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武德年间突厥入寇及李世民与李建成的作用武德五年.docx

略论武德年间突厥入寇及李世民与李建成的作用武德五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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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武德年间突厥入寇及李世民与李建成的作用武德五年

武德年间，突厥频繁入寇，但是，突厥主力大规模入寇，进而导致唐朝不得不派出太子和秦王前去抵御的，是从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开始的。

　　按突厥此前虽然也曾多次入寇，但是规模都不很大。

到了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三月，双方关系还一度出现缓和，“上遣使赂突厥颉利可汗，且许结婚。

颉利乃遣汉阳公瑰、郑元璹、长孙顺德等还，庚子，复遣使来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热寒、阿史那德等还”（《资治通鉴》），为何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会大规模入寇呢？

　　个人认为，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第一，当时突厥出现了饥馑。

　　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初曾建议唐朝出兵攻取马邑，给出的理由就是“突厥饥馑”（《资治通鉴》）。

当时驻守马邑的是依附于突厥的苑君璋，李大恩可能认为，由于突厥饥馑，因此战斗力受到了影响，不能大力增援驻守马邑的苑君璋。

　　李大恩在边境作战多年，他的情报可能是准确的，但是，他据此产生的判断却出了问题。

从长期来看，饥馑确实会削弱突厥的战斗力，但是，从短期来看，由于饥馑，突厥不能以畜牧活动维持生计，只能出去抄略，这反而会在短期内加剧突厥的进攻性。

　　突厥从此前的中小规模抄略，发展到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的大规模进攻，饥馑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依附于突厥的割据势力逐渐被消灭。

　　武德初年，北方的不少割据势力纷纷向突厥称臣纳贡，突厥坐享其利。

但是，随着唐军的四处征讨，割据势力被逐渐消灭，截至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北方较大的割据势力基本被消灭，剩下梁师都和苑君璋等，力量都不大。

突厥坐享财帛的来源大为减少。

为获得财富，只能亲自出兵抢掠。

第三，唐朝继续进攻依附于突厥的势力。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二月，唐朝延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进攻割据夏州的梁师都，几乎与此同时，唐朝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出兵进攻割据马邑的苑君璋。

梁师都与苑君璋与其他割据势力相比，距离突厥更近，由于其自身实力较小，因此对突厥的依附关系也更强。

面对唐朝的这两次进攻，突厥均派出军队增援梁师都与苑君璋。

唐朝与突厥的关系因此再度出现裂痕。

　　第四，李大恩的战败。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四月，“壬申，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为突厥所杀。

先是，大恩奏称突厥饥馑，马邑可取，诏殿内少监独孤晟将兵与大恩共击苑君璋，期以二月会马邑；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独进，顿兵新城。

颉利可汗遣数万骑与刘黑闼共围大恩，上遣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救之。

未至，大恩粮尽，夜遁，突厥邀之，众溃而死，上惜之”。

　　李大恩此次战败，损失较大，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大恩殁于阵，死者数千人”。

我们从附图1中可以看到李大恩镇守的代州，很明显，代州是唐朝河东道北部门户，李大恩镇守多年，颇有功劳，但是，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四月，李大恩战死，代州空虚，为突厥的入寇提供了条件。

　　第五，刘黑闼的引导。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六月，辛亥，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丁卯，刘黑闼引突厥寇定州”。

刘黑闼的引导，为突厥入侵提供了便利条件。

以上几个因素综合来看，由于突厥饥馑（第一因素），突厥对财富的需求量增加，但是，由于依附于突厥的割据势力逐渐被消灭（第二因素），突厥相应的财富来源却减少了。

而此时，唐朝主动进攻与突厥关系密切的梁师都和苑君璋（第三因素），更加惹恼了突厥，进一步促成了突厥的大举入侵。

而唐朝方面，由于李大恩的战死（第四因素），河东道北部门户空虚，由于刘黑闼的引导（第五因素），河北道也有机可乘。

　　在这种大背景下，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突厥对唐朝发起大规模进攻。

　　下面笔者对这次入侵过程进行分析。

笔者按照《资治通鉴》记载的顺序展开分析，同时参考和补充其他史书的记载。

一、突厥入侵情况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乙卯（初六日），突厥颉利可汗寇边，遣左武卫将军段德操、云州总管李子和将兵拒之。

