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套牢中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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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套牢中国
2005年5月的文章
2005年3月16日，中国央行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宣布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并提高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现行的20%提高到30%。
央行的通告虽然基本上都是技术性语言，但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却是“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这让早已经草木皆兵的中国房地产业觉察到了某种不祥之兆。
人们意识到，中央zf对房地产行业的忧虑已经升级，后面可能还会有一系列更加强的调控措施出台。
第二天，沪、深股市的房地产指数全面暴跌。
果不其然，18天之后的4月3日，官方新华社发表题为《加强宏观调控稳定住房价格》的评论员文章。
这篇评论员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话是：
“为强化地方各级人民zf的责任，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控制措施不力、造成当地房地产价格大起大落，影响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地区，要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有人考证，这是建国以来新华社首次针对个别行业发表评论员文章。
这可能有夸张之嫌。
但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篇文章口吻之严厉，大概只有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那篇“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评论员文章可以相比。
其中威慑意味已经相当浓厚。
事实上，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不过是对即将到来的暴风天气的一次公开暗示。
在背后，一场蓄势已久，不得不发的政治行动已经开场。
这就是当时已经广泛流传但却始终未见官方媒体正式披露的所谓“国八条”。
这份名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从供给到需求提出了种种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措施，而其最重要的着力点却依然是：
地方zf必须对此负责。
至此，在暗中已经角力多时的博弈主角正式浮出水面。
一、房地产政治
1，如履薄冰的赢家
提要：
地方zf是这个游戏中的净收益者，房地产膨胀得越大，地方zf的收益就越大。
而与此同时，它的成本却仍然是零。
正是这种成本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称性，使地方zf成为推动中国房地产狂潮的第一大引擎。
与公众普遍的印象不同，在中国房地产复杂的博弈格局中，真正的主角既不是那些被媒体置于舞台中央的地产商，也不是那些吵吵嚷嚷的消费者，更不是诸如“温州炒房团”之类的投机逐利者，而是中央zf和地方zf。
准确地说，中国今日以漫画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房地产狂热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1998年。
在那一年，受困于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急剧失速，中央zf出台了一系列的拉动内需的政策。
作为一个重要的配套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当年四月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和消费的通知》；次年二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接着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并明确指出，推动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意义在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生产”。
此时，中央zf将房地产作为拉动内需、重启经济增长一个重要手段的政策意图已经相当明显。
格外具有戏剧性的是，房地产作为上一轮经济过热的罪魁祸首，曾经是朱鎔基内阁的心腹大患，并成为上一次宏观调控的重点打击对象。
相信，所有经历过那一次地产崩溃的人，都会对朱鎔基当时的霹雳手段记忆犹新。
然而，仅仅事隔5年之后，房地产竟然变成了zf冀望甚深的一剂重振经济的药方，不免让人陡生今夕何夕之慨。
在1998年，中央zf将房地产作为提振经济的手段，可能是看中了房地产业出色的产业拉动能力。
虽然上一轮房地产热旧痛未消，但左支右绌之际，也是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
后来的事实证明，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果真相当了得。
不幸的是，房地产诱发经济过热，制造麻烦的能力也同样出色。
1998年的冬天，一位在南方地产崩溃之后被迫北上的朋友，凭着他对政策一贯敏感的嗅觉告诉我，房地产可能要转势了。
随后，他毅然重新南下，开始了一次极其成功的地产生涯。
现在看来，这不仅是我这位朋友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也是中国最近一次房地产狂飚的一个标志性的起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3月央行出台《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与中国股市的“5?
19”行情在时间上相当吻合。
这足以见得，本轮地产牛市与“5?
19”人造牛市一样，是某种政治和政策的产物。
最起码，它们有着同样的政治和政策背景。
然而，无论就时间之长、涉及资金之巨，能量之恢弘，短命的“5?
