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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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
作者：
王岳川
内容提要:
本文关注香港"后学"现状,通过对香港学界的后学研究的学术透视,认为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具有独特的处于中西文化之间的"中间性"特色。
其主要表现为:
注重当代大众传媒的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分析,强调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不可忽略性,关注当代最新理论范畴及其阐释理论框架,对当下文化精神走向加以把握;同时注重从宗教神学角度看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并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香港文化身份和个体价值选择的深层对话。
总体上看,香港的后学研究拓展了中国后学研究的范围,深化了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研究的内涵和意义。
一
香港后殖民理论与分析当历史进入到２０世纪后半叶,随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方法不断推出,后殖民主义理论受到香港学界的重视,成为分析东西方文化冲突、香港文化身份和大众文化走向等问题的有效性方法。
然而,对这种"后"理论的阐释和评价中隐藏的问题仍然不少,因而弄清其文化意向及其在香港后殖民氛围中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后殖民城市与香港文化梁秉钧（也斯）①在诗歌创作以及理论批评方面有不俗的成绩,写过不少谈论香港文化的文章。
他曾在艺术中心举办了多次以香港文化为题的讲座,并辑成《香港文化》一书,强调香港的混杂和边缘处境,其话语叙述不是中心叙事而是拼贴似的多种边缘叙事,在多元文化的拼贴变化中生长出香港的新文化精神。
在梁秉钧看来,各种权力话语从各自不同的立场阐释香港的当代意义,使香港变成各种意识形态角力的场所,或成为一个等着人们填空的飘浮能指。
"后殖民的意识,来自对殖民处境的自觉,自觉殖民处境做成对人际关系与文化的扭曲,做成种种权力不等的沟通与接触,这可以开始在现实政治改变之前,亦可以远远落后在现实政治之后。
"②这主要是因为香港文化处在西方与东方文化张力场的夹缝中。
梁秉钧的追问抵达了文化根源问题,他看到了殖民历史给香港打上的西方色彩并将西方看成中心主义霸权话语,在这种话语前,东方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这种被中心话语殖民地位的形成,无疑与文化殖民的教育紧密相关。
"香港处于中西文化之间,却因为殖民地的教育与文化政策,令学生对两边传统的认识都相当破碎。
开放性变成毫无选择地输入外面的东西,文化身份建立不起来不是由于真正的国际性的包容,而是由于自我否定、自己对自己的认识。
香港文化的历史资料散失,缺乏研讨和整理,教育方面从没有本土文化历史的反省。
本土的文化活动缺乏对本土文化的认识。
"③这一批评触及到文化身份问题。
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历史存在中的自我意识,一种对族性和精神向心力的认同。
应该说,香港在逐渐脱离殖民地处境中,由于教育问题使得新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已经相当隔膜,对西方文化精神也同样难以深刻洞悉,因此,这种不中不西的处境使香港存在国家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论者强调,讨论香港的文化身份,需要从其与国家民族文化既认同又有相异之处开始检讨。
"提出本土文化身份来,是针对过去的自我否定、无所立足。
要认识自己是怎样的构成,才可以泰然与别人有所来往。
但在过去和将来的'殖民地'模式的思考中,当然都不欢迎这种思考,并不喜欢香港有它独特的文化身份。
但要是不想完全没有了自己,不想永远摹仿他人,认识自己是必须的。
......不过在思考'文化身份'的过程中,必须也同时有这样的自觉:
想到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一个地方的身份更不是稳定必须认同的一个模式,可以是变化与混杂的。
"④论者敏锐地分析了摹仿他人而丧失自我是没有前途的,只有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并以流动变化的发展的观点吸收他者的优秀方面,才能形成自己具有变化而又有根基的文化身份。
在我看来,梁秉钧善于从文化边缘处审视自身文化形态和文化观念问题,他注意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误区、香港文化身份认同的尴尬、香港教育中的后殖民倾向性问题,以及香港影视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成分,他的分析尽管属于大众文化研究层面,未能有更多或更深的学理透视,但是开风气之先的理论敏感性和诗人感性气质,使其思想对香港学界有着较深的影响。
（二）全球化与世界秩序金耀基⑤长期以来致力于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出版过多部专著,对香港文化研究有自己独特的角度。
近年来,比较关注后殖民语境中的全球化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