……丙辰（初七日），颉利十五万骑入雁门，己未（初十日），寇并州，别遣兵寇原州”。

　　对于突厥的情况，笔者重点讨论突厥的入侵路线和兵力。

（一）突厥的入侵路线

　　按照上面引用的《资治通鉴》的记载，突厥是兵分两路，颉利可汗亲率突厥主力，攻入唐朝的河东道地区，从附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突厥的具体进兵路线。

八月初六日开始进兵，初七日进入代州的雁门，初十日攻入并州，即附图中的太原府（据《旧唐书》志19河东道记载，并州于开元年间改称太原府）。

　　与此同时，突厥分兵一路，进攻原州。

这里补充一句，据《新唐书》突厥传记载，“（颉利）分数千骑转掠原、灵间”，这说明，当时突厥进攻的，不仅仅是原州，还有灵州。

附图2可以看到原州和灵州，两州均位于唐朝的关内道，灵州位于原州的正北。

据此看，突厥分出的这路军队，是从北面取道灵州，南下进攻原州。

（二）突厥的兵力

　　两路突厥军队的兵力分别是多少呢？

　　颉利可汗亲自率领的突厥主力的兵力，《新唐书》突厥传、《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卷990均记载为15万骑，《旧唐书》突厥传和《通典》边防典则记载为5万骑。

颉利的主力到底有多少人，未审孰是，本文亦不做详考，但是，颉利这一路人数众多，则是毫无疑问的。

　　突厥入寇原州和灵州的军队的兵力有多少呢？

《旧唐书》突厥传有记载，“又遣数千骑西入灵、原等州”，《新唐书》突厥传与此基本相同。

据此看，入侵灵、原的突厥军队显然是一支偏师。

　　实际上，除了上述2路以外，突厥还有1路，那就是早在六月份已开始配合刘黑闼入寇山东和定州的突厥军队。

这1路的具体兵力，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刘黑闼又引突厥万余骑入抄河北”，新唐书突厥传与此相同，即兵力约为1万骑。

　　总结一下，至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突厥共分3路入寇，颉利可汗亲率突厥主力15万骑（一说5万骑），通过代州雁门，进攻并州；突厥分兵数千骑，进攻灵州和原州；突厥又派出1万骑，配合刘黑闼进攻山东和定州。

二、唐朝的部署

　　面对突厥的入侵，唐朝方面是如何部署的呢？

唐朝共进行了4路布置。

（一）蒲州道与豳州道

　　先说唐朝如何应对8月份入侵并州和原州的突厥军队。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庚申（十一日），命太子出幽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御之。

李子和趋云中，掩击可汗，段德操趋夏州，邀其归路”。

　　据此看，唐朝方面将军队分为4支，李建成与李世民各率主力正面抵抗，李子和与段德操进行配合。

下面具体分析。

　　《资治通鉴》说“太子出幽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均误。

　　先说秦王李世民。

两唐书突厥传和《通典》边防典均记载秦王李世民所在的是“蒲州道”，附图1可以看到蒲州，位于唐朝河东道的西南端，其位置十分重要，从蒲州渡黄河就可以进入关中。

唐朝将秦王布置在蒲州，正是为了抵御入寇并州的突厥主力。

　　至于《资治通鉴》所写的“秦州道”，根据胡三省的解释，应该是“泰州道”的误写。

据《旧唐书》志19河东道记载，“龙门，……武德元年，于县置泰州，领龙门、万泉、汾阴四县。

贞观十七年，废泰州及芮县，以龙门、万泉属绛州，汾阴属蒲州”。

从附图1中可以看到泰州所辖的龙门、万泉等县，就在蒲州北边，确实距离蒲州很近。

查《册府元龟》卷259，也确实有“命太宗出泰州道以御之”的记载。

　　因此，《资治通鉴》所记载的“秦州道”显然错误，当时秦王李世民，不论是出蒲州道还是泰州道，均是在河东道地区，目的是抵御入侵并州的突厥主力。

　　再看太子李建成。

两唐书突厥传、《新唐书》高祖本纪和《册府元龟》卷259均记载太子李建成所在的是“豳州道”，从附图2可以看到，豳州与原州均属关内道，则太子李建成出“豳州道”，显然是抵御入侵原州的突厥偏师。

