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3课文翻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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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3课文翻译
ChineseTranslationsofTextsA（Units1-8）
参考译文
第一单元
生活方式的改变
课文A
在美国，不少人对乡村生活怀有浪漫的情感。
许多居住在城镇的人梦想着自己办个农场，梦想着靠土地为生。
很少有人真去把梦想变为现实。
或许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正如吉姆·多尔蒂当初开始其写作和农场经营双重生涯时所体验到的那样，农耕生活远非轻松自在。
但他写道，自己并不后悔，对自己做出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决定仍热情不减。
多尔蒂先生创建自己的理想生活
售姆·多尔蒂
有两件事是我一直想做的——写作与务农。
如今我同时做着这两件事。
作为作家，我和E·B·怀特不属同一等级，作为农场主，我和乡邻也不是同一类人，不过我应付得还行。
在城市以及郊区历经多年的怅惘失望之后，我和妻子桑迪终于在这里的乡村寻觅到心灵的满足。
这是一种自力更生的生活。
我们食用的果蔬几乎都是自己种的。
自家饲养的鸡提供鸡蛋，每星期还能剩余几十个出售。
自家养殖的蜜蜂提供蜂蜜，我们还自己动手砍柴，足可供过冬取暖之用。
这也是一种令人满足的生活。
夏日里我们在河上荡舟，在林子里野餐，骑着自行车长时间漫游。
冬日里我们滑雪溜冰。
我们为落日的余辉而激动。
我们爱闻大地回暖的气息，爱听牛群哞叫。
我们守着看鹰儿飞过上空，看玉米田间鹿群嬉跃。
但如此美妙的生活有时会变得相当艰苦。
就在三个月前，气温降到华氏零下30度，我们辛苦劳作了整整两天，用一个雪橇沿着河边拖运木柴。
再过三个月，气温会升到95度，我们就要给玉米松土，在草莓地除草，还要宰杀家禽。
前一阵子我和桑迪不得不翻修后屋顶。
过些时候，四个孩子中的两个小的，16岁的吉米和13岁的埃米莉，会帮着我一起把拖了很久没修的室外厕所修葺一下，那是专为室外干活修建的。
这个月晚些时候，我们要给果树喷洒药水，要油漆谷仓，要给菜园播种，要赶在新的小鸡运到之前清扫鸡舍。
在这些活计之间，我每周要抽空花五、六十个小时，不是打字撰文，就是为作为自由撰稿人投给报刊的文章进行采访。
桑迪则有她自己繁忙的工作日程。
除了日常的家务，她还照管菜园和蜂房，烘烤面包，将食品装罐、冷藏，开车送孩子学音乐，和他们一起练习，自己还要上风琴课，为我做些研究工作并打字，自己有时也写写文章，还要侍弄花圃、堆摞木柴、运送鸡蛋。
正如老话说的那样，在这种情形之下，坏人不得闲——贤德之人也歇不了。
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第一年的冬天。
从12月一直到3月底，我们都被深达5英尺的积雪困着。
暴风雪肆虐，一场接着一场，积雪厚厚地覆盖着屋子和谷仓，而室内，我们用自己砍伐的木柴烧火取暖，吃着自家种植的苹果，温馨快乐每一分钟。
开春后，有过两次泛滥。
一次是河水外溢，我们不少田地被淹了几个星期。
接着一次是生长季节到了，一波又一波的农产品潮涌而来，弄得我们应接不暇。
我们的冰箱里塞满了樱桃、蓝莓、草莓、芦笋、豌豆、青豆和玉米。
接着我们存放食品罐的架子上、柜橱里也开始堆满一罐罐的腌渍食品，有番茄汁、葡萄汁、李子、果酱和果冻。
最后，地窖里遍地是大堆大堆的土豆、葫芦、南瓜，谷仓里也储满了苹果和梨。
真是太美妙了。
第二年我们种了更多的作物，差不多就靠着从自家树林砍伐的木柴以及仅仅100加仑的燃油过了冬。
其时，我开始认真考虑起辞了职去从事自由撰稿的事来。
时机选得实在太差。
当时，两个大的女儿肖恩和埃米正在费用很高的常青藤学校上学，而我们只有几千美金的银行存款。
但我们一再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来：
真的会有更好的时机吗?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于是，带着老板的祝福，口袋里揣着作为累积津贴的半年薪水，我走了。
