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申论必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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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申论必备
教育的竞争力在哪儿
2014-03-2010:
13作者：
李强来源：
人民日报编辑：
徐茜分享到：
教育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教你挣到面包，而是使每一口面包都香甜
前不久，一款被媒体称为“监狱书桌”的产品在韩国热销。
这个长1.1米、宽0.8米、高2.1米的长方体内，除了桌椅就只能坐一个人，门一关，学生可以与世隔绝，专心学习。
一些家长还在门上安装铃铛甚至闭路监视设施，以防小孩学习走神。
这种“创新”当然引来了争议甚至批评，然而“虐待孩子”、“学习机器”的指责，却无法阻挡其断货的热销势头。
这背后，是家长对子女学业的强烈期盼：
想上好学校，只能拼命学。
如今，首尔的中学生平均每天只能睡6个小时。
而这并非独有的现象：
在日本，放学仅仅意味着把学习场所从教室挪到补习班；在中国，带轮子的书包已经成为小学生的标配文具。
甚至连欧美国家也在讨论自家孩子的功课是不是太过轻松，小布什政府留下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升学成绩不佳的老师和学校会受到惩罚。
支持者认为它拯救了美国日益下降的基础教育质量，反对者则认为法案把美国带回了应试教育时代。
美国《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卡尔·塔罗·格林菲尔德一开始属于反对者。
他花了一周时间和女儿一起做功课，感叹“女儿的作业简直要了我的命”。
这位编辑曾多次向老师抗议留给年轻人享受生活的时间太少，但最后女儿却认为，初中阶段的大量家庭作业对升学确实“大有帮助”。
不过，即使欧美人在向亚洲人的基础教育靠拢，仍然有很多人在反思一个现象：
为何成为世界一流学者和社会精英的东亚人比例并不算高？
著名钢琴家肖荻的发现也许能说明问题。
他说，当下的中国虽有上千万孩子学琴，很多人能弹得一手好琴，但当被问起为何喜欢这首曲子时，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
考过了几级，比赛拿了什么奖，一天练了多少小时，似乎成了学习音乐的唯一考量标准。
孩子变成了流水线上的机器人，手指啪啪弹得飞快，考试曲子倒背如流，别的“没用”的曲目却少有接触，弹出来全一个味道，就像超市里的水果，长得越来越整齐划一，却越来越失去独特口感。
奥巴马上台之后，开始修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主要是给老师和学校多一些探索的机会，同时反对以标准化测试的成败，给学校或老师论功行赏，或决定去留。
美国的“回归式”教育改革能否成功不得而知，但从全世界对教育改革的纠结和反思可以看出，教育的价值确实是很难衡量的东西。
提高素质固然离不开学习能力的训练和知识储备的丰富，但即使把这些规划到极致也未必能培养出天才。
越来越多的教育家认识到，人的成长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教育理应在这个过程中提供工具和能力，但不应妨碍人们找到并坚守自己的乐趣——这是保证天才能够发现的必要条件。
而乐趣最终是否会拉动天才出现率，并不是教育所应承担的使命。
快乐和轻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培养和生长则是两种并行的条件。
想当然的背后，也许有着大相径庭的真相。
提高全球化竞争力，教育无疑是重要抓手。
但只想让抓手有朝一日成为直达成功的按钮，怕是教育无法承受之重。
就像有句话说的那样——教育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教你挣到面包，而是使每一口面包都香甜。
中国教育报：
人的城镇化关键在教育
2014-03-1722:
25作者：
万玉凤高靓来源：
中国教育报编辑：
常磊分享到：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城市社会学、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等。
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历史巨变中的一个核心议题，牵涉数亿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基于城镇常住人口的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
根据国际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目前一些较为保守的估计认为，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社会还将有3亿多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在改变着个体社会生活的同时，对教育领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在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变动趋势中，教育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需要进行哪些变革？
记者就此采访了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
城镇化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好的城镇化应该是教育引领的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让有闯劲的人流动起来，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让更多人能够接近现代化的资源，享受好的教育，这也促进了教育公平。
记者：
中国城镇化发展到今天，与教育相关的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
李强：
城镇化意味着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其实也意味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与传统农业社会的要求完全不一样，进入到现代文明之后，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素质。
