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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论文写作范文
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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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实践科学的立场才能看出，非遗保护和公共民俗学都从内部彰显出民俗学本身的实践属性，都是民俗学内在实践目的的部分实现。
下面我们就通过以下民俗学论文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范文一 论文题目：
民俗学的前提与神话主义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
民俗学论文写作范文本文内容：
有从实践科学的立场才能看出，非遗保护和公共民俗学都从内部彰显出民俗学本身的实践属性，都是民俗学内在实践目的的部分实现。
下面我们就通过以下民俗学论文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范文一 论文题目：
民俗学的前提与神话主义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研讨会上，好几位同人都提到民俗学学科的大前提问题。
我也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每一门学科，毋庸置疑，都必须有一个大的前提。
这个前提，也许是一个哲学命题，也许是一个行动或实践的目标。
不论其内容如何，它所涉及的范围和要解决的问题，都比该学科中任何一项具体研究更为宏观，更为普遍，是关乎这门学问之所以建立，以及为什么目标而努力等根本问题的关键要素。
缺乏这个前提，任何学问都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和依据。
从目前的诸多具体研究和相关讨论来看，我们现在的民俗学看起来似乎没有前提，但是，假如结合中国民俗学早期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早期的研究者，比如刘半农、顾颉刚等先生，他们发起歌谣搜集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只是为了记录和研究歌谣本身吗？
当然不是。
众所周知，歌谣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发现下层民众的历史，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我们整体的历史。
完整的历史不只是由上层社会所书写的，它的创造者还应该包括更加广大的下层民众。
可见，民主构成了中国民歌搜集和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这也正是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或民俗学在总结学科特征时，常常会把人民性民主性作为重要内容加以强调的原因所在。
当然，除了人民性或民主性的追求，中国民俗学中还包含着突出的民族自觉意识，它要通过对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的探讨，揭示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而为建设新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而努力。
就像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中所指出的，民俗学要为探索和了解我们丰富多彩的文化及其历史发挥作用，它将有助于人民全面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历史。
此外，还有科学主义的追求，等等，这都是我们学科赖以确立的重要前提。
今天的许多研究，没有明确地宣称前面所说的前提，不排除有的研究者缺乏相关意识等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这些前提已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基础知识，用不着时时刻刻加以强调。
事实上，广大研究者已经在用行动来实践相关的理念，那就是将以往被视为下里巴人的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来对待、理解和阐释。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每门学科的前提，也会遭遇新的挑战，需要适时地调整。
我刚从学校毕业到单位工作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感到困惑的问题，就是民俗学到底有什么用.虽然我也知道前面所说的学科前提，但总觉得那些解释还不足以解答我的疑问。
多年来，经过不断结合田野经验和理论学习进行思考和总结，我找到了一个至少可以说服自己的关于民俗学的学科前提，那就是，这门学问能为现实的人的发展和完善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种认识，是以中国民俗学的开拓者所倡立和归纳的学科前提为基础而获得的，也是在近年来与一些同人的积极互动中形成的。
这些年，吕微和户晓辉等同人，一直在以他们的研究刺激我们去关注学科的大前提，从人的本质意义出发，为探索和确立民俗学的方向做出努力。
这的确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但是，在承认前提对一门学问不可或缺并根据时代要求对该前提进行积极反思和发展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这样两个问题：