那以后有过一些焦虑的时刻，但总的来说，情况比我们料想的要好得多。
为了写那些内容各不相同的文章，我为《体育画报》爬进过黑熊窝；为《史密森期刊》替参赛的一组组狗套上雪橇；为《科学文摘》调查过尚普兰湖水怪的真相；为《终点》杂志在明尼苏达划着小舟穿越美、加边界水域内的公共荒野保护区。
我挣的钱远比不上担任全职工作时的收入，可如今我们需要的钱也没有过去多。
我挣的钱足以应付每月600美金的房屋贷款按揭以及一家人的日常开销。
那些开销包括了所有支出，如音乐课学费、牙医帐单、汽车维修以及大学费用等等。
至于保险，我们买了一份低收入者的主要医疗项目保险。
我们需要为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任何一项医疗费用支付最初的500美金医疗保险则支付超出部分的80％。
虽然我们仍要支付小部分医疗费用，但我们的保险费也低——每年只要560美金——而我们给自己生大病保了险。
除了这一保险项目，以及两辆汽车每年400美金的保险，我们就没有其它保险了。
不过我们每年留出2000美元入个人退休金贴。
我们通过节约开支而又不明显降低生活水准的方式来弥补收入差额。
我们每个月仍出去吃一两次饭，不过现在我们光顾的是当地餐馆，而不是城里的高级饭店。
我们仍去密尔沃基听歌剧看芭蕾演出，不过一年才几次。
我们肉吃得少了，酒喝得便宜了，电影看得少了。
铺张的圣诞节成为一种回忆，我们把完成稿约作为度假的一部分……
我想，不是所有热爱乡村的人都会乐意过我们这种生活的。
这种生活需要一些特殊素质。
其一是耐得住寂寞。
由于我们如此忙碌，手头又紧，我们很少请客。
在作物生长季节根本就没工夫参加社交活动。
吉米和埃米莉虽然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但他俩大多数时间呆在家里。
另一项要求是体力——相当大的体力。
小范围里实现自给自足的途径是抵制诱惑，不去购置拖拉机和其它昂贵的节省劳力的机械。
相反，你要自己动手。
我们仅有的机器（不包括割草机）是一台3马力的小型旋转式耕耘机以及一架16英寸的链锯。
没人知道我们还能有精力在这里再呆多久一也许呆很长一阵子，也许不是。
到走的时候，我们会怆然离去，但也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深感自豪。
我们把农场出售也会赚相当大一笔钱。
我们自己在农场投入了约35，000美金的资金，要是现在售出的话价格差不多可以翻一倍。
不过现在不是出售的好时机。
但是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对我们这种农场的需求又会增多。
但我们主要不是为了赚钱而移居至此的。
我们来此居住是因为想提高生活质量。
当我看着埃米莉傍晚去收鸡蛋，跟吉米一起在河上钓鱼，或和全家人一起在果园里享用老式的野餐，我知道，我们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求的生活方式。
第二单元
民权英雄
课文A
2004年，一个纪念“地下铁路”的中心将在辛辛那提市成立。
这条铁路不同寻常，它不出售车票，也无火车行驶。
然而，它将成千上方的乘客送往他们梦想中的目的地。
给人以自由者
弗格斯·M·博得威奇
我步出这幢两层小屋，加拿大平原上轻风微拂。
我身边是一位苗条的黑衣女子，把我带回到过去的向导。
那时，安大略省得雷斯顿这一带住着美国历史上的一位英雄。
我们前往一座普普通通的灰色教堂，芭芭拉.卡特自豪地谈论着其高祖乔赛亚·亨森。
“他坚信上帝要所有人生来平等。
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这一自由权利的奋斗。
”
卡特对其先辈的忠诚不仅仅关乎一己之骄傲，而关乎家族荣誉。
因为乔赛亚·亨森至今仍为人所知是由于他所激发的创作灵感使得一个美国小说人物问世：
汤姆叔叔，哈丽特，比彻·斯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那个逆来顺受的黑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人物所象征的一切在亨森身上一点都找不到。
一个不愿奋起力争、背叛种族的黑人?
