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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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研究
——以莫言为例
摘要：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无疑给国人带来了无以言表的喜悦之情。
这不仅是他个人文学成就的标志，也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受到国际文坛的关注和认同。
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思考莫言获奖的原因，并以此为鉴，振兴当代中国文坛，利用这一契机使中国当代文学融入世界文坛的大潮中。
关键词:
影视出版借鉴反思
1、影视产业的作用不容忽视
当今时代被称为一个“读图”时代，传统的书本、纸媒阅读方式逐渐转变为种种不同的读图方式。
视觉文化在文化传播中的主导地位逐渐显现，紧靠传统印刷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影视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国界，打破语言、文化的限制，使接受者通过视觉感受直观地理解传授者所表达的主要思想，相比与传统的纸质媒介更具优越性。
因而影视产业作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媒介，所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莫言对电影的宣传作用毫不讳言。
他说：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日本文学界只关注三位中国作家:
莫言阎连科和残雪》，《辽宁日报》[N].2009-10-19）一些韩国著名的媒体也称“张艺谋在１９８８年以《红高粱》显示出了中国电影的独特性和魅力，他和陈凯歌一起，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１］（［１］参见电影巨孽—中国导演张艺谋与中国人同甘共苦［Ｎ］．韩国日报，１９９９１０２２．）日本汉学家谷川毅表示，是电影把莫言带进了日本，“根据莫言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在日本很受欢迎，他的小说也随之开始引起注意，所以，他进入日本比较早。
”（参见《日本文学界只关注三位中国作家:
莫言阎连科和残雪》）是电影造成了莫言文学的国际影响，才带动了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需求。
因而影视媒体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作用不可小视。
电影《红高粱》通过叙述“我”的奶奶九儿浪漫、热烈又畅快、悲壮略带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浓烈豪放地礼赞了炎黄子孙追求自由的顽强意志和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６］。
（［６］第８界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评语．）人性的张扬，自由的追求是本片主题所在。
追求自由和人性解放又是通过描写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来体现的。
影片一开始就是大红的嫁衣，红色的头饰以及虽然是一闪而过但是在中国传统婚俗中极为重要的“开脸礼”。
张艺谋只是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把那种中国的嫁娶风俗传达给观众。
此外火红的高粱地贯穿全片，这铺天盖地的“大红”是一种精神意象——“感性生命的躁动”。
张艺谋用它来宣泄最原始最蓬勃的生命力，让现代人冷凝的血液在瞬间滚烫起来。
人淹没在高粱地里，仿佛置身于一个生育大广场，满世界都是绿，“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
”（《张艺谋：
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新京报》2005-08-17）
影片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着力表现人性并饰以中国民俗相陪衬。
影视是来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的艺术，因而用这种虚构的或者说夸张的方式在影片中表现中国民俗，并不影响其精神实质，反而凸显了中国人敢爱敢恨，坚强勇敢的性格。
影视文学是时代传声筒，通过视觉感受，把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联系在一起。
使人们在欣赏影片的同时，领略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进而去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
因而，影视文化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开路先锋。
二、翻译出版很重要
莫言是海外翻译出版、接受与研究最为广泛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
莫言作品被广泛地翻译为法语、英语、德语、越南语、日语和韩语。
其作品海外传播地域的分布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的亚洲国家为主。
并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获奖。
因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偶然，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和海外知名度的莫言能够获奖是一种必然。
而这一切都得益于翻译出版业。
“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是歌德在阅读了一些中国文学作品之后首先提出的。
世界文学的表达是通过不同的语言作为媒介的,歌德之所以能够接触到东方文学,主要得力于翻译。
但是世界文学始终是以欧洲文学为中心的，多年来,中国文学依然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处于边缘的地位。
举例来说：
雷蒙德#格诺的《文学史》（3卷本,1955-1958）有一卷专门讨论法国文学,一卷讨论西方文学,一卷讨论古代文学、东方文学和口述文学。
中国文学占了130页,印度文学占140页,而法语文学所占的篇幅则是其十二倍之多。
