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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西堂专制统治的结果
李西堂：
专制统治的结果
2016-02-1711:
38:
28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
李西堂
摘要
国家主要是帝王及其臣属的，普通老百姓，谁来统治对他们都一样。
因此，爱国只在政权体制内的人身上才有所体现，普通老百姓是不会认真、也没有资格爱国的，往往持观望态度者居多。
——残酷统治催生的无数汉奸
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衡量政府好坏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两千年间，不受任何制约的中国极端皇权专制政府，由于拥有绝对力量优势、居于绝对支配地位，因而形成皇权“单边主义”，一贯实行极其残酷的血腥统治，其与人民的关系往往表现为严重的敌对关系，这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
一、数千年封建专制政府对人民的残酷杀戮
晚清社会流传一句“三角债”式的名言：
“朝廷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朝廷。
”封建专制政府对内通常显得十分强大，而对外则不尽然。
因为，对外要与不受朝廷统治而又十分强大的洋人交涉，情况自然不妙;而对内则用“格杀勿论”的极端办法肆意对付手无寸铁、极其分散的老百姓，朝廷能不显得十分强大、百姓能不害怕朝廷吗?
数千年间，封建专制政府对人民的杀戮是极其残酷的。
秦汉之际八年动乱，人口由2000多万减少到1000万，丧亡过半;汉武帝末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西汉末年不到20年的动乱，人口由近6000万降到2000万左右，减少2/3。
东汉末年人口达5978万人，经过三国群雄混战，到西晋初年仅存1600万人，也减少2/3之多。
其他如西晋八王之乱、“五胡之乱”、梁末永嘉之乱、隋末天下大乱、唐代安史之乱、唐末五代大乱、元末及明清之际的大屠杀，无不造成人口大量丧亡，有的县甚至仅存几十人!
（如顺治十六年，四川温江县仅存32户54人，见民国《温江县志》卷1）。
“安史之乱”八年，人口从5292万人减少到1699万人，死亡3593万人!
从安史之乱到宋初，历经百余年战乱，人口一直徘徊在2000万上下。
（详见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388页）14世纪，欧洲流行黑死病，人口大减了1/3，但和中国封建社会大动乱引起的人口减少程度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1645年四月，清军攻下扬州城，展开十天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扬州百姓死亡80万人，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嘉定则反复三次遭到清军血洗，死亡不下20万人;江阴军民不论男女老幼，几乎被屠杀殆尽!
史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江阴屠城”。
这种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直到近代依然时有发生。
例如，皖南、苏南、浙东地区，原来经济富庶，人口稠密，同治二、三年（1863、1864年），湘军占领太平天国的皖南、南京附近后，创伤极为严重。
曾国藩说：
“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
”（《曾文正公奏稿》卷21，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第14页）。
“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同上书，卷24第7页）。
李鸿章描述同时期淮军占领下的苏南情形说：
“查苏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今则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
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
”（《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光绪31年刻本，第44页）。
左宗棠记述战后浙江的情形说：
“遗黎仅存者，率皆饥疲不堪，面无人色。
甚则槁死破屋之中，胔骼纵横，无人收殓，疫色流行，田土荒废。
”（《左文襄公奏疏》卷2，第35页）。
面临如此残暴的封建专制统治，百姓能生存吗?
人民能爱国吗?
社会能进步吗?
