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三农存在的问题及探源.docx

当前三农存在的问题及探源.docx

《当前三农存在的问题及探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当前三农存在的问题及探源.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当前三农存在的问题及探源

当前三农存在的问题及探源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过程中，中央“宜统则统以分则分”的指示精神，被多数农村基层组织简单的贯彻执行为将集体生产资料和资产分光、卖净，瓦解农民经济组织体系和社会化分工协作架构，这使农村农业普遍倒退为小农经济，农业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困难极端加大；削弱了党在农村执政的经济基础，致使党的基层组织日渐软弱涣散，基层政权社会管理功能严重弱化；广大农村社会事业无力发展，各种矛盾纠纷层出不穷；基层干部和农民公德、奉献、协作、法律和集体意识淡漠，重为一盘散沙，歪风邪气盛行；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疯狂破坏；城乡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农村城镇化进城无法整体顺利推进，占全国人口多半的农民群众经济收入多年徘徊不前，消费和投资长期低下，不能有效扩大内需推动农业及相关产业增长，农村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整体发展水平的最大短板……

“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和决定着我国能否如期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

对于我们这样的国情和所处的外部环境，这些问题的存在程度、广度和能否及时妥善解决，不仅是发展快慢好坏的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或解决不好，必然直接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我们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简单分包到户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制约经济发展。

土地分包到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模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化的瓶颈，国家各项富民政策无法有效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成果大打折扣，农业基础性地位和国家农业安全岌岌可危。

（一）、分包到户单干，实质上是把原本集中的生产要素分散化，使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竞争合力优势化为乌有。

原本遍地开花的农村集体企业几乎绝迹。

计划经济时代末期普遍建立的县乡农业机械化推广实施机构、农村集体“副业”，随着分包到户的施行而遭到几乎全面摧毁，使得原本可以利用开放搞活的“广阔天地”，依靠资本、资源整合形成的竞争优势，通过“以农养工，以工富农”良性互补，快速实现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普遍繁荣整体进步的基础条件毁于一旦。

时至今时，对于绝大多数农村来说，按照现有模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本不可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主要靠恰逢其时的“杂交种子、化肥和密植技术”推广使用，快速增加了粮食产量（如北京等发达地区部分农村部分地方粮食产量反而减少了），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

但是，农民小生产者无力参与市场残酷竞争，无力抵御各种风险，分散弱小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条件，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模式，越来越成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农业机械、新技术、新标准、新品种应用推广，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的根本性障碍。

（二）、前期造成的环境、事实和人的因素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各项涉农工作的顺利开展，由于原有集体农田水利基本设施逐渐损失殆尽，少量农户个人投资建设的微型水利设施因成本太高，农民种田积极性降低而逐渐荒废；土地大量抛荒退化，农作物种植面积逐年减少，畜牧业在多数农村无法实现舍饲圈养，工厂化生产更是遥遥无期，农业无法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农村农业自身造血机能无法有效建立，治标不治本的各项措施无法根本上解决农村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问题。

（三）、国家扶植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促进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具体落实面临的则是土地流转集中、群众达成共识和农民民间资源、资产、资本整合的寸步难行，面对一家一户的群众，各种各样的诉求，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企业实体，面对无法逾越的群众工作鸿沟，无法平衡的千差万别的利益诉求，发展投资的热情得到的大多是冰冷的泡影。

农业规模效益的特点，因无力有效整合生产要素，使民间资本投资农业热情低下，金融部门因信贷风险不敢大量普遍提供信贷支持。

国家农业产业化项目和扶贫政策因缺乏载体根本不能有效整体推行。

举例说得到扶贫部门平均分配的扶贫牲畜后，多数农村村民因为不值得专门饲养，少数人想规模化养殖没有资金、人力、场地、饲料来源等条件，只能是卖的卖、吃的吃，国家多年的大量扶贫资金、项目收效甚微。

（四）、农业病虫害防治难度加大。

由于不同农户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投入力度不同，农民只顾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再加上现在的农民大多把玉米等农作物播种后，施过化肥、喷洒完除草剂后就基本不再到田间管理，一旦大面积爆发病虫害，因为有的根本不管，有的不能及时采取措施，靠群众自发根本无法确保防治效果，靠上级政府部门下发药品防治，往往因为人为因素使药品不能充分到达发挥作用的位置和用量等等，造成近年来美国白蛾、玉米粘虫等病虫害大面积爆发，对包括林业在内的农业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取得的效果也不理想。

