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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
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第二阶段，抗战前后时期。
李约瑟开始参与直接地研究和讨论，并形成了第二次研究热潮。
在1944年，中国学术界又一次展开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
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讨论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心理因素。
数学史家钱宝踪（1892-1974）则把原因归结为中国人太重实用。
而这些又是由中国的大陆文化、自给自足之经济所使然。
同年十月，李约瑟在题为“中国之科学和文化”的讲演中指出:
“……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
”竺可祯于1945年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认为“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众多学者把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都归结为经济制度方面。
第三阶段，从80年代至今。
在80年代前期，陈平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哲学传统三方面给予解答。
杜石然等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仍坚持当时大陆公认的观点，把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归之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
以成都会议（1982年）为界，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也进入到观点升华，见解深化的阶段，通过对不同时期（如明代、清代）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促使问题得以进一步深化。
1982年10月16日22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学术讨论会。
会上宣读并交流学术论文近10篇，到会代表74人。
会后，选出其中论文24篇，集成文集。
在这些论文中，影响最大的是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的《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
他们看到了促进近代科学在西欧产生和近代科学在中国落后的众多因素并不是线性排列的，有些是互为因果，有些是有着相互作用。
所以，他们采用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加以分析:
即把科学看成是社会内部的一个有结构的子系统，它又与社会中其他子系统（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技术）相互发生作用。
他们还采用了定量的方法，用图表曲线对中西方科学发展作了对比。
然而，由于引述资料较为贫乏，对中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就作定量比较时，有关科学技术成就的计分标准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因而存在一定缺陷。
尤其是他们的科学观还停留在早期的实证论上，对系统论也仅限于一般系统论阶段，还无法对“罗列因素法”进行反驳。
其后，林文照比较全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一文中，他“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重实用，轻理论，思辨性思维，用元气和阴阳学说来解释一切，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缺乏科学的实验精神，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教育和科举制度，社会
鄙弃或禁锢科学技术），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阻碍（自给自足的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官营产业和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等方面给予了解答。
但他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分析，仍摆脱不了当时大陆公认观点的影响。
成都会议之后至今，中国学术界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文化和科学热，从而大大加深了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建设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纵深比较。
其直接结果就是1990年袁运开、周瀚光编著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三卷本的问世以及前不久才陆续杀青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由卢嘉锡担任总主编，完全由“中国人撰写”，共30卷，科学出版社）。
在这二十多年间，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其中，吴彤发表《从自组织观看“李约瑟问题”》一文，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科学性知识的演化提供了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这篇文章的思路与金观涛等人的文章相似，都是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来探讨。
之后，戴建平从《李约瑟科学史观探析》方面考察;
魏屹东在《李约瑟难题与社会文化语境》中从语境分析入手进行探讨;
刘叶涛在《“李约瑟问题”的深层解读》中从逻辑的观点加以审查;
钱兆华在《科学·
哲学·
文化》一文中重点从文化土壤方面解决。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席文的《为甚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
—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
》一文，他对“李约瑟问题”本身和相关的解答提出了若干质疑。
江晓原发表了《“李约瑟难题”献疑》和《被人误读的李约瑟》，对若干问题进行了澄清，并企图还大家一个真实的李约瑟。
之后，张秉伦和徐飞的论文，重点分析了“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
此外，席泽宗发表《关于“李约瑟难题”和近代科学源于希腊的对话》一文，文中赞同席文的见解，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不妥。
桂质亮发表了《李约瑟难题究竟问什么?
》一文;
赵建军，周峰从《李约瑟问题的内涵与我们应有的理论视野》入手，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对李约瑟问题应答的误区;
董英哲、吴国源发表《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反思》等等。
二、李约瑟的解决方式探究
在对“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历史作了简要回顾之后，以下就李约瑟的具体研究思路、前提假设及其方法分别进行剖析。
李约瑟本人的逻辑思路大致如下，他从研究中国文化史上科学技术的地位开始，认为:
“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百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惊人的发展，而在伽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呢”[1]对这一问题，他首先从更广阔的社会大背景来考虑，进而提出“为什么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
”[2]，这实际上就构成了他进行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分析的取向，因而也才有“罗列因素法”的产生。
往后进一步明确“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文明中?