官军的暴行远远超过反叛的农民军。
咸丰十年到十一年间（1860—1861年），有战场亲身经历的中国近代邮政倡导者李圭承认：
“官军败贼及克复贼所据城池后，其烧杀劫夺之惨，实较贼为尤甚，此不可不知也。
”又说：
“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太平天国》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李圭《思痛记》，第474、481页）。
一个奉天府丞记述说：
“兵于贼将至之时，或托言击贼而先逃遁，或扬言贼至而先肆掠，奸人妇女，抢人财物。
故人不曰被贼祸，而曰遭兵劫。
离散人心，莫甚于此。
”（同上书，第3册，第363页）。
天京沦陷时，城里的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其中还有一部分突围出城。
曾国藩上报皇帝说：
曾国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
秦淮长河，尸首如麻。
”曾国藩的报告还说：
太平军方面放火焚烧，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夜火光不息”（《曾文正公奏稿》卷25，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第8页）。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的日记描述城破七天后他所目睹的情形说：
“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
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
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这就是说，湘军攻克南京后，除了强迫一部分壮丁为他们“挑担”服劳役和把四十岁以下的妇女悉数抢走以外，其余男女老幼尽遭杀害，有的甚至被砍了数十刀!
湘军攻破南京30年后，湖南人谭嗣同叙述他在南京的见闻说：
“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
本地人言：
发匪（指太平军）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
……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尽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
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上欧阳瓣蔃师书》。
《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326页）。
战争和官军的屠杀使人口大量减少，这种情形在苏、浙、皖三省很是突出。
例如，江苏吴江县1820年已有57万多人，而战后的1864年竟降至20万挂零;浙江嘉兴县1838年已有近52万人，战后的1863年只剩下15.8万多人（据光绪三十年的《吴江县续志》和光绪四年的《嘉兴府志》。
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53、156页）。
1850年全国人口4.26亿，经过清军与太平军、捻军十余年厮杀，到1866年竟锐减为2.6亿，死亡1.66亿人!
（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页）战后若干年间，这些地区大片良田竟成无主荒地，有些流亡地主返乡，找不到佃户为其耕种。
清政府为此三令五申要地方官设法招民垦荒。
同治八年（1869年）的一个上谕说，对于垦荒的农民应“缓其通租，假以籽种，俾有归农之乐”（《同治朝东华录》卷77，第17页）。
人口被“官军”大量屠杀，遍地血腥，还有什么“归农之乐”?
我们再举若干明末的例子。
1643年九月，李自成攻占西安，崇祯帝朱由检急召群臣议政，朝臣马世奇揭露官军的暴行说：
“今闯（闯王李自成）、献（张献忠）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
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非附闯也，苦兵也。
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有其田园。
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家室。
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
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
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
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
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明季北略》卷19）。
被骂作“贼”的起义军，“散财赈贫，发粟赈饥”，显然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官军要好千百倍!
难怪人心向背，至为明显。
国家已经大失人心，而明王朝的官军却趁机奸淫掳掠，焚烧残杀，唯恐天下亡得不快!
明末郧阳巡按高斗枢，曾经亲率数千地方杂牌部队与农民军连年作战，他在《守郧纪略》一书中记述明末官军的残暴表现说：
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高斗枢奉命驻守郧阳。
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路过荆州、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
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
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偶尔有人耕种。
高斗枢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二三万官军路过此地，官兵一下子涌入城中，城中居民没有一家不遭暴兵破门而入，“淫污之状不可言”。
几天之后，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洗劫一空!
十多天后，高斗枢到达此地，竟然找不到一点食物。
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官军!
高斗枢不愿细说官军的“淫污之状”，但时人李清（1602—1683年）则说：
左良玉的兵一半是群盗，十分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先用木板将人夹住，慢火烧烤，胖人的油脂能流淌一地。
妇女被抢掠出门，公然就在大街上奸污。
有些被劫到船上的妇女，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放声痛哭，立刻就被恼怒的暴兵砍下脑袋!