（五）、由于分包到户后土地大量抛荒，乡村财政收入曾经主要靠收税提留统筹等，许多村采取了对上（部分）少报计税土地面积（优亲厚友），对群众按实际面积收税或以少收税为筹码促进群众交税的方法，以减轻征税压力、增加财政和个人收入。

开展所谓二轮土地承包时，由于土地状况错综复杂，为便于操作应付工作，许多地方是按照原有征税底账上报了之。

粮补政策实行时，国家按照农户二轮土地承包面积拨付资金，这就造成了大量农民实际耕种土地与所领取的粮补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为此，许多地方不断进行粮补土地面积改报、补报，这些行为之中，又产生了许多不该补的补，该补的多补、少补甚至未补等不公问题。

（六）、由于分散经营之后，农村没有建立和发育起适应市场经济经营活动的统筹管理机制，导致一定区域内农副产品、品种选择、生产时间，用肥、用药、用工管理等差异巨大，规模小、品种杂、产量少、品质低，新技术、新品种、新标准、新模式和农业机械化等无法推广应用，对转基因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外来农作物籽种使用缺乏监管和抵御能力，整体上无法满足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标准要求。

在这种环境下，假三资大行其道，高残留农药、除草剂，化学添加剂、抗生素等被滥用，转基因籽种和以其为原料的食品大行其道，食品安全成为日渐突出的关系民生和民族未来的重大问题；我国农产品甚至是一些传统优势农产品在对外贸易中逐渐丧失竞争力，分散弱小的国内生产者无力对抗发达国家优势资本的分化打压，恶性循环的内部价格战愈演愈烈，我国农民多年增收乏力，我国农业产业总体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也一直在最低端徘徊不前。

（七）、基层农副业经济组织普遍瓦解直接影响到许多地方的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进程。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末期，多数地方土地以外的集体资产、产业已经逐渐流失殆尽，民营经济组织发展差的区域相对较多，这些地方原有收入来源断了，新税源没有培植起来，对财政贡献很少，这就造成以原集体经济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许多地方财政很快陷入普遍困难。

在国家政策对卖土地、卖资源限制较多的大环境下，许多地方纷纷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入手缓解财政压力。

所谓开源多是巧立名目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套取、截留、挪用专项资金，卖编制、扩招事业开支和工勤人员（借机收受贿赂），打人抄家等极端手段对付计划外生育和抗拒不合理收税收费等等；所谓节流则是依靠压缩社会公益事业投资、“空调”、拖欠甚至克扣工资，执法部门单位创收等等手段。

这就造成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充当了一个利用权力瞒上欺下，与民争利的角色。

许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缺乏背景的实体经济产业被吃拿卡要刁难的无以为继，要么关门要么外迁至环境较好的地区，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相关税收收入也相对越来越少，于是把争利的对象指向农民，所谓农业税附加、特产税、提留统筹一度成为不少地方教师数月、一年甚至是几年才发一次工资的主要来源。

可以想象，这样的地方财政状况拿什么兴办公益事业，拿什么扶植地方经济发展，拿什么吸引外来人才智力支持，长年累月拿不到工资的教师如何安心传道授业，

（八）、基层统计、档案工作是国家掌握基层经济社会全面真实情况，记录保存基层档案数据，提供决策和具体工作参考依据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伴随着乡村财政和集体经济组织财源枯竭、群众管理体系瓦解，面对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复杂实际情况，面对自身办公条件的制约，面对各种“急难险重”的工作任务的压力，在上面无法核实，不会追究的大环境下，在统计工作上，日常统计资料由统计员完全依据上级下达的“各项发展指标”，按照规定增长速率在上年度数据的基础上直接核算，填表盖章上报了事。

遇到经济普查等任务量大的时候，也是组织各村会计等培训，同样是根据指标逆向推导报表，上报的数据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情况普遍存在，根本不能真是反映基层经济状况，不能为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受社会转型、经济条件制约和人员丧失稳定性关联以及个人利害关系等问题影响，乡村档案工作是一塌糊涂。

