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关怀与理论焦虑文学研究热点问题述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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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关怀与理论焦虑文学研究热点问题述评
现实关怀与理论焦虑
——2011年文学研究热点问题述评
葛红兵赵牧谢尚发
相比于2010年的聚讼不休，2011年的文学研究界安静了许多。
但看起来波澜不惊的一年，阐释焦虑依然如影随形，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矛盾也折射其中。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抑或改良的悖论，因“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契机而成为年度热点话题之一。
此间，除大批官样文章外，恐怕近现代史学界最为用力。
所展开的话题，一方面集中反映了当前学界立场的分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
相较史学界的春秋笔法，文学研究界对于“辛亥革命”的关注集中于文学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探究艺术成就的得失并非重点，重点在于发掘激越的呼号下“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赤子之心。
“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古典文学也在这时迈开现代转型的步伐”，这一判断构成了许多讨论的前提，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并非新的议题，此前早有严家炎、王德威等将之与晚清文学联系起来，并将这一联系普及到“文革”后诸多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中了。
这一论断的新意，或仅在强调“晚清文学与辛亥革命的相互激荡”，但却又忽略了狎邪、公案、科幻等小说的“众声喧哗”。
尽管王德威所谓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过分强调“五四”新文学革命对晚清多元现代性的“压抑”而淡化了辛亥革命的影响，但反其道而行之，却也使自己延续了单一的线性历史阐释框架。
王学谦的《没有辛亥革命，何来五四文学》在讨论“辛亥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的关系时，先反驳了史学界有关“辛亥革命看作20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的观点，并对“辛亥革命失败论”不以为然，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先有一个“关于革命的乌托邦尺度”。
但事实上，即便对“旧民主主义革命”颇有微词的毛泽东也说过：
“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依赖帝国主义的满清皇帝”，且“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谁要再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因此，跟众多文章一样，王学谦对辛亥的评价并没超越既有的历史阐释框架，但却具有耐人寻味的现实针对性。
就“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看，王学谦认为“辛亥革命使晚清以来一直被压制的新文化思想具有了完全的合法性”，而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构成的“五四”文学革命也就受惠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突破。
也在这个意义上，刘勇追问作为“历史关键点”的“辛亥革命”何以在文学史叙述中被忽略的问题，而这一追问背后的潜台词，却也意味深长。
也因为这个潜台词的存在，李怡将重点放在“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上。
尽管李怡没给出“民国机制”的明确界定，但大致可以知道，它应联系一种既不同于晚清以前又不同于当代以后的特殊形态。
因文学新样式的产生并不单是个人精神创造的结果，这个形态跟辛亥革命所开创的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现代国家体制密不可分。
具体而言，李怡认为辛亥革命后湖北军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宪法层面上确立主权在民的原则，极大唤醒了知识分子的维权意识，并经过一系列斗争而形成了捍卫言论自由的传统，而左翼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政权的抨击和挑战，也以民初国家体制的承诺为根据。
