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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语言研究论文现代语文语言论文

性别语言研究论文现代语文语言论文

中国性别语言学三十年研究成果综述

  摘要:

近些年来,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性别语言学日益受到重视。

相对于欧美学者的研究,汉语性别语言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仍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笔者对国内近30年性别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相关梳理,主要从理论建设、性别歧视现象、跨语言性别对比研究、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四大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力图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讨论了该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中国性别语言学语言差异综述

  

  一、引言

  1664年,Robin的HistoriesNatureMoraleAntilles可以算是性别语言学的滥觞,在书中作者关注到了当地加勒比印第安人男性和女性使用不同的语言这一现象。

沉寂几个世纪以后,在Jespersen(1922)出版Language:

ItsNature,Developmentandorigin一书后才真正拉开了对性别差异现象研究的序幕,但研究成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直到20世纪60年代,性别才成为社会语言学关注的一个重要语言变量。

到70年代,伴随女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性别语言学的研究才真正达到一个高峰,如R.Laboff、Labov、Trudgill等著名学者都进行了相关研究,他们采用社会语言学统计方法,着重关注两性语音、语法上存在的差异,其中LanguageandWomen'sPlace首次引进“权势”概念,将女性、语言和政治联系起来,对性别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到了80至90年代,如D.Bolinger、J.Holmes、M.R.Key等学者则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分析男女言语交际中存在的差异,探究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使得研究视角日益多样化。

新世纪以来,随着研究视野日益宽广,女性主义语言学(feministlinguistics)不再是性别语言学唯一的声音,性别语言学研究扩展到全球,如日本文化厅《待遇表现》(1982)、寿岳章子《日本语と女》(1978)等都是日语性别语言研究的代表著作。

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门类,性别语言学也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专业期刊Gender&LanguageJournal,在1999年还建立了国际性别与语言协会(简称IGALA),相关研究著作更是硕果累累,研究范围逐渐渗透到语音、词汇、语法、语义、会话模式、言语能力、语言习得、文体研究、课堂用语、语言代码以及语言普遍性研究等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层次,并日益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地理学、民俗学相交融,其研究视野日益开阔。

  相对于国外近百年的丰富研究历程,中国性别语言学研究起步较晚,基本上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渐渐繁荣。

本文拟对1980年至2010年这三十年间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梳理,主要对目前性别语言学研究现状、研究范围和主要观点作一些综合性探讨,并对已有研究成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中国性别语言学研究概貌

  中国性别语言学研究大致呈现出与西方研究潮流一致的趋势。

回顾这三十年间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将中国性别语言学史按时间分为三个时期,即1980~1990的“萌芽期”、1990~2000的“发轫期”以及2000~2010的“壮大期”。

  

(一)萌芽期

  在第一个十年里,性别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国外已有研究成果,如陈原(1983)《社会语言学》以及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专著中开始关注性别与语言的关系。

同时发表了一些以某一地区语音中性别差异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如胡明扬《北京话“女国音”调查》和曹耘《北京话语音里的性别差异》。

这些学者吸收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语音角度切入,考察两性在语言上的差异。

这一时期性别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是在这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仍未出现专门的研究专著,研究论文数量也十分有限,性别语言学仍处于萌芽期。

  

(二)发轫期

  这一时期,研究者继承了前一阶段从语音、语法两个角度切入的研究模式,研究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汉语,而是开始关注其他语言中的性别差异现象,如杨永林《性别在英语语音、语调中的表现》和《性别在英语语法句型中的表现》等文章。

除了继承上一阶段的研究方向外,学者们还开始关注汉语中独特的性别差异现象,最突出的就是对汉字的研究,关注汉字体现出的性别差异现象。

学者们吸收国外新的研究精华,开始关注话语交际过程中体现的性别歧视现象。

简而言之,这一时期,性别语言学研究开始向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扩展,在研究成果的总结上,也出现了探讨性别语言差异的专著,如孙汝建《性别与语言》(1994)。

  (三)壮大期

  新世纪以来的这十年,性别语言学研究逐渐升温,翻译、引进的性别语言学专著数量逐渐增加,研究论文更是汗牛充栋,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性别语言学研究迎来了其迅猛发展的时期。

此时性别语言学研究主要关注:

语言中性别歧视现象及原因;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

此外,研究“女书”①或《说文解字》中的性别观;交际民族志视角下的性别语言差异也值得关注。

这一时期的性别语言学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出现了多元化和本土化共存的局面,除了静态的语言本体研究外,也日益关注动态的发展变化。

