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枫毅北京考古近20年来的重要发现与新进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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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枫毅北京考古近20年来的重要发现与新进展
靳枫毅：
北京考古近20年来的重要发现与新进展
近20年来，正值北京市迎奥运、办奥运、南水北调大型工程落地和北京市城市建设及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纷纷配套上马之际，项目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种背景和形势之下，北京地区配合基建工程的基建考古工作，比以前明显地增加了许多，这同时也给考古新发现带来了一些机遇。
这一时期，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代，再到汉唐时代，以迄于辽金元明清时代，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两项新的发现，在考古学研究上，较以往又有了新的进展。
（一）旧石器时代发现并科学发掘了两处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址。
1.田园洞洞穴遗址
（1）田园洞洞穴遗址位于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西南约5公里处黄山
店田园林场内。
2001年春，洞穴内发现了一些古动物化石，200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正式发掘。
在该洞穴下部，发现了属于一个成年男性个体的人类骨骼化石，包括下颌骨（附有牙齿）、锁骨、肱骨、桡骨、脊椎骨、股骨、腓骨、跟骨和趾骨等。
未发现颅骨。
据测量，此男性原身高在1.6米左右。
同时，还出土了26种哺乳动物化石，如黑熊、梅花鹿、马鹿、香麝、牛、鬣羚、貂、猪獾、猕猴、斑鬣狗、豪猪等
（2）。
经对出土人骨和动物骨骼采取铀系法和碳十四加速器质谱法（AMS）测定，田园洞遗址的年代距今约3万年（3）。
美国人类学家埃里克•特林考斯研究认为，田园洞人的纤细趾骨，表明当时的古人已经开始穿鞋（4）。
大量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对于考察当时北京周口店及其附近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学术意义。
2.东方广场遗址（5）东方广场遗址位于东城区东单三条、王府井大街和东单北大街之间，面积约2000平方米。
1996—1997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
文化层可划分为上、下两层。
发现了人类用火遗迹，包括烧骨、烧石、木炭、灰烬等。
出土了大量的石、骨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共2000余件。
其中石制品有1098件，主要类型为刮削器和雕刻器，还有石核、石片、石锤、石钻以及石屑等。
石制品的原料，几乎全属黑色燧石。
体形普遍较小，多为小型和微型石器。
制作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偶用砸击法。
加工方法，主要是背面加工，加工工艺比较精致。
骨制品中，有2件骨片上有人工刻画的植物形象，这在中国旧石器晚期遗存中还较罕见。
动物化石，包括原始牛、斑鹿、蒙古草兔、驼鸟等。
经采用热释光和碳十四年代测定，东方广场遗址上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
1.5—1.9万年（6），下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2.2—2.6万年（7）根据该遗址的文化层堆积与人类用火遗迹的分布特点，结合对东方广场古地貌（晚更新世晚期遗址地层的沉积特征与沉积类型）分析，大致可以判定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应是一处古人类活动的临时性营地。
此外，在燕山南麓平谷金海湖镇马家屯、海子村、罗汉石村、洙水村等多处旷野地点也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石器（8）。
上述发现与发掘成果，大大丰富了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的历史信息和考古文化内涵。
研究表明，自五六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至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北京地区古人类文化一直在持续、不间断地发展着，文化面貌也呈现出不断进步的趋势。