首先，对任何一门学科原有的前提进行反思和调整，都必须密切结合并尊重它的历史；其次，学科的大前提往往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它与具体的研究实践之间出现一定的差距在所难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民俗学以及相邻的人类学等学科，越来越摆脱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束缚，更多地被当成一种写文化的人文学问。
在这种背景下，马林诺夫斯基所确立的科学主义受到了质疑和批评，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将民俗学理解为人研究人的学问，主体间性成了我们进行研究时必然要重视和遵循的基本理念。
但是，我们的调查研究方法又是什么呢？
在上有关民族志的课时，我只能告诉学生，我们进行田野作业时最有用、最主要的方法，还是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它们都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所总结和建立的基本方法。
我们进行田野作业的目标是什么呢？
还是搜集资料！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反思过去那种过度强调纯粹客观的科学主义主张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却不能抛弃以往在科学主义立场上积累和总结的各种研究策略；一方面，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的学问是人与人打交道的学问，在田野作业和民俗志书写过程中自觉保持充分的主体间性立场，另一方面，还是要拿着录音笔和照相机去进行技术理性意义上的访谈与观察。
其实，就像在科学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人类学家的田野研究不可能完全避免主观性的干预一样，在主体间性 成为民族志研究者的共识的今天，我们在研究中采取各种具有科学理性色彩的方法，也是在所难免、顺理成章的事。
有关学科前提的理念或主张，都属于理想化的设计，具体的研究实践同相关理念之间，应该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关系。
如果我们完全按照纯粹理想化的某种主张来要求每一项具体的研究，那么，每一项研究都可能无法真正地开展下去。
总之，我想要说的是，在理想层面，我们可能会有非常完美的理论诉求，可是在具体操作层面，必然会有多种多样的实践形态。
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来说，它的基本精神、它的理念，都是十分严整、接近完美的。
可是，为什么在其通过十二年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通过了有关非遗保护的十二条伦理原则呢？
就是由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与伦理原则相差较远的实际问题，为了更好地协调相关问题，才不得不又出台了新的伦理原则. 但就像大家已经提到的，这十二条伦理原则中却又有不少新的漏洞。
这一点，恰好再一次证明了理论与实践操作层面会有种种不协调，但相关的实际操作，只要在大的方向上是围绕着理论的主张而展开，就一定会促成最终实现理论诉求的效果。
就神话主义这个概念而言，我同意王杰文的观点，就是这个概念是在学术反思的背景下提出的。
提出神话主义的前提，是要对以往相对僵化、偏执的神话研究进行重新纠正，以求积极参与当下，以包容的心态理解和认识现在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就此而言，它如同民俗主义 这个概念一样，的确有着十分积极的创新意义。
它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神话研究或神话学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围起到推进和拓展的作用，也能够为解释当前社会文化领域内相关的复杂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工具。
面对鲜活的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文化现象，研究者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于过去的学科领地，而是充分利用神话学和民俗学长期积累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把新的文化现象与传统结合起来进行整体的观察和思考，直面现在，积极拓展研究范畴并参与相关讨论。
这种眼光和胸襟，相对于诸多习惯于固守传统规范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研究者而言，尤其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当然，作为一个新生产出来的概念，从其倡立者的现有成果来看，神话主义还存在着一些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的地方。
例如，它把目光主要限定在当代，没有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类似现象纳入进来一并考察，因而在历史的厚度上显得有所欠缺。
另外，对于人们为什么要将神话作为资源在当下进行文化再生产的内在心理机制所做探讨，还不够充分。
为什么神话这一文类会被不断用来作为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的资源？
那些被运用于现代大众文化当中的零碎的神话元素，是不是还可能包含着完整神话所具有的某种内在属性，并体现着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对这种属性或隐或显的认识与借用？
这种属性到底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在神话碎片或去语境化之后再语境化的神话母题当中稳定传承进而被加以借用的？
这当中有许多可以讨论的问题。