  总体而言,“在30年中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静态到动态、从现象罗列到理论升华、从理论引进到具体应用的发展过程。

”[1]

  三、具体研究方面

  

(一)理论综述

  西方性别语言学理论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七种主要学说,即生物决定论、缺陷论、支配论、差异论、行为集团论、化妆论和表演论,对性别与语言的观点一步步深化。

国内对于性别与语言的关系基本承继西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关注这一领域。

赵元任先生早在1928年出版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56)一书里就注意到了男女在语音和声调上可能存在的差异。

而80年代以来,相关书籍都设专章或专节讨论语音、词法、词汇、语法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如:

邓炎昌、刘润清的《语言与文化》,顾嘉祖、陆昇主编的《语言与文化》,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戴庆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王德春、孙汝建和姚远合著的《社会心理语言学》,常敬宇编著的《汉语词汇与文化》以及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合著的《当代社会语言学》。

这些著作并不是纯粹的性别语言学研究,更多的是将性别作为研究中的一个变量,作为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下属成分。

  随着汉语性别语言学研究的逐渐深入,一些具有汉语特色的专著也问世了。

国内第一部较为全面的研究语言和性别关系的专著是孙汝建的《性别与语言》。

孙汝建主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切入,除了注意到汉语姓名、称谓、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差异,还关注男女体态语的性别差异,影响深远。

而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中,以下几部尤其值得关注:

杨永林《社会语言学研究:

功能•称谓•性别篇》以作者独立完成的研究为主线,涉及角度多样;孙汝建《汉语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差异》涵盖了女性形象、汉语的性别歧视、汉语的性别差异等论题,进一步完善了前一阶段的理论之瑕;赵蓉晖的专著则是长于跨语言性别差异比较,关注汉语与俄语口语中反映的问题;《性别语言学研究》主要从语义、汉字这两个角度对前一阶段的性别语言学成果进行了较为完善的总结。

  在性别语言学理论的翻译引进方面,引入的有关女性主义语言分析的著作数量并不多。

比较有影响力的几部翻译作品有以下两部:

一部是北京大学2000年出版的德博拉•坦嫩的《你误会了我——交谈中的女人和男人》;另一部是艾小明翻译的塔尔博特德专著《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一书。

这两本书都关注于言语交际中男女差异的特点,但前者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强调男女交往中的差异性,弱化了男女交往中的权势因素,不如后者更具有客观性。

  

(二)汉语中性别差异现象研究

  语言的性别差异是指男女在使用同一种语言或方言时表现出来的差别。

近年来,研究汉语中性别差异现象的论文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语音方面

  语音方面的论文关涉到几个方面:

其一,男女发音器官的差异,即生理差异;其二,物理差异,如女性音高高于男性,男性音域宽于女性,男性强音使用频率高于女性;其三,发音心理上的差异。

其中,以物理差异研究最为深入,音质、音高方面挖掘最深。

语音方面的论文成果主要以描述为主,注重事实的挖掘,从调查数据中反映性别差异特征。

  音质方面,胡明扬在对北京话中的“女国音”的调查中发现北京一些年轻女性把汉语拼音中的j、q、x的发音部位向齿前移动,发成了尖音z、c、s,以达到尖细好听的效果。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对双元音/ai/、/au/和/i/、/ε/、/e/变化的量化统计得出结论:

年轻职业妇女虽然对音变采取保守态度,却主导了无标记音变。

而音高方面的研究则指出高低音的心理暗示功能,指出男性采用低音除了生理方面的原因外,可能还与低音带来的社会权势有关。

  2.语汇方面

  语汇方面的论文数量众多,研究范围涵盖了熟语、成语、常用词、称谓词等多个方面。

称谓语的研究较为突出,有学者不仅仅注意到歧视女性现象,而且还将对男性的歧视性称谓语纳入研究范围,以《红楼梦》中的人物称谓作为个案,探讨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权势与等同理论对称谓语使用情况的制约。

  除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外,近年来还有学者从认知上切入,分析语言中的性别现象。

魏万德、李从庆(2004)将“原型”(prototype)引入性别语言学研究,认为“性别原型”是在两性生理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的,表示性别歧视的词语的概念是以“性别原型的语义特征”的形式储存在头脑里的,而人们正是依据对不同的性别原型的掌握来指称或描述不同性别,因此构成了词语性别原型语义的差异和对立,从而导致了语言中的性别歧视。