卡特对此颇为愤慨。
“乔赛亚·亨森是个有原则的人，”她肯定地说。
我远道前来亨森最后的居所——如今已成为卡特曾管理过的一处历史遗迹——是为了更多地了解此人，他在许多方面堪称非裔美国人的摩西。
亨森自己摆脱了黑奴身份获得自由之后，便暗中帮助其他许多黑奴逃奔北方去加拿大——逃奔自由之地。
许多人和他一起在得雷斯顿这一带定居了下来。
但此地只是我所承担的繁重使命的一处停留地。
乔赛亚·亨森只是一长串无所畏惧的男女名单中的一个名字，这些人共同创建了这条“地下铁路”，一个由逃亡线路和可靠的人家组成的用以解放美国南方黑奴的秘密网络。
在1820年至1860年期间，多达十万名黑奴经由此路走向自由。
2000年10月，克林顿总统批准拨款1600万美元建造全国“地下铁路”自由中心，以此纪念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民权斗争。
中心计划于2004年在辛辛那提市建成。
真是该建立这样一个中心的时候了。
因为地下铁路的英雄们依然默默无闻，他们的业绩依然少人颂扬。
我要讲述他们的故事。
听到轻轻的敲门声，约翰·帕克神情紧张起来。
他开门窥望，夜色中认出是一位可靠的邻居。
“有一群逃亡奴隶躲在肯塔基州的树林里，就在离河二十英里的地方，”那人用急迫的口气低语道。
帕克没一点儿迟疑。
“我就去，”他说着，把两支手枪揣进口袋。
二十年前，即1．9世纪20年代，生来即为黑奴的帕克才八岁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被迫拖着镣铐从弗吉尼亚走到亚拉巴马，在那里的黑奴市场被买走。
他打定主意有朝一日要过自由的生活，便设法学会了铸铁这门手艺。
后来他终于靠这门手艺攒够钱赎回了自由。
现在，帕克白天在俄亥俄州里普利港的一家铸铁厂干活。
到了晚上，他就成了地下铁路的一位“乘务员”，帮助人们避开追捕逃亡黑奴的人。
在他正前往的肯塔基州，当局悬赏一千美元抓他，活人死尸都要。
在那个阴冷的夜晚，帕克渡过俄亥俄河，找到了十个丧魂落魄的逃亡者。
“拿好包裹跟我走，”他一边吩咐他们，一边带着这八男二女朝河边走去。
就要到岸时，一个巡夜人发现了他们，急忙跑开去报告。
帕克看见一条小船，便大喝一声，把那些逃亡黑奴推上了船。
大家都上了船，但有两个人容不下。
小船徐徐驶向对岸，帕克眼睁睁地看着追捕者把他被迫留下的两个男人团团围住。
其他的人都上了岸，帕克急忙安排了一辆车把他们带到地下铁路的下一“站”——他们走向安全的加拿大之旅的第一程。
约翰·帕克在有生之年一共带领四百多名黑奴走向安全之地。
黑人去当乘务员常常是由于本人痛苦的经历，而那些白人则往往是受了宗教信仰的感召。
在北卡罗来纳州长大的贵格会教徒利瓦伊·科芬解释说：
“《圣经》上只是要我们给饥者以食物，无衣者以衣衫，但没提到过肤色的事。
”
在19世纪20年代，科芬向西迁移前往印第安纳州的新港（即今天的喷泉市），在那里开了一家小店。
人们传说，逃亡黑奴在科芬家总是能得到庇护。
有时他一次庇护的逃亡者就多达十七人，他还备有一组人员和车辆把他们送往下一段行程。
到后来有三条主要路线在科芬家汇合，科芬家成了地下铁路的中央车站。
科芬经常由于他做的工作受到被杀的威胁，收到焚毁他店铺和住宅的警告。
几乎每一个乘务员都面临类似的危险——或者更为严重。
在北方，治安官会对帮助逃亡的人课以罚金，或判以短期监禁。
在南方各州，白人则被判处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监禁。
一位勇敢的循道宗牧师卡尔文·费尔班克在肯塔基州被关押了十七年多，他记录了自己遭受毒打的情况：
总共被鞭笞了35，105下。
至于那些黑奴，逃亡意味着数百英里的长途跋涉，意味着穿越自己极易被人辨认的陌生地域。