19”都不能与这一轮地产牛市同日而语。
个中秘密在于：
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庄家”。
如果说，中国股市中的“坐庄”者仅仅是那些游走体制边缘的冒险家以及体制内的权力贩卖者的话，那么，房地产中的坐庄者则是散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的地方zf。
1990年代中期之后，朱鎔基钢铁般的宏观调控如愿以偿。
作为此次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后果，地方zf手中的金融权力被几乎悉数上收。
地方zf对银行的支配权，在199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中，险些酿成了一场致命的金融危机。
如此，地方zf赖以主动推动经济增长并能够独立支配的要素资源就只剩下土地一项。
这是思维缜密的朱鎔基留下的一个重要的漏洞。
正是这个漏洞，为这一次的经济过热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在本轮房地产热的起步阶段，地方zf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土地要素的神奇之处，这一是因为银行尚未从上一次的坏帐打击中恢复元气，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地方官员对中央zf的铁腕及其对房地产的真正意图仍然心有余悸。
所以，当时地方zf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引进外资，鼓励地方企业在股市融资圈钱等边缘性的金融手段上，以期维护本地的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中央zf的意图越来越明确，房地产本身也逐渐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于是，各地方zf开始陆续出台种种刺激房地产交易甚至鼓励炒作的政策，颇有要将房地产热进到底的架势。
到这个时候，一场难以控制的房地产牛市实际上已经无法避免。
在中国房地产的这个令人眼热心跳的巨大游戏中，地方zf无疑是头号受益者。
这首先表现在土地收入中。
根据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盛华仁提供的数据，2001年到2003年间，地方zf的土地出让收入为9100亿元。
而在1998年，这个数据不过区区67亿。
由此可见土地出让之热。
可供比较的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2003年5年间，全国发行国债也不过9300亿元。
这足以说明，土地，已经变成地方zf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
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土地收入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
地方zf在土地上的财政收益不仅表现在巨大的土地收益上，也同样表现在房地产的交易过程中。
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zf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40％左右。
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40％的土地费用，地方zf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
在欧美国家，地价、税费相加大约只占到住房价格的20％左右。
而这些滚滚而来的财富大都流进地方zf以及房地产相关部门的口袋。
如此诱人的暴利，难怪地方zf要对房地产业趋之若骛。
房地产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非常具有民营经济色彩的行业，但实际上，在许多大城市中，隶属于市、区zf的房地产公司占有相当份额。
据《财经》杂志调查，在上海房地产企业50强中，有超过一半是隶属于市、区两级zf的的zf企业。
这些房地产公司在囤积土地、房地产开发中所获得暴利也可以被计算为地方zf的隐性财政收入。
不过，对于地方zf来说，土地不仅是财政权力，而且也是货币权力。
由于批出的土地几乎立即就可以用作从银行抵押贷款，所以，土地权力实际上就演变成了地方zf的某种货币发行权力。
土地由财政而货币，实际上标志着地方zf从中央zf手上重新夺回了两项最主要的权力，因而也重新取得了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动权。
至此，朱鎔基在1990年代中期以个人政治威信为赌注所取得的所谓宏观调控成果流失大半。
除了上述两项妙用之外，房地产给地方zf带来的另外一个收益就是，它显著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
有人测算，房地产的产业拉动系数甚至达到1：
2.86。
在房地产最为炽热的上海，2004年房地产直接拉动的gdp约为17％，间接影响建筑材料、家电等行业所带动的gdp约为3％到7％，合计共约20％。
这使得房地产在上海支柱产业中的位置急剧上升。
