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林老师对话发展战略篇之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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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老师对话发展战略篇之三
与林老师对话—发展战略篇之三
林毅夫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1级研究生
No.C20030242003年8月20日
与林老师对话——发展战略篇之三
2003年6月13日上午
林老师：
我想特别感谢各位。
第一次的对话录音整理出来放在网上以后，我注意到看的人不少。
同学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还有的同学给我发来了E－mail说看了对话以后加深了对一些问题的理解。
这里我要特别地感谢对话的几位组织者，也要感谢那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执着提问的同学，只有同学们把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我才会有机会给大家作解释，经过这样的反复辩驳，我们思想的交流才能深入。
今天还是继续讨论发展战略的话题，再一次请李韶瑾同学作为主对话人，先由李韶瑾提问，我来回答。
如果各位对我的回答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有补充、有其它的疑问，也欢迎提出来讨论。
李韶瑾：
大家好！
我现在来问第一个问题。
如果按比较优势来发展，就像拉美国家，资源是它们的优势，那是不是它们一直都在生产初级产品，而没有办法赶上发达国家呢？
林老师：
这是我在谈比较优势战略的时候，最容易让人产生的疑问之一。
我的看法是，如果一个国家在自然资源上有比较优势，首先不管在哪个阶段，它的出口贸易当中自然资源产品所占的比重一定会比同等发展程度的其他国家大。
比如说今天的美国，耕地多是它的一个比较优势，美国粮食的出口在国际粮食贸易市场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美国在全世界是属于耕地资源相对最多的国家之一，这是必然的。
但是不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只会生产那些自然资源产品呢？
不会的，因为在开始发展的阶段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自然资源产品，可以在国内、国外市场最具竞争力，创造最大的剩余，以最快的速度积累资金，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就会不断的提升。
也就是先把土地等自然资源所赋予的潜在价值，经过生产，变为有竞争力的产品，才可以转变为金融资本。
随着金融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会增加，它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也会跟着提升。
例如美国现在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就非常小了，只剩2%-3%左右，雇用的劳动力只占全国总就业的2%。
这种情形不光在美国可以看到，在北欧的国家也可以看到。
北欧国家最大的优势是森林资源。
它在发展的早期以出口森林资源为主，靠此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北欧国家现在还是世界上的主要森林产品出口国，但是它现在出口的工业产品也是非常多。
另外，澳大利亚也是这样的情形，今天澳大利亚的铁矿以及羊毛的出口在全世界的铁矿和羊毛的总出口中还是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现在澳大利亚在有些工业产品的出口上是具有相当的竞争力的。
所以这是一个怎么把自然资源的优势，靠发挥比较优势转变为金融资本，以改变要素禀赋结构的问题。
只要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产业结构也就会跟着改变。
如果像拉美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不先利用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生产初级产品，积累资金，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而是，想马上改变产业结构，直接扩大资本密集产品的生产，结果形成了赶超，反而欲速不达。
李韶瑾：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是说每个国家都应该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但实际上这种产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随着这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升级而改变的。
但是，有的人是这样认为的――可以通过政府强制干预经济来迅速提高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比如说韩国和日本他们在发展经济时发展重化工业的时候他们会说他们是按照动态比较优势来发展的。
那你是怎么看待动态比较优势的。
林老师：
动态比较优势是在六、七十年代以前相当流行，到现在在国内还很有影响的一个理论，其观点是：
为了加速一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一些现在没有比较优势而将来会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应该给与支持、保护，否则在外国廉价产品的竞争下，这样的产业也许永远建立不起来。
动态比较优势的观点经常被用来作为支撑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但是，就像在上次对话中谈到的，许多被用来支撑动态比较优势的例子，比如德国俾斯麦在1870年代推行的铁血政策，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展电信产业的政策，日本在1960年代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这些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所以，国家在协助企业克服一些产业升级所可能出现的协调等外部性问题以后，在竞争的市场当中这些新建立起来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只要正常管理就能正常盈利，政府就不再需要给与这些企业保护、补贴。