石器制作工艺，从早期到晚期都表现出明显的传承性（9），在石料选择、石器种类和加工技法上，都体现出一脉相承的风格，这是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石器的突出特点之一。
在对出土标本的科学检测上，近20年来又引进和补充了新的科学方法和测试手段。
如在测年方面，开始采用骨化石铀系法和碳十四加速器质谱法对出土的人骨或动物骨骼标本进行测定，使测得的年代数据更符合历史实际。
这两种方法不仅用于新发现的田园洞和东方广场遗址，同时也用于过去已经测定过的山顶洞遗址，并纠正了以往的年代误差（10）。
在对人类和动物食物结构的检测和分析方面，采用了新的C、N、S稳定同位素分析法，经过对田园洞标本的检测实践，证明此方法是有效的。
（二）新石器时代为寻找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遗存线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先后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调查并科学发掘了两处属于新石器时代
早期的遗址。
1.转年遗址1995—199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发掘了怀柔区宝山寺乡转年村遗址（11）。
这是一处距今9200—9800年的古人类活动场所，出土各类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以及陶器等标本18000余件，还发现一些木炭渣等（12）。
石器中细石器较发达，不但数量多，而且制作工艺精，堪称为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细石叶模式的典型代表。
磨制石器中有石斧、石锛、石磨盘、石磨棒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还出土了2件石容器，上面还遗有明显的划断磨痕。
划断技术工艺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制作技术超越旧石器时代制作技术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技艺特点。
陶器共出土了90块陶片，无完整器物，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低而不匀，陶胎中含有大量石英颗粒，器表绝大多数为素面，外表稍经打磨，只有个别陶片口沿处施附加堆纹或乳丁纹。
器类简单，能复原的器形主要是平底罐。
陶器制作的成形方法，以目前转年遗址现有的陶片标本尚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尽管如此，转年遗址发现和出土的一批石器和早期陶片资料，仍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它不但为探寻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地点，而且为探讨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石器特点和陶器的起源问题，又积累了一批有意义的实物资料。
2.东胡林遗址2001、2003、2005、200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发掘了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
（13）。
这是一处距今11000—9000年的包括古人类墓葬在内的人类活动遗址。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中，清理出两座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墓葬，其中M1的死者为仰身直肢葬，M2的死者为仰身屈肢葬。
遗址中还发现灰堆13座，灰坑5
座，以及红烧土地面。
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小石器、石片、石块、石屑及半成品，据此有人认为这里可能是一处石器加工地点。
遗址中还出土了60余片残陶片和不少较为精致的骨器、蚌器，以及数量较多的鹿、猪、獾和一些大型禽类骨骼等（14）。
陶片主要为器腹、器底和口沿部分的残片，均为夹砂陶，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多呈红、褐色，并有黑褐色花斑，器表多为素面，只有少数饰附加堆纹或压印纹。
陶器制法大致有两种，一是泥条盘筑法，二是泥片贴筑法。
能复原的器形，仅见平底罐和平底盆，不见圜底器和其他器形。
发掘者还采用浮选法从东胡林遗址中浮选出大量古植物和古动物遗存，为探索中国北方地区粟类农业起源和家畜起源问题（15），提供了有研究价值的线索。
