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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认为，企业是市场关系的一种替代物，“是作为通过市场信息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时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效果，这将使产值增加”，“只要企业的行政成本低于其所替代的市场交易成本，企业活动的调整所获收益多于企业的组织成本，人们就会采用这种方式”。
自然垄断指的就是这样一种产业，即因生产的规模经济特別显著，长期平均成本线随产量不断下降；
或者虽然此产业的规模经济并不显著，厂商的长期平均成本线先下降后上升，但因社会上对此产品需求太小，以致市场需求线与厂商的长期平均成本线相交在该线的下降阶段，由此形成垄断。
传统理论认为，导致自然垄断的“自然”的或技术的因素是某些行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和过高的沉淀资本（sunkcapital）。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高效大型机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必然导致规模扩大，而规模扩大可以带来单位产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即可以给生产者带来单纯要素追加以外的收益。
如果一个行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规模大的企业比规模小的企业具有生产成本优势，该行业自然仅有少数甚至单一企业存在。
沉没资本是指如果生产停止或研发不成功而无法挽回的成本。
许多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投入特别专门的资本，这些资本不易转移到其他用途中去，形成沉淀资本。
如果一个行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点，那么过度竞争会导致低效率，破坏社会生产力，但同时，垄断企业利用垄断权力操纵市场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因而，为增进效率和社会福利，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一般采取两种对策，一种是政府自己直接经营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另一种是政府对自然垄断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即进入管制和价格管制。
进入管制是营业许可管制，政府限制一定行业中的主体的资格和数目，对申请进入某个自然垄断行业的厂商进行资格审查，发放许可证。
一方面，由于自然垄断行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由少数几家垄断企业经营，成本最小，过度的竞争带来效率损失。
另一方面，自然垄断行业的沉淀成本比重大，过度竞争会破坏生产力，所以政府要对企业进入自然垄断行业进行管制，选择并赋予少数几家或一家企业垄断特权。
传统的自然垄断理论为市场准入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是，以规模经济和沉淀资本为基础的自然垄断管制，自产生之日起就遭受了来自经济学界的持续的尖锐批评。
一、厂商效用与消费者效用
传统理论认为，由于规模经济，自然垄断条件下提供相关产品的社会成本较竞争性条件下（或其他形式）的社会成本低，故而社会选择自然垄断形式，即规模经济引起自然垄断。
这种观点有个逻辑前提，即生产者的效用水平与消费者的效用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接近于1，即随着生产量的增加，生产者的效用函数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变化趋势与变化幅度是大体相当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高产量同时增加厂商和消费者的效用，但产品多样化却给他们带来相反的效用：
消费者从产品多样化获得更高的效用水平，具有更丰富的选择；
厂商则需要进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降低了厂商的效用。
因此，从成本的角度看，规模经济要求生产趋向集中，但从消费者角度看，生产有必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分散，整个市场在供给集中化和需求分散化的对立中寻找平衡，集中但保持一定的分散，满足消费者的不同偏好，分散但顾及经济。
垄断不是必然的结果，更不是最佳的结果。
当今社会是要求自主、选择和个性的社会，只要消费者的偏好足够明显并且具有一定的规模，厂商从消费者（因偏好不同而形成）的支付差异获得的额外收入就能获得回报，弥补其在市场分散条件下所付出的努力与成本，消费者与厂商的效用都得以提高。
相反，在所谓“自然垄断”情形之下，也许单一厂商提供单一产品从技术上能够实现较低的社会成本，但忽略了相当多的消费者的多样性需求，扼杀了社会总效用得以提高的可能性。
可以说，自然垄断是以成本为衡量指标，多样化则以效用水平为衡量指标。
自然垄断内部只存在有限的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如果自然垄断进行大范围的多样化，规模经济优势也就不那么明显了，垄断的意义也不大了。
同时，消费者消费的不仅仅是产品，当今他们更注重在产品的购买、使用和维护中所享受到的服务和受到的尊重，这些在只有少数企业存在的市场上通常得不到很好的满足，而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消费者才更能体会到“上帝”的感觉。