例如，1960年代中，日本的通产省提出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政策时，只支持了日产和丰田两家汽车厂，但是，本田、铃木等10来家公司抵制通产省不准进入的道德劝说压力，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进入汽车产业，也发展得非常成功。
所以，在1960年代中，日本通产省推动制造业升级到汽车产业，是符合日本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
但是提倡动态比较优势这个概念的政府或经济学家，他们想要发展的通常是这个经济今天没有比较优势，也许要10年、15年之后才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这样的产业中的企业建立起来以后，在竞争的市场当中没有自生能力，即使有正常的管理也不能盈利，所以就需要有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这样的企业自己不能创造剩余，而且会挤占资源，抑制了其他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和这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结果是延缓了这个国家在这个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时间。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追求动态比较优势或者是赶超的时候，要保护的通常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整个产业部门，靠政府的财政补贴或是关税保护是不够的，结果很可能出现上次对话中讨论赶超战略时谈到的，必须对资金、外汇等一系列价格信号进行大量的扭曲，导致寻租、裙带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公平、宏观经济不稳定等问题，经济发展停滞，要素禀赋结构得不到提升。
如果出现这种不幸的后果，本来10年、15年以后，水到渠成，就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成了永远需要保护的幼稚产业。
李岩：
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理论里的一个概念，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贸易时，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具有比较优势。
但是，五十年代时我国的对外贸易非常少，在这种状况下，比较优势的作用不大，是不是就可以实行赶超战略或者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林老师：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分析：
第一个层次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中，这个经济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必须相一致。
当然需求结构中不会全部是轻工业产品，有一部分可能是重工业产品，在这种状况下这个经济所应该进入的产业和生产的产品会比完全开放的经济要多一些。
但是，即使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中，还是会有产业、产品和技术的选择。
我们拿一个比喻来讲，比如说非洲的一个穷国，如果不是政府的干预，老百姓绝对不会有钱搭飞机旅行，也就不会需求飞机的，如果政府要去生产飞机，这当然是一种赶超。
其次，对那些有需求的产品，例如粮食，也同样有用劳动比较密集的技术、还是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来生产的问题。
在1970年代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经济，当时政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可是我们那时的劳动力非常丰富，这样的政策也就是一种赶超。
所以，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决定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的核心概念是自生能力，即使在一个封闭的经济当中，也会有产业、产品以及技术选择问题，这些选择都必须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相吻合，企业才会有自生能力，政府才不需要去干预市场的作用，经济发展的绩效才会好。
所以，并不是在封闭的经济中就可以不顾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去实行赶超战略。
从第二个层次来说，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经济是封闭还是开放，贸易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的。
如果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该进口的进口、该出口的出口，贸易所占的比重就大；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了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该进口的不进口，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又不能得到充分的资金来发展，该出口的也出不了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就会很小。
我们在改革以前就是这样的情形，在78年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进出口贸易的总额才206亿美元，占GDP的比重才9.5%，比当时台湾省的进出口贸易还少一点。
到改革开放以后，放弃了赶超战略，2002年进出口达到6208亿美元，增加了30倍，占GDP的比重达45%，在所有大国中我们是最高的。
从改革前后的比较可以看出来，到底一个经济是封闭还是开放，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自己的发展战略决定的，越赶超就越封闭，越按比较优势就越开放。
徐锡龙：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比较优势作为一个发展战略，我们可以让私人自发地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他自己的产业，而政府可以根据他的目标来进行自己的战略决策。
就拿中国的例子来说，中国的民间资本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可以让它们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让那些民间的资本进入到比较优势的产业。