没有路标，也几乎没有线路图，他们赶路全凭着口口相告的路线以及秘密记号——比如树上钉着的钉子——是乘务员用宋标示北上路线的记号。
许多黑奴在夜色掩护下赶路，有时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
贵格会教徒经常让他们的“乘客”不分男女穿上灰衣服，戴上深沿帽，披着把头部完全遮盖住的面纱。
有一次，利瓦伊·科芬运送的逃亡黑奴实在太多，他就把他们装扮成出殡队伍。
加拿大是许多逃亡者的首选终点站。
那儿1833年就废除了奴隶制，加拿大当局鼓励逃亡奴隶在其广阔的未经开垦的土地上定居。
其中就有乔赛亚·亨森。
还是孩子的亨森在马里兰州目睹着全家人被卖给不同的主人，看到母亲为了想把自己留在她身边而遭受毒打。
亨森利用命运给他的一切机会，干活勤勉，深受主人器重。
经济困顿最终迫使亨森的主人将他及其妻儿送到主人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兄弟处。
在那儿干了几年苦工之后，亨森听说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新主人准备把他卖到遥远的南方腹地去农庄干活。
这名奴隶将与自己的家人永远分离。
只有一条路可走：
逃亡。
“我会认北极星，”许多年后亨森写道。
“就像圣地伯利恒的救星一样，它告诉我在哪里可以获救。
”
亨森和妻子冒着极大的风险带着四个孩子上路了。
两个星期之后，饥饿疲惫的一家人来到了辛辛那提市，在那儿，他们与地下铁路的成员取得了联系。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食宿，非常关心，接着又用车送了我们三十英里。
”
亨森一家继续往北走，最后来到纽约州的布法罗。
在那儿，一位友善的船长指着尼亚加拉河对岸。
“‘看见那些树没有?
’他说，‘它们生长在自由的土地上。
”’他给了亨森一美元钱，安排了一条小船，小船载着这位黑奴及其家人过河来到加拿大。
“我扑倒在地，在沙土里打滚，手舞足蹈，最后，在场的那几个人都认定我是疯子。
‘他是个疯子，’有个沃伦上校说。
”
“‘不，不是的!
知道吗?
我自由了!
’”
第三单元
安全问题
课文A
许多年前，在美国，家家户户白天黑夜不锁门是司空见惯的。
在本文中，格林叹惜人们不再相互信任，不得不凭借精密的安全设备来保护自己和财产。
锁之国
鲍勃·格林
小时候在家里，我们的前门总是夜不落锁。
我不知道这是当地的一种说法还是大家都这么说的；“不落锁”的意思是掩上门，但不锁住。
我们谁都不带钥匙；晚上最后一个回家的人把门关上，这就行了。
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乡下，在城里，·门不再关着不锁上，哪怕是傍晚一段时间也不例外。
在许多方面，郊区和农村甚至比巡查严密的城市街道更易受到攻击。
统计显示，那些据称是安宁的地区的犯罪率上升得比城镇更为显著。
不管怎么说，前门虚掩不落锁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取而代之的是防盗锁、防护链、电子报警系统，以及连接警署或私人保安公司的报警装置。
郊区的许多人家在露台上安装了玻璃滑门，内侧有装得很讲究的钢条，这样就没人能把门撬开。
在最温馨的居家，也常常看得到窗上贴着小小的告示，称本宅由某家安全保卫机构或某个保安公司负责监管。
锁成了美国的新的象征。
的确如此，一家大保险公司最近的一则公益广告没有用图表表明我们所处的危险有多大，而是用了一幅童车的图片，车身上悬着如今随处可见的挂锁。
广告指出，没错，确是保险公司理赔失窃物品，但谁来赔偿互不信任、担心害怕这种新氛围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影响呢?
