的自然物质存在的。
可是，工业生产和商品一市场经济则彻底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
因为，人的现代性的社会生活不再直接基于自然经济，而是立于人通过工业劳动生产所创立的经济社会生活之上。
我之所以将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指认为社会唯物主义，恰恰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学研究中已经承认了一个由人的劳动活动创造的全新的世界。
当然，这个世界不是浮在空中的，而是建立在自然物质基础之上的，但是自然物质不再成为人的社会生活的直接的基础，它经过了巨大的工业化生产实践和社会经济和政治等交往关系的中介。
在此，我想再一次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费尔巴哈式的哲学唯物主义加了所谓黑格尔的“能动性的辩证法”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的变革基础只能是来自古典经济学中隐性存在的社会唯物主义。
当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否定和超越了古典经济学那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普适性逻辑，他们就会从客观历史的实践建构情境出发，从一定的历史时空条件下特定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功能水平出发，从特定生产方式中活动的现实个人出发，并由此建构起观察世界的历史性（现代性）全新方法论和认识论。
这就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
在这种新的观察世界的注重历史情境特殊性的方法视域中，我们今天生活中所能捕捉的感性物质对象都是被社会历史实践所不断中介的；同时，都是被当下社会实践所不断历史性建构和解构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界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的哲学方法论最重要的提问方式，是如何去历史性地介入哲学基本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对传统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或重复。
这样，传统的哲学基本问题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得到了重新的解决，而解决的方式是被特定历史的实践情境中介了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人类关于自然的看法、关于社会历史存在的看法，以及关于思维方式和认识机制的看法，都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例如，在描述这种历史科学的自然图景时，恩格斯说，过去的哲学一方面过多地注意自然，一方面过多地注意主体性观念，而他和马克思新哲学所思考的东西恰恰是我们主体实践性地造成自然对象改变了的结果。
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的自然观。
其实，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深刻的思考，正是我的全部“构境论”的逻辑基础，我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基础和根本性的立场。
但这个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和传统所有的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等于前苏东学界跟着狄慈根、普列汉诺夫开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即那种将历史唯物主义诠释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的部门哲学，所以我才会提出哲学唯物主义、社会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分。
四
我觉得，在我们基本完成前苏东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认真对待的“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学研究之后，今天再去面对马克思思想的时候，更应该关注如何给予马克思的思想以一种现代性或当代学术话语方式的表述，这也是一些学者提出的“马克思如何走向今天”的任务。
我曾说过，在没有实现“回到马克思”的基础性工作之前，这种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论说没有其合法性。
并且，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极为重要的具体实现。
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就用了一些现在看起来并不一定准确的术语，如以“实践场”来描述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这个概念。
社会存在的本质是什么?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实际上应该是人们的社会活动交互作用当下构成的一种客观的社会性场存在，而不是一种实体性的物性存在的叠加。
与上述我们讨论的社会唯物主义语境相近，现代性和工业性情境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物”不是实体性的东西，而是建构性的社会关系场。
并且，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或者说决定人们一定的社会存在性质的东西，也不是什么社会历史中的某种物质实体式的东西，而是由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中表现出来的功能性的、创造性的能力和水平，我当时将其描述为“实践构序”，或者说“劳动和生产的构序”。
就是说，构成我们人类社会生活本质和真正发生变化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有别自然存在的社会历史有序性。
同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功能性的构架――生产方式的表述，我当时用了一个概念是“实践格局”。
“格局”和“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方式”总是给人一种凝固化了、方框化了的感觉，而“格局”是一种变动中的势，就像下围棋中的局势。
下过围棋的人大概都知道，在下棋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边角打了一个劫，整个格局或棋势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战争也是如此，在两军对垒的时候，由于某一个战略性战役的胜败导致的变化就会使两军的整个战争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
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含义在于，它是一个动态的、人们在活动过程中构成的一个规律性、功能性的构架。
这个构架不是可视的实体存在，而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中，在被马克思称之为“生活方式”内部的更基础性的层面上，由生产和再生产建构出来的活动结构，或者说是生产的历史性功能格局。
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是，现代社会实践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更精确的对现代社会的描述，所以，我们有可能用一些新的概念更精准地来表达马克思的思想，并使它不在宏大叙事的话语中被误解。
时至现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我则希望用四个范畴来进行重新构境式的诠释，即主体面向物质存在和自身的劳动塑形（sha―ping）、主体与被塑形物在一定的功效关系场中的系统化构式（configurating）、主体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物性实在和社会存在的组织化的生产创序（ordering，构序）、在人的社会实践以及个人行为和语言活动中功能性地建构和解构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存在结构筑模（modeling），之后，才是我所说的存在高点上的现实生活与思想的构境（situating）。
关于这个诠释系统，我还会以专文（《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关于构境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逻辑袭承》）详述，所以在这里只是简单地点出其中的基本要点。
劳动塑形一词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明劳动生产过程时，具体指认主体对象化的劳动活动时提出的一个概念。
关于这一点，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已经做过一定的说明，在马克思此时的思考语境中，他是为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基于客体向度的物质生产重新回到主体性的劳动，即“作为活动的劳动”。
此时他意识到，虽然物质生产是全部社会存在和变化的基础，但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对象和工具都不作为，其中的核心驱动力量恰恰是人有目的的主体性的劳动活动塑形。
其实，这也就是承认主体劳动活动在物质生产创造社会历史存在过程中的根本性地位。
我以为，这正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出发点。
关系构式是指人与物、人与人主体际的客观关系系列及其重构（再生产）。
这是人类生存超拔出动物生存最重要的场境关系存在论基础。
马克思、海德格尔、广松涉，以及当代的拉康、鲍德里亚其实都是这种“关系本体论”。
我还认为，这是长期以来被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严重遮蔽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即生产关系的劳作和技术层面的协动关系。
与有目的、有意图的主体性的劳动塑形不同，关系构式往往是呈现为一种受动性的结构化的客观结果。
它既是社会生活的场存在形式，又是社会空间的建构。
列斐伏尔后来的“空间生产”逻辑即是由此缘起的。
可是，关系构式却是劳动塑形和其他塑形活动得以发生的必然历史形式，并且以社会先验性的客观条件出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人们进行劳动塑形活动之前。
生产创序，对应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力概念。
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就反对过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力概念误识为实体性的物性要素的做法，即将生产力为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三种实体性的东西之和。
这是斯大林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错误地挪用马克思《资本论》劳动过程三要素来诠释生产力范畴的结果。
其实，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实体性的物性生产要素，而是生产过程现实发挥出来的功能性水平和程度的概念。
与主体性的劳动塑形和关系构式不同，生产力总是指一定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客观地发挥出来的物质生产水平。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生产力恰恰是对劳动塑形和关系构式现实运作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功能化历史抽象。
这一点，从马克思最早接触李斯特和赫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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