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将必然有益于进一步提升和完善有关神话主义概念的探讨。
范文二 论文题目：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摘要：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
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
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
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
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关键词：
民俗主义；现代民俗学；反思；应用性；实践性；公共性； Folklorism,ReflectionandthePracticalityofFolkloreStudies
Abstract:
Theconceptoffolklorismandrelateddiscoursehaverevealedthenormalstateoffolkculturalexpressionsinmodernsocieties.Recognizingsuchastateisthedisciplinarybaseformodernfolkloristicsindifferentcountries.Chinesefolklorestudiesmustalsofacethefactsthatthephenomenonoffolklorismexistseverywhereandallthetimeinsociallife,andthatfolkloriststhemselvesareofteninvolvedinsuchactivities.Chinesefolklorestudies,therefore,mustreflectupontheroleandresponsibilityoffolklorists,andre-examinetheapplication,practicality,andpublicityofthediscipline. Keyword:
folklorism;modemfolklorestudies;reflection;application;practicality;publicity; 一、引言：
现代社会文化的常态 民俗学是现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重要部门之一，但它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和母语、国粹、浪漫主义、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相联系的，并因此构成各自国家内部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石，成为其文化自豪感的源泉。
或许正是这个缘故，民俗学同时又总被认为是没有理论的，例如在中国民俗学经常被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近邻学科认为只有学科建构，没有理论建树。
一般而言，民俗学作为民族国家的学问，经常会因为囿于或满足、陶醉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而较少有动力去追求超然和具有普世性的理论，或许也可以说民俗学在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学术体系内滋生和成长，较难形成自由质疑和批评的学术氛围，较难形成有效和大面积的国际学术交流，自然也就难以形成世界范围内共享的概念和理论。
各国民俗学即便多少形成了一些理论性思考，诸如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柳田国男的方言周圈论等等，但除少数情形之外，往往也大都是在各自国家内部被消化；而且，当这些理论主要是和各自国家内部的文化政策、民族主义以及社会情势相结合时，自然也就较难对其他文化圈的民俗文化事象有多少解释力。
20世纪60年代，德国民俗学提出民俗主义的概念，试图用它来描述现代社会里更为多样化的民俗文化现象，这个概念难得地引起了各国民俗学者的关注，并先后影响到欧洲其他国家，进而传播到美国，并影响到日本和中国。
现在，它已成为为数不多的国际民俗学界可以通约的关键词之一。
民俗主义的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较好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无数民俗文化事象的常态，就此而论，民俗主义概念可以说是民俗学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对应。
20世纪50-60年代以降，世界范围的和平、发展与全球化，当然还有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促使在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均出现了大面积的文化商品化和产业化趋势，市民社会和消费主义，还有现代媒体与大众文化等等，均把传统民俗学视为对象的那些范畴裹挟了进来，日益形成了全新的民俗文化的事象群，它们不再只是民众日常生活其中、并为人们提供人生意义的民俗，它们还直接成为人们消费之物和鉴赏之物。
长期以来，从事建构民族国家之神圣性和自豪感的传统民俗学，当面对普通百姓的现代日常生活与消费民俗的各种形式时，无法采用既有概念和研究范式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应对，于是，它在各国均相继陷入到学科存废的危机状态。
由于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因此，它便成为以德国为首的各国民俗学迈向现代民俗学的一个重要契机。
无数脱离了原先的母体、时空文脉和意义、功能的民俗或其碎片，得以在全新的社会状况下和新的文化脉络中被消费、展示、演出、利用，被重组、再编、混搭和自由组合，并且具备了全新的意义、功能、目的以及价值。
由此产生的民俗文化现象，便是民俗主义。