所以，“在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的感受中，‘民国’都包含了这么一种民主承诺的温暖的记忆，正是这种记忆激活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意志，不断为中国的现代文学提供‘主人的’而不是‘奴隶的’精神产品”。
因为2011年恰逢鲁迅诞辰130周年，李怡还特别提到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而在这一年中，专门就此发表评论的文章至少50篇之多。
以鲁迅作为探讨“辛亥革命”在“五四”新文学中产生怎样回响的例证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正如刘勇所指出，“辛亥革命”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历史事变距离“五四”新文学时间并不久远，但描写这场革命的作品并不多，而鲁迅不仅多，且下笔也比较重。
鲁迅态度是复杂的，但更复杂的却是对他笔下的辛亥革命经验的解读。
比如对于《阿Q正传》，因当年毛泽东将“不准革命”作为要害，批判辛亥革命脱离民众就被当成这篇小说的主题，而其他作品中的相关描写也被拿来充当辛亥革命不彻底的例证。
但在“文革”后的“新启蒙”话语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受到重视，这些描写却又成了对民众麻木和愚昧的揭示，而作为潜台词的，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虽成功发动了民众，却将“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某些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裹挟进革命阵营，为“文革”时期的集权与专制主义错误埋下了伏笔。
如今为突出辛亥革命的正面意义，这两个方面便都受到重视。
比如在对《药》的解读中，刘勇就强调了“应该发动民众和发动民众之难”的双重主题，而辛亥革命在鲁迅笔下，也就成了双重的悲剧。
从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悲剧性呈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对这场革命后果的失望及对革命理想的缅怀。
他禁不住感叹“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希望有人好好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
据此，汪晖认为“在鲁迅的心目中存在两个辛亥革命：
一个是作为全新的历史开端的革命，以及这个革命对于自由和摆脱一切等级和贫困的承诺；另一个是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并非作为开端的社会变化，它的形态毋宁是重复。
他的心目中也存在着两个中华民国：
一个是建立在‘道德革命’基础上的中华民国，而另一个是回到历史循环的、以中华民国名义出现的社会与国家”。
“民国的来源”暗示一个丧失的开端，而鲁迅的辛亥书写，也就是对这个开端为何会转为循环的追问。
从这个意义上，如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是否意味着这一追问的继续呢？
有关辛亥革命及其文学经验的讨论，折射出政治关怀仍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正如朱生坚所形容的，文学与政治，一百多年来，“就像中国文论界的一对前世冤家，总是聚散离合是非纷纭”。
有那么一段时期，文学似抛开种种纷扰而回归自身了，但紧接着，相关从业者却从边缘化的处境中嗅出了某种潜伏的危机，于是，新世纪以来，“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就又成了一个不竭的追问。
然而，对政治的理解却多有不同。
就文学史研究而言，政治似乎总逃不出阶级的视域，所以，重释革命叙事传统和呼应“新左翼”精神一时炙手可热。
就文论界而言，解构审美自律论是“重建政治维度”的一致诉求，但有关政治，虽有王元骧力主“回到政治的原意”，更多的人却超越这种本质主义的理解，而将之跟大众文化及其无所不在的权力联系在一起了。
既如此，政治无所不在，文学也就在劫难逃。
但因个人在权力面前的立场和态度不同，对文学的政治诉求也就不同。
福柯及其信徒们，就在否定马克思有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二元对立后，主张扬弃“革命政治”而从“话语政治”的角度，发掘“被主流话语压抑的声音”。
但对这种左翼残余，陶东风可能不以为然，因为他心目中的政治乃阿伦特式的“本真政治”，强调的是“公共领域里的自由活动”。
这似乎就是伯林所谓的“积极自由”的意思，即作为公民的个体应本着自己的权力和义务积极介入公共事务。
然而，以这种所谓“本真”姿态要求文学就范于这种政治的合法性，却也使自己变成一种压迫性力量，干预了包括作家在内的个体“免于做某事的自由”。
