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猛之族引发的学术风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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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之族引发的学术风波

“勇猛之族”引发的学术风波

　　民族志，最畅销的为“人类学之母”米德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国内知者甚众，但销量居次的美国人类学家查冈（NapoleonA.Chagnon）的《雅诺马马：

勇猛之族》（Yanomam?

：

TheFiercePeople，印行五版，四百万册），知者寥寥。

其实，欧美常把查冈与米德并论：

一是影响大，二是思想针锋相对，再者二人都引爆了严重的学科危机。

　　一九八三年，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德里克?

弗里曼（DerekFreeman）发表《玛格丽特?

米德与萨摩亚》，指责《萨摩亚人的青春期》有严重学术问题―米德到萨摩亚田野调查，不学当地方言，也不认真调查，轻率成文，贻误世人近五十年。

该学案，史称“弗里曼-米德之争”，重创了人类学。

到了二○○○年，又爆发“蒂尔尼-查冈之争”，新闻记者蒂尔尼（PatrickTierney）出版《黄金国的黑暗：

科学家和新闻记者如何毁灭亚马逊》（DarknessinElDorado：

HowScientists&JournalistsDevastatedtheAmazon），指控查冈的研究弄虚作假，甚至残害土著，人类学又受重创。

弗里曼为米德同行，碍于其威望，米德死后才敢出书。

蒂尔尼没这顾忌，查冈本已退休，计划写自传安度晚年，这下晴天霹雳，为奔走辩护弄得心力交瘁，自传《高贵的野蛮人：

我在两个危险部落里的生活》（NobleSavages：

MyLifeAmongTwoDangerousTribes―TheYanomam?

andtheAnthropologists）拖到二○一三年才出。

该书洋洋洒洒，五百多页，比《雅诺马马：

勇猛之族》厚了一倍，一不写童年，二不写青春，只写田野调查经历并痛骂敌对的人类学家。

两书合读，可洞悉人类学一支―隶属于社会生物学的人类学（以下简称社会生物人类学）―的来龙去脉。

　　米德的“天堂”/查冈的“地狱”

　　米德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研究南太平洋的萨摩亚人，宣称他们青春期享受性爱，没有欧美人的性压抑，“没人患精神病”，跟西方接触前无强奸这类丑事，如同“天堂”。

查冈的《雅诺马马：

勇猛之族》则相反，研究亚马逊雨林的雅诺马马人（也记为yanomami），描述了无所不在的暴力、强奸与杀戮，讲的是“地狱”。

　　雅诺马马人为印第安人一支，生活在委内瑞拉与巴西交界处，以种植大蕉、木薯等为生。

查冈开始调查的一九六四年约二万五千人，二百个村子，与世隔绝，一九五○年前从未跟白人接触。

查冈一个一个村子跑，跑了六十多个村子，梳理出一百五十年的“村子政治史”，一九六八年出版《雅诺马马：

勇猛之族》，一举成名。

书出后，又不断回访、修订，一九九七年出第五版，灌注了毕生心血。

　　雅诺马马人的“村子政治”，什么状况？

　　村子大都以一两个家族为骨架，就像我国东南沿海宗族兴盛的村子。

但不同的是，雅诺马马村子人数达到两百，便因不可控的矛盾分裂。

村子之间，有时结盟，有时交战。

有的村子分裂后，彼此反目成仇，互相攻掠。

有的村子原为盟友，突然翻脸。

有人竟然杀害不同村子的亲戚，甚至岳父。

这种情况，还原到中国语境，古代像春秋战国，现代像村子械斗，但战国上有周天子，村子械斗上有政府，雅诺马马人没中央，村子是最高政治单位，战争没有更高一级的制约者。

一次，查冈到某村过夜，差点被糊里糊涂杀掉，事后大呼侥幸。

　　但查冈发现，村子间的战争并非无序，存在从弱到强的“程序”，暴力级别最低的是击胸战（两村轮流各出一人，甲方站立，任乙方拳击自己胸部，然后再换他击打乙方胸部）、棍战，最惨烈的是斧战，常有伤亡。