汉斯#麦耶在他的《世界文学》（1989）一书中,则对所有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学全然忽略不谈。
面对这一现状，我们不得不进行自我反思。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两次全盘西化的高潮,但是我们并未抓住机会，把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反而使得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占据了中国文学市场的很大份额，其结果是根本忽视了中国文学的应有价值和意义。
在当下我们还有一些专业出版社,例如外国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等,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出版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并且在国内的口碑很好，销量可观。
虽然不少中国学者具有将文学和理论著作从外文译成中文的能力,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将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译成优美并且达到出版水平的外文。
至于原因吗？
笔者认为有三点：
1、中国现当代文学,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即使译成英语或其他主要的世界性语言,也难与同时代的西方同行相比肩。
2、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一脉相承，对于其中的传统要素如诗歌、意象、典故等，是很难用外语原汁原味的翻译出来的，这期间承载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概括说清的。
3、外国重视本民族文化的传播，因此对于那些热情介绍他们国家文化、译介他们国家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有成就的外国译者,会给以高额奖赏和崇高的称号。
通过翻译出版的途径使中国文学走出国门，不仅需要专业人事的主观努力，国家政府的重视更是重中之重。
把中国文学推向世界文学的范畴中，既是顽强地保护本民族的文字,又是纯洁本民族的语言。
三、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罗素说:
“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在过去常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
希腊向埃及学习,罗马向希腊学习,阿拉伯向罗马帝国学习。
中世纪的欧洲向阿拉伯学习,文艺复兴的欧洲向拜占庭学习。
在许多这种例子中,常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罗素:
《中西文明的对比》,见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下册第8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的确，文学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地学习中进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自己毫不回避马尔克斯对他的影响和启示。
他在陈述这种影响时说:
“《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与中国文学界见面……面对巨著产生惶恐和惶恐过后蠢蠢欲动,是我的亲身感受,别人怎样我不知道,蠢蠢欲动的自然成果就是使近二年的文学中出现了类似魔幻或魔幻的变奏,大量标点符号的省略和几种不同字体的变奏。
”[1]（[1]莫言.黔驴之鸣[J].青年文学,1986,
（2）.）那么接下来我们试着通过莫言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比较，来分析讨论莫言的文学为何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有何借鉴意义。
（1）莫言与福克纳
1、感觉小说
福克纳往往限于写南方区域里的事情，然而莫言却把“高密东北乡”构建成一个包罗万象的超级王国。
在《喧嚣与骚动》这个严密、完整又具有自己特殊性和人类普遍性的国度里，从一个白痴孩子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使得这个故事由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讲出来更加动人。
用班吉的视角去看世界，感受周围的一切，然而即使感受到了也讲不出名堂来。
在他身上我们只能对人类感到悲哀，感到可怜。
《红高粱》中的高密东北乡是在莫言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从“我”的视角看“我奶奶”、“我爷爷”的爱情和生活经历，在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合成了对强悍而自由的个体生命的赞歌形式。
这既是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的风情的展现，同时也是敢爱敢恨，坚强勇敢的人性的凸显。
2、在叙事结构上，时间上是跳跃穿梭的，采取非直线型进行因果叙述。
《喧哗与骚动》：
从1928年开始，回至1910年6月，再跳到1928年的受难节，以同年的复活节结束。
而《红高粱》：
第一条是余占鳌的战斗生活，是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的。
第二条是余占鳌的爱情纠葛，采用倒叙的手法，且不是一个完整的叙述，而是多个零碎的片段错乱地集合在一起，从而使一个原本简单的爱情故事变得扑朔迷离，更具吸引力。
莫言自己说他读福克纳的东西不多，只是隔三岔五地去翻翻，但却总是能从与他的交流中得到教益，福克纳意识流手法潜移默化的感染了莫言。
（二）莫言与马尔克斯
1、叙事结构上，未来视角的解读
《百年孤独》小说一开头就创造了一种从将来的角度回忆现在或过去的倒叙手法，作品中这种结构框架屡屡重复出现，环环相扣，不断造成新的悬念。
《红高粱》明显地借鉴了这种特殊的结构方式。
以一个晚辈的身份来追叙“我爷爷”和“我奶奶”之间的故事，打破了时空界限。
“我”成了一个打破尊卑隔阂和心理距离的叙述者，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借助于马尔克斯的匠心的结构方式和独特视角，又的确添加了莫言的创新。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让莫言恍然大悟“小