好的城镇化应该是教育引领的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过去，我们更多地将城镇化理解为物的城镇化，即盖楼、设厂、建开发区，没能很好地理解教育的意义。
记者：
前不久，您牵头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城镇化的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城镇化给教育带来了哪些影响？
李强：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2012-2013年实施了“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研究”项目，对全国进行入户抽样调查，样本覆盖了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自治区，共完成有效成人样本12540个，其中流动人口4386个，还对0-15岁少年儿童7517个样本进行调查。
城镇化意味着人口流动，目前流入城市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一种是从城市流动到城市的，主要是从小城市流动到大城市。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到城市的流动率，还没有从城市到城市的高。
调查数据显示，农业户籍人口的流动率为21%，非农户籍人口的流动率达到23.7%。
城镇化让有闯劲的人流动起来，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让更多人能够接近现代化的资源，享受好的教育，这也促进了教育公平。
记者：
城镇化的进步意义之一在于，通过城镇化，让更多人突破之前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享受到了好的教育资源。
李强：
城镇化要体现社会公平，核心是突破户籍制度的束缚，最终完成城乡一体化任务。
教育的任务是，通过城镇化，让更多人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
但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城乡之间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户籍成为城镇化的障碍。
虽然经30多年的改革，许多社会福利保障因素已经逐渐与户籍制度脱钩，但是，迄今为止，很多教育资源仍与户籍密不可分。
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之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流动打工主体，而“90后”农民工群体仅3.8%愿意回乡务农，逾80%的农民工选择在县城及以上层级的城市定居；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层级相对较高的城市定居。
为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不仅是农民工，包括从小城市流动到大城市就业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对户籍有着更为迫切的要求，对异地高考改革的呼声也最高。
如果子女教育继续嵌入在户籍中，并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进行不公平分配，那么一切户籍制度改革都只可能进一步固化户籍制度，拉大户口等级差异。
户籍政策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在制定政策时，除了对流动人口分类型对待，也要对超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分类型考虑。
公安部目前的政策是，除了放开小城镇小城市户籍，更重要的是允许各地做户籍改革实验，这是户籍改革一个很大的进步。
分层次、分阶段、分步骤进行，是中国户籍改革的方向。
教育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重要作用
在我们国家未来城镇化过程中，要有规划和布局，教育在任何城镇发展中都必须纳入考虑范畴。
人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有重要作用。
中国要想办法提高义务教育水平，提高全民的素质。
记者：
要推动城镇化建设，教育资源配置应该如何调整，在哪些方面需要加大投入？
李强：
调查发现，愿意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群体中，选择乡镇、小城镇的并不多，80%以上的人选择在县城和以上的城市定居。
这无疑与教育、医疗、就业等各种资源是有关系的。
目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还很尖锐。
课题组提出了要发展县域城镇化，即推进以县城为中心的中等城市建设。
中国人在生活习惯和文化模式上是认同“县域”概念的，随着交通设施的完善，一般村民的居住地到县城都不是太远，可以享受县域教育资源。
在不少地方，城镇化的发展仍然以工业和经济为中心，忽视教育的因素。
开发区、经济区的模式作为短期政策是可以的，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向城镇的流动。
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有重大缺陷，缺乏配套设施建设。
我们不能仅仅把外来人口当作劳动力，也应该将他们纳入现代城市文明生活体系。
在我们国家未来城镇化过程中，要重视城市多元文明要素规划和布局，教育在任何城镇发展中都必须纳入考虑范畴，不能只涉及产业模式，忽视人的因素，忽视教育设施配备，未来的发展模式应该更平衡些。
记者：
近些年来，教育界也在努力应对社会变化，比如通过“撤点并校”进行学校布局调整。
照理说，这是符合城镇化发展趋势的，但好像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症结在哪里？
李强：
如果教育资源配置与城镇化发展步伐和需要吻合，应该是比较理想的模式。
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需求和配置没有达到吻合，就会出现问题。
判断教育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我们在调研中有一个计算标准，就是“教育资源的可及性”，也就是考察学生从家到学校需要多少时间，能否实现当天往返。