明确了唐军2支主力的位置，我们再来看李子和与段德操。

　　“李子和趋云中，掩击可汗”，附图1可以看到云中的位置，在河东道北端的云州，在颉利已经南下深入并州的情况下，李子和向云中运动，显然是从侧后掩击颉利率领的突厥主力。

　　“段德操趋夏州，邀其归路”，附图2可以看到夏州的位置，在关内道北端。

所谓“邀其归路”如何解释呢？

这先要看突厥主力从哪里来。

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颉利可汗者，启民可汗第三子也。

初为莫贺咄设，牙直五原之北”，亦即颉利的牙帐在五原以北，那五原在什么地方呢？

据《旧唐书》志18关内道记载，“怀元，隋县。

界有隋五原郡。

武德元年，改为丰州，领九原县”。

丰州和九原在附图2中均可以看到，位于夏州以北。

据此看，颉利可汗的牙帐在五原以北，而五原又在夏州以北，则在突厥主力南侵的情况下，段德操从北面出击夏州，自然就会威胁突厥主力的归路，亦即“邀其归路”。

　　从这2支唐军的位置上看，李子和所部，应该是配合同在河东道的秦王李世民行动，段德操所部，应该是配合同在关内道的太子李建成行动。

至于他们是否直接隶属于李世民和李建成，笔者尚不确定。

（二）河北道

　　对于入侵山东、定州的突厥军队，唐朝将其作为应对刘黑闼作战的一部分，早在六七月份就已开始部署，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六月，辛亥，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诏燕郡王李艺击之”，七月，“刘黑闼至定州，其故将曹湛、董康买亡命在鲜虞，复聚兵应之。

甲午，以淮阳王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以讨之”。

亦即派出李艺和李道玄出兵应对。

　　（三）瓜州道

　　除上述几路唐军外，唐朝还有1路布置，据《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六月，“车骑将军元韶为瓜州道行军总管，以备突厥”，唐朝这1路布置，很可能是针对当年“五月，庚寅，瓜州士豪王干斩贺拔行威以降”一事作出的布置，贺拔行威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据瓜州反，至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五月被杀。

其人可能与突厥有关联，因此，唐朝专门在此作了布置。

　　综上所述，唐朝针对突厥的入侵，整体上进行了4路布置，分别是蒲州道、豳州道、河北道和瓜州道。

　　为便于大家理解，笔者特做表简单总结如下：

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面对突厥的多路入侵，唐朝也相应进行了多路布置，其中，突厥的主力由颉利可汗亲自率领，入侵并州，而与之正面对阵的是秦王李世民。

至于太子李建成，只负责抵御突厥入侵灵州和原州的一支偏师。

三、突厥与唐朝的战略

　　上面分析了双方的具体布置，那么，双方的整体战略是什么呢？

《资治通鉴》对此有详细记载：

　　（武德五年八月）辛酉（十二日），上谓群臣曰：

“突厥入寇而复求和，和与战孰利？

”太常卿郑元璹曰：

“战则怨深，不如和利。

”中书令封德彝曰：

“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

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著矣。

”上从之。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突厥与唐朝各自的战略。

（一）突厥的战略

　　“突厥入寇而复求和”，这说明，至迟在八月十二日，亦即唐朝派出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第二天，唐朝方面已经收到了突厥要求讲和的信息，这可以看出突厥的战略，实际上就是来向唐朝索取财富的，先大抢一番，然后讲和，至于讲和的条件，不外乎再向唐朝索取更多的财富。

（二）唐朝的战略

　　唐朝方面分为2种意见，一是立即讲和，以太常卿郑元璹为代表，二是先打场胜仗，然后讲和，以中书令封德彝为代表。

高祖李渊最后采纳了封德彝的意见。

四、具体战况

　　唐朝做出军事部署以后，很快就与突厥军队发生多次交战。

本部分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顺序分别论述。

（一）汾水东、沙河北、汾州诸战役

　　据《资治通鉴》记载：

　　八月“己巳（二十日），并州大总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于汾东；汾州刺史萧顗破突厥，斩首五千馀级”。

