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改革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取向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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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教育改革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取向研究
公共教育改革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取向研究
贺武华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想日益渗透到教育领域，主导了一场世界性的公共教育改革运动。
公共教育改革中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及其实践主要表现为力主教育市场化、倡导教育民营化、推进教育分权以及扩大父母选择权。
然而，众多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思想取向下的公共教育改革并未取得令人信服的改革绩效，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这场公共教育改革急需予以理性的反思与批判。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公共教育改革；反思与批判
[作者简介]贺武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博士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北京，100871）
一、公共教育改革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态势
大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公共教育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这其中又以“学校重建”（SchoolRestructuring）或“教育重建”（EducationalRestructuring）的话语体系为甚，且日益表现为一种国际性的、趋同的发展特点与趋势。
杰夫•惠迪在《教育中的放权与择校》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近10年，世界各国不断进行对公立学校重构与放权的尝试”；译者前言也开篇就指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重建运动。
”又如，有研究者分析道：
“教育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表现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增长性的统一趋势；从智利到美国，从莫桑比克到芬兰，从爱沙尼亚到中国，等等，一个几乎全球性的基础教育新政策方式开始形成。
除一些亚洲和阿拉伯湾国家外，它们中的大部分国家都形成并开始实施教育重建的政策。
”“由于资本、技术与信息的全球快速转移，全球化力量进一步推动了新自由主义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哲学主张，开启了新一轮高等教育政策的全球扩散，各国各地区的大学发展逐渐迈向相似或相同的发展模式。
”此类概述不胜枚举，概而言之，同一时间，在不同场域，在欧洲、亚洲、澳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一股公共教育改革的“重建风波”日渐高起。
在这场公共教育改革特别是以“重建”为旗号的改革中，有一种思想始终主导、弥漫其中，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想（neo-liberalism）。
“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及其话语，主要是在发达的英语国家流行，比如美国和英国，但是这种思想对像瑞典这样的小国也是影响广泛的”；“即便校长或者教师没有接受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公共教育改革的话语，但这些话语构成了发生在教育中的辩论的框架。
”迈克尔·阿普尔把公共教育改革运动中的系列改革描述为“在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他把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看作是右翼保守复兴联盟的最为强大的两翼。
通过这两翼，教育上的目标与它在经济和社会福利上的目标相一致，这些目标包括扩大自由市场，大幅度压缩政府对社会的责任，强化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思维和竞争。
佐藤学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曾根内阁以来，日本的政策主要以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为基调。
公共教育领域向市场区域份额转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教育改革的主流。
他还对新自由主义将学校置于市场之中，将公共教育份额转让给市场运作，强调自由、个性、选择和竞争等主张提出了质疑。
加拿大的研究者认为，近年来，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解决教育问题的政策已经取得了增长性的支配影响。
紧随新西兰、美英的脚步，加拿大公共教育重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政策推行，尤其是在近10余年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有学者开始从国别或局部的视角来揭示新自由主义对公共教育改革的影响，试举几例：
石伟平曾撰文对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奇怪混合物”的撒切尔政府“右派”势力在教育中的特征表现、对当时教育改革的影响作了分析；对实行开放入学、国立学校、城市技术学校、国家课程和国家评定等作了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溯源。
易红郡和赵红亚在其文中也指出了撒切尔主义下英国教育改革包括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理论和新保守主义文化右翼纲领相结合的特征。
高益民在分析日本20世纪最后30年的教育改革研究时指出：