他在《全球化、现代化与世界秩序》中认为,全球的理念并不是近年出现的新概念,而是有着较早的历史渊源,但全球的意识及其物质性现象,则是近二三十年来后工业化社会的表征。
这种全球化现象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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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也出现政治主权发生被侵蚀的现象,在文化领域中也出现不少文化霸权与反文化霸权的现象。
这说明全球化是"不可也不应遏止的趋势",它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有一种"无序"的后果。
面对这些问题,当代学人当思考应如何建构世界的新秩序。
论者强调,"在全球化中所出现的,并不是一个愈来愈有同质性的世界,反而是一个更显示文化'差异性'与'多元性'的世界。
的确,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全球化下,才会出现'他者'的声音"⑥。
金耀基注意到全球化是现代性播撒的结果,是启蒙理性在全球获得成功的标志。
但在全球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中,对抗性的自我与他者并不是绝对化对峙的,而是可以在全球化中获得新的领域和位置的。
如何在全球化中给后现代主义定位,并审理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的内在关系？
论者认为:
"今日盛行的'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出现,实与全球化有关。
全球化在西方激起了一种反应,即重新去发现特殊性、地方性与差异性,从而产生对西方现代性本身之限制的反省,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性之普世主义的宣称,予以扬弃。
在某个意义上,全球化产生了'后现代主义'。
至于后现代主义之攻击现代性,并宣布'现代之终结',则只有在西欧与美国或有经验性的意义;而在非西方社会,非常明显的是,现代化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强势意理和语言:
从全球看,现代化还正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
不过,在全球化中,这个现代化-31-文艺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６期运动已有意识地与西化保持距离,并日渐增强对本土文化承诺。
他们追求的,无疑是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另类现代性',也即旨在建构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种现代文明秩序。
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全球的现代化不会停下来,而最终出现的,将不是一个西方现代性的普遍化,而是一个全球本位的多元的现代性。
"⑦在这段重要的言述中,论者从两个方面分析后现代主义在全球化中的意义:
其一,全球化通过对西方现代性自身有限性的反省,对中心模式和普遍性模式的扬弃产生了"后现代主义";其二,后现代主义对中心的消解和对现代性的批判并没有完全否定现代性,现代化在当今世界尤其是非西方世界仍然是方兴未艾的运动,这一全球现代化运动到了新世纪只不过更强调本土化而不再是全面西化而已。
这种多元的现代化或"另类现代性",已经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而使文化多元主义成为世界新秩序的构成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世界新秩序只能建立在一个多元的格局上。
应该看到,以欧美霸权至上的绝不对称性的全球体系是不稳固的,西方现代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已引起西方本身的深刻不安,可以说,西方现代性作为世界文明新秩序的普世性典范的正当性与可能性已经不存在,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成绩。
"后现代主义不但拒斥了启蒙的普世主义观,并且在其'差异性'的理论架构中,扬弃了不同文化的阶层性,而在后殖民主义的论述中,更对西方向'其他'地区的'文明化使命'提出根本性的质疑。
今天,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已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去西方中心'或超越西方本位的全球观点。
"⑧金耀基对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积极性意义是持肯定态度的,作为一位对现代后现代理论有深度研究的学者,他能够从一个更大的文化政治空间看待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具有一种宏观视野和宽松的文化心态,在后现代主义去中心的文化意向和后殖民主义张扬另类现代性质疑中心现代性的策略中,审视全球化视点对纠正现代性设计中的偏颇有重要意义,这种有效性研究对于将西方式的现代性作为全球模式的误区,应该有相当的警示作用。
（三）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９０年代,讨论后殖民主义和香港文化的走向,一度成为香港知识分子层的一个热门话题。
陈清侨⑨认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统治已经结束,而是转换了问题的模式。
因此,如果不对西方后殖民理论模式中跨国资本?
饕宓难杆傺由炖┱偶右苑词?