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
”[3]这样，李约瑟的探讨就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史研究，而进入到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天地之中。
[4]
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李约瑟以其深邃独到的洞察力对史料进行了深入挖掘，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在他一贯的研究中，其研究的前提和方法大致是:
（一）以“科学中心主义”为衡量标准
“科学中心主义”就是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辉格式[5]的历史研究方法，以欧洲近代科学为标准，来评价非欧文明。
虽然事实上对中西文化比较时这样一个标准是必要的，而且它也已经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范式。
但却完全没有必要将此标准绝对化，处处以这种唯一的标准衡量其它文明，毕竟范式也是有反常的。
几千年前迫于生存压力的早期人类，当他们处于东方和西方这样两个差异极大的生存环境之中时，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和倾向也必定有所差异，因而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文化体系。
就其文化核心—价值观而言，东方人更倾向于伦理化，而西方人则更倾向于自然化，以求真、求美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整个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因而，单一化的标准过于僵化和武断，也与文化“多元性”的特点不相吻合。
正如埃德兰·
莫兰（EdgarMorin）所说:
“把科学想象为清除了任何意识形态和只由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或理论统辖的想法是个极大的错误。
实际上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的预先假定（意识到的或未意识到的）的冲突是科学生命力
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6]
另一方面，李约瑟又是反“科学中心主义”的。
他写作《科学技术史》的目的之一就源出于此。
而且他发现，在西方科学传入之前中国没有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断定这种说法是西方的无知与傲慢的标记之后，他援引弗朗西斯?
培根本人的下述名言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们若要观察新发明的力量、效能和结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它们将全世界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
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
”[7]而这些发明最早都是由中国人作出的。
这样，综合以上两方面的论述，他就不经意的落入了他非常希望避免落入的陷阱:
从表面上看是在为中国辩护，并且旗帜鲜明地反对他同时代的和前辈的西方人未加思索或不知情地就对中国存有的陈腐偏见，而内心却假定欧洲是至高无上的。
（二）“罗列因素法”的使用
李约瑟研究其问题的方法首先是设定近代科学出现的标志（如假说的数学表达，实验方法与理论建构的结合），其次是确定产生近代科学的必要前提，再次为分析（在社会、经济和智力）不同水平上有助于构筑科学革命的前提的基本相关因素。
这些方法使李约瑟识别出一些消极阻碍因素，并通过详细的比较分析，论断中国不存在科学革命的前提条件（而西欧则显然存在）。
但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
“造成了无休止地罗列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而恰恰缺乏揭示科学革命何以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的系统的理论纲领。
”[8]中国的学者长期以来深受这种“罗列因素法”的影响。
在这种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学者们已经列举出数十种因素（诸如地理、经济、政治、逻辑等等），这些因素从社会层面到哲学层面，涉及方方面面，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李约瑟难题”的解决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就总体而言，这还只是一种铺陈式的整理描述性的工作，离真正解决“李约瑟难题”恐怕还有不小的距离。
这种方法一方面因为缺乏严密的系统性，而仅仅体现为因素的简单堆积和罗列;
另一方面在于仅仅用定性的、笼统的说明比较恐怕很难具备切实的说服力。
（三）计量史学的比较方法
李约瑟是第一位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处理中西科技文化不同发展的学者。
他认为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有着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西方中世纪那个时代，中国的科技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而西方科技水平则处于发展的低谷期。
但是，到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中国被西方赶上了，以后西方科技文化处于不断地加速发展的状态，而中国却始终沿着一条平缓的曲线作缓慢地上升。
李约瑟根据科学水平与时间之间的序列关系作了一个科技史学界众所周知的趋势图（见图一[9]），并根据这种趋势进一步地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处理了世界科技文化的演进规律（见表1[10]）。
他认为中西科技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出现两个重要的特征点:
“融合点”与“超越点”。
如果以科学水平作为评价标准的话，那么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有机程度越高，所涉及的现象综合性越强，那么在欧洲文明和亚洲文明之间，它的超越点和融合点的时间间隔越长。
从量化上看，中西方科技文化的融合点与超越点存在着一个时间区间。
李约瑟把这种现象称为“世界科学兴起规律”，正如下图所示。
受李约瑟计量史学工作的影响，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就中西科技文化发展的不同特点作了更为细致的量化工作。
金观涛等人在《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11]中统计了公元前6世纪到19世纪末这两千年五百年时间内近二千项科技成果，根据各项成果在学科范围内的地位及其对社会影响程度的大小，制定不同的计分标准，做出中西方科技文化的水平随时间发展的数列关系，也得到几组和图一相似的重要的曲线。
虽然传统的这些计量史学方法的比较研究能够得到一些直观的结论，但仔细地分析其理论根据和曲线的构成便会发现几个问题。
首先，科技发展水平与时间之间的计量分析和曲线构画的立论根据来自于现在流行的西方科技观，更确切地说是来自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科技观。
事实上，在中西科技文化的各自发展过程中，中国与西方世界所走的路不完全一样。
中国走了一条科技伦理化的道路，而西方走了一条科技自然主义的道路。
因此，简单地立足于西方坐标系中来定量分析或者构画中西科技发展的曲线难以全面地反映它们在历史上的不同发展状况。
其次，描绘中西方科技文化发展轨迹的思路基本上是在一种线性思维系统中进行的，把科技文化的发展水平简单地看成是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发明与时间序列的线性对应，这样科技文化发展中的非线性变化现象（诸如多因素相互作用、文化分岔和自相似性等）就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反映。
第三，科技文化发展中的一些基本要素，例如，科学问题、科学观察和实验、科学理论、科学技术的社会建制化等等，它们之间相关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刻画。
最后，曲线构画的方法是把统计的结果简单地反映到科学水平和时间构成的二维坐标体系上去。
总之，传统计量史学的比较方法从非线性科学理论上看，主要是不能真实地反映科技文化这种非线性系统在远离自身平衡态时所出现的突变现象。
进而，李约瑟尝试给出了他的解答。
即认为:
一方面，外部因素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生;
另一方面，中国思想风格中固有的内部因素也阻碍了哲学层次上的理性主义演绎因果解释方式的抽象化发展。
其中，外部因素主要是存在亚洲官僚化的社会形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近代欧洲意义下的资产阶级和商业阶级的缺乏。
三、“李约瑟难题”解答
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实际上要分为两个部分，简而言之，就是要回答所谓的为什么“领先”和“落后”的问题?
