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居民收入影响的模型研究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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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回报率；
政治资本；
收入。
【KeyWords】Returnoneducatecapital,returnonexperiencecapital,politicalfeature,income.
目录
一、引言
<
一）背景
二）理论回顾
1、帕森斯的教育功能论
2、西方人力资本理论
3、文化资本理论
三）理论假设
二、当代中国居民收入影响的模型分析
一）因素筛选
二）影响收入的线性回归模型
三）通径分析模型及结果
四）影响收入因素的通径分析方程
五）通径模型的检验——P检验
六）影响收入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分析
三、影响收入因素的分析小结
一）教育程度与收入的关系
二）政治面貌与收入的关系
三）年龄与收入的关系
四）代际传承与收入的关系
四、研究结论
五、参考文献
一．引言
（一）背景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国民的收入分配问题一直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更为我们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
但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人情”与“血脉”的传统国家，以至于我们在对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中，除了关注由人力资本积累引起的收入差异之外，更不敢忽视教育、政治资源等的代际传递所引起的收入的代际流动的影响。
社会学关于收入与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源起于先赋性与后致性理论。
基于此，社会学家提出了两个基本的操作性假设：
一）、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这个社会就是封闭型社会；
二）、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
如自己学习得到的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等），这个社会就是开放型社会。
而我们的研究目的就在于：
通过选取“先赋性与后致性”两组不同的参数变量，分析这两组主要变量对收入影响的显著度，对中国处于偏封闭性社会或偏开放性社会做出基本的判断，并由此建构起影响收入的基本模式。
（二）理论回顾
社会学关于收入获得的研究范式，源起于先赋性与后致性理论，而在此方面做出最实质性贡献的当属美国的布劳与邓肯。
他们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中，以“16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为先赋性变量<
继承性因素），以被访问者（年龄在20-64岁的男性，N=20700>
获得的“受教育水平”、“初职职业地位”和“目前职业地位”为自获性变量<
后致性因素），并以邓肯发明的社会经济指数量化了父亲与被访问者本人的职业地位，以路径分析递归模型计算了各个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目前职业地位”的影响。
结果表明：
尽管家庭背景<
父亲的职业与受教育水平>
给美国男性的职业地位获得以显著作用，但在比较了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作用力的强弱后，他们解释说，美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因为在决定美国在职男性社会地位获得的因素中，由个人努力所达到的“受教育水平”要比来自于“父亲职业地位”的作用更强。
基于此，布劳和邓肯将他们的研究结论推广为：
越是工业化社会，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就越弱；
越是传统型社会，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就越强。
但即使如此，在美国这样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的西方市场化国家，来自于父亲的先赋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仍然具有虽然微弱但却显著而直接的影响。
自致因素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似乎已成为工业化社会的普遍逻辑，与此同时，教育则是被公认为用于测量自致因素影响力的最佳角度。
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说是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共始终的。
而教育功能问题也是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教育程度与劳动力的收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是否存在着教育程度上的差异，这始终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所在。
在漫长的教育发展历史中，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时代的人们从自己存在的实际条件出发，提出对教育功能的理解，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教育功能观。
范式一、帕森斯的教育功能论
在教育社会学的视野中，帕森斯（TalcottParsons,1902-1979>
较早表达了对教育功能取向的了解。
他在《当代社会制度》以及《作为社会系统的学校班级》这两个作品中，赋予了教育两种基本的功能，即社会化和选择。
前者是指学校班级具有培养儿童个性人格，使其在动机和技能方面都胜任成人角色的作用；
后者则是指学校班级同时也是人力分配的机构。
帕森斯的出发点是，一个社会系统总是包含对一个价值文化系统的内化。
必须通过对价值取向的建构与重构，或将价值取向的变化有效地转化为新的实践，以此保证其社会实践与普遍的价值取向相适应。
因此，必须要有连接社会系统与文化的社会过程，而人的社会化过程在此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据此，帕森斯进而提出：
教育是满足这一社会化功能的一种理想工具，是与日益分化与进步的社会中人们的期望相一致的，因为教育的分配将随之被有效地合法转化为个人能力、成就、地位、财产的分配，从而确保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稳定。