原始战争，死亡人数不大，一两名就是多的，但按人口比例算可不小。

查冈估计，雅诺马马成人的战死率为百分之二十五。

这数字，有人质疑，但原始战争的死亡率高于现代战争，大家很少异议。

　　村子太弱太孤立，就易遭袭击，某小村，十五个月被袭二十五次！

因此，村村都需要盟友。

联络感情的方式，一是贸易，二是宴会。

村子经常举办宴席，请友村来就餐。

虽是原始社会，礼仪一点也不含糊，就连喝汤也讲究“汤过三巡”。

如同春秋战国，盟友之间也彼此猜忌，宴会中爆发冲突，由友变敌，屡见不鲜。

查冈目睹两个村子在宴会中冲突，举行击胸战，差点升级为棍战，自称两股战战，汗不敢出。

　　如果只谈这些，也没什么，但查冈解释战争的原因，惹出了乱子―争夺女人以繁殖后代。

原始社会，女人为贵重资产。

因为乱伦禁忌，家族与家族之间、村子和村子之间，必须交换女人。

在雅诺马马，女人嫁娶由父母定，完全不能自主。

嫁女是家族获取盟友与劳力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制度”，也是“政治婚姻”。

丈夫若去世，亲弟或族弟继承他的妻子，肥水不流外人田。

据法国人类学家利索特（JacquesLizot）统计，雅诺马马的男女比例为十比八，男多女少。

不过，女人虽宝贵，地位照样卑贱，丈夫经常怀疑妻子出轨，动辄殴打。

查冈说，妻子身上伤痕累累，被杀也非鲜见。

　　娶妻已不易，偏偏雅诺马马人还实行一夫多妻制，女人就更匮乏了。

怎么办？

答案是抢。

村子战争的起因，通常是某方背信弃义，拒绝交出原来许诺的女儿或姐妹。

多数村子发动战争，或借口复仇，或借口敌方施巫术，但查冈认为根本目的是女人：

村子分裂，为了女人；村际战争，也为了女人。

查冈进村调查的第一天，发现村人对他满怀敌意，后来才知道：

他们刚被邻村抢走七名女子，村里男子死命追赶，展开棍战，刚夺回五名。

被抢走的女人，大多认识抢她们的男人，因为就在邻村，而且被抢后的生活，也未必比原来差。

　　人善被人欺，村子太弱，盟友也会索要它的女人，时间越久，勒索越多。

因此，每个村子都不得不表现勇猛，一旦遇袭必须马上还击，谁都被迫卷入这种“勇猛剧场”。

这样，“勇猛”成了美德。

参加过大量棍战的男子，脑壳伤疤累累，他们引以为荣，刻意割掉头发露出来，以为炫耀。

查冈拍过一张照片，脑袋上伤疤累累如小坟堆，视之令人毛骨悚然。

　　总之，村子若不勇猛，就无立足之地，也搞不到女人繁殖后代，村子越小，越要行动勇猛―这是生存的需要。

这种需要，不由“文化”决定，而由繁衍后代的“本能”决定。

在雅诺马马社会，“经济利益”或许平等，“生育利益”绝不平等。

　　两派恶斗几十年，免不了各种“小动作”，积怨甚深，以致查冈在回忆录中把敌对的人类学家们骂为“危险的部落”。

二○一三年，查冈入选国家科学院，已是成员的萨林斯愤然辞职，以示抗议。

　　文化人类学的客观性危机

　　米德会做人，反对社会生物学，但不赶尽杀绝，社会生物学一派对她普遍印象不错。

威尔逊回忆，他因提倡社会生物学，被听众泼了水，心情抑郁，遇见米德，还被宽慰了一番，颇为感激。

查冈则不同，人高马大，性格孤傲，甚至跟亚马逊地区势力甚大的教会叫板，如此“眼中无他物”，也就“到处惹尘埃”了。

二○○○年，蒂尔尼写《黄金国的黑暗》，就得了教会支持，宣称一九六八年，几个雅诺马马村子爆发瘟疫，多人死亡，查冈及其同事尼尔（JamesNeel）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该书轰动美国，成了头条新闻。

