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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单化。
在1976年，即将成为美国总统的吉米·
卡特号召“彻底检查我们现有的所得税收系统，我觉得它是对人类的侮辱”。
根据CCH出版社的资料，自从那次对改革的号召后，联邦税收规则所占的页面大概翻了两番。
世界银行的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所调查的20个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税收准则的长度排在第5位。
美国税收准则的复杂性至少创造了五类成本：
（一）服从和实施负担。
根据管理预算办公室，全部美国人每年花费在填写税收表格、保持记录和学习税收规则上的总时间超过60亿个小时。
一个大公司申报纳税的书面资料总计能达到10,000页。
除了税收填写方面的成本，纳税人还要承担与审计、法庭通知、担保品留置、租赁、扣留等事项有关的负担。
此外，美国国家税务局每年都要做出数百万起处罚决定，这些罚金都要由纳税人承担。
总而言之，美国需要一个庞大的个人及公共税收产业来管理和执行这一复杂的系统，而由此每年带来的成本大约为2,000亿美元。
（二）错误和疏漏。
税收复杂性使得纳税人和美国国家税务局经常犯下高成本的错误。
例如，美国国家税务局大部分情况下并不能准确回答纳税人电话咨询中提出的问题。
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责备的并不是国家税务局，而是国会，因为是国会在税收准则中做出了成千上万复杂的规定，例如针对适用个人和公司的严格的税收减免及扣除制度。
（三）经济决策。
税收复杂性阻碍了家庭和公司有效地做出决定。
例如，在目前所得税制度下，不断增多的储蓄方式，往往会使纳税人在制定财务规划时感到无从下手。
如果某个家庭选择了错误的储蓄方式，就可能会导致纳税额提高，资产流动性降低以及需要缴付提款处罚。
对公司来说，税收复杂性加大了资本投资和其他重要决定面对的不确定性。
（四）不平等。
尽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司法体系的基本原则，然而在所得税方面，每个人所面临的税率却大不相同。
例如，美国国家税务局2006年的数据表明，在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人群中，调整后总收入的税率平均水平是22％，而对收入水平介于5万美元和10万美元之间的人，他们调整后总收入的平均税率是9％。
由于税收准则中存在很多特殊的豁免、扣除和减免规定，即使是收入相同的人也很可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在教育、房屋所有权、选择性燃料，以及其他项目上的税负不平等，也使部分美国人得到了额外的好处。
（五）避税和逃税。
税收复杂性导致了对税收系统更强烈的不服从态度。
这种不服从既来自于简单的对税收准则的迷惑，也来自于因税收复杂性而导致的激进的纳税筹划。
当税收体制的复杂性能够帮助纳税人隐瞒自己的纳税筹划时，他们就会在申报纳税时冒更大的风险。
如果改革后的税收准则，能够更加简单化和透明化，纳税人就会专注于生产性更高的事务，而不是设计精巧的避税策略。
（二）透明化
一个简单和透明的税收体系能让公民清晰地了解政府的负担。
如果政府用单一税率进行征税，人们就能很容易地将政府负担与其预算中的其他项目的成本作比较，比如食物和房屋。
不幸的是，政策制定者使用了很多技巧来隐藏政府给人民带来的负担，以此来降低公民对高税收的抵制。
例如，1943年联邦政府开始推行的预提所得税制度不仅降低了纳税人缴税的痛苦程度，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有力地推动了政府的增长。
另一个问题是，政府通过多种类型的税收分散政府的负担，隐藏了总体的税收规模。
每一种税都可能有多重税率、扣除和减免规定，这使得人们难以完全理解他们总体收入中有多大一部分流向了政府。
政客们降低税收阻力最重要的方法也许是从公司征税，这样就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隐藏来自选民的成本。
最大的隐藏税收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供款中雇主负担的部分，15％的工资税中，有一半金额用于上述两项福利支出。
虽然这项税收并没有出现在工人的工资单上，但是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负担最终以降低工资总额的形式落在了工人身上。
另一项隐藏税收是公司所得税，它通过提高价格、降低工资或是降低储蓄回报的方式转嫁到工人身上。
其他的隐形联邦税收包括关税失业保险税和消费税。