这时政府可以不用管它们，而自己不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可以来发展一些高技术产业。
我觉得这样的发展最终来说是比较好的。
林老师：
这个想法似乎面面俱到，其实是不可行的。
首先，一个经济中资本总量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是给定的，政府不管使用直接的税收、通货膨胀的间接税、或是其他价格扭曲的方式来取得资金去发展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民间能够用来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资本就少了，有竞争力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这样，这个经济的资本积累的速度就慢，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就慢。
而且，政府是靠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来发展高技术产业？
如果是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来发展这些高科技产业，和现在的国有企业有何不同？
会产生什么问题，大家已经很清楚，不用我再详细论述。
如果是靠私有企业来发展，结果会怎样？
这些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保护它，给它垄断、优惠、补贴才能生存。
这样的企业赚钱就有两个方法，一是改进管理，一是跟国家要更多的保护、补贴，后者比前者容易，所以这些企业会比国有企业更有积极性向国家诉苦说保护得不够，还要国家给与更多的保护和补贴，当这些企业要的保护补贴越多，这个经济中可以用来发展有比较优势的民营企业的资金就越少。
再者，政府会选择谁去发展这些企业呢？
政府到时很有可能会选择和政府主管官员关系好的人，而那些和主管官员关系好的人，是不是就是最有经营能力的人？
这就很难说了，经营企业和搞好政府的关系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政府主管官员更大的可能是选择会拉拢政府的人，即使他们的经营能力不见得是最好的，这就会出现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问题，这样经济的效率就会更低了，问题就会更多。
最后，民间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经常会有人为制造垄断的倾向，所以，即使按比较优势来发展，政府也必须负有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的责任，不能就放手不管。
徐锡龙：
你上面有一个假定――政府花费的资源就一定会减少民间的资源，这在一种情况下是可以避免的。
比如说在改革开放的经济中，民间的资本可以让它按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是有自生能力的，是利润最大化的。
但是政府可以通过借外债的方式来发展，这样就可以避免政府花费的资源一定会减少民间的资源的情形了。
林老师：
请问外国为什么会借钱给你？
外国人借钱给你不会不要的回报率吧。
如果投资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投资后不赚钱的话，外国人不会替你还钱的，到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要靠国内的钱来还吧。
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应声而倒，就是因为借了太多外债来发展没有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
徐锡龙：
现在政府发展汽车产业不就是我讲的这种情形吗？
林老师：
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发展汽车产业所采用的方式就不是政府去借钱，也不是企业去借钱，而是采用合资的方式，让外国人自己拿钱来投资，投资后它们占有一定的股份，承担一定风险。
直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发展比我们现在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资本密集度高的产业是可行的，但是，是有条件的，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利用我们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把在国外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的生产转移到中国来，设立生产基地，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到国外去，虽然外资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会比国内相同产业的资本密集度高一些，但还是属于劳动密集的产品，现在，在东南沿海一带的许多外资企业属于这个类型。
第二个是国内有很大市场的资本密集性产品，外国企业为了进入中国的市场，而和我们的企业合资或独资生产，这是我们用市场来换资金，可以说是草船借箭，我国的汽车产业就属于这种类型。
如果国内有很大的市场而资本需求量又很大，除了合资外，我国的企业也可以直接到国外去上市，直接用国外的资本，像电信、石化产业就是这样。
但是，我不主张中国政府或企业到国外去借钱来投资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因为我们的资金稀缺，承担风险的能力是比较低的，东亚和拉美的金融危机都直接、间接地由外债引起的。
所以，合资或是到国外上市的方式比用借外债的方式好得多。
徐锡龙：
我们可以拿市场去换资金，这样是不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自己积累资金；另一种方式是可以利用自己的特点，比如说中国的市场非常大的特点，可以拿出一部分市场去换一部分资金，从而以比比较优势更快的速度来发展经济。
林老师：
没错！
但是，市场换资金是有前提条件的。
市场的含义是什么呢？
它的含义当然是购买力。
对那些资本密集程度超过我们的要素禀赋结构，但是我们有相当大的进口需求的产品，确实有可能用市场换资金，比如说如果没有那么多合资汽车厂，等到2006年汽车关税降到25％时，我们可能一年要进口好几百万辆汽车，这种状况下是可以用市场换资金的，而且可以加速我们的经济发展。
但假如说我们对汽车的需求只有几百辆、几千辆，像劳斯莱斯那样，或是像大型波音客机那样一年只有几架、几十架，即使我们想用市场换资金，人家还是不愿进来啊！
所以，能够用市场换资金的前提是：
国内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对这种产品有很大的需求，而尚未达到完全依赖国内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而在这个产品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的阶段。
李可：
我有个问题是针对你对前面问题的回答的。