乡村长期缺乏起码的硬件设施，相关人员交接变更频繁，缺乏规范的文件资料管理制度，缺乏起码的专业知识和责任感，重要文件、文书和数据资料等成为短期内少数人的私人用品，人员更替交接后，时过境迁，资料要么无故“丢失”，要么被当废纸变卖丢弃……

尤其是在农村，因为事关个人的利害矛盾，出于不得罪人或掩盖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考虑，相关资料的保存者往往以资料丢失等理由，将有关集体资产、资源的经营承包合同，集体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家庭人口、土地、果树基础数据、处理群众权利纠纷的书证、物证、重要会议的会议记录等的人为毁损隐匿，造成集体承包费等收入无法核实催缴，群众矛盾陈年老账无法甄别处理，项目开发征地工作中等无法核实原始真实数据（许多地方土地现状与联产承包初期相比发生巨大变化，如大量旱地、坡地撂荒，开荒、租种、换地、买卖、改为建设用地和其他原因人为改变地形地貌等），部分群众制造借口无理取闹严重影响项目进度等等。

（九）、所谓能干点事的村多数也就是靠上级支持修点路，搞搞绿化、亮化，清清垃圾、刷刷墙体遮遮丑，真正的农业产业发展根本无从谈起。

少数靠个别能人或上级财政扶持有所发展的村是凤毛麟角，其发展模式和经验做法根本无法复制和普遍推广。

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的广阔天地，本应实现大发展、快发展的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多数农村农民的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

面对世界发达国家的优势竞争冲击，我们的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基础性地位相当脆弱和危险。

二、分散经营动摇了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

土地分包到户使党的基层组织因丧失了经济基础支撑，对农村社会进行管理的权威性和效用日渐弱化，党的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极大削弱，党群干群关系受到严重危害。

施行土地分包到户，分化了人心，败坏了基层党心民心，打破了原有社会管理秩序的同时但却无法建立规范、有序、有效的新管理秩序，极大影响了“三农”长远发展的基本条件，增加了农村社会不和谐因素，动摇了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石。

（一）、从上世纪80年代初“散队”到90年代中期的近20年间，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者、劳动者，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代表者，人民群众的当家人、主心骨，基本上转变为倚仗上级权威、歪曲执行上级行政命令，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巧立名目“与民争利、对立”的“官吏”，主要职能就是收农税、计划生育，乡村干部利用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和法律漏洞，打着上级政策的旗号变卖集体资产，利用收税费提留统、计生罚款和（审批）出卖宅基地等多种手段、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空闲时间则赌博、喝酒、“搞破鞋”（乱搞男女关系）、包二奶，产生了大量违反党纪国法、违背党的传统作风的问题，再加上许多基层干部借机、借势乱摊派、乱收费、乱收税，采取打人、抄家、拘禁等极端手段对待部分“不支持工作”的群众，存在吃饭打白条、空头许诺，盲目跟风上项目造成群众经济损失等严重问题的存在，进而引发上世界90年代中后期基层普遍的党群干群关系紧张态势。

（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基层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善于“损公肥私、瞒上欺下”，“酒精考验”的“油袖”干部；在这些干部的传帮带下，许多村级党员队伍家族化、派系化趋势明显，使部分基层党组织内出现与群众割裂对立的特权利益阶层。

甚至于个别地方出现了某家族成员长期占据支部领导岗位，对上拉拢腐蚀党委政府和执法部门领导，对党员队伍利益拉拢，选举时贿选拉票，对下巧取豪夺，伤害群众权利，垄断区域经济命脉的黑社会性质的严重问题。

脱离群众、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嫉贤妒能、尸位素餐、以权谋私的基层官场风气迅速蔓延充斥。

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恶劣影响。

新世纪以来，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开始实行农业补贴，农机补贴、家电、汽车下乡等惠农举措，新农合、新农保等社会保障体系开始健全完善，但因为上述政策是国家的“规定动作”，算不上基层干部为民服务、让民满意的“自选动作”，不足以扭转前期的不良印象和现实的众多负面影响。