谁来对美国从自由之国到锁之国这一蜕变作出精神赔偿呢?
因为那就是现状。
我们已经变得如此习惯于保护自己不受美国生活新氛围的影响，如此习惯于设置障碍，以致无暇考虑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出于某种原因，当我们觉得防范周密时才安心；我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非得把自己与邻居和同住一城的居民隔绝开来，这一切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主宰我们生活的?
这一切确实主宰了我们的生活。
如果你在一家大中型公司上班，你上下班很可能不好随意进出。
你可能随身带着某种出入卡，电子的或别的什么的，因为这卡能让你进出工作场所。
也许前台的保安认识你这张脸，平日一挥手让你进去，但事实明摆着，你所任职的公司深感面临威胁，因此要借助这些“钥匙”不让外人靠近。
这种现象并非向来有之。
即使在十年前，大多数私营公司仍采取自由出入的做法。
那时管理人员根本没想到过恰当的手段是不信任他人。
且看各地机场。
过去家长常常带孩子去登机口看飞机起飞降落。
这种事再也没有了。
机场不再是一个有趣的学习场所；它们成了拥有最精密的安全检查系统的场所。
凭借着电子透视装置，我们似乎终于想出妙计让恐怖分子无法近身，无论是真的恐怖分子还是凭空臆想的。
能解决这一问题真是如释重负，于是我们就不去多想这种状况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意味着什么。
如今我们走过这些电子搜查器时已经看都不看一眼了；这些装置，还有它们所代表的一切已经获胜。
我们的居住区处在强光源的照射之下；我们连哪怕像阴影这样小小的享受也不想给自己。
越来越多的商人正购置连接在电话机上、能剖析来电者声音的新机器。
据说那种机器能让商人知道他的朋友或客户是否在撒谎，其出错概率很小。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安全”的名义实施的：
我们是这么跟自己说的。
我们害怕，于是我们设法把害怕锁在外面，我们认定，那就是安全的意义。
其实不然；我们虽然有了这一切安全措施，但我们或许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不安全的国民。
还有什么更好的字眼能用来描述我们被迫选择的生活方式呢?
还有什么更为可悲地表明我们在这个令人困惑的新时代所感受到的惶恐之情呢?