总之，37％的联邦税收都是隐形的，在2009财政年里这些隐形税收总额达到了将近10,000亿美元。
结果是选民接受了政府人为制造的低“价格”，这使他们产生了过量的“需求”。
改革应当使税收结构更简单、更统一、可见性更强，这样政府的成本透明度也会更强。
以工资税来说，应当鼓励雇主在工人的工资单上披露全部税收金额，在寄给员工的年度纳税申报表中也表明该项税收。
对所得税来说，应当摒弃现时大量多重税率和严格的减免规定，用简单的单一税率取而代之。
所有的纳税人应当将其收入或是消费额的同等比例上缴政府。
在单一税下，纳税人会更团结，因为提出任何增税措施都会同等程度地增加他们的负担。
除非公民认为政府增加税收是有较高价值的，否则增税遭遇的阻力一定会大幅增加。
（三）经济增长
如果政府的总体规模减小，美国的产出和收入水平会变得更高。
但是同样正确的是，给定政府规模大小不变，如果税收系统更加有效，美国经济也会更加强大。
关于这一点的另一种解释是，现有税收准则产生了很高的“无谓损失”。
这些损失的规模与边际税率直接相关。
事实上，随着边际税率的上升，无谓损失会以一个更高的比例上升。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更加统一、税率更低的税收结构会比现有的累进税更有效。
取消最高等级的所得税税率能够大幅减少无谓损失。
高收入群体，比如医生和经理人，通常都是拥有特别才能的人。
如果一个有技术的外科医生因为高税率而决定减少其工作量，最大的损失者将是潜在的病人，因为他们将不能从医生那里获得有效治疗。
另一方面，许多小企业都集中在高所得税的等级中。
纳税金额位列前1％的联邦纳税人中，大约3/4的纳税人为小企业，而这部分纳税人在调整纳税申报金额方面最具有灵活性，可以随意调整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产生的应税收入。
最后的结果是，由于纳税人必定会对高税率做出反应，由此导致的效率损失非常巨大：
税收每增加100万美元给经济造成的损失超过100万美元。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称：
“一般情况下，1美元税收收入导致的经济损失比税收收入本身还要高出20美分到60美分。
”哈佛大学的马丁·
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和其他人对无谓成本的估计值比这还要高。
除了降低税率外，税收改革还应当致力于减少所得税税收准则对储蓄和投资所得的“偏见”。
这种偏见削弱了增加国家资本储蓄和加快国家现代化的努力，其结果是危害了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
并且，所得税系统对不同类型的储蓄和投资采用不同的税率，这进一步扭曲了经济体系。
大部分的税收改革建议都是要将所得税基础转变为以消费税为基础，来创造出一个不会扭曲储蓄和投资行为的中性体制。
对企业来说，可以用资本支出费用化代替折旧，将税收准则转化为以消费为基础。
在费用化处理下，企业能够立刻扣除设备和建筑物的全额成本，而不是在几年时间内分摊这些成本。
对于个人而言，则可以通过自由化罗斯个人退休账户（Rothindividualretirementaccounts），从而转化至以消费为基础的税收准则。
在罗斯个人退休账户中，个人供款来自于税后收入，但是账户利息收入和符合条件的提款是免税的。
改革应当放宽对罗斯个人退休账户供款的限制，同时取消对提款的约束。
任何形式的提款都应当是免税和免受税收处罚的。
这一措施可以鼓励家庭增加储备金额，使其免受政府干涉，享受到更大程度的经济保障。
降低边际税率、建立企业资本支出费用化制度，再加上扩展罗斯个人退休账户，这样就可以使现有的税收准则向一个以消费为基础的单一税率系统方向演进。
该系统建立在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伯特·
霍尔（RobertHall）和阿尔文·
拉布什卡（AlvinRabushka）的设计的基础上。
向单一税率的转变能使税收准则更加简单，更加平等，也更加有效。
二、税收改革的步骤
（一）继续削减所得税。
税率2001年和2003年，国会采取了几项温和的税收改革措施，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法定税率。
然而，这些税收削减政策在2010年将停止，这给所有收入水平的纳税人都造成了巨大的增税威胁。
为了避免税收大幅度提高，国会应当永久性地延长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措施。
（二）削减股利税税率。
个人股利税目前的最高税率是15％，但是根据计划，2011年该税率将升至40％。
即使是采用目前这一削减后的税率，美国股利的综合税率——综合考虑公司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税种——在30个主要工业化国家中亦已经位列第8。
如果在2011年该税率上升，美国的股利税将会是所有主要国家中最高的。