上海经济正在演变为地地道道的房地产经济。
这个判断，对中国其他大中城市几乎一体适用。
1990年代中期之后，gdp增速作为一种潜在但非常流行的政治激励机制，深刻地影响着地方zf官员行为。
房地产既然可以像魔术一样变出gdp来，那么，房地产就不再仅仅是房地产，而是繁荣，是政绩，甚至是政治。
或许是参透了房地产的这种奇禀异赋，各地方zf纷纷将房地产作为发展经济的万能钥匙。
海南省省长卫留成刚刚从中央企业转任地方官员不久，就将眼光瞄准了房地产。
他毫不掩饰地诱惑和鼓励投资者：
“５年后海南房价有望翻番”。
这种鼓励立即就起到了作用。
不久之后，包括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霍英东集团董事总经理霍震霆、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在内的一批商业巨头纷纷飞越琼州海峡，齐聚海南。
作为见证上一次地产崩溃的标志性地点，海南将起而未起的房地产热让人油然生出一丝不安的联想。
有趣的是，在起始于1990年代末期的这一轮持续多年的房地产热潮中，海南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显然，这一次的海南不过是一个后来者和模仿者。
在此之前，在欣欣向荣房地产中已经大发利市的上海市对投资者做过更加明确的鼓励。
在2003年9月的《福布斯》论坛上，上海市长韩正信心满满地说“我在这里可以提个建议，如果你们在上海没有房产，可以听我一句劝告，投资房地产绝对是高回报的。
”在地方zf官员这些显然有些超越分际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地方zf对房地产的寄望之殷和倚重之深。
颇为奇特的是，地方zf尽管是房地产游戏中当仁不让的最大受益者，但却没有付出任何经济上的成本。
土地的减少，银行的坏帐，资源的衰竭几乎都与地方zf无关，都不是由地方zf来承担最终责任。
这就是说，地方zf是这个游戏中的净收益者，房地产膨胀得越大，地方zf的收益就越大。
而与此同时，它的成本却仍然是零。
正是这种成本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称性，使地方zf成为推动中国房地产狂潮的第一大引擎。
这种奇特的成本收益格局隐蔽在中国现行的zf体制安排之中。
在这种体制之中，地方zf稍不留神，就立即会变成一头血脉喷张的gdp动物。
在这个意义上，地方zf对房地产的热衷不仅是非常符合“经济理性”的，也是难以遏制的。
这也是为什么地方zf一直以暧昧态度应对央行警告的原因之所在。
“财政联邦制”，这个受到钱颖一等海外知名经济学家广泛推崇的制度创新，曾经一手缔造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也是中国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房地产运动”的主要动力。
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地方zf的权力和责任之间的严重扭曲和失衡，导致地方zf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不仅有强烈的动机而且有现成的手段将成本外部化（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特殊性所引起的）。
地方zf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存在收益与成本的严重不对称结构，是中国房地产问题在制度上的症结所在。
在现有制度框架中，要想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中央zf要么以行政干预的方式进一步拧紧货币和土地控制，从而导致要素配置的进一步向中央集中，要么在维持现有控制尺度的情况下，以政治任免的压力为手段，将地方zf的行为约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前者是向计划经济复归，此路不通；后者则等同于一种无法预测的艺术，完全仰赖政治领导人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甚至运气，因而也是一种无法稳定预期的非制度状态。
中央zf目前对房地产的态度非常接近后面这种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实际上也处于一种进退失据、难以拿捏的矛盾状态。
一位大城市的地方首长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曾经袒露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
“对此（当地的房地产）我们是以如履薄冰的心态，确保安全。
”
2，谁是买单者？
提要：
中央zf不仅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带来的显在的金融风险、国土资源浪费的成本，也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可能带来的诸如财富分配失衡等一系列的隐性的政治信用成本。
对于地方zf和房地产商人来说，房地产就像天上突然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但常识告诉我们，天上不会掉下馅饼。