（李清《三垣笔记·弘光》下）。
左良玉部队的残暴是出了名的，其“扎营之处，方圆数十里，妇女悉被奸污”，因而不仅老百姓畏之如虎，就连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军入城。
但公平地说，左良玉的军队在中国历朝历代甚至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
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部队为了掩败、领赏，往往“杀良冒功”，就是砍下无辜百姓的人头作为自己杀敌的凭证。
至于动辄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珍奇、淫妇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见惯。
因而，明代老百姓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而正是这一“梳”、一“篦”（细密的梳子）、一“剃”将老百姓推到与君王势不两立的敌对状态中。
军队残暴，根子不在将领，更不在士兵，而在最高统治者。
我们知道，明末官场贪污纳贿为历代之最，即使组织严密的正规军，将领们虚报兵额、贪污军饷，实际到士兵手里的饷银所剩无几。
当时，一万兵额通常只实有六千人。
锦州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的边防军，名册上有八万之众，实际只有三万，其余五万空名的兵饷，当然就被虚报冒领了。
吴襄用这些军饷，为他养活私人家丁竟达三千人!
问题是，堂堂官军王师为何竟对百姓凶残到这种地步?
根子全在帝王专制制度。
比如，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不受约束的崇祯皇帝，嗜钱如命，竟然长期不愿给军队发饷!
1628年，陕西军队欠饷达30多个月;1629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欠饷达36个月!
此后到亡国时的十余年间欠饷更加严重，左良玉的部队和明朝所有官军大体都是这种处境。
迫于饥寒的士兵，唯一的生存办法就是四处抢劫，其对百姓能不凶残吗?
二、和平年代专制政府也不让人民过好日子
兵荒马乱时期固已如此，即是和平年代，专制政府也不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封建政府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是极其残酷的，正规赋税、徭役兵役和各种苛捐杂税之外，更要命的是从皇帝到各级官员的非法勒索和盘剥，不然皇帝的“进奉”和“三年清知府”的“十万雪花银”从何而来?
仅此一点就常常使百姓活不下去。
民间有“灭门的知县，破家的县令”和“官逼民反”之语，是说一个县令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小民整到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地步，百姓无一不是被官府逼反的。
小小一个县令尚且如此凶残，皇帝就更不得了。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三月，雄伟的乾清宫、坤宁宫失火焚毁，皇帝朱翊钧借口重修宫殿，派出大量太监奔赴全国各地，担任“税使”、“矿监”、“采办”、“采造”，进行疯狂掠夺，史称“采榷之祸”。
“税使”、“矿监”们有皇帝撑腰，下去之后，成立“中使衙门”，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勾结当地流氓恶棍、土豪劣绅，无恶不作。
皇帝还授予他们指挥地方官员、专折密奏的权力。
地方官员不听指挥，太监们除了采用暴力处置外，有权向皇帝纠举。
只要是太监们的上书，皇帝不论是非曲直，立即派锦衣卫，将被劾奏的地方官员逮捕下狱，举国为之恐惧。
“税使”遍及全国各地，到处设立关卡，无论商人、官吏、农工、艺人，都得征税，包括农家的房屋车船、农田作物、猪狗鸡鸭、只牛匹马，无一不税，不仅百姓遭殃，官绅也在劫难逃。
“矿监”就更不得了，他们下去之后，首先征收大量地痞无赖，充当骨干，再从中挑选贴身护卫百余人，横行州县乡里。
这些合法的强盗，每到一地，不论地方有无矿藏，都要胁迫地方官员征发百姓开矿，开不出矿时，便勒令百姓赔偿。
甚至干脆不去开矿，硬指着百姓的房屋、田园、坟墓，声称下面有矿，百姓只有献上金银财宝，否则矿监就借开矿之名，强行拆毁房屋、挖掘坟墓，抢掠奸淫，随意杀人!