我们希望大多数孩子在比较短的时间，可以到达学校。
比如在撤点并校以后，很多学生无法实现当天往返学校，那可能就会不被家长所接受。
再有，撤点并校更多是被动之举，因为学龄人口的减少以及随父母外出读书的学生增多，在校生人数大为减少，教育资源闲置和浪费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所以一些学校才被并掉。
如果能够提前规划，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需求，可能效果会更好些。
记者：
工业革命后，城镇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必然过程。
在教育推动城镇化方面，有没有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
李强：
城镇化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要环节。
全世界的城镇化发展是从欧美开始的，英国、德国和法国完成城市化，都用了150年左右的时间。
英国早一些，大概在19世纪就实现了多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其他发达国家到了二战的时候，大体上完成了城市化。
现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在走其他国家一两百年才走完的道路，确实有一些后发赶超的特征，所以，中国目前城镇化过程中矛盾也就特别突出。
从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的时期,往往既是经济繁荣期和城镇化的持续发展期,也是城市建设矛盾凸显期和城市病集中爆发阶段，表现为贫富分化、疾病流行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
也有人把这种现象，描述为“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个阶段，就会出现分化——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经济发达国家，或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我们国家目前也正处在这个关键时期，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基于城镇常住人口的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城镇化率已达52.57%。
要解决现阶段矛盾聚集的难题，迫切需要发展模式的转变,通过区域政策、城市规划等有效的政府干预和综合调控手段,促进城镇化与社会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
在破解难题的多元化政策中，教育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人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有重要作用。
比如，克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日本，其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超过了12年，而我国只有8年。
我们要想办法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全民的素质。
国家的发展，核心在人的发展，尤其是人的素质的发展，教育在整个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推进城镇化，亟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加强职业学校建设；另一方面要完善职业技术等级鉴定。
在城镇化过程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加强职业学校建设；另一方面，要完善职业技术等级鉴定。
记者：
伴随着城镇化发展，教育结构如何调整与之适应？
李强：
这首先需要对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结构进行思考。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发展，产生了大量新的就业方向、就业岗位和用工需求，尤其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急需大批适应新的就业方向、就业岗位、就业能力的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这就需要在政策导向上，向技能型、操作型人才倾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目前，在中国，很多人看不起职业教育，认为孩子只有上大学才有出息。
但考察欧美国家发现，在德国和法国，适龄人群上大学的比例并不算很高，很多人选择去职业学校受教育，毕业后当技术工人，他们依然可以获得比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
职业教育受轻视的原因在于，存在着职业发展的天花板，一走进职业学校，就有了工人身份限制。
而在德国、法国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相互接轨，所有职业都有上升空间。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正在进行改革，尝试打破这种限制，开展“中高职衔接”及“高职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试点，打通职业教育的“多层立交桥”。
技术工人对经济发展贡献很大，但社会上又看不起技术工人。
实际上，动手操作能力对技术创新、工艺创新特别重要。
这涉及一个民族的教育理念问题，而不是一个教育环节的问题，目前社会普遍缺乏职业崇拜，整个社会的敬业精神严重不够，其实要相信，三百六十行，每一行都有相当高水平的人。
在观念上，我们应该与现代化接轨。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借城镇化契机来解决。
目前，很多农民子弟初中毕业后，就进城打工，因年龄小，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劳动收入相当低。
职业教育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他们也特别务实。