任何财富都一定有它的出处。
它不是来自别人，就是借自未来。
换言之，它一定会有一个或者多个埋单者。
荒谬的是，在中国的房地产游戏中，最大的买单者竟然是这一轮房地产热的始作俑者中央zf。
这可能也是中央zf对地方zf提出潜在政绩要求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与地方zf相比，中央zf的处境可谓相当尴尬。
一方面，它希望房地产能够发挥其拉动作用，维持一个政治上可以忍受的经济增长速度。
这是中央zf唯一的收益，也是中央zf与地方zf的利益交集。
而在另一方面，中央zf不仅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带来的显在的金融风险、国土资源浪费的成本，也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可能带来的诸如财富分配失衡等一系列的隐性的政治信用成本。
而地方zf、房地产商对此却可以不闻不问，高高挂起。
这种利益分殊，决定了中央zf对房地产会有不同的利益权衡。
利益决定态度，这就是中央zf与地方zf对房地产态度日渐分道扬镳的关键原因。
中央zf对房地产态度的转变可以以2003年6月央行出台的“121”号文件为界。
在此之前，中央zf对房地产一直采取了鼓励的态度。
可以证明这种“鼓励”态度的一个证据是，就在2002年10月，人民银行的一位官员还在一次会议上透露了央行在居民住房消费信贷方面的各种“助推”举措，并称要“敦促各商业银行在居民住房消费信贷方面进一步创新品种”。
但到了2003年6月，情况丕变。
央行对房地产的态度由公开的鼓励急转为公开的警惕。
我们无法猜测这种变化的具体导火索，但央行在2002年年底完成的一项调查肯定起到了作用。
这项调查发现，房地产贷款中的违规金额比例高达24.9％。
其实，有人比央行更早意识到了房地产的危险。
在2002年国庆秘密走访深圳其间，对“泡沫”一贯嗅觉灵敏的朱鎔基总理就已经对房地产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他以简捷的语言告诫：
“深圳的明天就是香港的今天”。
但无论在意志上还是在时间上，即将卸任的朱鎔基都已经无法再完成一次可能在政治上引发巨大争议的宏观调控了。
于是，他将这个难题留给了后来者。
如果朱鎔基的威慑力都不足以弹压房地产的躁动，房地产牛市中最为壮观的“拉升”阶段肯定就已经迫在眉睫。
事实上，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房地产开始了进入最为销魂的时期。
涨了还能再涨，疯了还能再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房地产的牛市步伐。
对房地产的乐观，由于中央zf某种投鼠忌器的迟疑而变得更加泛滥。
虽然央行的技术官僚们凭借职业敏感对房地产发出了最早的预警，但中央zf内部显然存在不同看法。
其中最明显的例证是，就在有关房地产泡沫的争论最为炽烈的2004年10月，国家建设部还发表了一份报告驳斥“泡沫论”。
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倾向非常明确：
中国房地产泡沫说根本不成立，金融风险也在控制范围之内。
而这份报告的起草者之一更是直言不讳地解释了这份报告的动机。
他对记者说，“我们的确是针对‘地产泡沫论’者才出台这份报告的。
”主管部门以一种先入为主的倾向去起草一份报告虽然动机可议，但也真切反映了中央zf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和意见的拔河。
这种角力在社会上也同样激烈。
在最近的两年中，有关房地产的争论甚至比房地产本身还要热。
其最终结果就是，中央zf政策在房地产政策上的犹疑和反复。
但就在中央zf一阵犹疑反复之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早已是烈日炎炎，热火朝天。
犹疑、反复显露于外，内里则是治理上的困境。
检视中央zf治理房地产的手段，我们就会发现，除了行政甚至政治上的手段之外，中央zf的武器库中已然空空如也。
道德劝诫、利率调整、税收变动、土地供给都已经无法抑制中国房地产的一路狂奔。
到这个时候，最后的政治手段已经呼之欲出。
这不啻于表明，中国历经26年的市场改革可能还远远没有到位。
在一声紧似一声的宏观调控声中，中国房地产一路狂奔的姿态，不仅构成了对宏观调控的一种公然嘲笑，也急剧提升了中国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
而后者则是中央zf念兹在兹的最大隐忧。
的确，中国房地产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已经相当之高。
根据央行《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持》报告，中国房地产信贷在整体信贷中的比例由2000年的6％急剧提升到2003年的21％。
前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就曾经公开对这个数据表示了极大的困惑和担忧。
在2004年，这个比例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在中国上海，2004年全部新增贷款中，有将近80％投入了房地产。
