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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述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四个危险”

中国共产党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

一、精神懈怠的危险

  创业难,守成亦难。

和平时期,最大的危险就是懈怠。

长期执政、稳定执政让党内一些同志淡忘了忧患意识,取得的成就让党内一些同志有了自满意识,灯红酒绿的环境让一些党员干部迷失了自我。

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由早期执政到长期执政,必须高度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批示印发《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以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胜利迅速走向失败的教训教育全党,防止重蹈覆辙。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即率领政治局同志重访西柏坡,要求全党同志牢记“两个务必”。

这次明确提出党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也是向全党同志敲响一记警钟。

  二、能力不足的危险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

总体看,广大党员干部的能力和素质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这也是我们党能够战胜来自经济、政治领域和自然界风险挑战的根本所在、依托所在。

但是,面对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一部分党员干部能力仍显不足。

有的动手能力差,纸上谈兵、头头是道,真刀真枪、左支右绌,喜欢讲空洞的道理,做不到理论联系实际;有的适应能力差,老情况老问题可以应付,新情况新问题难以应对,常规工作可以完成,突发事件难以掌控,简单局面勉强支撑,复杂局面难以驾驭;有的创新能力差,新的社会矛盾找不到解决之道,新的社会症结找不到疏通之道,新的社会关系找不到协调之道,新的社会趋势找不到引导之道。

  1939 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

“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

”“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

”今天,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实践,我们很多党员干部也同样面临本领恐慌。

有恐慌,也是好事情,他就会努力提高本领、战胜恐慌。

害怕的是有些同志明明缺少本领,还安之若素,宁愿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做一个故步自封的人。

这不仅是对党不负责,也是对自身的不负责。

  三、脱离群众的危险

  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我们党历来有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但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有的党员干部不自觉成为了资本的代言人,有的甚至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在拆迁、征地、企业兼并、环境保护等方面,扮演了资本的清道夫、急先锋,伤害群众利益、群众感情。

有的干部片面强调区域利益,忽视群众的具体利益,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处理不好人民内部矛盾。

有的地方开展工作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较多依赖行政手段推行决策,惯于发号施令,甚至在遇到阻力时随意动用强制性力量。

有的党员干部考察调研像是作秀,踩点彩排,听不到真话,前呼后拥,看不到百姓。

有的地方“乡里干部住县里、县里干部住市里、市里干部住省里”,“干部见不到群众、群众见不到干部”,与群众渐行渐远。

  究其原因,有官本位思想严重的问题,有宗旨意识淡薄的问题,有与群众感情不深的问题,有民主意识欠缺的问题,也有制度不健全的因素。

继续深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让群众对党员干部的选拔任用有更多发言权、监督权,是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的治本之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的一些制度性安排,如干部下乡“蹲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到基层任职,家属必须随行落户;市县党委每年都要组织一次“三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部署工作,整顿作风等,也不妨创新性传承。

  四、消极腐败的危险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对消极腐败行为深恶痛绝;我们党执政后,一直对惩治腐败现象决不手软。

党在处理腐败问题上的严明、公正,增强了党的团结,维护了党的威信。

但是毋庸讳言,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大案、要案、窝案多发,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十分恶劣。

权力寻租、裙带关系、圈子文化等扰乱正常的经济、政治秩序,加重弱势群体的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助长仇富、仇官情结。

大多数腐败官员都涉及金钱美色、道德败坏等问题,而他们在位时无不正襟危坐,时刻把理想信念挂在嘴边,这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公信力,而且对社会诚信和道德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1949 年3 月,毛泽东把党即将掌握全国政权形容为进京赶考。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

“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的错误?