实际上，在伯林那里，这种“免于做某事”的“消极自由”才是根本，而文学作为个体化的精神劳动，与政治的关系当以此为前提。
不然，文学总随风向变迁而摇摆不定，所谓“政治维度”的“重建”，也就跟积木游戏相差无几了。
这实际上正是“理论之后”的表征之一。
所谓“理论之后”，国内文论界一般都会将其指向伊格尔顿在2003年出版的一本英文著述，而这本书在2009年被翻译成中文后更引起广泛关注。
从2011年的学术论文检索以及相关学术研讨会上获得的信息来看，我们迄今仍然没有摆脱由它引起的“理论焦虑”和“创新饥渴”。
到底“理论”有没有“之后”，在国内文论界虽成为聚讼不休的话题，但伊格尔顿却不过是用讥讽的语气描述了“文学理论的黄金时代”消失之后的种种怪诞景象：
我们生活在这些高雅理论的影响之下，但却将这些理论运用在变态的情色领域，对真理沉默寡言，对公正缄默不语，但却对性欲和幻想津津乐道。
“对交欢的身体兴趣盎然，对劳作的身体兴趣索然”，某些文化圈里的酷儿政治远比阿拉伯之春更令人着迷；传媒世界、购物中心、香闺密室和秦楼楚馆这些所谓“日常生活”包围学术的象牙塔，但在生活之外批评生活的能力却丧失殆尽。
所有这些似全被照搬到国内文论舞台，并以文化研究之名挂牌演出。
如果说以往的文学研究是根据人类没有生殖器这一假定进行的，这当然有些荒唐，但如今的文化研究，却颇“像一位独身的中年教授，不经意间与性邂逅，正狂热地弥补已逝的青春”。
然而物极必反，又有对所谓“全社会政治冷漠弥漫、消费主义高涨、娱乐工业畸形、精神价值真空、无厘头风格盛行”的大力批判。
“政治维度”成了临时抱住的佛脚，却不小心掉进西马陷阱，将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波德里亚的符号消费当成新的圣经，而忘了曾主张的消费主义的积极意义。
这种在文化研究中对文化理论杂耍般的搬弄，明显是伊格尔顿反对的，而在这个意义上，他所谓的“理论之后”实有某种救赎的意味。
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研究对本质、道德、宗教和政治羞羞羞答答，对爱情、死亡、痛苦和邪恶犹抱琵琶，而没能兑现努力解决一些根本问题的诺言。
所以，如果说“理论之后”在他那里包含有“理论终结”的含义，那么这一“理论”特指为文化研究提供支持的后现代文化理论。
因这些理论大多跟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群体不无瓜葛，而伊格尔顿自己就是其中一员，所以，与其说他在批评理论本身，却不如说他在批评理论的误用。
理论的误用败坏了理论的声誉，也同时损害了它与现实的联系。
故为开辟对人类斗争诸方面进行概念化和表述的新方式，伊格尔顿呼唤一种新的“宏大叙事”。
然而他的这一雄心或者说苦心，却被嗅觉灵敏的学者理解为“后理论时代”到来的迹象。
似乎谈论“危机”，预告“死亡”，才能吸引眼球，所以面对“理论之后”的预言，并没多少末路穷途的沮丧，反沉醉在“理论终结”的喝彩中。
这种兴奋在2011年的文学研究中已为审慎的反思替代。
从这些反思中，我们可以知道，“理论之后”的话题之所以引起极大关注，或者并不仅仅出于膜拜欧美新潮的心理。
无论中外，文学研究领域一直存在倚重和轻慢两种对待理论的态度。
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念重在感悟，所以对理论的倚重表现为国外理论的移植，而每次的移植，几乎都会遭遇到本土的抵制。
或者最初的抵制源于隔膜，但所用资源都来自于传统，久而久之，重感悟的传统就被强化，轻理论的风习也被一再唤起。
因为全球化，民族性受到重视，这种唤起不仅沾染上民族主义情绪，而且拥有了自己的理论形态。
所谓“失语症”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建构了合法性。
在昔日文艺学边界论争中，种种守卫的姿态，也部分源于这种轻慢的立场。
但如今国外传来“理论之后”的喧嚣，这无异釜底抽薪，因为所针对的“理论”，便都是文化研究所一向挟以自重的。
有关“理论之后”的论争，就又表现为两种立场的较量，并以“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如何可能”的形式发出各自的声音。
“重返文学性”是其中较为响亮的口号。
或者在一些文学从业者那里，“文学性”一直都是不证自明的东西，而所谓的“理论终结”正给回归文学批评“本来意义”的诉求提供了契机。
然而作为表达惯例，他们总先肯定“理论”给文学批评实践带来的“活力”，但话锋一转，却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的文学批评越来越远离文学作品，原有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在当今的批评实践中已被边缘化，握有理论的学院批评家及其追随者，不再过多地讨论文学问题，甚至忘了还有这么一种东西，而专注于性别、殖民主义、权力、底层、意识形态之类的讨论”，因是之故，“文学批评逐渐变成一个封闭的共同体，花样翻新的繁荣仅仅是内部的事儿，和这个世界没有多少联系”。
这样的表述很明显带有理论训练的痕迹，而“后理论时代”的最大悖论，或许就是对理论的反击必须通过理论的方式进行。
所以，那种“只读作品而不要理论”的宣言难再听到，而最多的声音，则是在理论和文学之间重划一个合理的边界。