钱进(2004)也持同样观点,并进一步提出“词义性别原型”,认为这影响了词语的修辞选择和新词语的产生。

除此之外,语料库的发展使得词汇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些研究者进一步利用语料库进行性别词汇研究,实现了方法上的创新(樊斌,2005)。

  3.语法方面

  王志强(2000)的《汉语称谓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介绍了汉语称谓使用方面存在性别歧视现象,指出了汉语称谓有许多缺位现象和标记的贬女现象,如女医生、女作家、女强人、女部长等。

  4.语用方面

  R.Lakoff在其著作中指出,男女两性在话语量的大小、话题选择、话语风格和策略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从Lakoff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交际中男女性别差异现象。

在国内三十年的研究成果里,对言语交际方面的关注与日俱增。

  

(1)言语行为

  理论方面,方怡在《论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差异》里介绍了Austin及其学生Searle对言语的行为理论的贡献,着重指出了在言语行为三大分类中“言内行为”中存在语音、词汇和句法等方面的性别差异,指出了重视性别差异现象在英语教学中的意义。

  潘小燕在《汉语道歉言语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中指出汉语中的道歉行为存在性别差异:

①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向别人道歉;②女性更易于选择“直接表达道歉”的道歉策略,使用正式、得体的道歉语,而男性道歉策略的选择则受到社会因素如社会距离、社会权利等的影响;③女性更爱使用程度副词,如“真”“十分”等。

  丁凤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对男女请求言语行为的表现方式做了对比研究,认为一般女性比男性在请求语言表达上更委婉、礼貌,女性的请求序列明显比男性的长。

  戴庆厦从招呼、邀请、道歉等方面观察男女两性在言语行为上存在的差异。

如:

女性的招呼语多用完整且正规的句式和表达,而男性相当随意;男性较少发出邀请,一旦发出,往往比较具体详细,而女性发出的邀请一般不具体,多不是承诺;男性大都认为道歉有损面子,所以较少采用道歉策略,而女性则把道歉视为积极的礼貌行为,乐于接受。

  有学者对汉语赞扬及应答进行了调查,分析了性别语用特征,并认为女性更加重视使用赞扬的情感交际功能,并对之抱有积极态度;男性则重视使用赞扬的评价信息功能,将赞扬视为威胁面子的行为。

  以上几位研究者都强调了男女性别的差异性。

蒙洁琴在《对言语性别差异研究的探索与反思》里进一步深化认识,认为语言性别差异的程度具有相对性,男女的言语特点往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环境而异,应根据不同的环境具体分析,不可以主观臆断,既应重视差异性,又应重视共性。

  

(2)话语风格

  戴庆厦认为男性说话比较直截了当,较少运用细腻的修辞方法;而女性则比较善于表达情绪感受,往往不注意事情本身的描写。

曹志赟通过量化统计分析了男女语气词的使用情况,发现女性在疑问句和祈使句中使用“吗、呢、吧、啊”的频率高于男性。

而黄敏则指出女性在词汇选用上具有的独特性:

讲究用词贴切,言语比男性文雅委婉,选词也比男性客气礼貌;词语常常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更擅长使用情感词。

  (3)语篇

  杨信彰《语言与性别的多视角研究》指出性别特征大多是从语篇层面呈现出来,语言与性别的研究不能把性别变量与其他社会或语境因素分离开来,要重视语境对单词的使用和语句的产生所起的解释作用,不应只强调差别而忽视共同点。

  (4)语用

  莫爱屏、蒋清凤从性别词汇的标记性和语序排列、男女命名乃至性别社会角色认知等方面切入,通过对性别词汇语序的语用分析、性别歧视语言的语用研究,指出女性在社会词汇网络的编织程序中属于“次属群体”,在父系文化中其实并没有真正拥有话语权。

  5.文字方面

  

(1)《说文》

  对于《说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部上,有些研究者着重分析女书形体,如赵光认为“女”字是先民“近取诸身”象形造字的方法,反映了古人男尊女卑的观念。

还有的学者则从语义场角度出发分析女部字的文化内涵。

近期,对于《说文》“女部”研究进一步细化,杨春对女部中每一个字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写,同时也关照到表示女性外貌和德行美的汉字,逐渐深化到对字形字义的详细分析。

  