范式二、西方人力资本理论
由于教育被经济学家们视为一种投资，认为学校教育的生产价值在于它是未来进行生产、获取收入能力上的一种直接投资。
当代西方人力资本论的奠基者舒尔茨（ThodoreW.Schults,1964>
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中，明确地肯定了教育对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作用，甚至特别认为教育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而人力资本理论也由此被认为是用于解释“教育与收入关系”最著名的学术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包括：
1）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它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表示，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
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而形成的，像土地、资本等实体性要素一样，在社会生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2）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投资是非常关键的。
舒尔茨指出，区分消费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支出，无沦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很困难的。
但大概可以将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划分成几种，包括营养及医疗保健费用、学校教育费用、在职人员培训费用、个人和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等。
这些投资一经使用，就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3）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
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而且是一种投资回报率很高的投资。
舒尔茨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
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
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
与其他类型的投资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很高。
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主要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
生产力三要素之一的人力资源显然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具有不同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资源。
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带来的产出明显高于技术程度低的人力。
范式三、文化资本理论
但是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功能理论保守倾向的凸现，它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不同理论的批判和修正。
在西方社会，理论界越来越多地从冲突理论的视角考察教育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经验研究是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
和帕斯隆（Jean-ClaudePasseron>
对法国社会的研究。
在《继承人》中他们对学生在学校的升学和学业成功中的社会不平等进行了分析，并指出：
这些不平等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文化机制，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学业成功的不平等绝对是个体间固有的、天生的不平等的反映，学校则是把实际的不平等转变为能力的不平等的机制，从而使个体等级化得以合法化。
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资本的传递，而这种传递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形成的惯习。
布迪厄特别重视精英文化圈和教育的关系。
他指出：
真正能确立最具合法性文化形式的是精英文化生产圈子，而大学则是精英文化的最重要尊奉者，因为比起大众文化生产圈来，大学更重视有限范围内的专门文化生产。
在与有限文化圈对知识合法性的争夺中，大规模的大众文化圈处于下风的位置，大学掌管着文化尊奉的最可靠的符号。
换句话说，越受大学教育体制的承认和重视，个人的文化也就越具有正当性。
布迪厄同时关注不同的家庭在文化资本的拥有上的差异。
他认为：
那些从小在家庭中继承了丰富文化资本的人，在学术市场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学业成就，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
另外，那些从小就从家庭中习得了较多统治阶级认同的价值与“惯习”的人，在求职和晋升中其“惯习”、“品味”更容易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这样，个人家庭的文化资本就通过社会化教育、学校教育、社会赏识这样一个传导与作用机制最终影响到个人的地位与收入。
西方学者所作的研究给我们的启发是，无论教育是否对社会收入平等化做出贡献，但教育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文化资本，对提高个人收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家庭的文化资本通常也被用作中间变量，用于分析家庭背景对教育的影响，由此测量收入的代际流动。
国内关于收入分配的经验研究并不少见。
国内的许多学者也都对中国的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蔡增正，1999；
都阳，2001，樊明，2002；
叶茂林等，2003；
李实等，2003；
侯风云，2004；
李雪松等，2004；
齐良书，2005；
张车伟，2006），他们运用不同的方法集中于研究教育在中国的市场回报。