云南矿监杨荣，恣行威福，一次就杖杀民众数千人。
其余各地，大率与此相似。
矿监、税使敲诈所得，十之八九落入私囊，而朱翊钧皇帝每年从中得到的“十之一二”白银，也有上千万两之多。
因为利益的关系，皇帝对无恶不作的矿监、税使们十分信任，而对大臣们的苦苦忠谏却不理睬。
公元1600年，安徽凤阳巡抚李三才上书说：
“陛下为斯民主，而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坟，即在敌国仇人，犹所不忍。
”（《明史记事本末》卷65）。
但皇帝毫不理会。
如此敲骨吸髓的暴政，一直实行到朱翊钧逝世，历时24年。
这期间不断激起大规模民变，反抗斗争遍及全国，皆被朝廷剿杀。
“采办”、“采造”的恶行也都与矿监、税使不相上下。
但这些罪恶暴行绝非万历年间仅有，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和魏忠贤的暴政，哪个也不亚于此;当然这些罪恶至极的暴行恶政，也绝非明代仅有。
如宋徽宗“花石纲”的搜刮，“流毒州郡者二十年”，（《宋史·朱勔传》卷470）成为激起方腊起义的主要原因，我们不必细述。
这里只借白居易《宿紫阁山北村》一诗感受一下大唐天子的“皇恩”：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
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
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
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
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
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得到皇帝支持的“采造家”们，竟对副宰相白居易这样的高官都敢无礼，百姓岂敢言语!
更有甚者，唐德宗李适对财物贪得无厌，长年派宦官到各地宣读圣旨，索取金钱，谓之“宣索”（《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三年九月、四年二月），不断接受各地进贡。
这些贡物名目繁多，分为月进、日进，数额动辄数十万。
地方大员借进贡之名，大肆搜刮，所得财物，大都私吞，进贡上去的只是十分之一二（同上书，卷235，贞元十二年六月）。
凡是向皇帝李适直接行贿的官员，往往得到提升，即使犯了死罪，也会得到释放。
由于皇帝带头索贡，致使地方各级官员，专以搜刮为公务，百姓苦不堪言。
最初，皇宫从市场上购买东西，都还照价付款。
后来，皇帝李适发现他的权力不受限制，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遂大起胆子，发明了一种叫“宫市”的高效敛财方法。
他任命宦官担任“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意即白吃白喝白拿）数百人，专在街头左右张望，发现想要的货物，立即手拿公文，强行抢夺。
渐渐连公文也不要了，只要“白望”们望见有东西可抢，立即一拥而上，宣称这是“宫市”，货主都得白白送上，不敢索要分文，有时还得交上一笔运送货物的“进宫钱”和“车马费”。
大臣们不断进谏，揭发“宫市”的罪状，皇帝一概不听。
（同上书，卷235，贞元十三年十二月）。
还有一种叫“五坊小儿”的恶政。
“五坊”原是五个专为皇宫捕养雕、鹘（一种凶猛的鸟）、鹰、鹞、狗等各种宠物的机构。
但在李适皇帝的纵容下，其中的工作人员“五坊小儿”，全是一伙凶恶残暴的无赖之徒。
他们常常在大街小巷牵犬擎鹰，张网捕雀，借以勒索钱财。
有时故意把罗网张设在人家门口、井口，不拿钱就不许人家出入、打水。
有人稍一靠近，他们就借口惊了进贡的鸟雀，立即围上去痛打，直到被打的人拿出钱财，他们才扬长而去。
这伙人常常在饭店白吃白喝，醉饱之后，起身就走。
有些店主不知道他们是谁，索要饭钱，多半被打骂。
有时恶棍们竟会留下一袋毒蛇作抵押，说：
“这些蛇都是为皇宫捕捉的，现在拜托你好好喂养，不要让它饥坏渴坏了!
”店主这才后悔莫及，苦苦哀求，他们才肯把毒蛇带走。
（《资治通鉴》卷236，唐顺宗永贞元年二月）。
这些伤天害理之事是不绝迹，都是和平年代“皇恩浩荡”的专制帝王亲自导演的暴行。
呜呼，如此政府、如此官员，领导中国数千年，老百姓能有好结果吗?
中国能不落后于西方吗?
三、封建专制时代的老百姓为什么都不爱国
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确实可爱，否则老百姓不但不爱国，甚至还会盼望其速亡。
夏朝的老百姓不是指着太阳骂道：
“时日曷丧?