则有可能变成文化殖民同路人,而真正的思想者应将自己的身份厘定和文化策略结合起来。
在《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中,陈清侨将后殖民论述落实到具体的香港文化处境上,对当代香港文化政治的多元性加以检讨,并继而追问:
怎样理解被殖民同时也是殖民者的香港的文化政治？
如何揭示当代香港文化政治中所说的边缘混杂性？
流行文化或流行财经文学武侠小说等普及文化,打开的是一个怎样的文化想象空间的？
他在《"文化想象"的时空---写在后殖民时期以前的香港》中认为,在世界的西方霸权之外,在某种宏伟的"大话"中也存在后殖民现象。
他从两个方面对香港文化想象的条件和历史景观的限制加以说明:
"接近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地历史使香港暂时偏离了中国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的复杂发展历程。
......近半个世纪以来,香港被割离大陆政权和国家民族母体,这无疑直接做成本地社会文化及人民生活'长期'偏安的状况。
对于旧一代的香港人来讲,二次大战时日本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残酷经验,曾一度使香港社群的历史文化记忆（以'惨痛经验'的形式）渗入现代中国民族构成的历史整体中---那种民族文化的集体情感记忆,不断被几代人所重拾。
......见证了-32-殖民时空的变化,度过了历史想象的伸缩,香港?
延赡衙袷杖莸胤⒄钩晌阅衙窈蟠云淅奂贫嘀值囊馐缎翁鞯嫉墓缮缁帷！
雹獾比?
仔细读这篇内容相当政治化的"代序",里面的确有一种面临九七香港回归的迷惘甚至恐慌心态,传达出对香港和自身前途的一种焦虑。
所以,他对身处香港回归所需"持以长远目光作长期观察和长程干预的文化政治问题"的一些过激看法就不足奇了。
在《普及文化的普及技术》一文中,陈清侨注意到香港文化实践的流行普及性问题,在流行文化中没有作者,原作者的匿名情况导致其主体地位已经变成为诸多读者。
"他们成为文化的无名英雄,历史的零度读者。
"不难看到,论者对香港普及文化和前途的看法,是在这"施展浑身的技量走出一条出路"的政治隐喻前提下展开的。
他通过对文学文本《人间蒸发》的分析,得出寻找文化身份的历程同时也是个逃避自我身份被确认、被孤立的挣扎过程的结论。
论者将普及文化与话语模式看作一种紧密相关的语言活动,从中看到香港身份和自我身份难卜的命运。
在我看来,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在香港回归前一些知识人所认为的---除了要注意西方文化经济的殖民状况外,更要注意的是"国内殖民问题",甚至主张在香港问题上应该让英国继续殖民下去以保持其经济的继续繁荣等。
这些看法或许就是其后殖民文化想象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表露,其中的政治想象成分很浓,颇值得商榷。
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指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泰国等如今的现代化举步维艰,积重难返。
而英国自身就问题很多,从大英帝国的宝座上迅速后退。
因此,奢望英国将香港弄得更现代化,完全是一种文化的"巨型想象",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情结同样难以逃避。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意识形态活动去表述、移动、或置换所谓"真正的"中国,如何在历史与想象的维度中分析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性构成过程,进而从理论上拆解文化主体最根本的意识形态纠结等问题,使得陈清侨在《离析"中国"想象:
试论文化现代性中主体的分裂构形》中提出,"一种历久常新的意识形态纠结也在不断迫使我们著手自我解构,自省一己作为建构中文化历史体的身份位置,期望藉此重写我们的过去及将来。
这个随着集体文化记忆（及其压抑）重新整合（离析）、重新定位（移位）而确立（错立）的'主体性'（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或将引领'中国'此特殊文化想象迈向另一条（再生及重整）现代性的道路去"。
论者在这里运用解构方式消解了大历史的宏伟叙事,而在对过去现代史和未来中国发展史的重新书写（再生及重整）中,建构文化历史的自我身份。
其间又通过意识形态的符号性功能把自我建构设定为自由想象主体,从而使它受制于主导的文化想象和社会霸权。