“这场教育改革的实施由许多理念支撑，但这场教育改革的展开，与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的关系尤为密切，可以说正是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治势力的上台，才真正使这场改革走向了深入。
因此，分析和把握新自由主义对日本教育改革的影响，对于我们准确把握这场改革的实质将有重要的帮助。
”就同一时期日本教育改革的理论分析，李协京则进一步指出，20世纪末以来的日本教育改革带有很强的新自由主义色彩。
孔令帅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对当前美国教育改革的新近影响，就新自由主义在教育对经济的作用、标准化考试、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NCLB）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做了分析。
此外，梁忠义等人在分析英美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公共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时，论述了作为改革理念的新自由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思想开启了国际性公共教育改革的一个新潮流。
新自由主义等来自教育以外的思潮、理论在不同的国家虽存在概念理解和表述方式上的差异，甚至在一些国家还“名亡实存”，即可能没有使用新自由主义概念，但核心理念可谓是像一场流行疾病那样席卷各国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殊路同归”。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这场国际性的公共教育改革的潮流，并非是一股空穴来风。
首先，它与“新右”的政治思潮、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新管理主义的公共管理思潮等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兴起并快速蔓延分不开。
同一时期，世界主要国家正经历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转型，比较典型的如北欧国家对福利思想与政策的改革，澳洲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国确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目标等。
其次，公立学校教育历经近200年的发展后，到了一个以满足优质、效率、个性化需求为目标的时代，这与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追求普及、民主化进程需求很不一样。
此外，公立学校教育中存在诸不尽人意的表现，这实际上就成了发布“改革檄文”的出师之因。
可见，国际性公共教育改革的宏观背景、理论基础及其改革逻辑存在极大的相似性与共通性。
二、公共教育改革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基本主张与实践
（一）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相关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和发展，到了七八十年代，伴随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论失灵，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复兴。
“直到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才开始在西欧和美国普遍兴起。
1979年，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个公开宣布实施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政府。
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升为主流的经济政策取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广泛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处于兴盛的时期；及至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模式特征得到进一步发展，呈全球蔓延之势。
“‘华盛顿共识’（1990）之后，西方新自由主义已经国家意识形态化，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
”
新自由主义思想强调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即强调市场作用的最大化和政府干预作用的最小化，信赖市场竞争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主张私有化和非调控化；认为私有制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主张严格保护私人产权；信奉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等。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冠以‘新’，是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凯恩斯主义的长期实践，古典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绝对自由放任早已绝迹，现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不可能实行完全的私有化和绝对排斥国家干预。
”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综合产物，因此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征。
在众多流派中，它一般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为更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这两个领衔流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基本思想。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一些经济学家，因此，相对于与自由主义相关的政治、哲学等观点，更倾向于是经济学上的理念和主张，他们的主要观点有：
