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和路径研究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路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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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和路径研究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路径

【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和路径研究】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路径

【摘要】近期人民币国际化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债务危机和经济停滞等外部因素，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结合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教训，文章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包括币值稳定、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国内金融体系改革等。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路径

近期，人民币“走出去”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引人关注。

先是央行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明确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问题的通知》称，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人民币FDI）已进入试点阶段。

继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访香港时宣布，中央将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中心，允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境内证券市场。

随后不久，香港证监会署理行政总裁张灼华表示，香港的监管平台已准备就绪，目前已具备审批和管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下零售基金产品的能力。

尼日利亚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谅解备忘录后宣布，尼日利亚计划将5%～10%的外汇储备转换成人民币。

这些迹象表明，由中国政府主导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在提速。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在当前的国际金融背景下如何实施人民币的国际化，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国际背景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外部环境，包括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停滞。

欧美发达国家刚刚经历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加剧了债务负担，在经济停滞的背景下形成了债务危机，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

1.金融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其实更多是“发达”国家的危机。

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高，危机爆发后的连锁效应波及到这些国家。

与次贷相关的产品的投资人，也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投资机构。

相对来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低、开放程度低，受到的影响也较小。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有一定的投资损失，但是相对来说不大。

受出口下降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2008年年底至2009年年初普遍经历了经济低迷或者短暂的萧条，但是危机过后，大约从2009年下半年，普遍经历了快速的反转。

2.债务危机。

2011年8月初爆发的美国债务危机，使得人们意识到债务问题已经渗透到发达经济体的每一个角落，包括美国。

“债务危机”这个词，本来是和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前面似乎常常有“拉美”两个字。

2009年9月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认为只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协调不当，财政纪律没有好好遵守导致。

而2011年8月初美国爆发的债务危机，应该让人们意识到，债务危机不管国家大小，经济强弱都会发生。

3.经济停滞。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是金融危机使得居民的财富大幅缩水，因此消费动力不足，而消费在发达国家经济中占大约三分之二的比重，消费增长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缺乏明显的经济增长点。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以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2000年代的增长靠的是房地产行业。

而目前，新的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尚不明朗，经济增长也就缺乏突破口。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需要防范的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趋势是否会放缓。

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形是发达国家继续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并竞相超发货币，发展中国家则关闭短期资本流动的大门，把资本的洪水拒于国门之外。

实际上，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亚洲和拉美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巴西、秘鲁，已经采取了一些限制短期资本流入的措施。

二、国外货币国际化的实践

日元国际化的过程为中国提供了经验教训。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异军突起，成为国际货币积极组织的第八条款国，从而开始了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之路（陈卫东和李建军，2010）。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从日元的可自由兑换，到开放资本项目，日元国际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1980年12月，日本大藏省颁布了新的《外汇法》，实现了日元的可自由兑换。

紧随其后，日本加速了金融自由化改革。

1984年对外汇交易的两个规则作了修订，第一个是外币期货交易中的“实际需求原则”，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外汇期货交易，而不受任何实体贸易的限制。

第二个是“外币换为日元原则”，企业可以自由将外币换成日元，也可以将在欧洲日元市场上筹集的资本全部带回日本。

此后，日本政府又在东京创设离岸金融市场，开放境外金融市场这些改革举措为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自由流通创造了条件，有力推动了日元的国际化。

这一进程一直发展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欧元的诞生给日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大大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实力，日本转而追寻以区域金融合作为基础的日元国际化新战略。

2000年5月，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合作（10+3）就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达成了共识。

至此，“日元亚洲化战略”正式形成。

尽管日元的国际化已经推行了30多年，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日元并没有能够实现其结算货币、储备货币、交易货币的国际化功能。

日本过去30多年一直持续进行的日元国际化之所以成效不显著，在目前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比非常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是贸易顺差国，无法通过贸易赤字的形式对外输出货币，而只能通过金融资本渠道进行货币输出。

因此，日本在对外贸易中显著的特点便是“单向的国际化”。

另外日本推行日元国际化，主要建立在其出口优势的基础上，但是本地金融市场并未得到发展。

在资本项目迅速开放的过程中，日本国内的金融改革滞后，如日本对债券市场的管制直到1995年前后才放松，这使得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没有改变，从而未能给国际化的货币提供一个价值储藏的渠道。

日元的国际化进程直接导致了两个空心化――企业资金流出，居民投资国际化。

对于本地市场来说，造成了消费和就业的低迷，影响了本地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日本经济实力，并对日元的国际地位产生了影响（孙海霞和斯琴图雅，2010）。

日本采用的也是贸易结算加上离岸市场（资本项目开放）的模式，结果是日元在外汇储备和贸易结算中的份额都很少，日元成了投机日元升值的工具。

在日本资产泡沫破灭，日本实行低息政策以后，日元又成为“套息交易”的载体，在实体贸易结算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很少，且进入新世纪以来呈下降趋势。

日元国际化的努力，应该说是不成功的。

日本的教训，至少说明开放未必可以促进改革。

回顾历史，只有英镑和美元曾经在黄金的帮助下成为基础性的国际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元的基础地位没有改变，马克、英镑、欧元、日元等重要货币都仅仅是对美元的有限补充，加元、澳元、瑞士法郎等小国货币虽然能自由兑换但不占国际货币的主角。

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应该也定位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定份额。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

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是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被广泛使用，倘若实现，则对我国有两大好处。

一是降低交易成本，自然规避贸易中的汇率风险，促进对外贸易；二是成为国际间投资和外汇储备的标的，取得铸币收入。

因此，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的长远目标，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一）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

