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美关系所面临地机遇与挑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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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中美关系所面临地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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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不仅仅是因为中美两国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也不仅仅是因为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国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对全球事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的维护者，和当前国际体系下，崛起速度最快的一个后发者之间。
基本上中美关系会塑造，或者影响未来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而且会影响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说如果中美关系稳定，那么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体系的状态就能够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中美关系不稳定，那么恐怕眼下整个国际体系就会出现重大的变化，这是我们说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的原因。
我们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如果从体量来说，那么显然中国的经济体量是比欧盟要小的，那么在全球经济事务方面，欧盟和美国加一起来的比重要更大，也就是说如果是美欧关系，那么它对全球经济纬度会是更主要的，美俄维度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不管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它仍然是世界上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也就是美俄的军事关系会基本上决定全球的一个安全状态，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比不上欧盟，在军事上我们达不到俄罗斯的水平，但为什么我们还会说，中美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因为无论是美俄关系，还是美欧关系，它都不能够起到塑造和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作用，那么这是一个后发者和一个既有的体系维护者之间特有的这样一个状态。
有了这样一个认知之后，再去看待中美关系的时候，就需要更多的具有全球视角，而不仅仅是从中美的双边事务去看待问题，实际最近几年来我们也已经注意到，在中美的若干议题当中实际上双边事务是中美两国比较好处理的，那么在大部分的双边问题上，不论是知识产权还是能源合作，中美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或者说他所需要的成本都是在管控范围之内的，可能性比较大，成本也不是太高，中美真正会爆发摩擦，产生争吵的问题往往是一些地区或者国际性问题，涉及到中美两国以外的第三方的问题，比如近两年我们都知道在南海问题上，中美的对峙是比较明显，分歧也非常大，在东海问题上，在中国面对美日同盟的时候，显然美国尽管说它不选边站，事实上他是选边站的就这些问题，这些不直接涉及到中美两国，而是涉及到中美两国要共同处理的一个第三方事务上面，反而中美比较难以达成共识。
那么在南海问题上，尽管奥巴马总统的访华和在其他的一系列国际场合，中美的交流，但是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差距并没有缩小。
在东海问题上中美两国依然是持立场相距甚远的这种观点。
这里面其实就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的维度在越来越广的时候，它的主导型的因素也在发生变化。
就是中美两国之间有七十几个双边的对话轨道，那么都是部级以上的，那么在这些对话轨道范围内，中美的双边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管控和处理，但是涉及到国际和地区事务，也就是说涉及到国际秩序的这些问题，恰恰是中美两国现在激烈博弈的地方，那么这些问题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它的利益方很多，它并不只有中美两国，还有其他的很多国家，也并不是说仅仅中美两国愿意做出妥协，达成谅解就能够解决的。
那么第三方的因素随时作为一个变量，在影响着中美在这些问题上的互动，我们看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不但要考虑中国的利益诉求，也要考虑到他东南亚盟国的诉求，那么在东海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和美国同时都能够发挥重要影响力，恰恰是这些问题，看到中美的博弈还是说比较激烈的，这里面我们有一个转换视角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中美两国管控双边关系问题，能够有效管控，而地区分歧方面会更加困难，其实这恰恰说明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是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否，他是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如果只有中美双边议题，像我们上世纪90年代80年代以前，美国出招，中国应对，这个时候中美关系的状态很难影响到整个的国际形式，也就是说整个国际的和平与稳定发展与繁荣，并不是由中美关系来决定的，而现在至少在亚太地区我们可以说，中美关系的状态如何，亚太地区的基本格局就如何，如果中美关系能够有效的管控这些分歧，亚太地区和平的状态基本上就可以维持，如果中美关系不能，那么中美两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或者是博弈，整个亚太地区就会发生重大的动荡，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中美关系的效力外延的问题，也就是由这样一对双边关系它影响到周围很多人，它的效力已经达到了中美关系的范围之外，他实际上是影响整个地区，至少是亚太地区甚至是全世界。
了解了这一点，再往下看，我们可以说那么现在应该说中美关系已经是在塑造亚太地区的基本格局了，所以我们对一句话，是有，至少说有一定的疑问，就是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样一个表述，我们知道美国人对新型大国关系，他的接受过程是有一个时间的延续，中国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酝酿的过程。