①鼓吹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②推崇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③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④主张维持市场竞争，反对垄断；⑤坚持传统的健全财政原则，反对福利国家制度，反对通货膨胀。
本文所讲的新自由主义主要倾向于指经济学上的普遍意义上的特征，不做流派上的区分，也不涉及新自由主义在其他领域中的思想，主要分析共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教育中的基本观点与渗透表现。
（二）公共教育改革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表现
一般而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公共教育改革呈现出一种世界性的主题概貌，日益展现出一些广为人们所认识的共性特点。
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反映到教育领域中，主要表现为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实践，按照市场的逻辑对教育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视教育为商品进行服务性消费，让学校在剧烈的竞争压力下，为争夺产品市场而生存，通过学校的自由竞争办学、家长的自由竞争择校来引导教育资源的有效分配和消费。
同时，新自由主义批评国家教育的官僚化和低效垄断，认为国家作为教育的生产者控制太严，对消费者、家长和雇主的要求反应迟缓，故希望通过简政放权以及社会、家长的广泛参与来建立追求效率和质量的办学和管理体制。
本文通过细致的梳理，将新自由主义取向下的公共教育改革中的诸多思想主张、政策措施概括为以四个主题（特征），即教育的“市场化”（marketization）、“私营化”（privatization）、“分权”（devolution）和“父母选择权”（parentalchoice）。
1、力主教育市场化
教育“市场化”，主要强调在教育领域导入市场一般原理，主张遵照市场法则进行教育改革。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国际性公共教育改革笃信市场机制，特别是竞争原理，最根本的主张就是要置公立学校于“市场体制”之中，让市场原理作用于“充满问题”的公立学校。
“市场化改革的倡导者迫切要求建立模仿经济市场特点的体制，他们相信市场体制必定比政府体制有更高的效率和效能，因为，类市场机制必将通过严酷的竞争来改善学校教育。
”
教育的市场化尽管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实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与现实策略，市场化思潮席卷全球教育。
劳凯声指出：
“声势浩大的公共教育重建运动就是在政府改革浪潮的直接推动下兴起的。
这场运动以引进市场经济要素为核心，在教育领域展开了全面的改革。
尽管人们对教育的市场化、民营化问题还有许多争议，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发展已经使这一问题超越了纯理论的界限。
”约瑟•莫菲（JosephMurphy）将教育市场化的动力来源概述为以下三个方面：
①对科层官僚、独断性教育机构先天性功能缺陷的攻击；②诉诸竞争的力量来改善教育；③期望将数以亿计的教育财政部分从公共部门转移私立部门，而将这些动力元素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更高绩效的追求。
2、倡导教育私营化
教育“私营化”（privatization）也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模糊的概念，它和教育市场化好似孪生姐妹，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国内外学者对诸如市场化、私有化、私营化、民营化等概念存在很多含糊的理解，但凡也不做区分，将它们混同使用。
如曲恒昌所言，“近十多年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出现了个人、社会团体、合作组织、公司企业等非政府单位和部门大力兴办各种类型和形式的教育机构，或积极参与教育运营的趋势，并逐渐形成一种巨大潮流。
在西方国家有的专家学者将其概括为‘教育私有化’，有的称为‘教育私营化’，或‘民营化’，还有将其称作‘教育非政府化’，也有人干脆称其为‘教育市场化’，等等。
”
本文选择从西方的“privatization”的词义出发来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大凡国内学者所理解的“私有化”、“私营化”、“民营化”等概念也是对应成英文单词“privatization”当然，“privatization”最直接的本意应该是“私有化”。
教育中的“privatization”，主要强调办学中的私营机制、教育投入的民间资本融入等，它是公共教育改革运动中的一个基本主题，是一种全球化的趋势。
总体上看，教育私营在各国的实践也是各具特色，纷繁复杂。
一般而言，各国教育私营的基本途径是鼓励发展私立学校系统，同时强调加大政府的支持，建立对私立学校规范的资助制度，即通俗意义上的“私学公助”。
“公校私营”是教育私营的另一种方式，其基本信念和逻辑是：
私立部门的机制比公立部门的要好，对公立学校体制性的弊病要通过采取私营部门的机制来解决，公私机制之间的差异地带便是“公校私营”创造效益的空间。
3、推进教育分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受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的管理方式开始由“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管理模式”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新管理主义方式转变。
作为公共部门的教育，国际性的公共教育改革在伴随政府的分权运动时，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权力下放、学校自治的改革道路。
教育“分权”（devolution），主要涉及减少政府管制，扩大学校层面的办学自主权、社会参与权等。
分权是公共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举措，并呈现全球性的趋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中开始了大规模的分权行动，已经成为了最为普遍的公共教育改革政策，分权成了一个万灵丹。
”加拿大的本杰明•莱文也认为，“在这场教育改革中，一个超越国家疆界的最强烈的趋势就是权力向当地学校的下移。
”同时，“这种通过市场进行的分权还与质量和效益的合理化关联，利用新公共管理的话语来强调大的学校管理和外部监督。