（三）、在农村党员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引领群众发展作用发挥显著降低的情况下，一些因主客观原因无法、无力发挥正确领导作用，甚至本身劣迹斑斑的党员或党内小集团长期占据上级赋予的核心领导地位，其地位的合理性在群众心目中本早已受到动摇和怀疑，因村委会民主选举和配套民主管理制度的施行，不能正常进入党组织的家族大、财力能力强的人开始进入村委会，不少的村出现支部与村委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甚至党员队伍与村民代表队伍相对立的情况，各派力量分化组合、拉帮结派，大搞政治斗争，每次村两委换届或重要工作开展之际，权力争斗倾轧之中黑的、白的、明的、暗的手段无所不用。

两委换届贿选行为已经司空见惯，每届三年的短短任期，许多村干部互相勾心斗角，掣肘拆台接连不断，各自积蓄力量，到期换届时又是一场集中交锋，如此权利之争循环往复，党员队伍之间、党员和群众的团结因政治斗争被人为割裂。

（四）、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面临危机，多数基层党的组织生活几乎废止。

由于前些年造成的新发展党员人数少，党员年龄结构老化，中青年党员多数常年外出打工，即使平时在村的也因就业谋生等原因无法及时召集，再加上有的党员因发展党员、选举之类的“政治斗争”或“避嫌”或与部分干部、党员形成对立等原因故意不参加会议，多数村支部负责人平时无力也没有意愿组织多数党员参加的会议，乡镇干部一般情况下只能听取村干部的意见，党员们只有到了发展党员、选举的时候，为了某种利益才能差不多聚齐，所以平时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生活基本废止，党员队伍管理严重涣散无力。

上级党组织发动的党员队伍学习教育活动，到基层普遍成为形式主义的应付，县乡召开会议、上报组织名单、活动方案以示部署后，主要工作就是督导帮助村级悬挂展板、准备文字资料，补会议记录等，程式化的学习步骤胜利结束后就是成效卓著的全面整改提高。

实际情况则是学习人员无法保证，学习资料纯属后补，学习效果生编硬套。

有句笑谈说“**活动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正是真是写照。

（五）、分包到户原有管理体系弱化后后，文化大革命混乱阶段造就的一批问题青少年也犹如猛兽出笼，利用法制和社会管理漏洞，受新旧历史传统和西方流行文化影响，成为为害一方的流氓混混，伴随着国家严厉打击、国家和地方政策调整以及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些人除了部分改邪归正外，不少被用“以匪治匪”（对付收税难、计生难等）的意图利用，进入基层干部党员队伍，要么通过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偷等成为拥有较大经济实力和合法经营实体的地头蛇，甚至有的建立或加入了黑社会或帮会组织。

这些组织杀人越货、欺男霸女、欺行霸市、走私贩毒、赌场、妓院无所不涉，他们对地方实权人物百般拉拢腐蚀，在金钱、美色诱惑进而威胁恫吓的同时，地方党政领导和公安派出所干警为求得一方平安和政绩，要得到地头蛇们的帮助配合才能吃得开、站得住，基层专政机关有的逐渐沦为“警匪一家”，应付打击的只是一些“小苍蝇”式散兵游勇，实际则是地方黑恶组织“大老虎”的保护伞。

伴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原本行之有效的许多行政执法手段效果和覆盖面也趋于弱化，社会管理行政调解难和法律判决执行难普遍存在，而用黑道潜规则效果往往立竿见影，这也从侧面为黑道填补社会权利真空创造了条件。

黑色人物的“成功”示范效应严重影响了农村一代代青少年的价值取向，成为农村社会治安问题严重的重要根源。

（六）、土地分包到户后，农村“分公利私”、“损公肥私”“损人利己”逐渐成风，坑蒙拐骗等现象开始大行其道，农村社会心理普遍发生变化。

农民“奉献、诚信、协作、法律、集体”意识弱化，家庭伦理和社会公德观念趋于淡漠，“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得”成为农民口头禅和日常行为指针，公共责任义务逐渐无人承担。

人人唯私不择手段，一切向钱看，抢劫偷盗、骗贷骗婚、拐妇卖孺、笑贫效娼、恨有笑无、假冒伪劣、虐亲不孝、仗势凌人、赌博涉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民族传统中的劣根性充分显露，人与人之间义断亲疏，重为一盘散沙。