在现代社会，包括很多貌似传统的事象，也不再具备其原有的意义和功能，而是和现代社会的科技生活彼此渗透，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重新被赋予新的位置，获得新的功能和意义。
承认、正视和接受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
由此对民俗主义概念和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各国民俗学均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转型或转向。
中国民俗学也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成长起来的，它曾经眼睛向下,发现了人民和他们的创作，为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变革；它也曾历经阶级革命的、科学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以及现代化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洗礼，如今仍在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城市化、市场经济、互联网和全球化日甚一日地改变着中国，毫无疑问，各种形态的民俗主义现象在中国也是无所不在地大面积发生，不断地形塑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民众日常生活和民俗文化形貌。
中国民俗学以其现有的理念、范畴、学术话语体系以及分析研究的框架等，在面对如此巨变而又富于多样性的现实状况时感到捉襟见肘，实在不足为奇。
民俗学是沉溺于乡愁、持续地礼赞传统、固守本质主义的信念，自言自语地反复陈述地方、族群或民族国家的文化荣耀，满足于在民族国家的学问这一框架之内的自我复制与建构，还是直面现实的中国当下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公民大众的、以及由消费生活所主导的社会，积极地关照和回应亿万民众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文化实践？
中国民俗学正在纠结于成长为现代民俗学的诸多烦恼。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在中国宣扬和普及民俗主义的概念及其研究视角，而是试图推动中国民俗学在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的各种鲜活的现实，亦即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的社会文化常态的同时，也能够深刻地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
只有大多数民俗学者对此有所自觉，中国民俗学的升级换代才有可能。
中国的现代民俗学应该在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同时，还应持续不断地积累本土民俗学的学术研究实践，这样的研究实践恰好可以从对民俗主义现象的研究起步，从对民俗学者自身介入的各种实践场景的深刻反思起步。
二、民俗主义视角推动中国民俗学的反思 20世纪50-80年代，美国民俗学发生了对真/伪民俗的讨论；60-80年代，德国民俗学发生了对民俗主义现象的讨论；1990年代到2010年代，日本民俗学致力于引进、消化和实践运用民俗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其国内的各种民俗文化现象。
上述各国有关真/伪民俗及民俗主义的学术讨论，虽然各有其社会及时代的背景，但均与其各自国家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民俗学的基本理念，以及促使民俗学升级换代成为现代民俗学的转型过程密切相关。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相继有过对泛民俗伪民俗等问题的探讨。
21世纪初，民俗主义的海外研究成果以各种渠道陆续被翻译、介绍到国内，中国民俗学者在对其消化的同时，也开始尝试采用民俗主义概念，应用民俗主义研究视角探讨国内的各种相关民俗文化事象。
短短十余年间，一大批富有新意的专题论文各有斩获，共同构成了中国民俗学中颇为活跃的研究动态之一。
正如folklore一词有民俗·民间知识民俗学·民俗研究这样两层意思一样，folklorism一词即可译为民俗主义,也可译为民俗学主义.①本文采用民俗主义译名，但认为它有两层含义，即民俗主义现象和民俗主义研究视角。
根据国内外民俗学的有关探讨，所谓民俗主义，主要是指二手性地对民俗文化的继承与演出（莫泽）或某种民俗性的文化现象，在其原本安居的场所之外，拥有了新的功能，或是在新的目的下得以展开的情形（鲍辛格）。
②有关的学术讨论还出现了对民俗主义现象进行分类的尝试③，区分出了政治权力利用民俗文化的民俗主义，例如在选举活动中利用民俗文化要素，进行社会动员等；意识形态渗透的民俗主义，例如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民俗文化的征用和采借等；商业化的民俗主义，例如开展民俗旅游，开发具有民俗文化色彩的旅游商品等；大众媒体参与的民俗主义，例如媒体制作节目常借助民俗或传统文化的要素，以便拉近和视听观众的距离等；学术研究影响的民俗主义，例如民俗学者通过编纂对他们调查获得的口头文学资料，将其文本化来创造地方、族群甚或国家的传统.显然，上述类型的现象均大面积地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
在1949-1978年间的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政治性地利用民俗文化的民俗主义现象并不罕见，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的中国很少存在商业性地利用民俗文化的情形。
改革开放以降，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国民生活实现了质的提升，同时，各种利用民俗文化因素的商业消费行为，或直接将民俗文化商品化、商业化的尝试纷纷涌现。