”劳格洛（Lauglo）从对学校传统官僚集权制的改革出发，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机制与新公共管理的目标管理分析了权力的重新分配问题。
各国的教育分权也表现出权力层级的转移方式、分权的范围、分权中的集权等方面的差异。
不作赘述。
4、扩大父母选择权
“父母选择权”（parentalchoice），主要强调个人自由教育消费权、自由选择的权利。
尽管上述分权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了扩大父母（学生）的学校选择权，但分权总体而言是体现在政府与学校以及学校内部管理层面上，特别是指学校的自治，而学校选择权则是从满足父母的自由权利角度，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下的自由“权利”（right）主张，主要表现为“家—校”关系上。
一般而言，公共教育改革中所强调的父母择校权是以经济学上消费者权利为理论基础的。
在此思想影响下，学校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家长则是学校教育资源的消费者或顾客，家长有权对提供服务的教育机构进行选择。
教育消费者以类似于“用脚投票”的选择方式，决定着学校生源、经费、声誉的流向和导向。
这正是以弗里得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学校选择理念之内核。
推动学校选择权实现的力量则取决于政府和学校的行为，具体说来，就是政府对教育的市场化、民营化、权力下放等先行政策的推陈出新，为父母选择权的落实扫除障碍，从而尽可能扩大个人在教育市场中的选择机会。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父母选择权既是公共教育改革运动理念之实现的起点，又是后一道工序，是推进实施公共教育改革的市场化、民营化、分权等思想理念的一个重要抓手。
（三）世界范围内公共教育改革之新自由主义思想实践概貌
以下，通过有选择性地简要列举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新西兰等国的实践，来概述新自由主义思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世界公共教育改革的影响情况及一般现状。
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公共教育改革一般从弗里德曼说起，尤其是他1955年提出的学券择校设想被认为是这一思潮的先驱，并成为其他国家的典范和理论源泉。
自“里根主义”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市场机制、民营化、自由竞争、父母选择权等基本主张，以“学校选择运动”为号令，通过教育凭证计划、特许学校、公校私营、磁石学校以及在家上学等重建方式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州逐步推行、发展。
美国是地方分权制国家，教育分权因此主要表现为教育权力从政府部门向社会领域的分散、转移，一方面扩大社会力量参与举办公立学校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父母的教育选择权。
尤其是自《美国2000：
教育战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法规颁布以来，联邦政府的权力主要表现为在学校办学质量的“产出”上加大了宏观管理的力度。
在英国，公共教育改革一般是以“新右”思想（“撒切尔主义”）作为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的主导思想。
保守党执政以后，撒切尔主义有关教育政策的核心，在于把市场经济理论引入教育，像国营企业私有化那样，实行公立教育的市场化、私营化，并以此来打破公立学校僵化的官僚科层体制，增强公立学校教育的自主性、竞争性和灵活性，以期改善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
它所确定的市场化的教育改革方向也为梅杰政府和1997年后的布莱尔工党政府所继续遵循。
引进市场化、民营化的力量，促进学校的办学竞争，最为典型的就是“辅助学额计划”、“地方管理学校”、“直接拨款公立学校”以及后来工党实施的“教育行动区计划”等。
在新西兰，公共教育改革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一个左翼政府执行里根式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而开始，走上了导入市场机制、私营化和分权的重建道路。
新西兰的公共部门改革被誉为“改革的典范”，故此公立学校改革也被引向了更深的境地。
“指定个人权利法案”以及为私立学校直接提供财政资金的政策是新自由主义倡导教育私有化的具体实践。
新西兰的分权实践主要表现为确立了学校董事会领导下的学校自治形式、调整国家机构管理教育的权力以及实施学校特许状等。
新西兰政府于1988年发表的并为此后教育改革奠定基础的《明日之学校》还特别强调引入家长择校计划，通过用户参与教育服务的决定权来控制质量和强化责任。
此外，推进学校办学类型和选择的多样化也成了新西兰政府改革学校的目标。
在澳大利亚，新自由主义更为本土化的称呼是“经济理性主义”。
澳大利亚政党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向“新右派”转向，在新自由主义及其相关思想的指引下，市场机制、私有化、民营化等构成了公共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举措。
从八十年代开始，联邦政府开始致力于减少州政府对学校教育的过多管制，权力下放主要表现为从州政府下放到基层学校。
澳大利亚的学校自我管理在“中央确定目标、政策、标准、绩效责任”的框架内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和责任，学校可以对诸如知识、技术、权力、物质、资料、人员、信息和财务等广义上的资源进行配置。
在北欧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大多与“后福利主义”思想交织融合在一起。
瑞典等北欧国家从总体上放弃过去的福利模式，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教育改革，注重引进市场机制办学。
私营化在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大力发展独立学校——受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直接与公立学校进行竞争。
北欧国家的权力下放力度是很大的，尤其与其以前的中央集权体制相比较而言。
瑞典采取了中央和市两级管理体制，废除了原来的省级教育部门。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解除管制和放权使得市政当局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计划和管理社会事务的责任，肩负起更大的教育财政事务和资源分配的职责，如通过采取“一次性拨款”的方式，将包括教师工资、学校设备、教科书、公交费用等在内的费用都从中央政府一次性下达给地方政府。