赋予消费者更多的权利、较多地关注消费者利益（常常由市场来保证）应该优先于赋予厂商更多的权利、关注厂商利益（管制是重要的手段）。
因为，消费者代表最广泛的群体、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市场机制能得以充分表达），是更高效用的主体；
消费者的期望和行动代表社会经济系统进步的方向。
相反，厂商不会掌握这么多信息。
从社会的价值取向来看，社会的福利水平最终体现在消费者从其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所获得的效用。
关注以多数个体的福利为核心的经济目标才是合理的，也是人本的。
自由开放的市场使消费者能够作为一个优势群体或领导群体，通过“货币”投票选择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使物化色彩不掩盖人本主义。
二、竞争市场理论
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鲍莫尔等人提出“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markets）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垄断管制的理论基础。
可竞争市场是指潜在竞争者的竞争压力对市场既有供给者施加很强约束的市场，这种市场上，“进入市场是绝对自由的，退出也是毋需任何代价的”。
“可竞争市场的本质在于，这种市场无法拒绝那些打了就跑的进入者，即使倏忽易逝的盈利机会也不会被潜在的新进入者所忽视，因为它能够在价格发生变动之前进入市场取得利益，然后在气候变得恶劣时不付任何代价地离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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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竞争市场理论用“次可加性”重新定义了自然垄断。
假设m个企业可进入某种产品的生产，如果单一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总成本低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成本之和，即若对所有非负的x1，……xm，若有c（x）≤c（x1）+c（x2）+……+c（xm）成立，C代表成本，X代表产出，则表明成本函数C对产出X是次可加的。
简单地说，如果一个企业生产整个行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分别生产的成本更低，则这个行业就是自然垄断行业。
因此，自然垄断形成的“自然”的或者技术的因素并不一定是边际成本递减，而是成本的次可加性。
根据传统理论，自然垄断企业均具有成本递减的特点，都需要政府管制。
但是，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自然垄断行业并非边际成本一定下降，传统的政府管制超越了应该管制的范围。
另外，在可竞争市场上，自然垄断与竞争是相容的。
具有成本次可加性特点的自然垄断企业通过价格-产出组合可以寻找到并维持一组使潜在进入者进入的利润为零，而自己的利润不为负的价格，在没有政府市场准入管制的条件下，维持其垄断地位，这种垄断是可竞争的，垄断利润消失，社会福利的增进，政府的价格管制也是没有必要的。
因此，自然垄断不必然导致政府管制，包括市场准入的管制。
三、寻租理论
政府管制还产生了一系列损害社会福利的实际后果，表现之一就是助长了寻租活动。
寻租是个人或利益集团寻求垄断特权以获得垄断利润或额外收益的非生产性行为。
寻租总是与政府行为紧密相关的。
当政府介入市场，创造并维持各种垄断特权时，寻求额外收益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便围绕着垄断权力展开寻租活动，或者鼓励政府建立垄断特权，或者取代别人的垄断特权，或者维持已取得的垄断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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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政府市场准入管制的市场结构中，如果自然垄断行业中存在租金，如企业由于拥有某种资源，开发出某种新产品，或者采用某项新技术，其在最初获得经济租金，这必然吸引着对潜在的进入者，导致供给增加，价格下降，生产者的经济租金逐步减少，直到消失。
企业在竞争市场上寻求经济租金的行为是一种生产行为，增加了产量，增进了社会福利和消费者剩余。
在政府介入的市场，对自然垄断进行市场准入管制的条件下，情况发生了变化。
对自然垄断的市场准入管制创造了垄断特权，垄断特权可保证垄断者获得垄断租金。
能否取得垄断租金关键在于能否取得进入资格，政府是决定者。
因此，围绕垄断权利必然展开各种针对政府或政府官员的游说活动，甚至贿赂行为。
不增加任何有效产出的寻租活动在一个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的社会中是要耗费经济资源的，寻租竞争会导致寻租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垄断租金的减少，最终使垄断租金全部转化为寻租成本，寻租降低社会福利。
中国股市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曾经政府对企业上市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这使得股市变成一个寻租场，壳资源紧俏，企业不择手段获得壳资源，投资者也没有必要关心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监管事与愿违。
实行核准制之后，中国股市“寻租场”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
四、X无效率理论