论者关注的问题仍然具有冷战式的对抗意味,所以对意识形态强制个人对它臣服的现象深加批判。
尽管其学理运思方面尚有不少新颖之处,但是对后殖民语境导致的全球后意识形态的处境并未能加以关注和说明。
虽然论者存在这类问题,但他没有走进封闭保守的窄路上去,而是真正面对身份话语的位移,强调香港身份的认同必然需要重新调整。
这种自我文化身份不断生成和重新书写的看法,在香港知识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陈清侨对中国现代主体性的身份认同的镜像阶段的分析中,强调了主体与自我的关系是经由一个总体化的自外而来的物化他者霸权式"西方"所支配,并进而突出讨论了民族身份、文化身份、集体身份以及自我身份问题:
"
（一）体察身份的表征为分裂状况,同时接受主体性的表征为分裂状况;
（二）探讨在批判性与创造性话语层面上产生的中国身份建构所诉诸的种种意识形态策略;（三）藉着面对文本的政治,道破那无孔不入、神圣不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3-文艺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６期可侵犯的能指---即构成中国民族与文化集体性的千真万确的整合---披露它其实一直彻底地遭到背弃,其一体性正面临彻底的离析。
"这一分析表露出论者论域的政治性,他在论述中紧紧地抓住了身份分裂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文本政治问题等几个基本问题,从而完成了对香港文化语境与身份重写前提性考察。
但是在我看来,这种香港和港人身份的重新厘定具有过多的焦虑性成分和政治意识形态诉求,无疑使其学术的纯粹性受到影响,有些论述从世纪末香港回归后的情况看来已经不能成立。
这种学术政治化状况使我们思考:
在中国文化自身建构中,中国学者究竟能否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而切实地进行中华文化建设？
中国文化的当代形态究竟是政治文本的解读还是深层面的中国精神的再书写？
我想,在多元语境的空间中,每个知识分子当会做出自己的个体性回答。
二后东方主义与文化身份
（一）后东方主义与殖民文化朱耀伟是香港近年来比较突出的一位研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学者。
他对中国后学的研究基于对西方后学的精到理解,因而往往能够对理论的正负面有同样深刻的体认。
同时,他善于从香港的后现代语境和后殖民处境出发,感同身受地写出自己的不俗见解,并对世纪末的中国后现代问题和后殖民语境中的中国身份问题,作出冷静的理性分析。
１．"后东方主义"的提出朱耀伟在《后东方主义》"前言"中,申述书名命名的原因在于,?
橹形恼隆笆且匀赖拢ㄈ宓拢┑摹抖街饕濉吠瞥鲆院蟮呐雷蛭雎?
并同时又着意'解中心意识',希望不同范畴的实践能组成一个平面,为中国文化论述拓立新的论述空间"。
在他看来,一个世纪的国运转换和具有强迫性的中西文化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严重质疑。
这种状况使得中国文化身份充满疑问。
西方的强势文化对中国而言成了必须认同的中心,这使得几乎整个２０世纪中国的命运都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相牵扯。
这种在历史屈辱中成为被西方观察的"沉默他者"的地位,使论者意识到,政治霸权话语以及知识殖民、符号崇拜等问题是中国文化重新定义所必须加以审视的。
因为,当我们不自觉地受外来思想主宰,而又不质疑其合法性时,就可能只会引入一种非审视非抗衡性话语。
真正健全的中国观应是对西方核心范畴进行剖析,并在这种接纳和质疑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
就此而言,朱耀伟在本书中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
其一,中国观的拓立应以挑战所有霸权为目标。
中国在世纪性的发展中,面对着相当复杂的政治霸权、文化霸权、知识殖民、思想渗透等问题,这些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问题,应该是中国观研究中的权力脉络考察的主要课题,而不应通过西方理论误读中国形象。
其二,界定后殖民在后现代化中的新性质。
后殖民不再像殖民主义那样争夺自然空间,而是争夺文化符号和资讯等文化空间。
但是,论者提醒道:
从后现代到后殖民的转移并没有颠覆殖民主义,所谓后殖民主义只不过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深化或转型,根本未能真正摆脱殖民者的阴影。
因而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后现代后殖民往往以权力话语的方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论者意识到"后学"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东方被西方中心主义审视的问题,相反有可能在"后"的话语中共谋或被重新挪用东方意象,这种后学"话语"按西方中心神话所设定的指涉系统播撒,使得边缘话语重新被纳入西方中心神话之中,从而变相限定了后东方主义时期的话语生产空间。
其三,倡导重建文化中自-34-己话语的重要性。
论者甚为忧虑地提出,因为自身话语的合法性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声却得不断借用西方中心话语理论的声音。
这一状态亟待改变,即需要在主导系统的西方论述所开展的本文及政治性空间中,以不同的抗衡姿态去形成另一种论述,拓立出中国当代文化自己的话语空间。
在西化的中国人丧失中国问题而本土化的国人又对西方文化精神隔膜时,以一种文化"中间性"或中间性文化在中西文化间沟通,从而扩大主导话语的播撒过程中的罅隙。
论者这种沟通中西之间的话语意识,使其对中国话语能够重新发音抱有相当的自信。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论者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的霸权主义问题和中华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惟一的可能性,因而相信中国话语（大陆港台、海外华人）能够形成一种力量,与西方主导话语相抗衡,使中国不再成为"沉默的他者"。
２．中国图像的跨世纪展示中国在西方文化批评话语中具有怎样的图像？
中国在新世纪具有怎样的文化形象？
面对这些问题,朱耀伟在《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一书中讨论了中西的话语理论家及其对中国图像的论述。
其中涉及的人物有:
李欧塔、傅柯、德希达、萨依德、范农、巴巴、克莉丝蒂娃、施碧佛、张隆溪、周蕾、杜维明、李欧梵、马克林、宇文所安、林培瑞等。
在我看来,这些讨论中不乏精彩指出,尤其以对海外华人的深刻分析,对中国当代后殖民问题的揭示有重要的推进意义。
在朱耀伟看来,"中国"图像在后现代文化转型中若不能生发出自己的话语空间,便难以有自我衍生意义能力和现实性。
"萨依德在提到不同的解中心论述实践时也提到了'中国',但却并没有提到任何中国批评家。
......我们大可猜测萨依德是要将中国文化纳入其'实践平面',却又找不到合适的批评家为代表。
这一方面点出了中国批评声音在当代论述中的'匮缺',也暗暗带出了萨依德不肯放弃'中国'的动机:
平面化的'中国'是构筑他那抗衡西方的'东方'实践平面之重要成分。
"论者并不神话赛义德的论述,而是从其论述中看到,由于知识的局限,赛义德在讨论东方主义中,未能对作为远东的中国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论述。
中国的沉默表明其急需自我发声,而知识分子对中国声音的拓展有着不可忽略的责任。
在后现代语境中,后殖民话语已经变成了一种话语商品,支配着当今亚太地区的文化生产,但是后殖民作为反殖民、反中心、反垄断及反支配的抗衡性质的消逝,又使得后殖民话语不能适切地描述香港等亚太地区的双语文化经验,只是在文化转型中生产出一些东西方混合的文化和杂糅的语言。
在我看来,朱耀伟在后殖民文化时代对后殖民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审理,推进了中国的后殖民理论研究,能给人以新的启发,并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思考:
如何在运用后殖民理论分析当代文化时不成为西方话语的挪用和照搬,而是注意在东西方文化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中拓展自身的当代话语理论？
如何重视世界一体化中自身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重新阐释被误读的民族形象,重新确立被压抑的中国图像？
３．他性机器与知识生产问题在《他性机器》论集中,朱耀伟汇集了近年对后殖民问题的研究论文,其中不乏自身处于后殖民语境中的内在经验。
在《当代批评论?
鲋械摹翱占浠泵运肌分?