从东胡林、转年两处遗址出土陶器的陶质、器形、纹饰、制作技艺等方面考察，这些陶器所呈现出的面貌和工艺水平，绝非人类制陶术最原始的作品，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制陶实践之后才可能达到的水平。
因此，“寻找北京乃至华北地区更早期的陶器，探索这一地区早期陶器的起源与发展，应
是今后田野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6）。
在学术研究方面，这一时期又有新的深入和推进。
主要体现在学术界开始依据北京及邻近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对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编年框架和文化谱系，重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探讨（17）。
关于房山镇江营一期文化，以往发掘者所认定的年代和文化性质，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或是提出了颠覆性的新认识和新观点。
比如：
发掘者认为镇江营一期文化年代上限在距今9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观点恐难以成立。
据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2003—2004年的发
掘资料（18），属于磁山文化的“北福地一期”，比相当于镇江营一期的“北福地二期”年代更早，北福地一期碳十四年代为距今8000—7000年之间，故镇江营一期的年代上限不可能早到距今9000年前，其实际年代将不会超过距今7000年前。
这也表明，“镇江营一期的年代也肯定晚于上宅一期，应属新石器中、晚期之交或新石器晚期”（19）。
对其文化属性，有的学者根据镇江营新石器一期文化内涵与易县北福地遗址第二期文化相似，而直接称其为“北福地文化”（20）；有人主张将其划分为北辛文化（21），还有人将其归为仰韶文化下潘旺类型的一个亚型（22）。
关于平谷上宅遗址，学术界近些年来也提出了不少新认识和新见解。
一是将该遗址第一、二、三期遗存，全部纳入泃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
二是明确了三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即将
其第一期遗存划属北方的兴隆洼文化（23）；第二期遗存，
可称为上宅文化或上宅文化类型；但其与赵宝沟文化2联系
较为密切的第三期遗存，属红山文化。
三是认定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上宅二期遗存，是“迄今北京地区最早具有原始农业萌芽的史前文化”（24）。
（三）夏商时代昌平张营遗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于2004年发掘的昌平张营遗址，是这时期较重要的一项考古成果。
该遗址年代自夏代中期至商代中期。
清理出房址6座，窑址1座，灶址11座，灰炕122座，墓葬1座。
这是北京地区的一处早期青铜时代遗址（26）。
发
掘者依据地层和类型学研究方法，将该遗址的夏商时期遗存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段为夏代中期至晚期；第二段为夏代末期至商初之际；第三段为商代中期（相当于郑州二里岗白家庄期）。
因该遗址处于南北、东西文化交汇枢纽之地，故文化因素较为复杂，但其主要文化因素属大坨头文化。
张营遗址的发掘，为构建北京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编年，探讨这一时期的青铜文化类型和谱系,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四）西周时代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1995—2002年，在房山区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又进行了几次科学发掘，又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收获。
1995—1999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曾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董家林古城址内和黄土坡村，对西周居址和墓葬进行过勘探和发掘。
在1995年试掘古城东城墙北
部时，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城墙和排水沟遗迹（27），排水沟