予及汝偕亡”吗?
（《尚书·汤誓》）
封建政府对人民如此残暴，百姓当然不爱政府不爱国。
梁启超沉痛地写道：
“欧西、日本有恒言曰：
中国人无爱国心。
斯言也，吾固不受焉。
而要之吾国民爱国之心，比诸欧西、日本殊觉薄弱焉，此实不能为讳者也。
”梁先生分析国人不爱国的原因说：
“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絷国民为己之奴隶，曾无所于怍，反得援大义以文饰之，以助其凶焰，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
何也?
奴隶而干预家事，未有不获戾者也。
既不敢爱不能爱，则唯有漠然视之，袖手而观之。
家之昌也，则欢娱焉，醉饱焉;家之败也，则褰裳以去，别投新主而已：
此奴隶之恒性也。
故夫西人以国为君与民所共有之国，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既有一爱国之人焉，中国不然，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
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
”（《梁启超文选·中国积弱溯源论》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66、68—70页）。
国家主要是帝王及其臣属的，普通老百姓，谁来统治对他们都一样。
因此，爱国只在政权体制内的人身上才有所体现，普通老百姓是不会认真、也没有资格爱国的，往往持观望态度者居多。
英国密尔指出：
“在专制国家最多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君主自己。
”人民远离政治，他们只关心物质利益和私生活。
如果这样，必定是这个民族衰落时代的开始，它往往会被更强大的君主国所征服。
（应克复《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192页）。
事情果如所料。
鸦片战争前夕，一个叫安德森的鸦片贩子鼓动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说：
中国“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
所以，“对于中国，和对于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
……但是……不可对一般中国人加以损害，否则便使我们的利益与政策受到损失。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鸦片战争》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663页，英国蓝皮书《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商给政府的呈文》）。
鸦片贩子不仅看到中国“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进而就想在战争中采取种种“亲善爱民”措施，以赢得“一般中国人”的好感。
洋人这种“争取人心”的政治眼光和见识，尽管卑之无甚高论，但在惯于施行残暴统治的中国封建皇帝及其政府看来，可谓“志不在小”!
果然我们看到，1841年初，在广东与英军作战的将军奕山、杨芳等人，“屡奏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故远募水勇于福建，而不用粤勇。
官兵擒捕汉奸，有不问是非而杀之者，粤民久不平。
而英人初不杀粤民，所获乡勇皆释还，或间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结民心。
故虽有擒斩敌人之赏格，无一应命。
当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呜呼，中国统治者和英国侵略者对待“粤民”的态度竟有如此反差，难怪“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甚至踊跃去当汉奸!
这就是专制制度残暴统治的结果。
鸦片战争失败不久，统治者自己也承认，封建政府已不能做任何对人民有利的事。
两江总督耆英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皇帝密折中说：
“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
……今之牧令，不理民事，不问疾苦，动辄与民为难，以致民情涣散，内不自安，何暇攘外?
”“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良民与莠民亦成水火”。
他把这种现象的产生说成是由于坏官员造成的，但他承认“好官员”实在很难找到。
道光皇帝尽管也提不出任何解决的办法，但在这份奏折上的御批至少坦承：
“所论一切情形均非虚妄，朕翻阅再三，倍觉可叹可恨!
”（故宫博物院1931年出版《史料旬刊》第35期，第291—293页）。
这与距此200年前明末官员马世奇揭露官军虐杀人民的情形一样，官府“动辄与民为难”，民众能爱国吗?
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封建政府不爱自己的人民，人民也不爱政府。
不仅不爱，封建统治者还把民众视为最可怕的家贼，最害怕的就是人民起来反抗，所以历代封建王朝的军事指导思想，重在防内而不是防外，“防民甚于防寇”是其一贯国策。
而人民平时只有退宿忍让，一旦有人组织就会起来反抗;或者一旦遇到外敌入侵，就会幸灾乐祸，作壁上观，甚至为入侵者帮忙，希望外敌替他们狠揍“自己的”官府和军队。
四、专制政府眼中的汉奸是暴政催生出来的
人民不爱自己的政府，根子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的残酷压迫。
中国的皇权专制发展到明清时期，已达到极端专制、绝对专制的地步，百姓只有匍匐于皇朝脚下，生命如同蝼蚁!