（七）、集体经济的瓦解，使得农村完全丧失了社会自我保障的能力。

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群众组织化体系瓦解，人情日渐淡漠等问题突出的基础上，农村弱势群体孤苦无依的现象普遍存在，名义上有子侄辈负责的鳏夫、寡妇往往落得平时不被关心照顾，生活条件极度恶劣，死后遗产被瓜分的悲惨命运。

此类人员夏天死后数天尸臭熏人才被发现，冬季死后尸体长时间冷冻不为人知的现象屡见不鲜。

随着近年来学校的撤并，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管护问题也凸显出来，原本可以就近上幼儿班的儿童多数没有条件到远处的村或县城就学，只能在家由祖辈照看，不仅早期科学的教育开发无从谈起，儿童发生意外伤害、走失和被拐卖的现象频繁发生。

（八）、国家民政和劳动部门对困难群体的照顾和政策倾斜本来是天大的好事，但基层在诸如低保户评定和养老保险办理问题上，采取的是传统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此工作中普遍存在把握尺度差异巨大、优亲厚友、平衡照顾关系等现象，造成应该享受政策照顾的享受不到或不足，相同情况不同待遇，不该照顾的靠疏通关系就能享受，群众感觉缺乏公平正义，无端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农村低保评定方面，政策规定的困难户整户享受低保的规定被执行为被定为困难户的其中一人享受低保待遇，全村范围内真正的苦难户比较固定的（少数地方还不固定）一人吃低保，其他本不符合要求的群众由村干部选择性轮流坐庄享受照顾的方式。

由于历史原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办理对象情况非常复杂，情况还千差万别，各地区政策把握尺度不一，国家相关指导政策也是笼而统之，具体操办人员欺上瞒下上下其手，这就造成不同的人，不同的单位、不同地区在相同问题的处理上差异巨大。

有些财政比较紧张的地方政府在征地拆迁等工作中，采取给失地群众办理低保或养老保险解决后顾之忧的方式解燃眉之急，其实是只顾眼前的拆东墙垒西墙，当政策环境不再有寅吃卯粮机会的时候，相同情况不同待遇的问题又集中爆发，往往因此造成群体性事件。

（九）、群众间因宅基地、耕地地界及相邻走道等纠纷层出不穷，因而不断上演打架斗殴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事件。

因村干部和老知情人怕得罪人，没人主持公道，往往是谁弱小谁受欺负吃亏，而在其间基层干部的缺位、不公和软弱无力又加剧了相关问题的严重程度。

一些靠恶意骗取国家贷款、侵占集体资产和他人权益获利的人愈发变本加厉。

在农村许多地方，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仗势凌人、虚伪欺诈已逐渐形成风气。

传统的党群干群紧密关系，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基层官场歪风邪气盛行，“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的影响直接败坏了民风，群众成为干部眼中“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刁民、钉子户，干部成为群众眼中正事不干、无官不贪的污吏，基层不少党员平常表现等同于甚至不如普通群众，乡村两级政权普遍成为“中转站”、传声筒、“维持会”，其存在的价值已经微乎其微。

三、农村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生活条件局部严重恶化。

由于农村生产关系、生产力条件的制约，由于整体发展不平衡，农村基础条件差异悬殊，法律制度不完善不适应新形势，政府执法管理能力不足和环境变迁等原因，更主要因为农村社会管理缺失，在地方、部门和个人法律和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监督乏力，上面“天高皇帝远”的情况下，法律成为许多基层执法部门人员牟利的工具，采取“放水养鱼”、以罚代管，收受贿赂后不管等方式，执法者纵容支持少数人钻法律和管理漏洞，共同大发执法犯法、欺下瞒上的不义之财，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大众利益。

（一）、非法滥采滥挖矿产资源行为遍地开花，造成国家战略资源遭到重大损失，安全事故频发，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因为村级山场多数已经发包到户且交通不便较为隐蔽，老百姓大多基本不会起来负责，“矿老板”只要买通了承包户、乡村主要干部和地方土地部门，基本上便可以放心开采，遇到实力比较强的还可以给暗股拉上更高的领导当靠山。