人民币国际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促进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手段。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决于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带来的贸易和投资便利，而币值稳定，是实现这些便利的基础。

币值稳定是交易媒介的首要要求，币值不稳定，就难以完成价值尺度、支付手段、交易媒介的功能。

币值稳定同样是投资职能的基础。

一种观点认为投资不一定要求币值稳定。

比如，现在一些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就是为了在人民币升值后卖出获利。

这也是一种投资，国际货币投资包括利用不同货币之间币值的变化获利。

但是这里面隐含的问题是，人民币不能总是保持一个升值预期，这样意味着人民币总是低估，代价太大，那么升值预期消退以后，人家还会不会持有人民币？

会不会抛售获利了结？

人民币重新回流国内？

若继续以人民币为投资介质，那么一定是人民币资产（如债券，股票，直接投资等）可以提供稳定的收益，而不单单是币值的上升。

在长期内，币值单边上升是不可能的，保持相对稳定才是基础性国际货币的首要特征。

币值稳定的含义有两个，一是对外币值稳定，即汇率稳定；二是对内币值稳定，即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

对外与对内这两方面的币值稳定是联系在一起的，会互相影响。

夯实币值稳定的基础，一方面要实现人民币的对外币值稳定，人民币汇率不能有显著的升值或者贬值趋势；另一方面要实现对内币值稳定，寻找长期稳定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把通货膨胀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不能有大起大落（戴金平，2011）。

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美元兑8.27人民币元上升到1美元兑6.35人民币元，升值约30%，且依然存在强烈的升值预期。

人民币升值的根源在于，199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特别是贸易部门的技术进步，这一技术进步是人民币升值的客观基础。

另一方面，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到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启动，人民币汇率一直盯住美元没有调整，累积了升值压力。

而且，2002年以来没有处于贬值的趋势当中，导致盯住美元的人民币跟随贬值，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这一压力在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后才开始慢慢释放，而且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还停止了一段时间。

剩下的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

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中，一直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也已经具备了一些“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征。

在通货膨胀率升高以后，我们往往采取紧缩性政策，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存贷款利率，对抗通胀。

但是，严格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远非如此简单，还要包括：

1.保障物价稳定的制度性承诺和安排；2.公开透明的货币政策策略，包括在政策计划与目标方面加强与公众和市场的交流；3.央行达成通胀目标的可置信性。

在这些方面，改进的空间依然很大。

2011年7月，通货膨胀又上升到6.5%的水平，8月虽然降低了0.3%，但还是远超过能够容忍的温和通胀的程度。

短短两年间通胀出现大起大落，说明现行的货币政策机制无法保障稳定的低通货膨胀。

（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企业的成长、金融市场的发育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并行的进程。

这个进程中，需要宏观经济管理当局放松人民币流出和流入的管制，允许企业在贸易和投资当中使用人民币，不要妨碍自发的、合理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所以，允许企业在贸易结算当中使用人民币的政策本身没有问题。

问题是，汇率政策改革严重滞后，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政策试验发生了扭曲。

因为货币当局还在不断大规模地干预外汇市场，人民币一直保持单边升值预期，人民币贸易结算不仅给货币当局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而且促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虚假繁荣。

应该尽快结束基于套利动机的人民币外流。

为此，要么加快人民币汇改，形成有弹性的、双边波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要么放缓或者停止人民币进口贸易结算。

比较而言，前者是进步，更加可取。

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消除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我们将会看到：

1.中国企业打消了对外投资中的汇率损失顾虑，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人民币也将跟着中国企业一道走出国境；2.投机资本减少，宏观经济管理当局面临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宏观经济稳定和人民币币值稳定得到更大保障，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中长期价值更有信心；3.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进一步的资本项目开放松绑，国际社会对人民币资产的投资需求得到满足；4.套利动机驱动下的人民币外流下降，但是出口贸易结算中更多使用人民币。

如此，才是可持续的、能带来长远利益的人民币国际化。

（三）发展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市场或影子市场的地位

就像当年美国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欧洲美元和石油美元，应把香港作为海外人民币市场的一个目标来做。

相应地，在香港除了制造人民币资产外，还可以允许亚洲地区乃至全球人民币在香港市场回流，比如香港可以发行人民币债券，组建一个人民币股票市场，允许大陆企业到香港直接用人民币发行股票。

影子市场的好处，一是形成人民币国际市场标杆，二是成为内地人民币管理市场化发展的引导方向和参照系统。

（四）国内金融机构的改革

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是滞后于经济改革的，有很多例证，如金融市场化程度、“走出去”战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等，在金融领域里还存在相当多的管制。

很多时候我们假设市场失灵所以进行市场干预，但有时候该相信市场的时候却没有相信，所以某种程度上管制还是偏多。

金融改革滞后当然有其原因，改革前期，如1994年以前，国务院出台金融体制改革决定之前是把金融业当作实体经济改革的支撑、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当时国有银行背了很多国企改革的包袱，这些包袱其实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和代价，由金融部门来承担，最后由国家消化。

改革后期，中国政府对风险看得比较重，从监管角度来说，除了比较担心系统性风险，对于微观的小机构风险也看得比较重，经常把个别机构的风险夸大，总担心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所以要加快金融机构的改革。

【参考文献】

［1］陈卫东，李建军.日元国际化过程中值得关注的若干问题［J］.国际金融研究，2010（6）：

4-14.

［2］孙海霞，斯琴图雅.日元国际化进程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J］.亚太经济，2010

（1）：

30-34.

［3］戴金平.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的人民币国际化［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1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