　　原来，查冈从事研究，得了尼尔资助。

尼尔非无名小卒，为现代人类遗传学之父。

他隶属美国原子能机构，满世界收集血液样本做研究。

查冈一面帮尼尔收集雅诺马马人的血样，一面从事人类学研究。

这时尼尔已死，但指控引起美国学界重视，经过专门审核，认为指控不实，恰恰相反，正因尼尔及时提供疫苗，瘟疫才免蔓延。

尼尔没事了，查冈可没那么幸运，因为蒂尔尼对他的指控还有“七宗罪”：

夸大与伪造数据、拍摄人类学影片弄虚作假等。

这些指控，蒂尔尼难以证实，但查冈也无法证伪。

　　蒂尔尼是记者，并不懂雅诺马马语，人类学纯属外行，《黄金国的黑暗》也有断章取义、渲染歪曲的毛病，把查冈写成能左右他国政治的恶魔，实不可信，但他的指控仍具杀伤力，特别是造假指控，直指人类学的客观性问题―人类学家从事调查时，多数时候孤身一人，数据也好，阐释也好，自己说了算，实难验证。

二○一四年，社会学家戈夫曼之女AliceGoffman出版研究美国底层黑人的《亡命》（OntheRun），多名人类学家质疑其真实性，在美国尚且如此，何况多数人类学的田野现场在异国他乡？

　　人类学家作伪，到底是少数，但田野调查这事，眼见已有三分假，阐释又添三分虚，“一千个研究者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尴尬免不了。

事实上，研究雅诺马马的人类学家有三四十名，都不怎么同意查冈。

查冈的学生古德（KennethGood）就认为他高估了雅诺马马社会的暴力程度。

法国学者利索特甚至认为，雅诺马马人，暴力只是“偶尔有之”，其实生活充满“爱欲”，他的民族志《雅诺马马故事：

在委内瑞拉森林的日常生活》（TalesoftheYanomami：

DailylifeintheVenezuelanforest）用较多篇幅探讨雅诺马马人的感情世界，包括对待男同性恋的开放态度。

这位利索特，为法国人类学巨擘列维?

斯特劳斯弟子，原是查冈朋友，两人从事田野调查时地点相邻，交往密切，后来反目龃龉（查冈回忆录里说是对方妒忌他），成了敌人。

《黄金国的黑暗》也攻击利索特，指控他是同性恋，跟雅诺马马男子搞性交易，利索特不否认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但不认为有何不妥。