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的时候，我们共同的提出了，中美两国元首共同提出了要建设中美的新型大国关系，再往前实际上我们回到金融危机时期，是美国首先把中美关系突出或者是分别于它与其他的国家关系，那个时候在美国G2是非常流行的，就是所谓中美两国，那么后来等到金融危机以后，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的时候，我们提出来新型大国关系，美国经历一段时间的以后，应该说现在也成了美国的一个表述，这也就说明双方都已经认知到中美关系对全球和地区事务的重要性，但是显然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还是有差别的，可以说大家都同意这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但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中美两国并没有完成一致的解读方式，中国有中国的解读方式，美国有美国的解读方式，我们可以说能够在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一个概念上的共同这是一个进步，但是达到一个真正的精神上的共同，或者说双方都同意中美关系应该是这样一个状况，恐怕这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里面我们要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中美双方各自对新型大国现在理解是什么。
从中国的立场来说，就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这是中美发展新型大国的前提，所谓新型是在于中美要共同努力避免出现传统的大国竞争和大国博弈，人类历史至少是这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的国际关系当中两强并立，通常都是有非常激烈的冲突，那么不论当年的美苏，再往前就是欧洲的法德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国际关系使得这个发展从过去到现在的几百年时间里面，似乎人们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去解决两强格局下的世界秩序问题，无论是当年的冷战格局还是以前的欧洲的两大集团的格局，实际上最后都是以悲剧性的冲突收场，要么是一方完全失败，另一方是两败俱伤大家打个头破血流。
那么中国当然希望避免和美国发生这样的冲突，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首先是不要重蹈以前的强者争霸的这样一个逻辑，但是要实现它的前提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就是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力量，做到平等相待。
在中国人看来平等相待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当中，平等相待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就是从美国的立场来讲，恰恰应该说我们看到美国在是不是中美能够平等相待方面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从今年5月份开始到9月份，四个月的时间已经先后三次公开谈到，美国要坚持在全世界领导地位，那么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推理，如果美国是全世界的领导者，那么美国会不会接受一个跟他平等的中国，显然从语言表述上来说都不会是这样的，美国不会接受中国和美国是平起平坐的平等国家，那么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对中国的平等相待，那么在美国理解看来，A许国对新型大国关系有一点跟中国是一样的，美国并不希望和中国全面对抗。
那么这件事情中美两国是有共识的。
那么B美国认为中美的新型大国关系应该说是美国承认中国的一定的利益，但是中国要接受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
那么这个显然不是一个完全基于平等关系的表述，双方的认知在这方面是有差异的，那么这种差异实际上也反映出来了各自国家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就是中国在国际秩序基本主张上我们还是要主张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的新秩序，要实现多元化，那么尽管我们不一定说是要实现多极化，但是起码中国认为一个一级世界是不够合理，而在美国看来，一级世界就是这个状态，并且这个状态应该被继续延长，或者说继续的维持下去，所以中美两国对于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状态以及它是否被，应该被延续，实际上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这个分歧也就是中美需要管控的核心内容，我们谈到了管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讲中美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所谓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它的隐含的台词是说中美目前的双边关系没有达到新型大国关系的期许，他需要经过努力，如果新型大国关系是以不完全对抗，不重蹈强者必霸，两霸权相争这样一个旧模式为特征的话，那么现在的中美关系显然在中美两国看来都还是有这样的危险，所以要进行管控，要加以管理。
也就是说中美关系除了建设以外很大的程度是要对现有的问题进行有效的管控和管理，避免争议和分歧进一步的扩大，而核心的争端实际上在今天我们可以很坦率的说，那就是关于地区和国际秩序的理念，中美双方是有很大的差距。
美国认为美国无论如何应该拥有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而在中国看来美国的领导地位在一定的条件下，或许可以接受，而在另外的一些条件下，这个问题是有疑问的。
比如说作为全球最主要的一个提供所谓海洋安全公共产品的国家，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发挥主导作用。
避免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这种海上争端成为新的冲突的起点，但同时中国不会接受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所谓领导作用，特别是不会接受美国和自己的盟国试图去单方面主宰南中国海海上秩序的努力，更不要说东海的这个中日争端。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原则上或者说在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中国并非不承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是不是因此应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领导者，中美两国在这方面是有差别的，这些基本的分歧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分歧，也是双方要管控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么在其他的领域，比如说像能源、像知识产权、像新技术合作，包括人权问题，包括领土争端等等，都要服从于中美关系的基本状态，就是在美国看来，未来可能对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能不能有效的把中国吸纳进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且对美国不构成威胁。