他强调:
"'空间化'话语是他者的'他者化'过程转化为一种'空间化'迷思,而从前他者的神秘和异国风情等特色在无国界的情况下被商品化,当边缘与中心之间成了中心与边缘共有的批评工具及论述范畴之后,当中的共谋所隐藏的论述生产支配性更叫人担忧。
"在《全球化年代的知识生产》中,朱耀伟从三个层面分析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5-文艺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６期了全球化时代中的知识话语状况:
第一,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不断移徙到第一世界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教育,并受聘为教授的情况十分普遍。
这些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进入第一世界话语生产链条中,改变了后殖民时代话语生产分布状况。
第二,东西方发声与沉默的二元对立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东方已经从沉默到开始言说,需要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中重新考虑整个话语生产的状况。
第三,在全球化时代,知识也变成了一种产品---将旧有修辞转化,将中心变成多渠道以方便吸纳各类边缘力量。
在全球化氛围中,知识生产不再是以西方为中心,而是通过不同的国际关系联系在不同地方制造本土式的中心,这意味着"边缘"变成了各种"中心"的权力游戏的新场域。
这三层面的分析,使人能对后殖民处境中知识生产模式、知识教育传播状态、中心与边缘的新型关系等,有较清晰的把握。
总体上看,朱耀伟这本书确实集中而学理化地研究了香港后殖民问题,其中的政治、法律、语言等领域全面展开的意图,很好地贯穿在话语分析中。
在阅读过程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作为香港学者,能够超越两套话语体制和两种语言中心夹缝的制约,而具有一种对自身身份的冷峻认识:
既不是一味地挪用西方的学术中心话语,又不是民族主义地自我膨胀,更不是以跨进西方学术体制为荣,而是对处于中西之间那些外黄里白的"香蕉人"文化处境有深切洞悉,对其中浮现的各种后殖民问题地加以率直的审视和批判,并在坚实的学理支撑中以新的学术眼光去看新世纪的中国图景。
（二）后殖民话语中的性别身份对后殖民语境中的性别问题,以及诸多性别身份问题特别关注,使周华山的《后殖民同志》成为后殖民语境中性别问题研究中颇有特色的著作,书中不仅以众多的访谈揭开跨国语境同性恋的文化心理问题,而且从后殖民角度看当代人的生存处境,有一定的文化哲学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华山同香港等地的一些同性恋者的对话,呈现出另类社会或另类群体的另类经验,从中折射出自身对当代后殖民弱势文化的反省。
书中所讲述的每个人自己的故事中,所涉及的这类后殖民问题相当广泛,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类分析。
１．身份是他者在自我文化的映射反照这些另类群体在对自身身份的获取中,大多对西方中心主义持质疑批判态度。
一种是对香港中间性身份的体认而对西方优越感的对抗。
二是留学归来的双语文化精英对西方教育体制的反省,认为留学的双语精英是西方主流学术体制的产物,靠西方经济政治与学术霸权获得自身的学术权威地位。
"我们这些'归国学人',利用在英美欧陆大学获取的学位（博士）、知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理论、女性主义和同志论述）、身份（双语、双文化人）,在香港赢取学术建制的教职（大学讲师）,占据优越的发言位置,向国人转售西方社会的科学真理,从而建立并巩固自身的权威地位,令殖民社会在知识生产与文化身份认同上,继续依赖西方霸权所提供的材料与构架,为殖民宰制续命。
"这段话对海外留学归国的一整套教育体制的批判,能够使人在这种君子自道的率直中,洞悉当代西方式教育体制和人才观念的根本性弊端,其对全球一体化的大学教育中的话语权力、发言身份、跨国知识生产网络、以及个体学术利益等问题的揭示,可谓入木三分。
三是反省一切保守排外的民族主义。
正是出于中西交流的中间状态,使港人往往抵制保守排外。
论者从内部差异政治和外部文化政治压力的分析中,辨析当代民族主义话语的根本失误,从而具有一种全局新眼光。
２．语言霸权与语言后殖民问题后殖民时期的问题往往互相联系彼此纠-36-缠,论者善于就表面性问题深入下去,揭示被遮蔽被遗忘的深层次问题:
其一,英语成为一种霸权语言。
世界上懂汉语的占第一位,懂英语的占第二位（约７亿人能读写讲英语）,但全球网络媒介、出版贸易与学术会议却大多用英文。
在这种英语的霸权中,汉语处于边缘地位,这一文化处境的改变成为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意识。
其二,对后殖民语境中的"亚洲价值观"与"东方的观点"的反思。
论者有着深厚的历史意识支撑,能够一针见血地揭露西方文化霸权制造被看的东方的根本意图,并进而警示,如果国人以民族主义的族性为排斥外族的借口,就将使这种东西方的对抗升级,隐藏着根本性的文化策略性隐患。
其三,西方中心论制约着港人的思维。
一般而言,殖民主义最初通过军事侵略进行外在宰制,征服异域后,强国透过跨国经济科技和语言霸权,用文化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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