不过，作为法国人的他认为雅诺马马人充满“爱欲”，到底有多客观，也叫人存疑……

　　问题的关键，在客观性。

　　《萨摩亚人的青春期》，欧美半世纪不加质疑（连大哲罗素也信以为真），备加推崇，不考虑欧美对“高贵的野蛮人”的热衷，不可能如此―你看到的，无非你们想看到的。

同样，谁能保证查冈的研究不如此？

笔者初读《雅诺马马：

勇猛之族》，也深信查冈，后读《黄金国的黑暗》，便半信半疑了―哪些该信，哪些该疑，都成了问题。

退一步说，就算查冈没作伪，部分内容还用了血样分析、数据统计等客观技术，但大部分内容还是属于主观阐释。

不管乐不乐意，他的研究也不是“硬科学”，只能说是“想成为硬科学的软科学”。

利索特就老实承认，在田野调查中，“同一事件可能有不同阐释”，“客观性只是相对而言的”。

　　插一句，虽然查冈捍卫“科学”，却懵然不知，自然科学也非铁板一块。

他视为科学典范的社会生物学，自然科学里也只是“边缘”。

现代科学注重量化，难以数学化的学科常遭排斥。

宣称只有自己与爱因斯坦懂相对论的英国物理学家爱丁顿（ArthurStanleyEddington）就对博物学嗤之以鼻，鄙夷为“集邮”，根本不算科学。

威尔逊的研究正属于博物学（他的自传就叫《博物学家》，中译本改为《大自然的猎人》）。

DNA发现者之一的分子生物学家沃森（JamesWatson）跟威尔逊同在哈佛大学生物系，经费比他多，名声比他大，还瞧他不起―因为威尔逊的博物学研究达不到分子层面，跟数理化毫无联系。

威尔逊一肚子愤懑，在自传里痛骂之。

身为自然科学“边缘人”的痛苦，“门外人”查冈就不知道了。

　　解释人类学VS.社会生物学

　　为摆脱客观性危机，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Geertz）转而倡导“解释人类学”，强调人类学不是“客观科学”，而是对其他文化的“主观阐释”，开启了人类学的“后现代转向”。

　　格尔兹的思想，源出德国解释学。

解释学源于中世纪，但它的兴盛，根本原因在它的敌人―现代自然科学。

十九世纪末，德国一跃为科学中心，出了普朗克、波尔、爱因斯坦等大人物，人文学者“压力山大”，遵循自然科学模式研究人文学科成了一时风气。

狄尔泰、卡西尔、韦伯、伽达默尔等反对这种做法，认为研究人类不能只靠自然科学的“物质”，而应理解“精神”，另辟蹊径，从“文化”“价值”“符号”等入手寻找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以缔造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精神科学”，是为C.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之争”，解释学由此而兴。

　　今日来看，解释学的意图，也不见得特别不“科学”。

韦伯的“解释社会学”，探讨文化价值对社会行动的影响，而人工智能学发展至今，不少人逐渐意识到，价值与意义也跟生物演化密切相关。

“情绪”之于人，实为“操作系统”，价值评判之于人类行动，则是“行动指南”，也就是说，行动由情绪决定，而情绪受文化价值影响。

人是在“文化”里解决“人之大欲”的“精神生命”，所以理解人类，社会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不可偏废。

事实上，这两门学科正是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城乡结合部”。

　　格尔兹强调“地方性知识”，提倡对文化作“深层描写”，卓有创见，但与此同时，他回避科学到了极端，反对探讨文化的共性，又钻了牛角尖。

人文学术之于自然科学，如船之于锚。

有科学在，“聊斋志异”想借“学术”之名，行“小说”之实，也只能搞“现实主义”，写不成“现代主义”。

反科学？

那就学院腔的“子不语”如雨后春笋了。

格尔兹的《深层游戏：

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以近似节日赌钱活动的斗鸡仪式来阐释巴厘文化特性，绘声绘色，就有几分“现代主义小说”的味道了。

其实，美国人类学的其他分支如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不存在跟科学冲突的问题，唯独文化人类学例外。

有些文化人类学家是以“文化”来反“科学”，尤其是反生物学的。

一九九八年，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家们就因演化论闹翻，分裂为认同演化论的人类学科学系（AnthropologicalSciences）与不认同演化论的文化及社会人类学系（culturalandSocialAnthropology），各自招生，历史学家IanMorris痛心疾首，视为“人类学的退化”。

反之，社会生物学倒真想打通生物学与精神科学的隔阂。

威尔逊提出，生命先是“生物演化”，后是“文化演化”；道金斯仿造基因（gene）提出“文化基因”（meme）概念，以解释“文化演化”。

“文化演化”与“文化基因”，现在颇流行，但毕竟只是比喻，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虽如此，他们的胸襟到底比格尔兹开阔。