你讲政府要维持竞争的市场秩序，因为民间资本有垄断的欲望。
但是垄断本身并不是违法的，比如说在美国，微软是有垄断的，但只要垄断不妨碍新的进入、新的竞争，就是不违法的。
你认为这时政府还要维持市场竞争吗？
林老师：
如果美国没有反垄断法，如果美国司法部不是整天在盯着的话，微软就不是今天的样子，它会采取更多像捆绑销售等手段来强化其垄断行为，使其他软件公司无法和它竞争，就是由于有美国这样的法制环境和司法部的监督，所以美国才能维持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有些企业经常以各种理由，比如保护幼稚产业、追求动态比较优势等借口，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限制新企业的进入，或者形成非法的企业同盟哄抬物价、制造进入障碍等。
有些行业，像杂货铺、饭馆，政府不管确实就会有竞争，但是，并不是每个行业都这样，尤其是产业升级时规模较大的新产业。
另外反垄断仅仅只是一个例子，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把发达国家一、两百年的发展历程缩短在三十年、五十年里完成，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化。
上层建筑包括各种组织和制度，像金融安排、社会保障、法制环境等，都必须跟着变化。
这些新组织和制度的产生，有不少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而且，都需要有集体行为（Collectiveaction），如果靠社会的缓慢诱发来产生这些变化，它所需的时间相当长，可能会跟不上经济基础变化的需要。
如果上层建筑不能跟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适时创新，可能会妨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例如，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的规模扩大，资本和流动资金的需求增加，风险也加大，金融的安排就需要从非制度的个人间的借贷，转向制度性的银行或资本市场，如果没有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创新，产业的升级就会有困难。
如果银行和资本市场自发出现而没有政府的适当监管，就会有不少人利用金融业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的特性来圈钱，增加社会的动荡。
由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起点不一样，由于经济基础变动的速度不一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上层建筑的创新上所要扮演的角色应该比发达国家更积极，更需要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来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才能维持市场竞争，防止市场的动荡，维护社会的和谐。
所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ATheoryofEconomicGrowth）一书中谈政府的作用时说每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明智的政府，当然，他也说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失败可以归咎于政府的不当干预。
我的理解是“不当干预”包含“过”和“不及”两方面。
研究发展战略的目的就是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扮演适当的、无过无不及的角色。
许飞：
接着垄断这个话题，我们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这样政府就应该去扶持大的有比较优势的企业，而不是去阻止垄断？
林老师：
如果说大的企业具有竞争力的话，那政府不用扶持它，给它垄断，它还是会成为一个大的企业的，政府要做的是企业无法内部化的信用、金融、教育等制度创新。
许飞：
但是这有可能造成垄断呵！
林老师：
为什么要垄断呢？
许飞：
企业大的话总是会垄断的。
林老师：
有些生产的规模必然就大，比如说，家电产业中有些零部件生产的最适规模很小，但是，组装成彩色电视机或电冰箱等最终产品的生产规模是很大的。
这就有一个经济规模的问题，可能是500万台，也可能是1000万台，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生产规模的话，生产成本可能就高。
但是如果你用人为的方式把它扶持起来，生产2000万、3000万台，规模当然是更大了，但是规模可以是有经济也可以有不经济的呵！
并不是规模越大就越经济。
所以，在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必须按照产品的技术特性来选择最优生产规模。
例如，日本在1960年代发展汽车产业时，当时按照日本政府的理解，美国只有3家汽车公司，日本有2家就足够了。
但是后来日本有10几家汽车厂，不也相当成功吗？
当然每一家汽车厂并不完全是一样的，比如说日野以生产卡车为主，本田、日产、丰田、马自达、铃木以生产家用轿车为主，但都相当的成功。
企业规模多大合适，只能由产品的特性、由竞争的市场来决定，政府难于主观判断，更不应该靠给与垄断来把企业的规模做大。
如果有规模经济，在竞争的市场中，达到规模经济成本比较低，企业自然会做出这种选择。
对于这一点，国内要特别小心，因为国内的决策者和许多学者特别相信规模经济，但是我们知道规模可以是经济，也可能是不经济，什么规模最合适只能由市场竞争决定。
李可：
刚才讲的外国直接投资我还是不很明白，我觉得外国的股权投资和债券投资的回报率应该是一样的。
林老师：
但是两者的风险是不一样。
如果各种制度条件，包括各种保险市场都具备，按照MM定理来讲，股权投资和债券投资的回报率应该是相同的，但是其它条件是不是就完全具备呢？
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尤其是牵涉到外汇，对外资的引进选择股权投资的话，最差的情况是企业赚不到钱的时候外资方少拿一点，企业赚钱的时候外资方多拿一点。
但如果牵涉到要用外汇还本付息，那么很可能会面临外汇短缺的局限，尤其是在有较大的外部冲击的时候，这就很可能会出现金融危机，甚至演变成支付危机，需要接向国际机构求援，接受严苛的贷款条件（conditionality）。
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还是股权投资优于债权投资。
而且，在作股权投资的时候，如果投资项目不好，回报率不高，外国投资者拿的回报也就低，所以在产品、技术选择上，外国投资者会很谨慎，为了项目的成功，除了给资金外，外国投资者也会更乐于转移技术和管理。
如果是用债权融资，外国投资者会为了能够自由流动资金，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账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远小于发达国家，经济很容易受冲击，开放资本账户会给索罗斯那样的国际投机家许多可乘之机。