面风声紧的时候，基层部门会事先通风报信，然后象征性的派人出具停工通知、限期整改之类的书面材料，留下“痕迹”以示曾经作为，遇到上面查的严，会挑选几家靠山不硬、出血不多的替罪羊执法，应付风声过后便统统照常复工。

这些在国家正常监管之外的非法矿山，安全生产事故往往易发多发，基本上都是矿主出钱私了，上级和外界多无从知晓。

（二）、工艺落后分散的小化工、小冶炼、小造纸厂、珐琅等小手工作坊等大量消耗能源、产生大量有毒有害“三废”的低水平产业在农村大量重复建设，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条件极端恶劣，浪费消耗了国家宝贵资源。

严重污染了农村环境，多年来，农村老年病年轻化、怪病、职业病发病率越来越高，正值壮年的农民得中风、偏瘫、矽肺、癌症等重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不少地方出现连续多年征兵体检没有一个合格的情况，青壮年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等离逝的现象时有发生。

相当一部分农村的饮水安全问题长期受到威胁，由于地下水遭到污染，许多村农民不得不靠购买桶装水或长途跋涉找亲友借水甚至拉泉水艰难生活。

（三）、绿化荒山的高投入、低产出、管理难、见效慢，造成荒山承包关于限期绿化的要求成为一纸空文，基本上没有人去对照合同追究任何人的责任，林业部门年年调拨苗木搞绿化，林业工程成为部门和个人年复一年套取国家绿化资金的盛宴。

治理散养放牧工作成为与养殖户打游击的持久战，普遍推进舍饲圈养在可以预见的长期内根本无法完成。

山场过度放牧、采伐和火灾等又加剧植被破坏，整体绿化成效低下。

（四）、山林防火成为基层的老大难问题。

原本可以靠发动群众扑救的方式在多数地方早已行不通，山场分包之后人们更是自扫门前雪，多数欠发达地区护林防火员微薄的补贴使相应组织人员根本发挥不了明显作用。

所以往往是一个村的山着火了，开始只有本村几个村干部和护林员（有的带几个家属亲友）打火，火大了乡镇干部赶来召集附近村的几个村干部来帮助打火，多数群众在山下看笑话或在家假装不知道。

打火的工具也是原始的扫把、树枝、铁锹，能有几把“2号工具”就不错了，如果山场植被比较好，人及时赶到了也只能干看着等火烧完了自灭。

部分群众或图方便，或出于对立情绪故意纵火，致使包括秸秆焚烧现象在内的失火现象屡禁不止。

（五）、河道水塘被侵占，严重降低了农村抗洪能力。

由于基层管理功能严重弱化，部门执法不力，干部以权谋私等原因，部分群众投资建设和开垦的目标逐渐就近转移到湖塘河道，围湖造田、填充河道和村内池塘搞建筑的现象普遍发生，土地、水利、环保等部门为部门和个人创收给予方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罚款收费了事，村级干部出卖集体池塘、河滩、沟渠，或者是无力管理群众私搭乱建，这就造成许多地方抵御洪水的能力严重降低。

近来许多地方遭遇洪灾，原因一方面是天灾，但更主要还是由于人祸。

（六）、农村垃圾乱堆乱放，普遍无人清理。

丧失经济条件和充分群众组织动员能力的农村，比如“垃圾分类”这样简单但重要的要求都根本无法宣传推广实施，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理等投入更是无从谈起，除少数主要交通干线附近或有什么名目的农村因为有碍领导观瞻，能得到上级财力支持，垃圾被清运（其中多数也仅仅是运到从公路看不到的隐蔽地点），农村全部大量的未分类生活垃圾被运输到村边、河边和村内池塘等地，长年累月堆积，粉尘和白色垃圾随风飘散、逐水而流，其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及微生物通过自然循环和食物链进入农产品，进入空气、进入饮用水源等……

（七）、农业大量施用农药、除草剂、化肥、化学添加剂等，食品安全问题严重。

由于缺乏科学规范生产管理，农产品生产普遍大量施用农药、化肥和除草剂，养殖业普遍大量使用化学添加剂，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破坏了土壤结构、成分，形成化学产品依赖的恶性循环，残留药害进入自然循环系统，进入农业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