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中国模式论不可取.docx
《秦晓中国模式论不可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秦晓中国模式论不可取.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秦晓中国模式论不可取
我认为中国模式论不可取
作者：
晓·招商集团董事长
（2010年7月19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晓表示“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
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
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
“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他认为是不可取的。
】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
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
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
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
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
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专业人才培养─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
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
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
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
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
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
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
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
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
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
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
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
“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
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
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
“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
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
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
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
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政府职能：
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
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
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
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
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
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TheWealthofNations（国民的财富）而不是TheWealthof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
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
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
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
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
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
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
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
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
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
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
“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
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
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
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
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
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
我们的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
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大家。
附：
是制度缺陷，还是制度创新
作者：
晓来源：
《财经网》2010年05月
从广义上讲，“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现代性社会构建的目标和路径，即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现代文明秩序。
本文论述集中在经济领域，讨论重点不是经济结构而是经济制度，即市场机制中政府的职能。
一，“中国奇迹”是否展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版图。
如何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解读这一现象已成为全球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课题。
经济学家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表明中国已建立了一个区别于欧美“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可以充分调动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决策。
另一派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发展主义政府”主导经济的产物，而这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东亚模式”具有共同特征。
但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会造成资源浪费、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缺失、社会不公和腐败贪污等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多数东亚国家已摆脱了这种模式，实现了从威权到的转型。
此次金融风暴中使欧美经济体系弊端的显现，而中国应对危机的成功表现使得“中国模式论”占了上风。
二，所谓“中国模式”是改革中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种制度创新。
“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表现为一种差异性，还表现为它的可示作用和普遍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转轨过程中渐进式的路径选择和旧体制的影响，即政府对市场管制和行政干预。
我不赞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观点和制度，但中国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经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某种程度的替代。
在转轨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
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则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职能的固化和强化不仅受到观念上的影响，而且成为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驱动。
因此，“中国模式”的差异性更多地表现为转轨中的路径选择，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目标模式。
当下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而不是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
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判定，即优与劣、好与坏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这种模式或制度才能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能真正反映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
而“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和中国的现实尚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一部分是旧体制带来的，一部分是现有模式产生的，所以这些问题在现有模式下难以得到解决。
那么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东亚的“发展主义政府”模式呢？
我以为也不尽然。
首先，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和角色来看，中国政府已经远远超过了“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或“发展主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主要表现为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汇率、利率的管制，中国政府除了上述方面，还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如土地、矿产等，参与市场竞争（国企），并通过行政审批干预经济活动。
这种体制既有“东亚模式”的影响，也有从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带来的特征，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中利益集团的行为驱动。
与“东亚模式”相比较，这种体制具有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利益结构，因而从威权走向的转型更具挑战性。
其次，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因主要不是来自政府在市场活动中的特殊角色，而是政府放权、市场发展的结果。
这一过程可以看做是制度的变迁，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大大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费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释放出了人力资源的生产力和创造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加入了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中国进入了全球的产业链，由此大大扩展了生产边界（潜在生产能力）。
概括地讲，外制度的改革，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因素。
与“东亚模式”相比较，中国的制度改革可以释放出更大的“帕累托改进”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我不赞同时下的所谓“中国模式论”，并对其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排斥欧美文明的情绪保持警惕和担忧。
我认为，当下要关注的不是标榜政府主导经济的“中国模式”，而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即从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的经济，而政府的职能应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
中国经济的发展呼唤新的改革议程，在新一轮经济改革中应以政府职能转换为中心，重点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国家资本社会化、土地收益分配公正化等。
晓：
下个三十年中国经济的三大变化
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
王志灵勇2010.10.10
人口红利的变化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改变储蓄、投资为主的资金结构，因为全社会可能面临赚钱的人少、被赡养的人多的局面;其次，支撑国民经济的建筑业会变化，住房问题是一级推一级的，最底层往上推，到中产阶级到富裕阶层，假设城市人口未来几年增长速度慢了，算算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什么水平了?
因此，建筑业高峰已经过了，不可能再上涨那么快。
另外，农民的问题解决难度更大，因为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给他们。
第二大变化就是出口结构性调整比较大，虽然今年恢复比较猛，但是要维持30%以上出口增长率，我认为太难。
因为中国生产，欧美消费的模式不能持续，这对于中国和外国都是一种失衡状态。
第三大变化是我们的经济领域还没有完成一些重大改革。
比如要素价格改革，首先是土地，改革初我们认为资本是稀缺的，土地不是稀缺的，所以用廉价的土地换取资本，未来土地真正的价值反映出来的话，企业价值就会发生变化，国民经济也会发生变化，靠土地来维持的地方财政也要发生变化。
另外资本价格此前也是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竞争，这样不能持久的。
此外，能源长期保持高价格，矿产资源税没有到位，通讯资源、航空运输的空中资源也未完全反映市场价值。
另外还有劳动力成本，尽管有《劳动合同法》了，但有没有落实?