以卵石砌筑，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地下排水系统问题提供了实证资料。
在1996年发掘的古城中部西南祭祀坑遗迹中，出土了3片带字卜辞甲骨，卜甲上清晰地刻有“成周”（28）字样，这对于确定琉璃河城址的建造时代，研究燕和中原周王朝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1997—1998年通过
勘探发现的6处大型夯土基址和发掘的3座祭祀坑遗迹，为寻找西周燕都宫殿位置和建筑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29）。
2002年，在京广铁路西侧的燕都遗址墓葬区范围内清理了12座西周墓，其中有2座（编号为M2和M5）出土有大量的青铜车马器和青铜组合面具，及双鸟头马具等（30），这在琉璃河西周墓葬中为首次发现。
此外，这批墓葬多在墓底设有腰坑，并在腰坑和填土中有殉狗葬俗，M2、M5还另有
殉人现象。
这种葬俗与黄土坡村口区墓葬已知葬俗差异明显，从而为深入探究琉璃河西周燕都民族成分结构和相关礼制等问题，又积累了一份有价值的新材料。
这一时期，在围绕西周燕国都城的始建与废弃年代的研究上（31）、在西周燕
文化的渊源和性质及所包含的文化因素等问题的研究上（32），以及在综合研究方面（33），又有进一步推进和深入。
（五）春秋时代主要成果有两项。
1.丁家洼遗址200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于房山区城关镇丁家洼村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春秋中、晚期至春秋、战国之
际的燕文化居住遗址，遂进行了科学发掘。
发掘面积为2850平方米，清理东周时期灰坑127个，灰沟4条，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古植物种子（34）。
该遗址是北京地区首次经科学发掘的春秋时期燕文化居住遗址，此项成果填补了北京地区关于春秋时期燕文化聚落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一项空白。
遗址中出土的植物种子以农作物为主（占84%），其中包括三种谷类作物—粟、黍、荞麦，一种豆类作物—大豆，还有一种经济类作物—大麻。
这表明生活在丁家洼的燕国先民确实是以农业为其主要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资料来源的，燕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并且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
他们已经掌握了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不仅借以提高了农业的总产量，而且还可以尽量规避或减少因靠天吃饭而遭遇的粮食种植的危险系数，这是春秋时期燕国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35）。
2.军都山考古成果的刊布2007、2010年，由文物出版社先后推出了《军都山墓地—玉皇庙》（一—四册）和《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垙》（一—二册）。
这部全六册大型考古发掘报告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延庆县玉皇庙、葫芦沟和西梁垙三处墓地发掘的近600座东周时期玉皇庙文化墓葬的资料，及开展多学科研究所取得的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成果（36）。
因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科研价值，并提出了玉皇庙文化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概念，这部发掘报告被评为“201年2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考古学科）一等奖”。
玉皇庙文化是东周时期分布于燕山地区的一支游牧和畜牧文化，它长期与燕国为邻，对峙并存，不断拉锯，发生争战、接触和交流，遂构成了燕山南北地区东周历史的一大特点。
发掘者根据玉皇庙文化分布的地望、存续的年代和其文化内涵特点，推定该文化的主人可能就是《史记》等文献中提及的山戎。
玉皇庙文化的考古资料，目前还仅限于墓葬资料，至今还未发现该文化的遗址，所以探索玉皇庙文化的源流问题，建立起玉皇庙文化完整的编年体系，仍是北京东周考古的重要任务之一。
（六）战国时期有两处遗址的发掘较为重要。
1.南正遗址200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在房山区长沟镇南正村发掘一处属于战国晚期的燕文化遗址。
清理出灰坑11个，灰沟3条，灶1个，陶窑5座。
出土的陶器数量很大，但器类却较简单，仅见罐、盆、钵、豆、釜、瓮和器座等很少的几种，而M17东侧出土的一排陶釜，皆倒置并排紧密码放，不像寻常居民生活的遗迹。