职业教育由于具有专业性、实用性、多样性等特点，能够使他们获得接受教育、提高素质、增强技能、顺利就业的机会，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职业教育。
涉及具体政策，一是让农村大量人口能够受到免费的职业教育，二是在整个收入分配政策上，向技术工人倾斜。
从实际上来讲，高水平的操作性技工，理所当然要拿高工资。
但目前虽然也有“五级职业资格”证书，但调查证明，绝大部分打工族都没有证书，有证书也不起作用，所以，在技术认定体系上要有制度创新。
职业技术等级如何认定，从国际经验来看，同行认定最有意义，职业技术协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现在职业技术协会的官办色彩太浓。
总体而言，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加强职业学校建设；另一方面要完善职业技术等级鉴定。
此外，还要加强职业技术协会的建设，使其真正成为技术工人的协会。
记者：
在您看来，未来城镇化发展的理想模式是什么？
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如何避免农村的空心化问题？
李强：
目前，可将我国城镇化“推进模式”区分为7种类型：
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
城镇化也包括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以及城乡一体化。
未来的城镇化应该是多元模式。
城镇化意味着现代文明的引入，乡村生活引入城市元素。
未来的中国还是少不了村庄。
国家需要统筹兼顾，对贫困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需要有特殊的政策。
记者：
教育在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李强：
城镇化，从表面上看，是高楼大厦，其实更核心的是人的城镇化，涉及四方面要素，包括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文明素质的提升以及享有公平公正的社会权益，在所有要素中，教育都将发挥重要作用，教育在城镇化中居于核心位置。
比如说，中国式过马路，源自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
而在城市生活中，因为人口高度聚集，就需要有公共交往的素质，要考虑公共秩序。
文明素质的提升，是个广义的教育问题，不仅要靠学校教育，更重要的是加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要有大教育的概念。
（记者万玉凤高靓）
幼儿教育不能成市场摇钱树
2014-03-1608:
20来源：
环球时报编辑：
原碧霞分享到：
支振锋
西安两所私立幼儿园私自为健康儿童服用处方药“病毒灵”，部分孩子出现不良反应。
事件曝光后，当地政府迅速采取处置措施，刑拘责任者，并向社会道歉;但家长们还是愤怒痛心，舆论群情激愤。
此次事件园方的解释是：
幼儿园喂药的动机是保证出勤率。
因为出勤率关系到托费，这又关系到幼儿园的利润与职工待遇。
于是，利益蒙蔽了良知。
更严重的是，三年来这一违法行为未得到纠正，当地教育部门显然存在着监管的缺位或虚置。
公立幼儿园也有各种诟病，但迄今未曝光过类似事件。
因为公立幼儿园有资金、政策的支持，教师有更严格的资质要求，整体受到更多监管。
而私立幼儿园尽管法律定位为非营利单位，但绝大多数以营利为主要目的。
实际上，这个案例可能只是我国失序的幼儿学前教育市场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城市打拼，子女不少是需要入托和入学的儿童。
许多城市多年来很少新建幼儿园和小学，甚至前些年还在关并幼儿园和小学。
政府对基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尤其是对学前教育投入更是可怜。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规划，到2015年我国幼儿教育大、中、小班的毛入学率分别仅为85%、70%、60%。
这其中包括了私立学前教育。
政府投入不足而市场需求强烈的幼教市场，就这样蓬勃兴起了，但不可避免出现混乱。
在一些城郊、农村地区，草台班子的私立幼儿园比比皆是，在申请时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许可，建立之后通过种种手段降低成本获取利润。
校舍不合格、教工无资质，都是屡见不鲜的问题。
当幼儿成了摇钱树，当幼儿园成为产业链的一环，关爱儿童的意识自然无从谈起，“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被弃之一旁，甚至连国家法律与社会道德都可以被践踏。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国家的未来星。
每起伤害孩子的事件都是对人们心灵的刺痛、对良知底线的冲击。
事关孩子的问题上，如果人们的不安全感不断增加，警惕的心弦绷得更紧，社会的信任感就会不断销蚀。
因此，政府必须果断行动起来，修改和完善儿童保护与学前教育相关立法，将学前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体系，并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经费。
鼓励但严格监管民间资本对幼教市场的进入，制定更严格的法规和标准，预防性保护儿童而非事后追责或追悔。
这些不仅仅是儿童的福音，也对社会信任的恢复。
因为，一个不关爱儿童的民族，既不会有和谐稳定的现在，也不会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青少年应急安全教育短板亟待补强
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造成青少年非正常伤亡的事故层出不穷。
据湖北省教育厅的统计，2011年全省中小学生溺亡176人，2012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78人，分别占到当年学校非正常死亡人数的44.4%和46.3%，在各类非正常死亡原因中占第一位。
而卫生部近年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每年约有57000人溺水死亡，溺水死亡儿童占非正常死亡儿童的40%，据调查溺亡者大多不会游泳。
儿童溺亡事故接连发生，不仅是家庭之痛，也是社会之痛。
由于社会环境多变、自然环境复杂、极端天气无常、人员流动日益频繁，人们遭遇突发性天灾人祸的几率倍增。