　　武德五年八月己未（初十日），颉利可汗率领突厥主力入寇并州后，将入寇并州的部队又分为2部分，“时颉利攻围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旧唐书》突厥传），即颉利率领主力围攻并州，同时分出部队继续向南，抄略汾州和潞州，抢掠男女五千余口。

附图1中可以看到汾州和潞州，均位于并州以南。

　　这种情况下，并州大总管李神符和汾州刺史萧顗率军与突厥交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下面详细分析。

　　1、汾水东、沙河北之战

　　先说李神符的战役，关于李神符与突厥交战的地点，《资治通鉴》说是“汾东”，用词过于简略了，到底是汾州东还是汾水东？

　　对此，《旧唐书》列传10宗室传的记载比较明确，“突厥颉利可汗率众来寇，神符出兵与战于汾水东，败之，斩首五百级，虏其马二千匹。

又战于沙河之北，获其乙利达官并可汗所乘马及甲献之”。

据此看，李神符共进行了2次交战，一是“汾水东”，一是“沙河北”。

　　从附图1上看，汾水既流经汾州，也流经并州，李神符身为并州大总管，其作战区域理应在并州，此外，李神符在紧接着的沙河北的交战中能够缴获“可汗所乘马及甲”，而当时颉利可汗亲率的突厥主力就在围攻并州，据此看，李神符应该是在并州与突厥主力交战。

　　关于李神符的战果，《旧唐书》也可补《资治通鉴》的不足，具体战果上文已引。

2、汾州之战

　　再说萧顗，关于萧顗与突厥交战的地点，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均未记载，萧顗当时担任汾州刺史。

据《旧唐书》志19河东道记载，“（武德）四年，又置（并州）总管，管并、介、受、辽、太、榆、汾七州”。

可见，汾州隶属于并州总管府，相应的，汾州刺史萧顗自然也就隶属于并州大总管李神符。

那么，萧顗到底是配合李神符在并州作战，还是独立在汾州作战呢？

　　如果他是在并州配合李神符作战，则报战果的时候，应该是由李神符一并上报，而根据诸书记载，李神符和萧顗的战报是分开的，考虑到突厥确实派出了偏师抄略汾州和潞州，则笔者认为萧顗的作战地点，应该在汾州，对抗的是突厥前来抄略的偏师。

　　关于萧顗的战果，《资治通鉴》做“斩首五千馀级”，但《新唐书》突厥传记为“献俘五千”，未审孰是。

　　3、战果归属

　　分析完这几次战役，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即上述几次交战的胜利成果，是否可以算到秦王李世民的头上。

　　从理论上讲，自八月庚申（十一日）李世民受命出镇蒲州道以后，整个河东方向的军事上的一切成败，都可以由李世民承担，则八月己巳（二十日）上报给朝廷的这几次战役的胜利，理论上讲，可以算作是李世民的战果。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李世民应该没有直接参与这几次战役。

因为，直到颉利可汗率军撤退的时候，李世民率领的军队也没有与突厥主力发生接触，对此，两唐书突厥传均有明确记载：

　　《旧唐书》突厥传：

（颉利）闻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

　　《新唐书》突厥传：

颉利闻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师还。

　　据此看，上述几次交战，均发生在秦王的大军赶到之前，秦王李世民与这几次交战并无直接关系。

（二）突厥寇廉州、陷大震关、兵临晋州

　　据《资治通鉴》记载，八月“丙子（二十七日），突厥寇廉州；戊寅（二十九日），陷大震关”；

　　据此看，虽然突厥在并州、汾州受挫，但是，整体上仍在向前推进。

下面详细分析。

　　1、突厥寇廉州

　　先说廉州。

廉州属于河北道，但是在附图3河北道图中看不到，因为该州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被废掉了。

据《新唐书》志29河北道记载，“武德元年曰廉州，……贞观元年州废，以鹿城隶深州，鼓城、毋极隶定州，槁城来属（镇州，又名恒州）”，这几个州县，附图3中全能看到。

从图上看，廉州位于定州和恒州的南部。

　　关于究竟是哪一支突厥军队入侵廉州，学者有不同看法。

　　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做注时认为，“寇廉州者，并州之寇”。

也就是说，进攻廉州的是颉利可汗率领的突厥主力中的一部分。

　　岑仲勉先生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突厥攻廉州”条进行了考证，认为进攻廉州的突厥军队，“当是从代州分路东南下者”，即在当年（公元622年）四月进攻代州，杀死代州总管李大恩的那支突厥军队。