是不是能够保证农民工的利益或者是工人的利益?
劳动力正在争取但还没有完全反映其价格。
还有公共事业的产品价格，水、电、气也没有到位。
此外，经济发展中的安全成本，环保成本等都要考虑。
我认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特别是前十年释放了很多生产力，用的是增长红利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企业可以不断地进行新投资，不断地回收。
如果增长因素放缓了，这些都要发生变化。
从人口红利到外部的变化，及社会要素价格的改变，是前三十年没有触及的，现在有的是发生了，有的会慢慢发生，我认为在未来十年都要发生。
《21世纪》：
要素价格改革已经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了，更多需要政治领域的改革才能推动吧。
晓：
我觉得要素价格还不是政治领域的问题，跟政治领域更相关的是政府职能的改变。
但是在政治领域，可能有一些利益集团不愿意动，既然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市场经济的目标和方向，市场机制的核心就是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定。
现在有人质疑要素价格市场化，只不过是说什么时候市场化，以多大的速度进入市场化。
下个三十年：
公共领域三大挑战
《21世纪》：
那么在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领域，新的三十年面临哪些问题、需要哪些变化?
晓：
第一个，我们面临着制度化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的挑战。
这是改革必经的阶段，当年美国针对这个有过“进步运动”，其他国家也曾有。
这个问题有经济不发达、文明程度不高的原因，但如果贪污、潜规则制度化了，其根本原因是行政权力和资本相结合。
权力和资本应该是分开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手里不能有这么多经济资源，我不是指财政，而是指经营品。
这关系到政府职能要不要改?
我觉得未来三年。
人们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不愿意看到贪腐变成“制度”。
第二是农民的问题。
在未来，农民中一些不容易进入工业领域的人口需要我们解决。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
按《宪法》的精神，国家可以去征购公民的土地，把集体所有变成全民所有，但是为了公益性。
如果为了商业性，国家征购，地方政府拍卖挣钱，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当然如果规划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土地增值的效应，不能全部给土地所有者，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要重新回来研究这一套东西。
我觉得最好是把土地收入的差额，尽量转移支付给农民。
这样农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社会也更加公平，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如果完全回到和农民谈判买地，从法律上讲，他要举手表决，而农民没有严格的组织性，可能什么都买不下来。
所以尽管是为了商业目的，我也能容忍国家征购，但是我反对差价。
另外还有一个农村建设问题，即建设乡镇企业和城镇化。
这一块涉及到财政问题和政府行为。
第三是社会分配不均。
我们应该从一个倾向于资本的政策，变成倾向于劳动者的政策，使得劳动力价值能得到更多回报。
另外，要把倾向重化工业的政策，调整为倾向服务业的政策。
这样居民的收入分配可能更合理，起码在资本和劳动力上，每单位的劳动成本提高了，就业的绝对人数也增多了，居民收入随之增高。
当然还有一条，大家能不能有资产性收入。
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有些政府在经营;同时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有巨大的缺口，如医疗、教育、社保，很多基础设施也是欠账的。
能不能把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减持，或者划拨给社保资金，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大家如果有资产性收入，也会改善收入分配的差距。
上述三个问题都是由政策和政府行为为主导产生的结果。
我希望这些问题被尖锐的提出来以后，会引起一些政策变化，政府职能也会做一些调整。
《21世纪》：
你所谈到经济层面和社会政治层面各三点里面，是否具有关联性?
晓：
经济层面的三个问题，受到地方政府的驱动，地方政府驱动给中央很大的压力。
可建立一条幸福指数或者是民生指数作为考核标准，促使政府做增长模式的调整和转换。
但所有政策都改变不了中国的生命周期，人口红利就是储蓄多，只能投资，不能消费。
关键在于，是去投效益好的资产用来养老，还是投效益差的项目变成一个泡沫?
投资目标好不好，要由市场决定。
市场怎么决定呢?
若政府把市场要素价格都理顺了，就会有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居民知道什么能投，什么不能投;如果要素价格都是扭曲的，他就会盲目地投。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