如刘晓丽担心“理论的误用”导致审美感受变成“理论的剩余物”，徐妍忧惧以理论为尚的“大批评”对审美的“小批评”的挤压使文学批评演变为“模式化”的“知识生产”。
审美明显被放在优先地位，但“误用”和“模式化”之类前缀，却暗示她们并无将理论逐出文学批评实践的雄心。
但毕竟昔日被动的防守变成了小心的进攻：
当李西建为“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旁征博引，认为在“这个消解了文化整体性的时代”应扬弃解释包揽一切的“大理论”而走向多元的反思性的“小理论”时，方克强恰在这“后理论”基点上，提出“重审学科”的吁求，以“拯救”被“理论”打上“叉号”的文学。
类似的“拯救”意愿也存在于文学教育领域。
作为文艺学研究重镇的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将这一年秋冬之际先后召开的两场学术研讨会主题跟“文论教学”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文学传承的焦虑已弥漫开来。
耐人寻味的是，与会人员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异常热烈，但相关论文的发表却少得可怜。
或许是因为这些文学从业者还找不到合适的学术语言将逃离作品和迷恋理论的状况描述出来，却无法掩饰自己在促成文学教育衰退上的羞愧。
有学者建议“回归原著的阅读与教学”，但所列书单却更多指向被伊格尔顿宣判终结的大师。
结果或如伊格尔顿所挖苦的，那些残留在文学课堂上的学生，在他们的论文里“勤奋地研究着像吸血鬼迷信、挖眼睛、电子人、淫秽电影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
在我们的文学教育里，文学记忆的丧失与文化理论转向不无关系，但有关拯救文学的声音，却跟学术机构的再生产有着紧密联系。
然而问题是，摆脱理论压力而向经典回归的提议，却又遭遇文学地平线快速移动的危机。
各种便携式通讯系统的迅猛发展，传统文学样式被影像经验大批改写，并且不再热衷于写出只有文字才能表达的东西了。
这时文学受到质疑、漠视甚或弃而不顾，已跟“理论的捣乱”没有任何瓜葛。
所以，与其抓住理论的原罪不放，倒不如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将研究作为一种未必关乎文学但却一定关乎自我的志业，以平心静气看待一切新变。
一文化及其产业化发展：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此次会议的《决定》和2009年7月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一起，构筑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及文化产业发展思路，至此，文化及其产业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
全会的召开和《决定》的发表，引起了文艺界热烈的讨论学习[2]。
在学习中，对全会精神的学习和阐发成了文艺理论批评界2011年的重头戏。
文艺理论批评界认识到这是用新精神、新武器武装头脑、推动文艺事业和文联工作不断创新发展的新契机[3]，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孙颙的说法有一定代表性，我们“并不缺乏批评人才或潜在力量，需要引进的是凝聚、激活和提升的机制。
为青年批评才俊多多提供文学批评活动的平台和发表阵地，经常开展各种交流切磋，以正确的价值观念引领，是培养高素质文学批评人才的重要途径。
”[4]文艺理论批评界寄希望于通过对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领会直接促进理论批评工作的工作全面提升，在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创生新的“凝聚、激活和提升的机制”，带来文艺理论批评新的繁荣局面。
文化及其产业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还仅仅是国家的自上而下的宏观方针，要成为社会共识，产业效果，还必须结合“自下而上”的全社会动员、参与过程。
这方面，我们文艺理论批评界数年前已经开始注意到美国高校“创意写作工坊”的经验并进行了创意写作学学科的引进和中国化创生，而在2011年这一工作则开出了新花朵。
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为应对美苏冷战，美国高校掀起“创意写作工坊”教学改革，美国人认为在冷战中胜出不仅仅需要科技创新，同时更需要人文创新。
上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高校活跃着数千“创意写作工坊”，他们利用高校文学理论专家、作家及组织者资源，组织美国退伍军人、女性、黑人、原住民等进入高校“创意写作工坊”，形成了美国反战书写、女权书写、黑人民权书写、印第安书写等代表了美国国家主流文化思潮的书写系统，如今这些创意写作系统依然非常活跃，成为美国作家的摇篮，美国普利策奖获奖人多数曾经在这些创意写作工坊中接受教育和培训，而美国创意产业占GDP的26%，成为全球第一大文化产业出口国的现状更是与美国高校“创意写作工坊”作为文化产业促进器的作用分不开。