联系此处附近即为蔡庄古城和长沟古城，发掘者因此推测该遗址或是当时燕国的一个军事据点（37）。
通过考察和分析该遗址中有代表性的遗迹和出土的陶器资料，发掘者又将“第一期遗存”细分为早、晚两段，即早段定为战国晚期，晚段定为西汉早期。
这对于解决北京拒马河流域战国至秦汉之际考古学文化编年问题，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2.胡家营遗址201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配合延庆县的基建工程，在张山营镇胡家营村发掘了一处从战国早期至战国晚期的燕文化聚落遗址。
共清理房址20座，灰坑17个，灰沟3条，灶11个，出土陶器496件，骨角器49件，小件铜器和铁器各5件，玉器4件（38）。
在该遗址早段遗存（战国早期遗存）中，发现有少量的玉皇庙文化带指甲纹的夹砂褐陶三足罐（陶片）因素存在，表明在战国早期阶段燕文化的势力到达这一地区之后，曾与盘踞于此地的玉皇庙文化发生过接触、交流和融合。
从该遗址发现的大量房址、灰坑、灶址等遗迹和出土的大量陶器所包含的文化因素看，燕文化与玉皇庙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在战国早期阶段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是以燕文化为主导、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的形势，而玉皇庙文化因素此时已经急遽衰减，存留者较少，已明显地处于附属和次要的地位了。
胡家营遗址的发掘，不但让学术界了解到战国早期阶段燕文化向燕山和军都山山区扩张的事实，而且还让学术界追索到了一点玉皇庙文化在战国早期阶段即为强势的燕文化所征服、所融合的历史痕迹。
这是胡家营遗址不同于一般战国时期的燕文化遗址的学术价值所在。
（七）汉代老山汉墓2000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石景山区发掘的老山汉墓（39），是北京地区汉代考古的一项重要成果。
此墓为大型竖穴岩圹木椁墓，采用的是诸侯王级别的“黄肠题凑”制度，坐北朝南，南北通长50米，东西宽22〜23.5米，
由封土、墓道、墓室三部分构成。
封土堆呈覆斗形，南北长
55米，东西宽60米，高11米。
墓道残长24米，宽8〜9米。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上口南北长24.5〜26米，东西宽
22〜23.5米，底部南北长16米，东西宽13米，由外回廊、题凑、内迴廊、前室、后室五部分组成。
后室中间置二椁三棺，椁外髹黑漆，内髹红漆，棺内外均髹黑漆，棺内还涂有大量朱砂，棺盖之上覆盖有比较完整的丝织品。
该墓早年被盗，仅残余部分玉器、陶器、漆木器和纺织品。
随葬品主要摆放在前室和内外回廊中。
此墓的年代，据墓中出土的陶器特点，可判定属于西汉中期。
前室内尚遗存有一具较为完整的骨骸，经专家鉴定，为30岁左右、身高1.6〜1.62米的女性，发掘者据此推测该墓墓主人应为某一代燕王的王后。
老山汉墓是继大葆台汉墓之后，北京地区发现的第三座具有“黄肠题凑”制度的大型墓葬，其结构与规制与丰台大葆台汉墓相仿。
此墓的发现，为研究北京地区汉代幽州的历史和汉代诸侯王的埋葬制度等问题，又增添了一份重要的实物资料。
（八）唐代刘济夫妇合葬墓2012—2013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房山区长沟镇坟庄村为配合一项基建工程，抢救性地发掘了唐刘济夫妇合葬墓。
该墓为一座大型竖穴土圹砖室墓，南北向，南北长34米，东西宽15.3米，墓底距地表深5.2米。
由墓道、墓门、前甬道、东西耳室、东西壁龛、主室、东西侧室、后甬道及后室九部分组成（40）。
早年已被盗掘、破坏，顶部已无存。
墓室内原绘有壁画多幅，但已遭损毁。
唯余雕制有精美图案的石棺床和一盒大型墓志铭，保存尚完好。
石棺床为须弥座式，上部四周浮雕大力神头面图案。
墓志由中唐时期著名文学家权德舆（759—818）撰文，唐贞元至元和年间著名书法家、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工部侍郎充皇太子及诸王侍读归登（754—820）篆书。
墓志规格约1.6X1.6米，志盖四边浮雕十二生肖图像，雕工十分精致。
如此大规格、雕刻又十分精美的唐代墓志铭，在国内还十分罕见。
墓中随葬品仅残存少量的石俑和残碎的陶、瓷器等。
刘济
（757—810），字济之。
其父刘怦，曾任唐幽州卢龙节度观察等使、御史大夫。
刘济是刘怦之长子，少时即游学京师，后进士及第，先后任幽州参军士、范阳令，兴元初任莫州刺史。
贞元五年（789年）因父去世，刘济继任幽州卢龙节度使。
在其任幽州卢龙节度使的20余年间，兴边防，设州学，文武兼备，既有效地抗击了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又发展了儒学教育，政绩斐然。
后因病不料遭其次子刘总毒杀。
死后，归葬于涿州良乡县之某原。