人民与封建政府不仅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简直就是政府唯一的终极敌人，双方互为敌对关系。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专制政府最大最终的敌人!
中国封建政府与老百姓的这种敌对关系，早在16世纪就被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发现了。
1576年，桑迪从菲律宾写信回国说：
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
（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这与前面提到的英国鸦片贩子安德森的看法如出一辙。
官府动辄与民为难，官民全然已同仇敌，人民没有国家概念，更没有爱国情操。
这种情形直到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冯玉祥将军在《我的生活》一书中描写了民国初年他在湖南的“爱国”见闻：
“我们刚到常德的时候，一进城就看见许多商店门前挂着日本国旗，街头上并张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布告，这使人惊奇极了。
我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本租界，怎么有这种景象呢?
马上就请薛子良四出打听。
打听出来了，说这是商家的把戏，商家为避免溃兵抢掠，无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舰保护。
因为常德一带是南北军交讧的要冲。
北军胜了，南军溃退时要大肆劫掠，南军打胜，北军溃退时，也是把商家抢劫一空，等到南北军都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又来趁火打劫。
商民无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
……
“人民被军队逼得无法自存，因而请日本兵舰保护，买日本旗悬挂，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可也不是士兵的错。
罪恶在谁身上呢?
第一，是在段先生（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引者）等的身上……;第二，就在那些军队官长的身上，大官们自己胡作胡为，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级官，下级官也就不管士兵。
……当权执政者的责任是福国利民，军队的职责是卫国保民。
但是他们却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们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要求外国人来保护!
”（冯玉祥《我的生活》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56页）。
冯将军还写下另一见闻：
“张敬尧军退到岳州，沿途烧杀淫掠，当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纷纷到教会中躲藏。
张军知道，冲向那教会搜查。
一位美国教士上前拦阻，乱兵即将此教士枪杀。
这事传出去，激起美人愤慨，当派武力前来镇制。
那美舰从上海起碇，以最大速力驰向岳州，显其威风，致在沿途江中冲翻了许多民船，许多无辜人民受灭顶之灾。
……看看人家军队保护他的人民是怎样的精神，但中国军队不但不能保护中国的人民，反倒欺凌之，虐杀之，而驱之托庇于外人，又将此外人一并杀之，而使江船中人民受此无妄之灾祸。
”（同上书，第290页）。
自古以来，中国极端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对人民之残暴，是世界上所仅见的;残暴的专制政府成为人民最大的危险和仇敌，正可谓“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所以中国人自古受到的内患远远大于外患，致使国人相比之下不仇外而仇内——仇恨“自己的”朝廷和官府，不爱政府不爱国，甚至还盼望外部势力打进来，把那些平时欺压自己的当权者教训一下，帮自己出气。
所以，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比我们这个民族遭受更多的内部残酷压迫，也就没有哪个民族比我们这个民族更容易出汉奸。
可以说，从辽、金、元、清几次异族入侵，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汉奸之多是不争的事实。
就连毛泽东也慨叹说：
“汉奸多如牛毛”，“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
不过，汉奸众多，责任不在人民，而在残暴的封建政府。
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备受剥削压迫的广大民众，平时在封建政府眼里，生命如同草芥。
一旦国家有难，统治者却想指望民众去为他们流血牺牲，保卫他们的国家，而民众不趁机反叛当汉奸、帮助入侵之敌就不错了。
国家眼里没有民众，民众眼里也就没有国家。
国家、政府固然重要，但“民为邦本”，民众的实际利益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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