X效率的概念是利本斯坦（Leibenstein）在1966年提出来的，这指的是企业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以及选择具有技术效率的生产计划的能力。
企业之间的制度竞争最终表现在具有X效率的企业相对容易胜出，具有X-无效率企业相对容易败北。
在宏观资源配置既定的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由于激励不足等原因而无法实现既有资源可能达到的生产可能边界（指技术上的边界），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佳效率，由此产生X无效率，这是次可加性带来低成本的可能不能实现，自然垄断常常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在我国，自然垄断是与国家垄断经营相对应的，甚至这是自然垄断的唯一形式，国营的效率是非常低的，有资料表明，全国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绩效表现从大到小顺序为：
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其他企业、集体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自然垄断的X无效率表现的尤其明显。
国有企业坐收垄断利润，缺少必要的监督和激励来将成本降低到能够保证部分可加性的水平上，或实现既定设施的最大化利用，长期效益低下，内耗严重，向社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完全不能令消费者满意，其管理者更倾向于非货币的收益，甚至牺牲消费者的效用，根本不能实现较低的社会总成本，可加性是理论上的，没有竞争压力的企业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不会成功。
五、公共物品理论
自然垄断的又一理由是运输、邮电、通信、电力等系统具有外部效应，有公共物品的属性。
公共物品的特点是使用的不排它性和排除他人使用的高成本性。
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信息很难通过市场反映出来，市场失灵。
首先，单个消费者通常并不很清楚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和偏好，即使知道也不会如实地说出来。
为了少支付或不支付公共物品的使用费用，消费者会低报或隐瞒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和偏好。
都有“免费乘车”的倾向，不支付费用而获益。
所以我们无法推断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并进而确定公共物品的最优数量。
尽管我们实际上难以通过分析公共物品的需求来确定它的最优数量，但可以确定的是市场本身提供的公共物品通常将低于最优数量，市场机制分配给生产公共物品的资源常常会不足，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问题不能由市场上的个人决策来解决，政府要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
但是，现代经济理论对公共物品的范围有了新的认识。
许多公共物品存在拥挤性，在对公共物品的使用人数尚未到达拥挤点时，新增加的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使用对其他消费者并无明显影响，而在达到拥挤点之后，新增加的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使用将使原有的消费者在使用公共物品时边际成本有显著的提高。
也就是说，在到达拥挤点之后，这些物品具有显著的私人物品属性。
运输、邮电、通信、电力等系统等都具有这种特点：
乘客较多时，乘客对公共汽车的使用存在竞争，汽车过多则引发对公路的过度使用；
使用某一通信系统的人超过一定人数时，系统存在服务终端数量不够的问题或超负荷引起的速度降低问题。
这种情况在经济发达地区或较发达地区表现得较明显，人们对公共设施的使用存在一定的争夺。
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从技术上排除他人对一种物品的使用，区分基础设施的使用者与非使用者（如收费电视、网络与收费公路），将相关的外部效用降至最低，能够比较容易得克服搭便车的问题，人们都需要付费使用这些设施，其公共物品的属性很低，只能说是公益物品。
可见，同样的设施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具有不同的经济特性。
从实际经济运行来看，运输、邮电、通信、电力等具有网络拓扑结构的产业可以分为两个基本层次的供应市场。
网络的拓扑结构由结点和链接通道组成，“结点”代表着直接供应网络系统相关服务的厂商，消费者是直接从这些结点获得服务的，而“链接通道”则指铁路轨道、通信电缆、电网等设施，是作为基础存在的。
结点和链接通道都是实现最终服务所不可缺少的，但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许多情况之下，经济主体对于链接通道的使用没有竞争性，或者说链接通道更多地表现出外部性与非竞争性，因而更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而消费对结点的使用存在一定的争夺，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如此，现在的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搭便车问题，其私人性表现得较为明确。
从成本上看，通道一旦形成，经济主体对通道的使用所产生的支出（一般表现为折旧或维修保养成本）随流通量的增加而降低-即边际成本是趋下的。
同时，通道的建立常伴随着大规模的投资，因此通道比较具有自然垄断的特点。