　　先说胡三省的观点，当时颉利率领的突厥军队，已经达到并州、汾州、潞州一带，而从并州东出井陉，就可以进入恒州，进而攻打廉州。

但是，井陉作为战略要地，唐朝必然会派兵驻守，颉利在并州并未得手的情况下，想要东出井陉，应该是有困难的，而且，诸史书均未记载突厥进攻过井陉，因此，笔者认为，胡三省的观点是有一定问题的。

　　再说岑先生的观点，自代州确实也可以通过恒州，进而进攻廉州。

但是，代州一战早在四月就结束了，说是代州的突厥军队，往前追溯的有些远了。

　　笔者沿着岑先生的观点继续探索，《资治通鉴》在介绍代州之战的时候说，“颉利可汗遣数万骑与刘黑闼共围大恩”，注意“刘黑闼”，刘黑闼在四月与突厥军队一起击败李大恩以后，在六月就引导突厥军队入寇山东和定州了。

附图3可以看到定州，定州南部就是廉州，则进攻廉州的突厥军队，是否可能是六月进攻定州的那支呢？

笔者认为，从时间上看、从取途上看，均很有可能。

　　以上三种看法，并存于此，欢迎大家探讨。

　　但不管怎样，突厥入寇河北，对于唐朝心腹地区关中来说，影响并不大。

2、突厥陷大震关

　　再看大震关。

大震关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从附图2来看，大震关位于关内道的陇州，据《旧唐书》志18关内道记载，“（陇州）在京师西四百九十六里”，距离唐朝首都长安已经很近了。

　　攻陷大震关的突厥军队，是很明确的，就是由李建成负责抵御的入侵原州的那支军队。

　　此处补充一句，据《新唐书》突厥传记载，“虏陷大震关，纵兵掠弘州”，据此看，当时突厥除了攻陷大震关，还抄略了弘州。

　　弘州在什么地方呢？

据《旧唐书》志18关内道庆州记载，“（庆州）安化，隋弘化县，治弘州故城”。

为何说“弘州故城”呢？

因为据《隋书》志24记载，“弘化，开皇十八年置弘州，大业初州废”。

即弘州在隋朝大业初年已经废掉了，那为何武德五年又出现了弘州呢？

胡三省对此解释到，“盖唐复置也”，即可能是唐朝初年又复置弘州。

庆州安化县（弘化县）的位置详见附图2。

　　3、突厥兵临晋州

　　最后再说说河东方向，在这一方向，突厥也仍在推进，据《资治通鉴》记载，“是时，突厥精骑数十万，自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填溢山谷”。

这里的“数十万”、“填溢山谷”等自然是夸张的说法，但是，“自介休至晋州”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附图1中可以看到介休和晋州，介休属于汾州，晋州在汾州以南，也就是说，当时突厥已经开始威胁晋州了，据《旧唐书》志19河东道记载，“（晋州）在京师东北七百二十五里”，虽然其去京师的距离，和陇州相比远一点，但是，这个方向上有突厥主力，因此，也对唐朝构成了较大的威胁。

据此也可以看出，上文分析的汾水东、沙河北和汾州诸战役的胜利，都是局部的、战术性的，并未能阻止突厥继续推进。

　　对于这种态势，是否应该责备李建成和李世民呢？

我认为，也不能过于苛责他们两个，毕竟，两人是在八月十一日才受命出镇，到八月底，也就半个多月，军队的集中、粮草的置办等都需要时间。

（三）郑元璹约和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郑元璹约和事件，《资治通鉴》将郑元璹约和记载于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底，这一时间点是否准确，我们下文会讨论。

这里暂时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顺序分析。

　　关于郑元璹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相对简单，现援引《旧唐书》列传12郑元璹传的记载如下：