同时，我们正处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社会加速转型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暴露，不可预见的突发性事故、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事件频出，对青少年应急自救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经常看到，每当遭遇突发事件时，很多青少年既无应急安全机智，又无自救能力；不是处变不惊、沉着淡定，而是惊恐失常、手足无措；甚至难中出错、忙中添乱，导致更加混乱的局面，造成更具破坏性的结果。
这方面，惨痛教训实在太多。
青少年应急能力尤其是自救技能低下，充分暴露了青少年应急安全教育的“短板”。
长期以来，有关部门在青少年应急安全教育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十分有限；中小学校对青少年文化知识的传授比较重视，对事关学生安全成长的应急安全教育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很少；一些学校安全责任意识淡薄，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不少学校采取应试教育的方式搞安全教育，比如出一份卷子，设置一些有关安全教育的题目让学生填填空、画画钩了事，学生可能把题目都做对了，但安全意识并没有提高，绝大多数学生缺乏必要的生存、自救、互救技能；一些学校虽然组织了一些安全教育活动，但缺乏系统性，往往是失火了就搞一下消防演习，地震了就来一次逃生演习，应景作秀色彩浓厚，“演习”与同“演戏”。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补救方法无疑彰显出学校在急救常识、求生技能教育上的匮乏。
应急安全教育是一种生命教育，是每个人重要的素质教育，应当抓早、抓好。
既然天灾人祸在很多时候是无法避免的，通过加强应急安全教育，让青少年了解灾害常识，掌握正确的应急自救技能就非常必要。
为此，笔者建议：
一是提早做好青少年的危机意识教育，提高青少年对危机的认知程度，引导青少年远离危险、珍爱生命以积极的态度融入到应急安全管理中来。
二是将应急安全教育纳入素质教育体系。
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孩子掌握诸如游泳等基本技能。
要编制《应急安全手册》，安排一定课时向青少年讲解相关知识，利用媒体和各种文化活动宣传应急安全管理和避险、自救、互救基本常识。
三是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制定相应的应急安全预案，有针对性的开展常态化的情景模拟演习，提高青少年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素质。
四是在公共场所建立规范的应急安全标示。
从细节上做好规范宣传工作，在运动场、广场、商场、宾馆、医院及人流集中的公共场所及容易造成人流拥堵的部位设立醒目的警示标识，留出应急安全通道让急行者先行。
就防溺水而言，在无人值守河流池塘（乃至江河湖泊）适当位置设置警示标志。
五是加强重点人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培训。
对公务员和人员密集公共场所经营管理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提高其处理和控制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
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培训大量有奉献精神和救助技能的志愿者，实施群防群治。
让职业教育调和“鸳鸯火锅”
一年一度的节后“用工荒”又在上演，东部地区的大企业，珠三角、长三角的劳务市场，北京上海的服务业，都在传递着信息：
缺人缺人，还是缺人……甚至有电视镜头拍到，在劳务市场上，看到有求职者进来，几个用工者同时围上去的画面。
与此同时，“就业难”也在刚刚开学的各地高校被密集提及。
“用工荒”与“就业难”同时出现已经有几年光景，有人调侃，这是中国现阶段特有的“鸳鸯火锅”。
一边是快速沸腾的红汤，一边是气泡慢冒的白汤，这两边的锅里到底有何不同？
可以先看看各地的用人情况。
媒体报道，西部直辖市重庆，也遭遇了“用工荒”，一家知名的机械加工类企业现阶段侧重招录实用、能独立开展工作的人，但供需明显不平衡，对技工的需求量较大，可是符合要求前来应聘的不多。
企业人力经理分析了缺人的原因，一是人才本身的欠缺；二是重庆制造企业多，竞争激烈；三是人才往沿海地区流动。
广州也是像往年一样，再次出现了节后“用工荒”，从媒体报道来看，缺人情况比以往更严重。
根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对326家企业进行的调查，广州今年节后用工缺口将达12.33万人，而这一数据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04万人。
与广州为伴的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节后纷纷出现“用工荒”，中部城市武汉市今年的企业缺工人数为9万～11万人，比去年增加1万～2万人。
各地“用工荒”情况不同，各类企业的用人需求不同，但不难看出共性，相对普通工人、简单重复劳动的用工相比，有技能的工人、经过一定培训的各类服务性人才缺口更大。
针对这一情况，东部地区和一些大企业组团到劳务输出大省和地区上门请人，并且上调工资，调低学历、改变年龄要求等，以期招到更多的人，让用工荒得到缓解，但不得不说这些都是“临时抱佛脚”的做法，被评价为“缺的不是人，缺的是眼光”，缺少对人力长期储备的远见和策略。
相比之下，很多企业吃一堑长一智，从前几年的“用工荒”中吸引教训，加大对员工的培训，提高员工待遇，并且加强了校企合作，向学校直接要人。
这样就为职业教育提了醒，企业需要什么人才，正是职业院校应该近一段时间加大力量培养的。
从这一角度，“用工荒”某种程度上是职业教育调整专业和方向的参谋，不管是高等职业教育还是中等职业教育。
曾有一项针对在制造业企业中已经工作三年以上的职业院校毕业生的调查，25%的毕业生认为职业院校缺乏实验、实训设备，20.67%认为专业教学与职业岗位工作过程相去甚远，15.56%认为课程内容针对性不强、盲目、陈旧……这些数字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职业院校与社会实际需求的脱节。
另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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