(2)女书

  对“女书”的研究主要与文化语言学相交叉,除了邓艳珍对女书生成缘由的探讨,以及傅美容提出女书是女性身份建构的途径的观点外,一些书籍也进一步完善对“女书”现象的分析和理解,如《女书文字与女性社会》《女书——一个惊人的发现》和《抢救世界文化遗产——女书》。

近年来,随着女书文字逐渐被揭秘,在2007年出版的《女书通——女性文字工具书》将女书和汉字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3)语言类型学视角下的研究

  在语言类型学视角下,学者们不再仅仅将视线集中于汉语事实的挖掘,而开始放眼全球。

这一方面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

一为描述另一种语言的性别差异现象,如于国栋、吴亚欣对日语中词汇使用性别差异研究;二为以汉语为出发点,进行不同语言的比较,如蒋和舟关于英汉人称名词标记现象的研究。

  (4)语言教学

  语言教学中其实也反映了性别差异现象,大致分为母语习得和二语教学两个方面。

  在母语习得方面,韩亚文认为语言习得中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由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原因更擅长语言学习。

而施珊珊、倪传斌则运用荟萃分析,对从1995年到2008年使用FMRI技术研究男女语言神经机制差异的文章进行量化统计,提出了相反观点,认为:

男女在语言认知的神经机制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传统行为学研究缺乏事实依托。

  在二语习得方面,石运章、刘振前通过对大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分层随机抽样测试,对男女生在阅读和课堂焦虑进行量化分析,认为男生阅读焦虑显著高于女生,而课堂焦虑在性别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有一些学者更进一步关注到民族对于不同性别的人学习外语存在的差异性特征。

  对于方言区,学者们在社会性别建构框架内应用社团实践理论来分析方言区不同性别的成员对于方言和普通话的不同认同度,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视野。

王莉梅(2009)就采用了卡方检验和访谈方法测试广州本土学生对普通话和粤语在认同方面的性别差异。

  四、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成果虽然丰硕,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一部分研究者将性别语言学等同于性别歧视现象,甚至在研究前就预设出差异性结果,在具体研究中过分强调差异而弱化了共性。

一定程度上,“性别被视为一个静止的、一成不变的”[2]事物。

  在进行性别歧视现象分析时,有些研究成果将性别歧视现象归因于语言本身,忽视了语言使用的影响,因此在原因分析时,过分强调性别因素的影响,忽视同一性别内部差异和其他变量(如语境)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显得较为单薄。

  

(二)建议

  1.重视性别变量与其他变量(如语境)等因素的联系,拓宽研究视野。

  2.静态、动态研究相结合,既关注语言本体又关注语言应用。

  3.注意对语境、语言行为变异现象和组内差异及组间重叠现象的研究。

  4.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采取特殊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既吸收先进理论的精华,又联系具体语言实际情况;既关注差异,又重视共性。

防止因性别而在语言使用方面出现简单化和片面化的理解。

  5.完善对语言性别歧视和言语差异的调查手段,增强结果可信度。

  6.加强本土化研究,注重以汉语为基础进行跨语言比较,寻求类型学上特征。

  7.完善理论体系,建立能切实反映汉语特色的性别语言学理论体系。

  五、结语

  本文对中国性别语言学三十年发展历程进行了相关梳理,将之分成三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简要描述。

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反映三十年间中国性别语言学研究概貌,本文对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

首先,对这几十年间学科理论建设情况作了一些介绍;其次,详细分析了性别差异现象的研究情况,分别从语音、语汇、语法、语用、文字、跨语言对比以及二语习得这几个方面对较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相关介绍分析;最后,就这些研究成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希望对性别语言学研究起到一些促进作用。

  

  内容注释:

  ①女书又称“女字”,是流传在中国湖南江永上江圩及其相邻一带

  农村妇女中的一种文字符号系统,是一种女性专用文字,也指用这种文字符号书写的作品。

广义地讲,还包括这类作品的载体,即用来书写“女书”的扇面、手帕、布帛、纸张和绘织着“女书”的丝锦和花带。

“女书”原本是这一带妇女祭神、交友、言情、纪事的秘密文字。

  引用注释:

  [1]赵学德:

《汉语性别差异研究综述》,《妇女研究论丛》2008

  年第6期。

  [2]蒙洁琴:

《对言语性别差异研究的探索与反思》,《太原城市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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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英]玛丽•坦嫩.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M].艾晓明译.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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