我们不信任何人。
郊区的家庭主妇在家庭旅行用车钥匙链上挂着防强暴口哨，我们在自我防卫方面变得如此聪明，最终全都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们或许是把邪恶锁在了门外；但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们把自己锁在里边了。
那也许是我们将来回顾这一时代时记得最牢的精神遗产：
在对付我们中间无形的恐惧之时，我们成了自己的囚徒。
在我们这个问题重重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囚徒。
第五单元
如何欢庆节日
课文A
亚历克斯·黑利二战时在海岸警卫队服役。
出海在外，时逢一个倍感孤寂的日子——感恩节——他开始认真思考这一节日的意义，对许多美国人而言，这个节日已成为大吃大喝、没完没了地看橄榄球比赛的日子。
黑利决定写三封不同寻常的信，以此来纪念感恩节的真正意义。
写三封感谢信
亚历山大·黑利
那是在二战期间的1943年，我是个年轻的美国海岸警卫队队员。
我们的船，美国军舰军市一号已出海多日。
多数船舱装着成千上万箱罐装或风干的食品。
其余的船舱装着不少五百磅重的炸弹，都小心翼翼地放在有软垫的架子上。
我们的目的地是南太平洋图拉吉岛上一个规模很大的基地。
我是军市一号上的一个厨师，跟岸上的人‘样，那个感恩节的上午，我们忙着在准备一道以烤火鸡为主的传统菜肴。
当厨师的都知道，要烹制一顿大餐，摆上桌，再刷洗、收拾干净，是件辛苦的事。
不过，等到太阳快下山时，我们总算全都收拾停当了。
我想先去后甲板透透气。
我信步走去，一边深深呼吸着空气，一边慢慢地踱着步，头上仍戴着那顶白色的厨师帽。
我开始思索起感恩节这个节日来，想着清教徒前辈移民、印第安人、·野火鸡、南瓜、玉米棒等等。
可我脑子里似乎还在搜索着别的什么一某种我能够赋予这一节日以个人意义的方式。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我才意识到，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把Thanksgiving这个词前后颠倒一下——那样广来至少文字好懂了：
Givingthanks。
表达谢意——就如在祈祷时感谢上帝那样，我暗想。
对啊，是这样，当然是这样。
可我脑子里仍一直盘桓着这事。
过了片刻，如同晨曦初现，一个更清晰的念头终于涌现脑际——要感谢他人，那些赐我多恩惠，我根本无以回报的人们。
令我深感不安的实际情形是，我向来对他们所做的一之泰然，认为是理所应当。
我一次也没想过要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位真心诚意地说一句简单的谢谢。
至少有七个人对我有过不同寻常、影响深远的帮助。
令人万分难受的是，我意识到，他们中有一半已经谢世了——因此他们永远也无法接受我的谢意了。
我越想越感至懂愧。
最后我想到了仍然健在的三位，几分钟后，我就回到了自己的舱房。
我坐在摊着信纸的桌旁，回想着佃门各自为我所做的一切，试图用真挚的文字表达我对他们的由衷的感激之情：
父亲西蒙·A·黑利，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大那所古老韵农业机械师范学院的教授；住在田纳西州小镇亨宁老家的外祖母辛西娅·帕尔默；以及我的初中校长，退休后住在亨宁以北6英里处的里普利的洛纽尔·纳尔逊牧师；
我的信是这样开头的广出海在外度过的这个感恩节，令我回想起您为我做了那么多事，但我却从来没有对您说过自己多么想感谢您——”我简短回忆了他们每位为我所做的具体事例。
例如，我父亲的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从我童年时代起，他就让我深深意识到要热爱书籍、热爱阅读。
事实上，这一爱好渐渐变成一种家庭习惯，晚饭后大家围在餐桌旁互相考查近日所读的书以及新学的单词。
我对书籍的热爱从未减弱，日后还引导我自己撰文著书。
多少次，当我看到如今的孩子们如此沉迷于电子媒体时，我不由深感悲哀，他们很少，或者根本不了解书中所能发现的神奇世界。
我跟纳尔逊牧师提及他如何每天清晨和集合在一起的学生做祷告，以此开始小镇初中的一天。
我告诉他，我后来所做的任何有意义的事，都至少部分地是受了他那些学校晨祷的影响。
在给外祖母的信中，我谈到了她用了种种方式教我讲真话，教我与人分享，教我宽恕、体谅他人。
我感谢她多年来让我吃她烧的美味菜肴，离开她后我从来没吃过那么可口的菜肴。
最后，我感谢她，因为她在我的生命中撒下美妙的遐想。
睡觉前，我这三封信都送进了船上的邮袋。
我们抵达图拉吉岛后都寄了出去。
我们卸了货，又装了其它物品，随后我们按熟悉的常规，再次出海。
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我个人的经历渐渐淡忘。
我们在海上航行时，有时会与邮船会合，邮船会带给我们家信，当然，这是我们视为最紧要的事情。
每当船上的喇叭响起广大伙听好!