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研究都集中于正规教育，对诸如年龄、工作经验的回报的研究甚少。
但在西方，以明瑟（1974-1991>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将工作经验也纳入到人力资本当中。
著名的明瑟方程就用于证明经验和教育一样，都是促进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那么，在中国，工作经验的回报率对收入的影响是否明显？
而在中国，工作经验通过何种变量体现出来呢？
通过对中国现实的回顾与考察，我们得知：
以年龄和工龄为代表指数是用于衡量中国员工经验回报率的最优选择。
改革以来，许多企业把职工工资分为岗位工资和工龄工资。
岗位工资是按职工现实劳动分配，企业支付给职工的是劳动价格，工龄工资又称年功工资，是企业按照员工的工作年限，即员工的工作经验和劳动贡献的积累给予的经济补偿。
这就说明，职工过去的劳动价值没有全部支付给职工，有部分剩余价值形成了企业的新资产。
国家把这份新资产以工龄的形式分配给职工个人占有，因此职工过去的劳动还可以参与分配，而且可以享用一世。
20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是实施基于年功薪酬模式的典范。
年功工资的假设是：
服务年限长意味着工作经验多，工作经验多，业绩自然会高；
老员工对企业有贡献，应予以补偿。
实施工龄工资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励员工对企业忠诚，就员工本身而言，员工如果真正对企业表现出忠诚，其必定有一定的精力和时间的付出，员工对企业忠诚必然会丧失一些在其他企业获得更高报酬的机会。
工龄工资是企业给员工忠诚的回报，也就是说工龄工资是忠诚的支付形式之一。
而在对中国居民职位地和收入获得的研究中，许多研究将“政治面貌”引入回归模型的路径分析中，结果发现：
党员资格的取得，使党员有更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边燕杰和李煜,2001>
。
该研究中提出，在再分配体制中，政治忠诚和政治身份是获得权力以及其他地位的重要因素。
那些在再分配体制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人，为了维持自身社会地位的再生产，会有更多的动力帮助、支持乃至干预其子代获得党员身份；
而那些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为了改变社会地位的状况，也会争取获得党员身份，但与那些优势群体相比较，他们在这种影响力竞争中可能处于劣势。
一种特殊的情况是：
对于技术精英来说，政治身份常常是地位获得的因素之一，而不是惟一重要的因素；
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教育可能也是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在一个以再分配体制为主的制度环境中，政治权力构成了资源占有的重要基础，政治机制成为资源分配的主要机制。
因此导致：
一方面，政治身份对于人们的地位获得具有重要作用，代际之间的地位继承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干扰。
另一方面，教育成为人们获得某些社会地位的主要影响因素，教育的普遍主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
同时，教育获得与父代地位的紧密联系又使得其具有代际间地位再生产“中介”的性质，导致这种再生产呈现出“间接”的特征。
（三）理论假设
鉴于已有的理论成果及其存在的不足，本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将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成先赋性与后致性两组变量，形成了以下5组操作化假设：
假设1——工业化假设：
教育已经成为影响当今中国国民收入的决定性因素
在工业化过程中，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获得，将主要取决于后致性因素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中国也不例外，特别是个人获得的“受教育程度”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起绝对的决定性作用。
假设2——政治资本弱化假设：
政治面貌对收入呈弱相关性影响
在改革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阶段，中国也是一个层级化社会，但改革开放后，制度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收入获得的影响因素随之变化。
在以前，党员身份作为一种身份标签和政治资本，为个人升迁带来显著的益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政治身份对升迁的影响逐渐减小，对收入的提升虽然仍有帮助，但呈弱相关性。
假设3——经验回报率弱化假设：
年龄对收入呈弱相关性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工龄积累成为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而如今，我国的工资制度建立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总的分配原则基础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资制度的一系列原则和具体政策，这使得工龄所代表的“资历”对收入的影响作用呈现弱性相关。
同时，由于受劳动力生理因素、精力的影响，工作精力在一定时间内上升并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取而代之的是：
年龄与收入之间的“倒U型”相关模型。
假设4——收入代际传递弱化假设：
父代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对儿子的收入呈弱相关性影响。
在现代社会，来自于家庭背景的影响虽然微弱，但也应该与传统社会一样具有显著性。
父代积累的社会网络和职业地位，仍对个人收入具有显著影响。
但本文以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为操作维度，认为：
相对于低教育程度、非党员的家长，高教育程度、有党员政治身份的家长在儿子成长过程中更重视其受教育的情况以及更重视培养儿子的“教育有用观”，更重视发展儿子的党员身份。
综合以上几组假设，我们对影响现今中国国民收入的因素进行相关性累加，对比得出最后一组假设：
假设5——现代社会假设：
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个人在生命过程中的后致性因素已经取代先致性因素，成为影响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当代中国居民收入影响的模型分析