台湾地区教育部门近年创设了数十亿台币的“创意写作”推广计划，在台湾地区所有高校中推广“创意写作工坊”制教育教学，以期建立“创意台湾”，推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台湾地区高校创意写作工坊教育教学已经由从下往上的改革而成为由上至下的“国家战略”，台湾出现的赖声川等创意大师也出现在其中。
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扶持高校创意写作工坊，让高校和社会结合，创意写作工坊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孵化器、文化创新的促进器、创意思维的推进器，只有全社会打造一个个活跃的创意写作工坊才能为中国文化及创意产业的发展打造坚实的社会基础。
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是中国第一个（目前也是唯一一个）引进美国制创意写作工坊产学研一体化教育教学机制的高校创意产业研发及教学单位。
该中心经过三年努力，和美国哥伦比亚学院、斯坦福大学合作已经完成中国第一个“创意写作教育教学系统”的建构，已经实现创意写作硕士的独立招生，该中心也已经积累了工坊制教育教学及创作活动经验，承担“上海高校写作夏令营”、“文科新生写作工坊”、“创意写作实验班”、“上海工人阶层红色传承写作工坊”等写作工坊的组织管理工作、教育教学工作、作品的修改提升及推荐出版工作，他们的经验值得推广。
“创意写作”（CreativeWriting）是以文字创作为形式、以作品为载体的创造性活动，它是文化创意产业链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环节。
创意写作学科是研究创意写作本身的活动规律、创意写作教育教学规律、创意产业管理和运作规律的学科。
创意写作是实践技能，但不能因此就说不存在一个创意写作学，创意写作学需要科学和严谨的学术研究来建构。
只有通过创意写作这个管道，让创意写作机制发挥作用，文化产业才能在市场这个怪兽面前依然保持价值观和国家意志的敏感度、清晰度，从而帮助国家形象的自我确认和向外伸张。
中国高校教育尤其是中文教育将会面临巨大改革，将会出现大量创意写作系，而国家也会开放高教系统创意写作职业硕士教育[5]（P.66）。
由此，中国高校就必须创建创意写作学的学科。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新模式、文化产业化发展新需要、国际文化产业竞争新格局及高校文学教育教学体制改革要求促生新型创意写作学学科的诞生。
创建中国化创意写作学学科必须打破“作家不能培养”及“写作学没有学问、无需学科”的“中文系偏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创意与写作、文学性写作与非文学性写作及分体写作深化研究的问题，开拓创意习得和读者接受两个新视野，并加强“自我发掘”、“文类成规”等基础理论研究，确立新型学科理论体系，加强创意写作教育教学制度创新和教育教学方法研究。
2011年葛红兵创意写作学科团队在相关文章中就“纠正两个‘偏见’”、“解决四大问题”、“视野创新与基础理论建构”等进行了探讨，展示了一批创意写作学研究成果。
在进行了理论探索和论证的同时，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在实践上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2011年中心实现了文学创意写作学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文化产业为导向的创意写作硕士点，这个硕士点在中国的诞生，也许可以看做是2011年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建设上的一件大事，这对于中国文学创意写作学学科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虽然“这一切都在探索之中，刚刚起步，但是让创意写作成为国人创意思维的发动机、文化创意产业的促进器、中国在未来世界竞争格局中占领更广阔产业舞台的支撑点的愿望，已逐渐成为共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创意写作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春天就会到来”，而作为中国文学艺术发展新机制，中国高校和社会结合的各种各样的创意写作工坊也会遍地开花。
[6]（P.4）
目前理论批评界对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还处于学习揣摩阶段，阐释的多，发挥的少，掘进和提升的更少，理论批评界总体上还没有真正领会到十七届六中全会可能为中国文化及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革命性机遇，未来，理论批评界思想上需要一次革命性改造，作为上需要打破过去的既得利益格局，用于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为新的理论批评机制创生、新的文学文艺生产机制的创生做思想解放的鼓吹者和实践促进器——可以预见，此类研究会渐渐成为理论批评界热点，新观念会层出不穷，新尝试会越来越被认可。