而在中国看来，则是中国能部分有效的避免和美国的全面冲突的同时，去不断的扩展以维护自己的利用，毕竟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对当前国际秩序是感到焦虑，但它并非不满意。
就是对国际秩序的基本状态，美国是接受的，因为这个国际秩序就是冷战以后美国一家独大这样一个秩序，而中国对于当前的国际秩序应该说正面的评价和负面的评价都有的。
正面上来说，中国并不想做一个颠覆者，从中国的立场来讲，是希望能够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去不断的发展自己，去稳定自己，并且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同时中国也认识到现有的国际秩序对中国并不公平，特别是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秩序，对中国实际上是要遏制和限制的，所以中国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自然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去提出异议，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修订现有秩序对中国不合理的限制，所以中国对于现行的国际关系的体系的基本理解，尽管不是颠覆性的，但至少也是修正性，我们需要让这个体系更加合理，而美国对于现行的国际体系主要是维护性的，他希望这个秩序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美国要解决现在世界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美国不要从根本上触动目前的国际体系。
中国要尊重目前的国际体系，但是必须要对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进行修改。
所以这两种要求之下，我们就看到中美两国在远离亚太地区的问题上，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达成共识，比如说在非洲抗击埃博拉，比如说在对待所谓伊斯兰国极端武装的问题，那么中美的共同利益都很大，那么这是维护现行国际体系的需要，那么这也是符合目前国际社会的一个总体需求，但是中美两国在临近中国的地区，产生的问题往往是站在两个不同的立场上，那么在南海问题上，在东海问题上都是如此，其实这也反映出了，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由两方面来决定。
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整体上不希望被指控为一个颠覆者或者说我们不愿意站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对立面。
因为这样对中国来说安全成本极高，风险也极大，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可能像美国的盟国一样，去心甘情愿的接受美国的领导，这个复杂的心态，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希望在两种逆境当中走出一条顺境的这个心态，实际上是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考量。
美国则是也同样存在着两种复杂的心态，就是美国并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就是当时的苏联，美国也没有这个决心，同时他也不觉得有这个必要，说要重新的在中美关系去树立一墙冷战，因为这件事情对美国来说成本极高。
我们知道冷战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美苏两大集团各自率领着自己的阵营中的其他的盟友，就美苏两强各自率领着自己阵营中的其他的盟友，进行这种面对面的博弈，他们之间相互是没有多少来往，也就是隔绝式冷战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如果美苏两国之间存在着特别密切的人员往来和经济往来那么这个冷战实际上是无从谈起，中美关系恰恰就是这样，中美关系和当年的美苏关系的一大区别就在于，中美之间的联系几乎超过了任何两个大国之间，这就使得冷战很难成为一个在中美之间的现实选择，因为双方都不能够做到所谓壮士断腕，切断和对方的联系，这种切断可能会给本国的社会与经济造成特别重大，甚至是致命的打击，这是中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在任何一方面就是中美双方也不会认为对方是自己亲密的合作盟友对对方的信任，始终会非常有限，这是因为对这个国际体系根本的发展方向，中美双方是不一样，中国认为国际体系要发展，要修正。
而美国认为这个体系要维护，所以双方更多的来说在现在是希望管控住这些结构性的分歧，那么在管控分歧的基础上，双方再能够去开展一些适度的合作，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总的判断，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讨论中美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个维度下，到底是什么一个状态，我们中国人经常喜欢的一种描述方式是给事物的一个总的状态的概括，说它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等，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表述，但是不管这个表述遣词造句什么样，最终你还是要回到这个双边关系的一个基本样态上，这个基本样态实际上除了我们这种战略性的描述以外，他是要被分解到各个话题当中去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它最后都要回到在各个维度当中的一些现实的问题，看看怎么处理，一方面这些问题，可能有一些问题下，体现出的中美关系是对抗性的，与中美整体的对外战略，或者对美战略，或者美国对华战略不太一样。