本文的分析数据来自《2003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工程》所做的社会调查资料，该部分的调查资料所访问的对象仅为城镇人口。
为方便检验研究的假设，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构建研究模型：
后致性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政治面貌<
是否是共产党员）。
对年龄、受教育程度的研究被用来考察人口或个人的具体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它们通常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
政治面貌则被用来考察政治影响的重要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
其次，将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与其收入情况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在基础明瑟收入函数中加入工龄变量的高阶多项式来提高收入函数的拟合优度。
先致性因素——考虑到代际流动的作用，同时加入该个体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作为自变量，分别考虑其对子代的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产生的影响。
对变量的具体介绍如下：
受教育程度——这是一个间距变量。
本文使用“最高受教育程度”来度量父子两代的“受教育状况”。
这是因为，文凭是一个相对固定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指标，而社会也以此标定人力资本的高低。
同时，又将“最高受教育程度”以受教育年限的方式表达出来，其中：
0年——未受过任何正式教育；
6年——小学教育程度；
9年——初中教育程度；
12年——高中、中专、技校等教育程度；
15年——大专教育程度；
16年——大学本科教育程度；
16年以上——双学士、研究生即以上受教育程度；
而在我们研究教育代际传承的影响力时，为方便统计，我们将“0年”定义为文盲，“6-9年”定义为初等教育程度，“12年”定义为中等教育程度，“15年及以上”定义为高等教育程度。
政治面貌——党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中国人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指标。
很多研究已经表明“党员”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人们职业地位流动发生作用。
在数据分析中,“党员”赋值为“1”，“非党员”赋值为“2”。
年龄——年龄是工作经历的代理变量。
虽然年龄包含人力资本的涵义，但也有其他一些解释，因为中国过去有关收入的行政安排主要是按照工龄进行的；
另一个控制变量是有关个人工作精力的投放，这被我们认为是影响业绩工资的重要成分。
“个人收入”被定义为一个连续变量，在测量教育收益率时采用以人民币作为单位的年收入变量。
根据上述我们对影响因素的筛选，初步建立起影响收入的基本模型<
图1）
图一：
影响收入的研究框架）
正如本文在理论文献回顾所做的分析一样，多数研究在解释人力资本对于收入的回报时，通常会采用明瑟方程的形式进行说明。
明瑟方程的函数形式如下：
Ln（y>
=f（X,ε>
在方程式中，被解释变量ln（y>
代表的是对数收入，X是反映人力资本的一系列变量，我们将其他一切没有包含的变量和不可观察的因素纳入到残差项ε中,且假定E（ε/X>
=0，这也就意味着假定残差项关于解释变量的条件期望为零。
在明瑟方程的解释变量中包括两类变量，一类是人力资本变量<
包括教育和经验）；
另一类是既和人力资本相关又和收入有关的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取对于明瑟方程的估计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一些因素比如说能力既能够对教育和经验产生影响，又能够对收入产生影响，而在我们的模型中又因为它无法观测而不能纳入到我们的解释变量之中，这个时候能力进入到残差项ε之中，方程中E（ε/X>
=0的条件不再能够得到满足，此时再估计教育和经验的回报时可能会因为重要变量的遗漏而得到有偏的结果。
这时，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选择一些适当的控制变量来控制遗漏变量的影响，从而得到渐进无偏的估计结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寄希望于回归时误差相互抵消从而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
参照明瑟方程,本文采用了如下的线性方程形式：
注：
Y=子代的收入的对数，X1=子代的教育年限，X2=子代的政治面貌，X3=子代的年龄
X4=父亲的教育年限，X5=父亲的政治面貌。
β代表标准化回归系数，ε代表误差。
前面我们简单介绍了我们所作的影响收入的基本依赖模型，接下来我们利用STATA分析软件，对所掌握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在分析中，我们采用路径分析（PathAnalysis>
方法，对前述基本假设进行了显著度分析与P检验，得出最终的通径分析模型<
图2）：
图二：
影响收入的通径分析模型）
为了更好地确定自变量与收入之间的线性关系，我们对各变量进行P检验。
通过对t分布做P检验，H0假设认为自变量与收入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
当P>
0.05时，我们接受H0假设；
反过来，当P<
0.05时，我们拒绝H0假设，认为该变量与收入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对本文各自变量所做的p检验结果如下<
图3、图4）：
图三：
直接影响收入因素的P检验）
图四：
间接影响收入因素的P检验）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子代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与其收入存在线性回归关系<
P均小于0.05）；
2、在对子代的年龄与收入进行线性回归关系检验时，年龄的一次项与收入不存在直接线性关系<
P=0.155>
0.05，无法拒绝H0），而年龄与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二次项关系<
此时P=0.012<
0.05）；
3、父亲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与子代的教育程度存在线性回归关系<
4、父亲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与子代的政治面貌存在线性回归关系<
P均小于0.05）。
六）影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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