邮件点名!
”200名左右的水手就会冲上甲板，围聚在那两个站在宝贵的鼓鼓囊囊的灰色邮袋旁的水手周围。
两人轮流取出一把把信件，大声念出收信水手的名字；叫到的人一边从人群中挤出来，一边应道广来了，来了!
”
一次“邮件点名”带给了我外祖母、爸爸以及纳尔逊牧师的回信——我读了信，既震惊又深感卑微。
他们没有说他们原谅我以前不曾感谢他们，相反，他们却向我致谢，天哪；就因为我记得他们做的事，并认为他们做了不同寻常的事。
身为大学教授的爸爸向来特别留意不使用任何过于感情化的文字，因此，当他信中写道，在教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之后，他现在认为自己最优秀的学生当中也包括自己的儿子时，我知道他是多么地感动。
纳尔逊牧师写道，他那平凡的老派校长的岁月随着学校里发生的如此迅猛的变化而告结束，他也怀着自我怀疑的心态退了休。
“说我做得不对的远远多于说我做得对的，”他写道，接着又说我的信给他带来了令人振奋的信心：
自己的校长生涯还是有其价值的。
一看到外祖母那熟悉的笔迹，我顿时回想起往日站在她的白色摇椅旁看她给亲戚写信的情景。
外祖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慢慢拼出一个词，接着再写下一个词，因此写满一页要花上几个小时。
外祖母最近花费不少工夫对我表达了充满慈爱的谢意，读着老人家的信我禁不住流泪——从前是她给我换尿布的呀!
许多年后，我从海岸警卫队退役，试着靠写作为生，我一直不曾忘记那三封“感谢”信是如何使我认识到，大凡人都暗自期望着有更多的人对自己的努力表达谢意。
现在，感恩节又将来临，我自问，对此文的读者，对我们的祖国，事实上也是对全世界，我有什么祝愿，因为，用一位善良而且又有智慧的朋友的话来说，“我们究其实都是十分相像的凡人，有着相似的需求。
”当然，我首先祝愿大家记住这一简单的常识：
实现世界和平，这对我们自身的存亡至关重要。
此外我还有别的祝愿——这一祝愿是如此强烈，我将这句话印在我所有的信笺底部现并褒扬各种美好的事物。
”
第六单元
人情味
课文A
约翰西病情严重，她似乎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
医生对她不抱什：
么希望。
朋友们看来也爱莫能助。
难道真的就无可奈何了吗？
最后一片叶子
欧·亨利
在一幢三层砖楼的顶层，苏和约翰西辟了个画室。
“约翰西”是乔安娜的昵称。
她们一位来自缅因州+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
两人相遇在第八大街的一个咖啡馆，发现各自在艺术品味、菊苣色拉，以及灯笼袖等方面趣味相投，于是就有了这个两入画室。
那是5月里的事。
到了11月，一个医生称之为肺炎的阴森的隐形客闯入了这—它冰冷的手指东碰西触。
约翰西也为其所害。
她病倒了，躺在床上几乎一动不动，小窗望着隔壁砖房那单调沉闷的侧墙。
一天上午，忙碌的医生扬了扬灰白的浓眉，示意苏到过道上来。
“她只有一成希望，”他说。
“那还得看她自己是不是想活下去。
你这位女朋友已经下决心不想好了。
她有什么心事吗?
”
“她——她想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湾，”苏说。
“画画?
——得了。
她有没有别的事值得她留恋的——比如说，一个男人?
”
“男人?
”苏说。
“难道一个男人就值得——可是，她没有啊，大夫，没有这码子事。
”
“好吧，”大夫说。
“我会尽一切努力，只要是科学能做到的。
可是，但凡病人开始计算她出殡的行列里有几辆马车的时候，我就要把医药的疗效减去一半。
”大夫走后，苏去工作室哭了一场。
随后她携着画板大步走进约翰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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