通道的建设常常具有宏观性，常伴随政府的干预或指导，即使在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地区由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并完成。
而经济主体对结点使用所发生的支出则很大程度上与流通量有关系，对该类设施采取竞争性私人经营更具效率。
节点的建立决策可以由微观经济主体完成。
这表现了国家经营和与私人经营。
现实也显示了这一点：
铁路运输有“网运分离”的趋势，电力系统已经实现“电网分离”；
民航、航运也已经实现这种分离经营（港口码头与轮船，飞机场与飞机），城市中的公共交通领域有私人的参与，通信的某些领域也出现了私人竞争。
所以，把某些物品绝对定义为“公共物品”是不科学的。
即便是市容、公共卫生和清理和维护河道这样的普遍被认为是公共物品的公用事业其实也只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公共物品的特点。
如果对某种产品或服务有效地实现向消费者分别收费，就可以借用市场的力量提供。
我们可以对现有的制度安排做某些拓展，对有些不能向个人直接收费的物品采用某种间接收费方式。
一个例子是，尽管广播传送的电波无法有效排除他人的使用，但广播电台通过与厂商签订广告合约，占用节目时间大打广告，听众收听广告，厂商为其向广播台支付费用，即广告费。
另一个是停车场的例子，环绕一个停车场的商店的所有者可以让消费者免费停车，而将相应的成本加在周边商店的商品价格中。
这种做法的核心，是将交易费用较高的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加在交易费用较低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中。
类似地，市政府可以将一段河道交由房地产开发商清理和维护，因为只要该开发商拥有沿河土地，河道的清洁就会提高沿河土地的价值。
从世界历史上看，公共物品也不一定全要由政府提供。
中英美三国近代以来实行的都是政府邮政专营，但是这种邮政垄断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国家邮政服务的成本特性在这三个国家都不是形成政府垄断的经济技术基础。
事实上，是法令和政府的强力执法行动，才保证了并不具有成本竞争优势的国家邮政在市场竞争中胜出。
以为邮政一定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这可能是非常武断的见解。
更一般地说，世界上就有一些自然垄断的起源不自然。
以前，日本的国家铁道部垄断整个国家的铁路交通，却造成了巨大亏损，1986年，日本政府就把它改造为日本铁道株式会社，把它民营化了，从而扭转了亏损局面。
日本的电力行业现有十大电力公司，垄断了整个日本的电力生产销售，但它们不是国家垄断，而是民营企业经过竞争，剩下几家最有实力的企业，形成一个自然垄断。
日本的许多其他行业也是这样的情形。
这些不但说明了国有企业的X无效率，也说明了公共物品不一定要由政府垄断经营来提供。
我国现在也正在大力探索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发展模式。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单纯以自然垄断的规模经济和成本优势特点为理由，设置严格的市场准入，进行政府管制，限制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是不适当的。
第二节 公共利益理论与市场准入
在现代，企业已经高度发展起来，其规模和活动范围不断扩张，内部和外部关系也相当复杂。
政府一直以公众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的角色行使其权力，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包括经济秩序、安全和其他秩序，对企业进行社会性管理。
在市场准入的管制方面政府也以几个理论作为自己权力来源的依据，但同样受到质疑。
一、保护公共利益与追求局部利益
公共利益理论认为，公用企业产品为社会公众日常生活必需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又是社会公用的基础设施，是其他社会产品生产的前提和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公用企业可谓社会经济生活的神经中枢，非一般竞争性企业，由谁经营，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的主权与安全。
因而，严格限制自由的进入和竞争，由国家实行垄断经营，防止公用企业被不当利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
然而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国家垄断经营，真的必然能够维护公共利益吗？
先看两个例子，2004年3月，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人为把大量氨氮超标几十倍的工业废水，排进了沱江，造成下游内江、简阳等地，上百万人前后近二十天无水可喝。
有关部门统计，沿江死鱼约50万公斤，各种经济损失3亿元。
而生态损失至少需要五年才能够恢复。
沱江污染事件中的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国有企业，而正是这家国有企业接连造成沱江的严重污染事故，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当地经济造成恶劣的损害，另一家企业河南的莲花味精厂也长期超标排污，严重污染了淮河水域，阻碍了淮河治理工程。
两个案例中，国有企业的效益直接关系的是企业本身、当地政府的利益，超标排污避免了污水处理的成本，可以直接提高企业的效益，排污给企业外部和其他地方的损害不容易直接量化并抵消该企业和地方的经济效益，超标排污是有利可图的。
这些充分说明，国有企业本身不必然是公共利益至上和维护公共安全的，而往往代表一定范围内主体利益。
1971年，斯蒂格勒提出，管制是为了保护生产者利益，管制有利于生产者，因为政府采取的管制政策往往倾向于提高行业利润。