如此高的贷款集中度，一旦行业趋势逆转，必然会给中国脆弱的金融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有人以房地产信贷短期的良好表现为依据驳斥房地产的金融风险论，商业银行也以此为理由大贷滥贷。
但实际上，房地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比例相当之高。
而这些贷款的风险绝非短期可以看出。
国外关于个人住房贷款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然而，客观的数据远不如事实那样让人胆战心惊。
在房地产界，搞假按揭，造假合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河南郑州房管局一位负责人曾经非常坦率的承认，在2002年上半年的所有按揭贷款中，有1/3是假按揭，其目的就是套取银行贷款。
这证明，中国房地产贷款中的确存在相当系统性的欺诈。
这一点，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森豪公寓骗贷案”表现得尤其充分。
在这个在2004年4月披露的诈骗案件中，森豪公寓开发商利用员工名义虚构买卖合同，提供虚假收入证明，套取银行贷款6.4亿元。
但所有这一切，没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性的“愚蠢”以及有意的合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在中国商业银行一窝蜂纷纷将房地产贷款作为“优质贷款”的倾销式竞争中，金融纪律松弛的现象比比皆是。
笔者一位在南京某商业银行供职的朋友，从2004年开始从事住房抵押贷款业务。
几乎只用了四个月，他就神速地完成了全年的放款任务。
他当时对此的感慨是，“生意真是太好了。
”而到了2005年，他沮丧地告诉我，“骗子实在是太多了。
”看着他前后不到一年但却判若两人的神态，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而这也表明，中国金融业在经历了1990年代初期创深痛巨的教训以及长时间调养、输血之后，整体素质依然让人难以安枕。
中国房地产贷款中种种滑稽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例，其实是在暗示，中国房地产贷款中所潜伏着的金融风险可能要比数据显示以及人们所想象的大得多。
以中国地产商对贷款的依赖程度之高，购房者按揭首付比例之低，中国房地产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在信贷支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行业，或者我们索性说，它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金融行业。
当然，它是一个比金融业更缺乏监管和规制的金融行业。
在这个行业中，所谓“房地产”正在逐渐变成一场金钱游戏中的一个符号、一种筹码。
这实际上是中国房地产能够在短期内急剧膨胀的基础。
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严重缺陷，中国的金融风险高度汇聚于中央银行和中央zf。
为了挽救羸弱不堪的中国金融系统，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中央zf已经向金融体系挹注了数万亿之巨的财富。
教训可谓刻骨铭心。
如果中国房地产果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泡沫巨大以至最终崩溃，那么不仅中央zf以前的努力会付之东流，中国危如累卵的金融体系也将雪上加霜。
这种前景如果不幸成为现实，对中国经济将是毁灭性的。
作为金融危机的终极责任人（当然,最终的承担者实际上是纳税人和全体国民），中央zf显然要比旁人更多一份警觉。
否则，他们就可能成为房地产盛宴中最大的输家。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重的忧患，中央zf才一再升高房地产的预警分贝，并在“国八条”中将房地产带来的“金融风险”放在第一醒目的位置。
房地产虽然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居功厥伟，为中央zf带来了某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收益，但当它潜在成本开始超出甚至远远超出这个收益的时候，房地产就可能变为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
在这方面，曾经制造过巨大财富幻觉的中国证券市场就是现成的例子。
而在今天，中央zf正在被这个市场折磨得精疲力竭。
一种普遍的书生之见认为，zf不应该以行政的手段强行干预房地产市场，而应该让市场自我完善。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中国，zf对市场是负有某种隐含性的担保责任的。
证券市场如此，房地产市场亦复如此。
一旦市场自我完善的代价过于高昂，并在政治上变得不能接受，政治的逻辑就会毫不犹豫的出场取代市场本身的逻辑。
种种迹象表明，房地产的成本和收益的倒挂正在迅速地越出中央zf忍受的极限。
所以，在所有的经济手段都失效之后，中央zf只能祭出最后的政治任免手段来约束房地产的疯狂。
这意味着，只要房地产进一步大幅波动，政治摊牌的局面随时可能出现。