就前者而言，在文化吸引子的规范之下，中国科学研究的最终导向也就倾向于实用化。
实用理性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它不崇拜任何抽象的理念、信仰和思辨，但仍能保持一种冷静的、以理节情的生活态度;
第二，它本质上是一种讲究实用、实际和实行的经验论的思维方式;
第三，它并不是从当今中国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古已有之。
虽然我们对实用理性传统的探讨主要是从科学技术系统内部和社会两方面展开的，但实际上科学自身的发展动力在中国却从来不是主要的，而这种实用性传统也早己积淀于政治经济和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了。
因而，对于为什么“领先”的问题可以考虑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即金观涛、刘清峰等人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中所说的宗法一体化结构）使得中国社会从奴隶到封建的转变在中华地域内就可完成，从而使得原有的社会文明能够持续发展，而不是象古希腊罗马那样，科学文化备受蛮族入侵的摧残，表现出极大的起伏性。
这就表明，在中国这种社会结构下的非线性相干机制不仅不甚强烈，而且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从而导致科技文化系统达不到能够重组的临界网值，使得内涨落在结构的制约下不可能被放大。
而西方的这种起伏性，正充分反映了它们的系统处于经常性的涨落之中，这就带来了它们系统经常性地解构重组式的自组织发展。
其次，欧洲中世纪教会采取了一种普遍的思想禁锢政策，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虽然也“独尊儒术”，但人们出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并没有对实用技术的追求进行太大的限制，因而这种思想的相对自由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较为有利。
再次，中央集权制在巩固封建统治和国家统一的同时，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官僚制度的特色诚如韦伯所说，是技术性、服务性和专业性的，因而带有高度的实用理性的精神，这一点正是促进了科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而这种制度的形成却是在中国特定的初始条件下出于实际的需要一步步发展而来。
一方面，而由于黄河巨大的含沙量经常导致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
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
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
另一方面，虽说在某一地各年的雨量可以相差极大，但是全中国的平均雨量却有定型，使得中原农业茂盛，人口繁殖;
西北地区干燥，群居着游牧民族。
因而当气候不利的时候，游牧民族便会向中原发起进攻、挑起战事。
而这样的斗争则延续了两千年。
因而基于全国国防线的考虑，即使在国防上也要求中央集权，而注定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
[12]在这种集权制的规范和选择支配下，中国的许多科学著作、技术发明就直接起因于这样的实际需要—即怎样管理好幅员辽阔的国家。
天文学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而，正如前面所提及的，中国天文研究都是基于实用的目的，天文观察和预测是为了政治上的实用，立法和报时则为了生活和仪式上的实用。
这样，由于专注于实用，中国的天文学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如张衡发明浑天仪，祖冲之实测岁差、制大明历，郭守敬发明简仪。
中国的这种实用理性传统在科技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就表现出强烈的选择、规范和支
配效应，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早期为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而西方思辩化的认知取向在发挥序参量的功能时，使得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只是少数人业余从事的一种消遣活动。
当古代中国人正在实际需要的观念趋势下忙于巨大创造的时候，古代希腊人却从实用的绳索中挣脱出来。
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故代希腊人的科技活动便不再受制于实用性，正如瓦托夫斯基说:
“它涉及满足某种渴求理解的愿望”而“不属于实用的范围”[13]这种思辩理性的传统就使得他们在认知的选择上就偏重于科学理论，而轻视技术经验。
表现在观念上，如柏拉图认为机械是下流的，具有读神的性质，阿基米德尽管具有技术发明的天才，但他宁愿专心于纯粹科学的研究。
并且因为它很少面向社会，故而难以大量生产生活必需品，大部分技术也没有长足的进步。
而这样的状况直到近代科学出现了“技术化取向”之后才完全改观，并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巧世纪期间得以持续，因而在历史的不断积淀中，从宏观的表现形态来看，就验证了李约瑟所说的，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的实用理性传统一方面促使中国在经验基础上发展科学技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因为同样的原因使得传统中缺乏了科学加速度发展的必要因素。
而这种实用化的价值取向作为我们的文化吸引子究竟是怎样发挥其选择、规范和支配效应的呢?