二建党九十周年与辛亥百年：
主题创作与批评
2011年是建党九十周年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文学与时代的紧密贴合关系，重新得到了彰显，诚如在2008年的灾难年和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一般，文学积极地响应时代的呼唤，感受着时代跳动的脉搏，但是，常常时代精神的握住和表达恰恰是借用某种历史意味的事件及其反复书写来表达的，由此，甚至形成了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与时代关系的特殊表达式——主题创作与批评。
无疑，建党九十周年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是2011年主题创作与批评的热点之热点。
在建党90周年之际影视剧《建党伟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海魂》、《公元1921》、《无名高地》、《神探军魂》、《红军东征》等等一系列优秀作品上映，给观众带来审美的同时，理论批评也同步将之作为热点加以研究和阐释，对传播历史信念和阐扬当代情怀起到积极作用。
文学创作和批评方面，与建党90周年有关的文学创作成为2011年热点，如，阎欣宁长篇小说《遵义！
遵义！
》以小说的形式，陈龙飞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之歌》[8]（P.5）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对建党九十周年的庆祝。
《北京文学》更是开辟了专栏“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作品。
对这些以独特的文学表达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作品，理论批评界给予的及时而恳切的关注，比如对《遵义！
遵义！
》理论比批评界就不失时机地给予了批评和阐述，有论者认为，“在处理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力气，对相关的史料和近年的争议都了然在心的，他的文字，非常有节制，非常有分寸感”[7]，作品在处理重大历史事件上、梳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上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与对献礼建党九十周年的文艺创作的重视相同，理论批评界对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献礼作品，也做了重点批评和阐述，例如，有论者分析《辛亥革命》历史剧后，认为《辛亥革命》“给我们当代人很多的历史启示和激励，特别是孙中山的人格力量，孙中山献身民族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的精神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9]
“主题创作与批评”不是中国社会特有的文艺创作及理论批评现象，美国和欧洲社会也有，比如美国911事件之后，也产生过大量的911作品，品类繁多，有反思类，有回忆类，等等，创作集中，数量大，一时911成了创作热点，而理论批评界同样追踪热点，给予强烈关注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一般这种主题创作与批评在海外，由政府主导的少，由市场主导的多，正面宣传和反面揭露结合，主题宣扬与艺术个性的充分张扬结合都会兼顾得比较好些。
由此，中国的“主题创作与批评”又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创作往往因“主导意识”过于强烈、“主流项目”的形式感太过突出而形成内容大于形式、主题大于形象、思想大于艺术的遗憾，而理论批评流于片面地为创作张面，对重大历史事件、历史题材的理论挖掘和反思本身就比较少（不如史学界和哲学界），对反映这些历史事件的作品的欠缺及反面教训的分析也少，两少结合，理论批评的深度就也“少”了——理论批评常常不能依照自己对具体作品的深度解读和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批评意见。
2011年，中国经历建党90周年、辛亥100周年两个“主题创作与批评”热潮的叠加，是主题创作与批评的丰收年，但是，总体上看，它们依然没有摆脱“主题创作与批评”的历史通病。
相比较而言，即使纪实类作品及其批评的水准要稍稍高些，高于虚构类创作，比如赵志飞的《首义警事——辛亥革命中的武汉警察》、廖大伟的《海上风云——辛亥革命在上海》、沈渭滨撰写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等都相对成就较高；而总体上，辛亥题材的作品又高于党建题材的作品。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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