就是中国共产党。

”“实行改革开放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二)试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间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三)试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推进,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公民素质明显提高;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全面形成;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发展壮大,文化繁荣发展的人才保障更加有力。

(四)怎样理解“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这是我们党科学把握国际国内大势作出的正确判断,是党的十八大召开的大背景,也是党的十八大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现实依据。

从世情看,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继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各国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世界力量对比有利于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

另一方面,世界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仍然很不安宁。

从国情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与人民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最突出的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民生领域一系列突出问题尚待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亟须破解。

从党情看,这些年来,我们党坚持不懈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紧紧围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提高党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水平,党的建设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和组织保障。

同时,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与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

特别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大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只要我们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扎实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就一定能乘风破浪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使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五)试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及途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问题,总结中国的独特经验,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以中国的文化形式和表达方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科学涵义多数观点认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使之能够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

时代化既包括内容、形式的时代化,也包括话语体系的时代化。

特别是要创造新范畴、新论断、用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语言,用适合当今社会的表达方式,更好地阐明党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的主张和看法,运用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技素材,拓宽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多数学者认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普及和推广,把深邃的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把深刻的道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让科学理论从书斋走向生动的社会实践,成为广大党员普遍信仰、人民大众普遍认同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途径:

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路径是分两个层次展开的:

第一个层次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上论述的,第二个层次是分别从“三化”的三个方面论述的。

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一是在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下功夫,成为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表率。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每一个人)谋利益。

其中,“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是前提和基础,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而“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每一个人)谋利益”,则是核心和目的,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只要坚持了这个基本精神,就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二是以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实际问题、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自觉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束,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走群众路线,虚心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的优良学风文风,切实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本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始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第二个层次,如何分别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成果。

关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多数学者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是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动力。

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善于发现,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关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一是必须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二是必须对当前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有全面深刻的把握;三是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立论基础和内在要素;四是必须不断提高时代化主体﹙主体——中国共产党﹚的素质。

关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体现立足当下的理想性、体现基于利益实现的认同性、尊重差异的层次性这三条原则。

而在实现路径上,一是在理论建构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学者要提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理支撑。

二是在引导方向上,领导干部要牢牢把握“大众”的方向,做好“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示范。

三是在制度安排上,形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制度化的头脑”。

四是在传播方式上,立足日常生活,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方式。

五是在话语方式上,创制亲近性文本,关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众话语。

(六)试述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

要健全全民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

完善发露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和尊严,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权威。

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职责体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利结构和运行机制,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利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重点加强对领导帆布特别市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七)试述当前社会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突出地表现为观念和理论研究落后、制度机制不健全、社会管理主体职能发挥不充分、社会矛盾的诱因增多、社会管理难度加大等方面,其深层原因在于社会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和体制改革的不协调推进,特别是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一、社会管理的观念和理论研究落后

  

(一)社会管理的观念陈旧

  从政府层面看:

一是注重经济发展,轻视社会发展。

导致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极不协调,这是当前民生问题突出,社会管理混乱的重要原因;二是注重管制,轻视参与。

突出表现为凡事都需要层层审批和政府许可。

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中,习惯于采用行政手段强制式地解决问题,而不习惯于通过群众参与,协商式地处理问题。

这种手段单一、方式简单的社会管理,导致人治大于法治,服从大于参与;三是注重全面管理,轻视合作。

在社会管理中,政府无处不在,无所不为,垄断大量社会资源,既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又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同时还是社会风险的承担者。

  从社会的层面看:

受全能政府观念的影响或者说在一元化社会管理模式条件下,社会组织一方面由于严格的登记注册条件和年检制度,缺乏应有的自主性与活力,对政府存有不同程度的依赖。

一些社会组织内部出现了科层化的倾向,降低了社会公信力。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不习惯于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在客观上减少了社会组织服务社会、展示自己、扩大影响的机会,这也与社会组织自身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能力不足不无联系,两者相互作用;对于一般公众来说,习惯于被领导、服从,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忽略了公共权力的授受关系。

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采取忍耐的方式,甚至用“受害者不是我一个人”的思维进行自我安慰,而不是拿起法律武器主动维护自己的权益。

更不善于通过社会组织维权和表达诉求。

这不仅仅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使然,与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也有密切联系。

  

(二)社会管理的理论研究落后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没有重视对社会管理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缺乏对社会管理规律的科学性认识,不恰当地使用政治管理的方式进行社会管理,在实践中走了不少弯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在我国“社会管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由于改革开放之初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社会管理问题尚不突显,以及前文所说的观念上的局限,社会管理研究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也浅尝辄止。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

财富分配、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和环境污染以及流动人口的管理、社会组织的管理、公共安全的管理等对现行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进入新世纪,“孙志刚事件”、“非典”、“假奶粉事件”、集体上访等事件再次暴露了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弊端。