　　有了这样一个背景，再来看查冈的社会生物人类学，它的得失就清楚了：

　　先说缺点。

查冈的理论，简单套用社会生物学，说服力的确不强：

首先，蚂蚁和人都是社会生物，但人毕竟不是蚂蚁。

控制论始祖维纳就讲：

“以蚂蚁社会为模型来建立人类国家的法西斯理想，是出于对蚂蚁的本性和人的本性的极其错误的认识。

我要指出，昆虫本身的生理发展，决定昆虫在本质上只能是愚蠢的、不会学习的个体……而人却具有巨大的学习和研究能力。

”（《控制论与社会》）威尔逊与人合著的《蚂蚁》，罗列了寄生昆虫“欺骗”蚂蚁的种种伎俩，酷似人类的尔虞我诈，但昆虫的“尔虞我诈”不是自己想的，而是亿万年演化的结果，跟人到底不同。

其次，太强调暴力。

就算暴力是生物本性，那么爱和家庭亲情也是本性。

查冈看见村里有搏斗赛，认为是以此建立社会等级。

这纯属生搬硬套社会生物学的“啄序”（Peck-order，意为地位高的啄地位低的，生物学家发现鸡群是通过搏斗来建立等级的），太“直肠国”了：

雅诺马马人都发展出宗族了，还只靠单打独斗来确认等级？

再次，说人类生育意在繁衍基因，解释不了“丁克家庭”及其导致的“英国病”（生育率整体下降）。

从“英国病”来看，人类生育，恐怕更多出于现实的利益考量。

古代也如此，我们读《史记?

田敬仲完世家》：

“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

及田常卒，有七十余男。

”照社会生物学的观点，田家这么做，如同被杜鹃借窝下蛋的别的鸟类，白白养大别家的基因，比窦娥还冤，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令田氏发展壮大，雄踞一方。

在田常看来，后裔是否遗传自己的“基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是田家人，也就是说，“家族认同”高于“生物遗传”，这也是擅长利益计算的人类不同于蚂蚁之处。

利索特指出，在雅诺马马，村子凝聚力弱，头人要有权威，全凭孩子多，亲族大，这就得多娶老婆。

这个观点恐怕比查冈的基因论可信。

　　但是，查冈的研究毫无价值吗？

当然不。

首先，查冈的民族志为珍贵个案，告诉我们：

世间存在这样一个族群，因为环境、技术、传统等因素，争夺女性、获取生育资源成为首要大事，演化出一套独特的政治模式。

如同“英国病”，雅诺马马战争也丰富了人类对自身的理解，只不过，如把一时一地的雅诺马马战争推演到全人类，我们得谨慎。

从经济学来讲，在雅诺马马社会生育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但在其他社会，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技术革命）而贬值，变得没有土地、黄金、房子等昂贵，丧失了为此动刀动枪的必要。

从雅诺马马战争到“英国病”的转变，根本原因是生育能力贬值，养育成本上升（查冈不熟经济学，其实，演化论本就是达尔文从经济学著作《人口论》里推演出来的，我们完全可以把经济学称为“立竿见影的演化论”）。

其次，查冈把人类学融进生物学的努力，或许不怎么成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态度值得赞许。

毕竟，人是一种动物，只研究“文化”，忽略“生物性”；只研究稀薄的“人性”（对其他灵长目的研究表明，爱、妒忌、怜悯、权力欲等都不起源于人类），不研究“兽性”，人类学就不可能“认识你自己”。

饮食男女的“人之大欲”，催生了中国文化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和长子继承制，限定了贾母、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的命运。

没有生物性，有《红楼梦》么？

或许，人类学无法达到纯粹的客观，但如缺乏趋向客观的努力，完全满足于主观阐释，绝非幸事。

所以查冈痛批后现代人类学，认为这派抛弃科学原则，还挂羊头卖狗肉，倒不如死敌哈里斯，因为后者至少认同科学原则。

　　如今，解释人类学及后现代人类学如日中天，社会生物人类学早已衰微，但一种学说的兴衰成败，最重要的是看它留下了什么。

　　二○一四年五月至二○一五年十一月，第五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