国家垄断的经营者已经不是社会福祉的创造者，而且是一个以国家意志和行政权力作掩护的更容易掠夺消费者的狭隘的经济人。
公用企业给人的印象完全是高价低质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对社会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除了追求局部利益的需要，政府实行市场准入，垄断经营，俘虏理论认为，立法者或者管制机构被被管制行业所俘虏，管制政策有利于被管制行业。
立法者所通过的法案是响应某行业的需求而制定的，旨在保护该行业生产者的利益。
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解释了管制机构会被被管制行业所俘虏的原因，即由于交易费用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导致被管制企业可以通过向管制机构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虚假信息而使管制机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管制政策，从而导致管制机构被被管制行业俘获。
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如果管制机构真的被被管制行业所俘获，为何政府管制受到了被管制行业的反对。
斯蒂格勒指出，管制是响应利益集团最大化其收益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个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说服政府实施有利于自己的管制政策而把社会上其他成员的福利转移到自己的利益集团中来。
管制目标其实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力量斗争的结果。
管制立法过程本身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较量的过程，管制执行机构的产生、成员的任命及其组成等方面都可以为各个利益集团所影响。
管制机构从其产生之始就已经代表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
事实证明，国家垄断经营不一定就能维护国家安全，私人经营也不一定无效。
美国9？
11事件充分表现了政府保障的不利，但形势十分复杂的以色列机场是由私人公司负责保安的，也可以运作良好。
经营者的唯一和最终目的是利润，而不是反政府和社会，在一个政权稳定并有良好监督机制的社会中，无论是民营还是外资经营公用企业都不会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和利益。
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在公用企业中引入竞争机制，适当开放市场，消费者反而能得到质优价廉和安全稳定的产品和服务。
因为竞争企业基于其自身利益将比垄断企业更加关心消费者利益。
但是，适当的市场准入制度仍然是有必要的。
企业不但具有经济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这在今天表现得尤为明显。
某些产品或服务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国防利益，如核工业、军火及爆炸品剧毒工业、电信邮政业的某些高保密事项等，即便在市场化改革中，对其中的某些领域，仍要有严格的市场准入。
文教、卫生、娱乐、传媒等这些对社会有益的行业承载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其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一定程度上与意识形态有关，过去这些行业都是事业单位，现在通过改革不断市场化，逐渐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需要建立合理的市场准入条件。
一般行业也需要市场准入制度，因为市场风险可能来自市场主体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可能来自宏观结构和机制的缺陷和失衡。
市场主体既是微观市场行为的主动者，也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最终载体，它的合法与适当是市场行为合法与适当、经济发展与平衡的基础。
市场准入制度约束和规范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资格。
二、市场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信息的普遍存在
信息不对称理论（asymmetricinformationtheory）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
莫里斯（James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
维克瑞（WilliamVickery）在信息经济学中提出的重要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该理论认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由于某些市场主体拥有另一些市场主体不了解的信息，由此造成不对称信息下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
西方信息经济学就是主要研究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如何制定合同契约及对当事人行为的规范问题，故信息不对称理论又称契约理论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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