说可以这样写”。
（《莫言：
我非中国马尔克斯再写不出〈丰乳肥臀〉》，《南方日报》，2011年6月28日）
2、象征手法的运用
在《百年孤独》中马贡多镇最后被一阵飓风所毁灭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正如马尔克斯在诺贝尔奖领奖台上所说：
“只要拉美人民记住历史，敢于斗争，打破那‘百年孤独’，‘布恩迪亚家族’最终会获得并将永远享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
”（《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的讲话·拉丁美洲的寂寞》，【J】，《外国文学动态》，1983，（3），62）在《百年孤独》中成功运用了“黄色”这一色彩,实验室中的小金鱼,在霍#布恩地亚去世的那天,持续了一整夜的黄花雨,吉卜赛人墨尔基阿德斯假牙上长出的黄花和追逐情人的黄蝴蝶。
这些“黄色”均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增加了作品的魔幻色彩。
而《红高粱》中大写特写“红色”，新娘子大红的嫁衣，红色的头饰，那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
高粱的“红”配上人血的“红”,突出了红高粱广阔壮美、丰满旺盛的生命力,作品所表达的那种张扬的人性也正是由于这铺天盖地的“红”得以呈现的。
它本身就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生灵，与小说的人物平行，作为民族精神的异质同构对应，共同奔赴揭示民族性格底蕴的目的地。
（3）风土人情的展示
马尔克斯说过“:
魔幻只不过是粉饰现实的一种工具，但是，归根结底，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
”（《加西亚·马尔克斯文学谈话录.番石榴飘香》【J】，《外国文学动态》1982，（12），38）《百年孤独》展现了拉丁美洲神奇的印地安古风。
布恩迪亚家族的百年兴衰史就是拉丁美洲土著居民受到侵略者专制统治和野蛮掠夺的历史缩影。
与世隔绝的马孔多小镇的百年历史,就是拉丁美洲百年历史的真实写照。
《红高粱》描绘了高密东北乡土匪打日寇的故事，展现了生活在这个贫穷苦难的地方祖祖辈辈吃高粱米长大的农民的狂野风情。
两部作品中的男女婚恋都展示出不同的风土人情。
《百年孤独》中的婚恋则展现了文明普照前的拉丁美洲的原始生活遗风。
男女之间可以自由结合,没有约束。
《红高粱》中展现了传统的婚姻是父母之言,媒灼之约。
荒蛮土地上的这种婚恋多是原始本能的冲动,展示了别样的婚恋观。
《百年孤独》从异化的现实表象走向历史、从历史生活中、从人内心最隐秘的深处,挖掘出本民族的群体意识。
《红高粱》则把大恨大爱,大美大恶以及赤诚坦荡,无所顾及地宣泄出来，流露欢乐与悲哀,抑郁与抗争,梦幻与希望，把真实的“人”呈现在文学中。
杨守森在《怪才莫言》中认为莫言“正是在高密大地的风物人情,文化精神及民间艺术的培育下,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文学王国”。
在继承和借鉴二者的关系处理上,莫言还是把握的很有分寸。
依据皮亚杰心理学认为,由于民族欣赏习惯、文化传统、社会伦理等原因,不同民族和国度的读者都会形成一定的接受“图式”。
作家既不能完全摒弃这个图式，也不能完全套用这个图式，在掌握这个“图式”的内在规律基础上，发展自我，展现自我的超越与独特之处，才能走出更加广阔的天地，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四、自我反思，放眼世界
180多年前歌德受到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启发,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颇具乌托邦色彩的猜想,而我们今天又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世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这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笔者认为，经典性和可读性是确定世界文学评价标准的基础和出发点。
经典性诉诸于世界文学的审美品质,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写“人”，超越了地区和种族的、族群的局限。
可读性则指向单部作品的影响力和流通性，也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应被视为世界文学时,我们应当确立一些客观的标准。
我们应该明确的是，世界文学绝不应当是各民族、国别文学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必须经过一些选择和淘汰，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反观当代中国文学，缺少古人的理性，磨灭了五四的热情，反而增添了情欲与伤感。
由对家国的满腔热情转换到对个人情感的宣泄，更多的关注自我，无法激起人类普遍的情感共鸣，因而就只能局限在有限的空间内。
我们应该打开视野，看看外面的世界，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突破了传统的樊篱，但并不是一味地迎合受众，而是在立身民族土壤的同时，用国外的精华为自身发展灌注新鲜的血液，使民族与世界相融。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他本人文学成就的标志，也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受到国际文坛的关注和认同，促进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
客观上提振中国整个文学行业的士气，而且在中国也掀起了一股全民关注文学的热潮。
但是力挽狂澜不能仅仅指望莫言一个人，政府更应该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使中国文学获得更多的关注，提升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整体地位.
参考文献
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80年5月
莫言《红高粱家族》作家出版社2012年11月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
王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论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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