（三）削减个人资本利得税税率。
个人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是15％，但是该税率计划在2011年将提高至20％。
作为改革的第一步，该税率应该保持在15％，因为低资本利得税率对于鼓励投资和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
请注意，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利得税税率一般均为零，例如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希腊、中国香港、荷兰、新西兰和瑞士。
（四）将公司税税率降至15％。
欧盟平均法定公司税率从1996年的38％削减至2007年的24％。
相比之下，美国的公司税税率远高于这一数值，为40％，包括35％的联邦税率和5％的州平均公司税率。
联邦公司税率应当从35％削减至15％。
在本手册第42章我们将会深入讨论这一点。
（五）延长和扩大资本支出费用化的适用时间及范围。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国会近年来通过了一系列临时性的减税措施，如允许企业将符合规定的资本采购的部分金额费用化或直接扣除。
但是资本支出全额费用化应被规定为永久性措施，这种会计处理不仅可以大幅简化公司税同时还可以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
（六）放宽对罗斯个人退休账户的限制。
罗斯个人退休账户应当转化为一个多用途的储蓄账户，允许人们以任何理由提款，而不仅限于政府规定的原因。
改革后的账户可以鼓励家庭大幅增加储蓄金额用以应对各类紧急情况，包括医疗、购房、失业、教育等，以及其他意外事件。
所有的个人储蓄——不仅仅是退休储蓄——都可以创造财务稳定性，都应当对其加以鼓励。
这种多用途的罗斯账户也能简化税收准则，因为现存过多的特殊目的账户都可以取消。
（七）取消遗产税。
2001年的税法取消了联邦遗产税，但是这一措施有效期将于2010年结束。
在2010年后，这项“死人的税收”就会充满活力地重生，其税率高达55％。
遗产税仅占大约1％的联邦财政收入，但它给经济造成的成本很大。
它创造了遗产计划业这个庞大而又浪费的行业，该行业雇佣大量会计人员帮助人们避税。
事实上，研究表明，税收每增加1美元，就有约1美元损失在避税、服从和执行成本上。
除此以外，遗产税实际上可能不会给政府带来任何净收入，因为它会抑制所得税收入。
如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格雷格·
曼昆（GregMankiw）所说，“取消遗产税实际上可以增加联邦收入总额”。
他还说过：
“取消遗产税能刺激经济增长，并提高每个人的收入。
”
（八）取消个人和公司的可替代最低税。
个人可替代最低税是在所得税之外的一种平行税。
与所得税相比，它有不同的扣除、豁免条例并适用不同的税率。
个人可替代最低税并不随通货膨胀做出调整，因此未来的几年里这一税负将会大幅度提高。
如果国会不采取减轻税负的措施，到2010年大约将有300万纳税人适用个人可替代最低税。
广泛共识是：
个人可替代最低税应取消——美国不需要两套不同的所得税系统。
国家税务局的全美纳税人权益维护人也支持取消该项税收，认为个人可替代最低税是美国“税法复杂性的海报男孩”。
公司可替代最低税也应当取消，因为它扭曲了公司决策而且不服务于任何的经济目的。
（九）改革税收政策的制定过程。
当国会考虑改变税收准则时，税收联合委员会应正确估计这对联邦财政收入的影响。
这些评估在政策辩论中有重要作用，但是却经常出错并且不完善，而且评估过程也是在秘密中进行的。
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评估并没有考虑税收给宏观经济带来的改变。
例如，如果边际税率降低，经济会增长，产生税收收入的增长，抵消了政府从削减税率中的损失。
应当改革税收联合委员会和财政部制定税收政策的过程，这样对建议税收政策的改变的分析就会考虑到这些动态效应。
（十）执行以消费为基础的单一税。
在最近几十年里，用以消费为基础的单一税取代联邦所得税的建议获得了广泛支持，因为这种改革可以简化税收准则，增加透明度，并促进经济增长。
所有在这里讨论的改革步骤都可以使税收系统向着更简单、更统一的消费税系统转化。
《全球税收革命》一书披露，2008年25个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单一税系统。
这些系统大部分都实行低税率，并对储蓄和投资采取了恰当的处理方式。
美国应当加入这个“单一税俱乐部”，使税收准则更公平，以刺激投资，并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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