民俗文化除了意识形态的意义，还被认为具有商业性的价值。
文化消费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大领域，将文化作为商业、产业来对待的理念日益普及，文化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已是当代中国的基本现实。
其中一部分就是直接把传统的民俗文化或其元素视为资源予以开发。
商业资本对民俗文化的介入或利用，就是典型的民俗主义。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较为典型的，如对民俗食品（元宵、粽子、月饼等）、民俗用品、民俗文物、民俗礼品、民间工艺品等的商业开发，以及旧货市场的兴起等，均促成了很多独特的商业机遇。
民俗用品的文物化、民俗食品的礼仪化、民间工艺品的礼品化等现象，也都很值得关注。
与文化的产业化密切相关，民俗旅游、古村镇游、民族风情村寨游，以及农家乐等多种形式的旅游开发，也是将民俗风情和传统文化视为观光资源，将其客体化地予以开发。
无论是把民俗艺术或地方文化直接转变为旅游产品，抑或是对民俗加工改造，或是恢复富有特色的传统民俗，以及借用他者的民俗加以展示等，各种尝试均导致形成类民俗化④，亦即民俗主义现象。
全国各地推出的民俗旅游项目和路线或利用民俗文化要素组合而成的旅游商品、旅游节庆，以及在几乎所有景点、景区均有大量的旅游小商品和纪念品等，大都可以从民俗主义视角去理解。
在现代社会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机制中，民俗主义现象也伴生着明显的均质化趋势，相互的模仿导致地方性衰减和民俗性流失，从而影响到发展的可持续性。
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广州等，几乎在所有大中城市均有以仿古建筑和风情为卖点的街区，那里的建筑和风情充斥着民俗主义。
广播电视、新闻报纸等传统的大众媒体自不待言，包括新兴的互联网媒体在内，当代中国社会依托媒体形成的民俗主义现象也非常引人注目。
伴随着互联网媒体的日益强大化和无所不在，网络民俗主义日益盛行。
电视媒体制作的各类节目，采用最多的技巧之一便是民俗主义；其制作和放映的民俗类节目，例如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中国年俗》、《记住乡愁》等大型文化影视节目，更是民俗主义风格作品的典型标本。
网络民俗主义较为典型的例子，例如以互联网为载体兴起的汉服运动.有关汉服的知识，汇聚并重新编辑于相关的网站或网络论坛，并形成传播和传承的基本形态，汉服同胞们在网络相互交流信息，相互鼓励，获得各种有关汉服和汉服运动的文化资源。
再比如，近年来，有意无意地与西方传来的情人节形成对峙和参照，传统的七夕正在被各类媒体和商家建构成为中国情人节.每逢七夕，无论是平面纸张媒体，还是网络虚拟空间，对七夕的各种演绎层出不穷。
与目前尚在一些乡村仍有所保留的以乞巧为基本形态的传统七夕有很大不同，目前正在以城市青年男女为主体，以各种大众媒体为平台，在一些商家的推波助澜之下，形成全新的七夕民俗。
此外，网络上的灵堂和祭祀，网络上的笑话、谣言、各种段子,以及网络花儿、网络民歌等，均是毋庸置疑的例证。
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检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上述那些看起来并不是很纯粹的与民俗或传统有关的社会文化事象，既然早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常态，那么，自诩当代学的中国民俗学自然就不能对它们熟视无睹。
工业化、现代化、商业化、市场化、意识形态、旅游产业、大众传媒以及民俗的客体化等等，这些从来都不是民俗学专业用语的概念，对于民俗学者而言，似乎一夜之间就变得不可或缺了。
不仅如此，诸如民俗传统传承本真性原生态之类民俗学者非常熟悉的常用专业术语，也似乎一夜之间都变得不那么可靠，不再理所当然，必须面临重新检讨和思考的必要。
当前国际民俗学界的共识之一，就是有关传统的本质主义观念已经朝向建构主义发生转变①，正是有关本真性、伪民俗及民俗主义的讨论对于这一转变过程的实现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毋庸讳言，在当前的中国知识界与学术界，包括部分民俗学者在内，对于伴随着民俗文化产业化而出现的各种所谓伪民俗及诸多民俗主义现象持激烈批评的立场，这反映了包括民俗学在内的知识界长期秉持的一个观念，亦即民俗传统有一个原生态，它是固化、静止的，不应有任何改变。
②民俗主义视角有助于打破上述陈腐观念的束缚。
对于民俗主义现象在当代中国的各种表现，民俗学者不应简单地做出诸如好坏、正误、真伪、高低、优劣之类的价值评判，而首先应该将它们视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事实，中国民俗学目前尤其需要直面这样的现实。
民俗主义的概念和研究视角已经和正在对中国民俗学的基本理念，甚至对其现有的学科范畴体系和研究方法产生影响，并形成一定的冲击。
这些影响和冲击将促使中国民俗学进一步发生变革，以便逐步适应中国社会和当下时代的需求。
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国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生活革命在几乎所有面向已经或正在改变着民众日常生活的基本形貌，民俗文化在已经确立的消费社会中正在全面地民俗主义现象化.对此，民俗学者应有清醒和明确的认识才对。
三、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 民俗主义视角所揭示的更为重要的真相是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
经由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活动而有意无意地导致民俗主义的情形，近年来也逐渐引起了部分中国民俗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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