从目前中央zf的目标来看，是希望维持房地产的平稳，既不要大起，也不要大落。
这当然是一个美妙的设想，也是中央zf、地方zf、房地产商都能够接受的博弈均衡点。
不过，这种“平稳”可能仅仅是设想。
资产市场的历史经验也一再表明，泡沫一旦被吹起，它将按照自我加强的逻辑持续膨胀，直至本身无法支持而破裂。
到这个时候，zf可以作为的余地已经非常狭窄。
3，隐蔽的输家
提要：
在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可能还有更加隐蔽，规模更加庞大的输家。
房地产不仅早就是，而且一直就是政治化的。
2005年4月披露的一份由上海团市委编写的《上海青年调查报告》显示：
住房问题已经上升为上海青年心目中最为关心的问题。
而其他诸如就业，社会治安等历年排名靠前的问题都退居其后。
的确，对于那些尚未购房的人来说，飞涨的房价已经构成了一次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使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严重贬值。
当那些拥有住房的人在为自己不断升值的财富而快慰的时候，另外一部分人的住房之梦却在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上面那分报告中上海青年对住房所表现出来的关注，表达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无奈、焦灼甚至绝望。
对于一个对住房有着特殊情结的民族而言，住房上的差距可能是贫富差距的最好隐喻。
无疑，在房地产的热闹之中，潜藏着一幅社会财富急剧再分配的真实图景。
房地产本身并不能制造贫富悬殊，但它可能却是某种既有的分配结构最终实现贫富悬殊的一条最佳途径，而且，它也是最能够以漫画形式彰显这种差距的方式。
“国八条”将房地产所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隐患与金融风险并列，看来绝非无的放矢。
多少有些让人狐疑的是，对居民生活质量有如此重要影响的房地产价格竟然被以专业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统计之外。
“居者有其屋”虽然可能只是一种供人膜拜的理想，但它毕竟是一个合符正义的理想。
作为对社会民意富有终极责任的中央zf，房地产价格飞涨在部分社会成员中间所激起的怨恨和不满，是它急需征服的又一个敌人。
像教育、医疗等必需品一样，房地产作为一种缺乏价格弹性的商品，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表现出它特殊的政治属性。
在那个时代，住房问题不仅是单位领导们最痛苦的工作之一，也是社会分配不公最显著的象征之一。
诡谲的是，在我们刚刚宣布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房地产的政治属性就又以一种新的市场形式被凸现出来。
如果说房地产价格飞涨在无房者与有房者之间引发的财富再分配博弈，还是隐性的话，那么它在城市拆迁问题上引发的对抗则早已经是火药味十足。
在这方面，南京邓府巷的翁彪可能是最为知名的，但却决不是最让人绝望的。
在翁彪事件过去仅仅一年多之后的2005年1月9日，上海麦其里拆迁区所发生的事情则将公众情绪拉到了顶点。
在麦其里位于上海徐汇区的一个寸土寸金之地，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拆迁公司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孙勤，职工王长坤、陆培德竟然一把火烧死了两位不愿意搬迁的老人。
同样是一把火，“麦其里之火”显然更让人感到惊怵与恐惧。
按照市场的逻辑，城市拆迁本来是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的谈判和交易问题，但地方zf的利益以及陈旧的法规横亘其间，使这个过程变得相当荒谬。
翁彪之后，中央、地方两级zf的强力约束，多少平息了拆迁对抗的激烈性，拆迁变得越来越难。
但如此一来，城市土地供应量的减少，则刺激了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中央zf在房地产问题上显然已经陷入了某种动辄得咎的艰难处境。
不过，无房户的抱怨和拆迁户的愤怒还远远不是中央zf的全部忧虑。
因为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可能还有更加隐蔽，规模更加庞大的输家。
与1990年代初期的那一轮仅止于炒地的房地产疯狂相比，1990年代末期的这一轮地产热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
大量的终端消费者已经加入其中。
终端需求的加入，既是地产商据以乐观的理由之一，也是中央zf始终难以判断房地产是否真正过热的原因之一。
从目前情况看，似乎所有的购房者都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涨而成了赢家。
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今天的购房者几乎全部都是以银行按揭的方式付款的。
这意味着，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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