最近，斯蒂格里茨和其他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认为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账户是东亚和拉美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原因。
尤其，企业要发展的项目如果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那么，靠国内的资本就够了，根本不须借外资，日本和台湾的发展就主要是靠经济内部自己的资金。
发展中国家需要借外债来发展的项目，许多是具有赶超性质的，如果这样的项目是政府想支持的，就会由政府来担保，因为有政府作担保，国内、国外的投资者就更不谨慎了，项目失败的可能性会更大，演变成危机的情形就更难避免。
李可：
我们可以看到中移动和联通在海外上市，而汽车产业主要采用的是合资的方式。
所以这两种融资方式究竟谁的回报率高实际上是不清楚的。
林老师：
这两个不同形式是由资金的需求规模不同决定的。
合资的项目资金需求的规模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
到海外上市的项目资金总的需求规模是更大的，所以，如果由一家企业来合资，风险对这家企业来说就太大，需要更加分散的资金来源来承担可能的风险。
比如说中移动在国外的融资第一次就是100多亿美元，而上市的只是中移动很小的一部分股份。
合资的项目几亿美元就是大项目，资金需求量需要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就只能是到海外的股票市场上市融资。
李韶瑾：
那是不是由于中移动和联通是属于基础设施才采用在海外上市的方式呢？
林老师：
这倒不一定，基础设施像高速公路就不采用在海外上市的方式，而是合资或是由外国企业直接投资，也可能是用向外国银行举债的方式。
合资还是到海外上市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资金的规模的大小，如果资金规模非常大，像中移动、中石化这样的项目，必然只能是上市的方式。
如果资金规模不小，但是风险非常大的项目，也有可能是用上市的方式，像一些高科技企业。
如果规模比较小，或是风险比较小的项目，在海外上市的方式并不见得是最合适的，因为在海外上市筹资的成本会比合资的成本高。
李可：
林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讲的以市场换资金，但是我们加入WTO以后，大部分市场是放开的，这样我们用市场换来的资金还能有多少呢？
林老师：
如果没有加入WTO，有关税或进口数量壁垒，那么，能用市场换资金的余地就会大得多。
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生产产品运到中国来卖，另一种选择是在中国生产。
关税降低、进口限额取消以后，外国企业选择合资的理由就少了一个。
但是，还是会有不少企业愿意到中国来投资的，因为到中国投资、生产，零部件的取得、售后服务以及在中国的形象和宣传是有优势的。
把这些优势考虑进去以后，有相当多的企业还是愿意到中国来投资的，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数量很大的原因。
孙希芳：
你刚才对李韶瑾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用到了澳大利亚和北欧的例子，但是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这样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它们之间能够收敛吗？
林老师：
如果一个地区它的人口很少，而自然资源又多，或是自然资源很少，劳动力很多，只要价格不被扭曲，靠丰富的自然或人力资源，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资金积累、要素禀赋的提升速度可以很快，要素禀赋提升以后，资金密集度增加了，它可以用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升级产业，技术变迁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资金回报率会比发达国家高，资金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就会比发达国家快，因此，它应该是可以收敛的。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它不按照这样来发展，去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资金积累的速度就慢，收敛的可能性就小，这一点是我反覆强调的。
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目标应该放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上，而不应该放在产业和技术上。
如果目标定位在产业、技术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这么大的差距，而发达国家又一直在创造新的产业、新的技术，就很容易有赶超的思想，如果发展的目标放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上，按造比较优势发展即使发达国家也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一者，发达国家的技术变迁的速度比较慢，二者，资金又比较丰富，发达国家资金的回报率会比较低，所以积累的意愿也比较低，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一定会比发达国家快。
等要素禀赋结构的差距缩小了，产业、技术结构的差距也就能缩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是靠这种方式来达到收敛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也是靠这种方式来达到和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所以，我不觉得现在的国际环境对此原则有何影响。
国内常有学者说：
“那个国家的发展是利用了那次世界产业结构大变动的机遇，而我们错过了；又有那个国家的发展，又是利用了那次世界性的大机遇，而我们又错过了，等等。
”在我看来，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要好好地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那么，赶上发达国家的机遇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
孙希芳：
这样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引进技术才能实行快速的技术变迁，发展中国才可以赶上发达国家。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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