这里我们重点从三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从政治制度方面来看，正如我们前面曾提及的，中央集权制为了政治的需要，为了稳定的需要，不论对科学发展的路向乃至科学研究的内容都施加了强烈的规范和选择性支配效应，尤以天文学的发展为最。
因而，政治上的实用使中国人缺乏追求定理的信念，官方天文学者由于缺乏超实用的好奇心，天文学的发展最终便停滞下来了。
其他的原因还包括官方天文学者深受阴阳五行的影响，走上了一条走不通的道路—玄学的道路，因而致力于对天文现象的人文解释，而放弃了客观真理的追求。
其次，从经济结构方面来看，在我们前面讨论中西科技的起源时的许多例证就以表明，中国的这种小农经济内在要求科学具有实用性。
因而，它一方面对科学发展进行规范，即把科学限制在实用的范围之内，象《天工开物》这样的著作也只是把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知识以经验规则的形式表述出来，很少作理论上的
探讨。
另一方面，对科学研究的内容进行支配和选择，这就使得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常把注意力集中到农学以及和农业有关的问题上来，从而削弱了对其它学科领域的探讨。
但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毕竟是极其有限的，它不仅把广大人民终身限制在土地上，使其难于接受新事物，而易于满足和安于现状，求知之心不迫切;
而且由于这种经济的剥削是极其残酷的，因而人们既不能、也不愿采用先进技术来改进生产，这样，技术水平低下乃至停滞不前，重要发明在生产中得不到广泛应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再次，也是我们需要重点探讨的，从科学技术系统内部的发展状况来看，实用理性蕴含着以下两方面的消极因素:
其一，急功近利，讲究实用。
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它不能落实到某种用处上，且这种用处是可以通过感性直观到的，人们就宣布它是奢侈品，它的存在是无意义的，是可以弃之不顾的。
其二，易于满足，缺乏宏大的目标。
由于不崇拜任何抽象的理念，所以只要人生日用得到了满足，或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只要达到了“温饱’，人们也就自得其乐，再也没有更多的追求了。
所谓“温饱”，也就是“饱食暖衣”，专指人们的物质生活。
事实上，人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和诊释他们心目中的“幸福”，至于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那就完全可以略去不计了。
也正因为此，“中国哲学和文化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毋宁更欣赏和满足于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
具有抽象兴趣的名家和墨辩没能得到发展，到了汉代大一统意识形态确定后，实用理性的思维模式便随之确定难以动摇了。
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反理性主义的泛滥。
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
”[14]实用理性奠基于经验论的基础之上，强调直观和道德，强调与日常生活地实际相结合，它尤为强调的是理论必须具有实践和实用的品格。
因而缺乏“为科学而科学”的传统，一切科学都要为现实服务，缺乏独立精神。
科学的实用性使得许多科学的发展都被限制在实用的范围之内，只是把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知识以经验规则的形式表述出来，很少作理论上的探讨。
科学的实用倾向也使得对科学发展的需求十分有限。
人们仅仅局限于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而对于生活之外的事务则少有涉及。
这种实用化的认知取向进而对各种学科进行了选择乃至规范，天文学的研究就成了制定历法，历法的实用则使天文学史变成计算技术的发展史;
地学是为了战争、生产和生活，医学是为了治病，生物学主要是为了记述农业、畜牧业的经验。
这种实用理性的传统就像一个功能强大的过滤器，它对科学研究的内容进行层层筛选，这就不可避免地突出了实用化的取向从而淘汰了许多极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并支配着中国的科学最终走上了实用科学的发展道路。
而在这种实用的心态下，必然造成对于理论研究和建构的忽视。
人们在生产中对凡是能提高产量的措施就加以采用，从不追究什么原因，工匠只知承师手艺，亦步亦趋，从不去追问其中道理，大家都是知其然，不想知其所以然。
反映在科学上，学者只知记述生产实践中的经验，只满足于解决世纪问题，或只知记载某种现象，从不去加以概括提高，这就形成了以描述性为特征的科学，使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对观察材料的收集和积累的阶段上。
[15]就数学而言，这种传统使代数学发达，而几何学却相当的贫弱，因此也无法提出合理的几何模型来了解天文现象。
就张衡的“浑天说”和托勒密的“地心说”而言，虽然从天文观察和计算来说，两者的结论比较接近，但是就理论的结构而言，托勒密的天文学更为科学和更接近近代。
因为，在张衡的天文学体系中存在实用的技术化倾向，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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