　　（颉利）及见元璹，责中国违背之事，元璹随机应对，竟无所屈，因数突厥背诞之罪，突厥大惭，不能报。

元璹又谓颉利曰：

“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

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

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赉，币帛皆入可汗，免为劬劳，坐受利益。

大唐初有天下，即与可汗结为兄弟，行人往来，音问不绝。

今乃舍善取怨，违多就少，何也？

”颉利纳其言，即引还。

　　郑元璹约和，主要从2点切入：

其一，汉地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即使获得汉地，也无法统治；其二，突厥是一个比较松散的部落联盟，抄略所得，大部归于突厥将士，颉利可汗所获不多。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郑元璹给出了约和的好处，“国家必有重赉，币帛皆入可汗”，即唐朝会送给颉利可汗很多财帛。

《旧唐书》郑元璹传接下来说“颉利纳其言，即引还”，似乎郑元璹约和成了突厥退兵的主要原因。

《旧唐书》如此记载，倒也无可厚非，因为毕竟是为郑元璹作传，在本传中要突出郑元璹的作用。

但是，《资治通鉴》在引用这段资料的时候，不加修改，也简单的以“颉利悦，引兵还”结束，就有问题了，因为《资治通鉴》是对整个突厥入侵事件做全面记载。

颉利可汗的退兵，是否仅仅是因为郑元璹约和呢？

　　显然不是。

从唐朝的角度来看，高祖李渊为什么会在大约八月底派出郑元璹约和？

我们上面分析过唐朝的战略，即“既胜而后与和”，那么，郑元璹约和的时候，唐朝方面是否实现了约和的先决条件“既胜”呢？

　　《资治通鉴》将郑元璹约和放在了八月底以后，这时，唐朝虽然丢失了部分土地和人口，但是，并州大总管李神符和汾州刺史萧顗均取得了部分胜利，其他唐军也未遭受重大伤亡，而李世民和李建成率领的唐军主力则逐渐逼近突厥。

据此看，唐朝已经部分的实现了“既胜”的先决条件，因此才派出郑元璹出面和谈。

　　而突厥，也正是面对这种态势，才同意了唐朝的讲和，而这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两唐书突厥传给出了说明：

　　《旧唐书》突厥传：

（颉利）闻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

　　《新唐书》突厥传：

颉利闻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师还。

　　两唐书的记载是比较到位的，颉利不可能只听了郑元璹的几句话就退兵了，他的退兵，是在综合分析当时战场形势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而当时对颉利率领的突厥主力构成最大威胁的，自然是已经到达蒲州的秦王率领的唐军主力。

（四）三观山、崇岗镇、恒山南、甘州诸战役

　　据《资治通鉴》记载，“九月，癸巳（十五日），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于三观山，破之。

乙未（十七日），太子班师。

丙申（十八日），宇文歆邀突厥于崇岗镇，大破之，斩首千馀级。

壬寅（二十四日），定州总管双士洛等击突厥于恒山之南，丙午（二十八日），领军将军安兴贵击突厥于甘州，皆破之”。

　　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在颉利率领的突厥主力开始撤退以后，唐军接连取得了三观山、崇岗镇、恒山、甘州等多次战役的胜利。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即颉利的退兵与唐军上述胜利的先后顺序。

《资治通鉴》认为，颉利退兵在前，唐军上述多次胜利在后。

《新唐书》突厥传记载的顺序与此不同，据《新唐书》突厥传记载：

　　虏陷大震关，纵兵掠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杨师道拒之，获马、橐它数千。

颉利闻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师还。

　　这里的“总管宇文歆、灵州杨师道拒之”，指的就是《资治通鉴》记载的九月癸巳（十五日）的三观山之战。

按照《新唐书》的说法，是三观山之战在前，颉利退兵在后。

　　二者说法孰是？

　　个人认为，《资治通鉴》的说法比较合理。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九月）乙未（十七日），太子班师”。

李建成班师，直接说明在豳州道的战事已经差不多结束了，不过这种结束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突厥撤军了，还是因为进犯豳州道的那支突厥偏师在九月十五日的三观山之战中被消灭了？

　　在明确了进犯豳州道的突厥军队不过是一支偏师以后，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

如果仅仅是豳州道面对的那支突厥偏师被消灭了，而颉利率领的突厥主力还在继续进攻的话，颉利随时可能再分出一些部队继续抄略豳州道。

在这种情况下，李建成是不能轻易撤军的。

李建成之所以能够撤军，说明颉利率领的突厥主力在九月乙未（十七日）以前已经开始撤退了。

　　那么，颉利是否有可能在九月十五日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