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重灾区”的国家——拉美国家和俄罗斯，伴随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之总体走向，教育中的市场化、民营化问题也多少在与之随波逐流，甚至还走得更远，最为明显的就是智利、哥伦比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教育券。
哥伦比亚的权力下放是与教育券计划结合在一起的（1992年，哥伦比亚通过了《地方分权法案》）。
总体看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性公共教育改革的理论指导来看，可以概括出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其中，尽管在一些国家存在概念理解、侧重点的差异，但基本思想主张一致；其二，在整个公共教育改革运动中，美英等国无疑成了其它国家和地区公共教育改革的领头羊和示范者，公共教育改革体现出很强的跨国相互仿效与趋同的特点。
比如，在不同国家实践的教育券项目但凡“言必称弗里德曼”。
三、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公共教育改革绩效分析
“绩效”（accountability）一词，可谓是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中的关键词之一，含有成绩和效益两方面的意思。
公共教育改革，这一问题的起点是公立学校现实中不尽人意的表现，问题的终点是为了提高公立学校的绩效，即教学上更高的质量，办学上更高的效率。
然而，通过案例国家的综合分析发现，新自由主义取向下的公共教育改革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绩效，可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
（一）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公共教育改革并未取得确凿可信的绩效改进
必须首先明确的是，学生成绩的提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绝非只须凭借某一“专项”改革措施就能立竿见影，而且更不能急功近利地只看眼前的、某一方面的提高。
“质量的提高必须看作是一个一揽子计划工程。
提高学生的成绩没有唯一的金钥匙。
”尽管对公共教育改革中的具体措施作出绩效的评估，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但我们仍有必要对新自由主义公共教育改革二十年多来的成绩做一翻检视。
各国公共教育改革中惯用的市场、民营、竞争、分权等机制及教育券、公助私学、学校自治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学校的发展，增加了学校发展的动力，这是支持者的一般性观点。
但是，这些理念和措施到底产生了多大的作用，却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就提高公立学校的办学成绩而言，从各种文献、资料来看，美国、英国、瑞典、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所出现的评价都是喜忧参半，改革后的公立学校并没有表现出令人信服的成绩。
更有不少研究对新自由主义原理改进学校成绩提出了否定和批评的观点。
“克莱特基础教育工作组”2003年的研究报告就美国1983年来的20年公共教育改革运动的效果予以了否认，发出了“为什么《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带来的改变有很多，进步却很小”的感叹。
就拿美国最早的密尔沃基市教育计划来说，“尽管在理论上教育券的实施可以促进学校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密尔沃基教育券计划对公立学校造成的冲击很小……公立学校依然可以无忧地维持着自己的运营”；“……教育券计划只是使部分人受益，它永远也无法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
佐藤学认为“择校自由促进学校改革”是一种流言，他在考察美国实行教育券的学校之后指出：
“凭借成功的案例，教育券学校尽管受到大肆赞扬，然而，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在其背后，相当数量的教育券学校遭遇失败，关门大吉。
……教育券学校在成功的场合，其弊害也有很多。
”再比如，智利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券计划已经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目前处境异常艰难；我国一度火热过十来年的转制学校也走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在新西兰，从校长、教师到家长，普遍认为改革对学校办学绩效的提高并不是很理想，新西兰“公助私学”所带来的竞争也遭到了人们的强烈反感。
就连美国相对取信的特许学校计划也并非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改进成绩。
诸多或实证的或思辨的研究表明，来自特许学校的竞争并不必然会导致公立学校质量的提高。
“仅仅使学校摆脱科层体系束缚并改革自身的科层体制并不能确保高质量的学习，特许学校也有优劣高低之分。
”更有实证的研究结论表明：
“控制所有其他影响因素后，小学和初中的API分数（学业成绩指数）在特许学校和传统学校之间基本没有差别”。
与此同时，批评声不绝于耳、莱文指出，“在提高学生成绩方面，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
然而，仍然有大量的教育改革将焦点集中在诸如管理或财政问题上。
这些变革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对学习活动的改进甚少，因而对增加教育产出也难以做出重要贡献。
抛却那些动听的辞令，我们通过引入择校政策、建立家长委员会或进行更多考试，并没有增加产出。
”美国教育管理学家萨乔万尼指出，像“学校选择”之类以市场驱动的改革虽然能够带来快捷而有效的学校变革，但这种变革常常是浅表性的。
他认为，学校教育质量深层次的和根本性的改革更多的是要依靠构建校内关怀性的、专业性的共同体来达成。
英国学者摩尔和达文波特在其研究中总结道：
“公立学校的选择是一种改革策略。
但它的拥戴者却不能证明这种策略能够为全国范围内的大城市带来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
”日本学者藤田也指出：
“公立学校制度确实需要改革，应该使其更具有弹性，但并不是说实施择校制度就能改善和提高教师的认识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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