这些事关社会公正与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

从目前社会管理的理论研究情况看,既缺乏对己有实践的概括和提炼,也缺少前瞻性的研究和探索。

  二、社会管理体制及其配套制度不健全

  在新旧体制转轨中的社会管理体制,处于“传统依赖一解构一体制转轨”的三重张力之中,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不仅表现为社会管理自身的制度、机制、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而且表现为与社会管理配套的制度、机制、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一)社会管理体制不健全

  现行社会管理体制是在传统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基础上形成的,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其不健全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对新的社会事务和新的社会问题的管理体制不健全,如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社会应急体制、社区管理体制、社会工作体制等。

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为例,如前文所提到的,至今我国还没有一部社会组织管理的专门法律,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和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法律依据只是停留在行政法规的层面上,缺乏高层次的立法。

而且,目前社会组织管理的具体办法已无法适应社会组织的发展需求。

一方面对体制内的社会组织不能实现高效管理,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组织因不具备登记注册条件而游离于管理体制之外。

  第二,社会管理的综合决策和执行机制不健全。

社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部门,但是我国在机构设置上没有统筹协调社会管理的专门机构,造成在实际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从部门利益出发,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与沟通,导致管理的高成本、低效率。

“八个部委管不好一头猪”形象地反映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分割、多头管理的现象。

在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中,同一性质的社会事务分属于不同或职能相近的部门管理,横向上的各部门即“块块”又分属于纵向上相应的主管部门即“条条”的管理。

在这种条块结合的管理网络中,一些社会事务既有可能被重复管理,又有可能因相互推诱而处在条块的真空之中。

  第三,社会管理的绩效评估机制不健全。

政府和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对它们的社会管理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以期对它们施加影响,改进社会管理方式,提高社会管理效率,也应该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但长期以来我们缺乏科学、健全的社会管理评估机制。

政治学的原理告诉我们,政策的制定、执行和效果的反馈不应是同一条通道,否则就可能导致信息的失真。

也就是说,自己评价自己可能会有失公允。

人民群众对社会政策及执行情况最能做出客观的评价,但相对分散,不易形成影响。

无论从可能性还是现实性上说,民间社会组织都能够承担这一职能。

2003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在我国开创了民间非营利性学术机构对政府改革与创新进行独立评估与咨询的先河,在促进地方政府改善社会管理,为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方面作出了贡献。

但受历史惯性的影响,充分发挥独立、专业的民间社会管理评估机构的职能,进一步健全社会管理绩效评估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社会管理的配套制度不健全

  首先,法制建设滞后。

社会管理的有效进行,离不开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作为依据和保障。

根据国外的成功经验,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主要有社团、非盈利组织的法律法规,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社区管理的法律法规等。

在我国,这几个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有待于建立和完善。

比如,社会保障法是社会管理法律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

另外,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等缺乏相应的立法。

再如,目前我国涉及城市基层社区的法律主要有《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居委会组织法》,前者制定于1954年,后者取代1954年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自1990年1月1日起施行。

这两部法律由于颁布时间早,许多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以后者为例,该法对居委会结构、功能、范围、组织等方面的规定就与当前社区建设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

一些新兴的社区组织如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者服务、社会工作者等与街道、居委会之间的关系,也缺少法律上的规范,由此引发的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纠纷时有发生。

此外,近年来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事故频发,这固然与立法滞后有关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督机制不健全无疑也是重要原因。

  其次,财政体制不科学。

现有的以投资性财政支出体系为主的财政体制制约了公共财政目标的实现。

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增长,我国财政投资大量用于基础产业甚至竞争性领域,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用比重过高,基本建设支出规模庞大,而一些本应由财政供给资金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项目却不能完全得到应有资金保障。

中央财政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社会管理方面的财政支持严重不足,承担社会管理职责的上下级政府和上下级部门之间事权划分不清,且事权与财权不对等。

  再次,干部考核制度不健全。

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干部政绩考核对地方干部的施政行为具有强大的导向功能,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

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效果明显,有效地激励了地方干部千方百计发展经济。

“CDP”和“招商引资”一度成为一些干部追求的最主要甚至唯一目标。

进入新世纪,这种考核制度存在的问题逐渐显现,主要有:

考核指标单一、过分突出GDP,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重显绩、轻潜绩,重官考官、轻民考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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