唐宪宗念其有功，特追赠为太师，加谥号为庄武，并辍朝三日以示哀悼。
刘氏家族世代为官，为幽州望族，一直延续至金代。
其墓志铭内容翔实，涉及不少史实，可补唐史记载之不足，具有较高历史价值。
（九）金代房山金陵主陵区的勘察与清理200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再次对房山区周口店镇九龙山金陵主陵区进行了全面
调查。
2002年，对20世纪80年代在九龙山主峰南侧发现的“祭祀坑”进行了清理，结果发现坑底瘗葬有4具石椁，由此证明这“祭祀坑”原为墓葬（编号2002FJLM6）。
之后，又对主陵区进行了勘察和试掘。
先后发现并清理出主陵区的石桥、神道、台址、大殿基址以及排水沟等相关遗迹（41）。
2002FJLM6东西长13米，南北宽9.5米，深5.2米。
位于九龙山正中“龙脉”之下，向南正对主陵区神道。
其西北15米，残存有清代修金太祖陵时遗留的大宝顶。
其地宫内瘗葬的4具石椁，有两具为青石素面椁（编号M6-1、2），呈南北向置于地宫西侧；另外两具为汉白玉雕凤、雕龙石椁（编号M6-3、4），呈东西向置于地宫中部偏北位置。
经初步考证，M6-4雕制祥云团龙纹图案的汉白玉石椁，其主人应为金太祖阿骨打；M6-3雕饰祥云凤纹的汉白玉石椁，其主人应为金钦宪皇后纥石烈氏。
M6-3椁外四周皆以松香匝敷，椁内阴刻纹饰描以金粉，椁板四壁的纹饰均嵌以金线。
石椁内置木棺一具，棺外髹以红漆，漆外饰银片鎏金錾刻凤鸟纹。
棺内随葬品有金丝凤冠、金丝花饰、雕凤鸟纹玉饰等。
在清理金陵主陵区的过程中，还出土了不少金代文物和建筑构件，其中绞尾铜坐龙、青石石坐龙、龙头兽、龙头螭首、双龙纹汉白玉栏板、云龙纹石抱柱等，都是具有金代皇家特点的有代表性的文物和建筑构件。
金陵主陵区的勘察与清理，为进一步考察金陵的规制与布局，探寻其余皇陵的方位与陵址提供了宝贵线索。
出土的各类文物，为研究金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相关问题，又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十）元代有两项较为重要的发现。
1.耶律铸夫妇合葬墓地点在海淀区颐和园东门内，1998年发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于当年进行了发掘。
此墓呈正南北向，由墓道、墓门、前室、前室的东西侧室、后室及后室的东西侧室组成。
墓室内壁均绘有壁画，但因早年被盗，壁画多已残毁。
所幸残余随葬品仍较丰富，并保存有耶律铸及其夫人奇渥温氏墓志两方（42）。
残余文物包括银、铜、瓷、陶、石器及一些装饰品。
其中青白釉“白王”高足杯、青白釉玉壶春瓶、钧窑盘、莲瓣双鱼纹盘、龙泉窑青釉草叶纹碗、汉白玉天马、神仙故事铜镜、许由巢父铜镜、“千秋福寿”铜镜、四乳“家常富贵”铜镜等，均属元代文物中的精品。
耶律铸出身于契丹贵族，生于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卒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是元朝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之次子，曾任“元光禄大夫监修国史中书左丞相”。
其墓志内容丰富，涉及诸多人物与历史事件，可补元史缺失，具有较高历史价值。
2.元大都水关遗址200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海淀区元大都北土城花园路段西部发现一处元代水关遗址（43）。
此水关呈南北向，穿通土城，用砖、石砌筑。
其结构由水关基础、底部铺面石条、券洞砖基、顶部券砖、水关涵洞北口外砖墩以及东北、西北两侧燕翅等组成。
水关基础用不规则石条错缝垒砌而成，共砌7层，高1.5〜1.6米，西壁石基长18.5米，北出洞口4米。
在石
条内壁上有凹槽锁口，洞壁石条以此相连，水关洞壁东西宽2.95〜3米，高度与水关券砖下的石条基础相平。
底部平铺一层石条，石条之间四面用铁锭固定。
底部南北两头高，中部低，北侧出洞口4米，逐渐变高。
券洞与券顶用青砖、白灰勾缝砌筑。
涵洞中部设有铁栅，作东西向排列，从底部遗留下来的菱形栅孔分析，涵洞中的铁栅至少由14根菱形铁柱组成，从东边数第二个为水关宽度中心。
涵洞北口外东、西两侧各筑长方形砖墩一个，高2.6米，东西长1.66米，南北宽1.45米。
水关原石基北出洞口4.15米，向东北、西北两侧还各筑有相互对称的燕翅1座，燕翅长6.75米，宽2米，外拐角处和北洞口砖墩东壁相齐，距北洞口3.3米。
此水关遗址的发现与清理，为研究元大都的排水系统工程问题提供了确切的实证资料，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十一）明代毛家湾瓷器坑200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西城区毛家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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