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也看到在某些领域中，中美关系的合作的水准远远高于其他，就是这里面我们很难划一条基准线，说哪些合作在这个基准线以上，哪些对抗在基准线以下，围绕这样一个曲线进行波动，但是这条线在现实当中不存在，但是在理论上我们确实能够感受，这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轴线，这个轴线有不同的修正，就是有合作更多一些的，也有对抗更多一些的，这是我们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描述，我们不能要求说所谓中美关系是用一个概念来表述，要求在所有的领域中都应该这样，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实际上要看到只要不出现一个大的数据偏差，中美关系总还是在这个轴线内波动的，所谓数据偏差就是如果说在某个领域中，中美的冲突非常激烈，以至于他远远偏离了中美新型大国的主轴，那么这个问题必须要加以管控，防止由于它的偏差，导致整个中美关系失衡，有一些领域中的特别合作特别紧密的合作也并不带来整个这条轴线的指向的本质性的调整，我们也不要认为说中美在某个领域中的合作，因为合作的基础特别好，这个效果也特别的令人满意，就会整个中美关系产生这种方向修正性的作用，这个是做不到，中美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的关系，它这里面产生了，存在着大量的维度，这些维度相互作用下，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竞争合作与对抗并存的这样一个轴线，这个轴线不会导致中美出现，至少以目前的世界格局来看，不会导致这个世界，中美大规模的直接对抗，但是它也不会让中美重新回到80年代蜜月期，因为那个蜜月期，有它非常明显的特殊性。
现在就要来看，在这条中美关系的轴线中，哪些因素是在互相波动，我们可以讲，那么在中美的安全问题上，那么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短版，就是中美两军互信程度显然是最低的，对于这个状况，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有一种就认为它了中美关系的后腿，使得中美关系很难取得实际上的冲突，这种观点不能说不对，因为的确在中美的所有双边关系维度当中，军事关系的所占的，所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其实是最有限的，因为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中主要还是对抗性的关系，至少是分歧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在敌情侦察问题上，就是美国的军舰，侦察机在中国的南海，抵近中国的军事设施，进行侦察这种行为，那就是完全的一个零和的对抗，中国不可能接受，但是美国要推行，所以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冲突会比较激烈。
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在人道主义救援或者是海外非战争的救灾行动方面，中美的确在安全领域中也有合作，包括反恐，中美也有一些共同点，但这些共同点相较于中美关系在经济、在文化领域中的交流显然它的比重是比较小的。
一方面可以把中美的军事安全关系作为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短版来看，的确是事实，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由于中美关系之间它在基本的格局样态方面是有不同的立场的，也就是说中美无论怎么样友好，总有一些领域它是有分歧的，它是要有冲突的，而且中美两国并不打算去掩饰这些冲突的情况下，在军事安全领域中的一些对峙和对抗，可能恰恰是双方能想到成本最低的领域。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军事领域中双方也都很清楚，这个对抗的程度是有限的，但是可以表达对对方不同意的这种观点和立场，假如不能在这个领域中表达，换到另外一个领域，可能这种对抗的结果代价反而更高。
比如说我们说如果中美在军事领域中因为太脆弱，而不能够去触及这个问题，一点冲突都不能发生。
那么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就没有另外一个缓冲地带，换句话说在经济领域中冲突可能就是直接对抗性的，因为中美两国总是需要在很多情况下，去对对方的态度表示不同意，不管是现实的问题还是从原则问题上都会这样，在这个情况下，要求中美两国说在经济，在安全领域以外，进行这种博弈，他会产生巨大的运输成本，而在安全领域中又与她能够进行更加周密的管控，反而使得它损害被限制到了最小的一个环节，所以在军事安全领域中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维度，对整个中美关系的影响，要有一个客观理性的认知，它的确不是最积极的一面，但是它也不是最具破坏性的一面，实际上它往往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晴雨表，他本身并不决定中美关系，是中美关系在其他很多领域中的状态，影响到了中美的安全合作，或者影响到中美的军事对话和交流，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在军事安全领域当中，即使在这个领域，解读的维度也是不一样，到底是因为中美关系很脆弱，所以导致中美的军事关系也很脆弱，还是因为中美的军事关系非常脆弱，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这要看站在哪一个角度去说话。
那么在经济领域当中情况就有所不同，实际上在经济领域当中中美的确有非常多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双方都认为不尽合理，双方也都有各自的方案，要去提升和发展这种合作，恰恰我们看到中美两国没有任何一方会主张中美在经济领域中应该不合作，这种说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但是中美应该如何发展，或者说中美的经济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一点双方是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所谓中国对美出口，和美国的所谓美元债务问题，这是中美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
在中国看来中国希望保持和美国密切的贸易合作，尤其是美国是中国非常主要的一个出口目的地，那么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能够进入到美国的市场取从事对美的直接投资，那么去，在美国就地，在美国本土，开展我们的商业活动，这恰恰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的样式。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继续需要中国的商品，但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的态度，却是有保留的，就是美国并不会真正向中国投资去敞开生产方向的大门，美国更希望的状态从美国的立场说，最理想的状态是，中国人把钱借给美国，然后由美国来决定如何使用这笔费用，而并不是中国直接把钱投入到美国市场，按照中国的意愿去收购美国的企业，双方在这一点上是有很大的分歧，中国过去一直呼吁美国对中国要实行这种公开和透明的态度。
对中国的企业要有平等的这种精神，能够接纳中国企业这种投资，但是美国一直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国家安全啊，比如说国企问题等等，去限制中国对美投资，他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说，美国真的觉得这些企业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显然这种说法没有多少的依据，但是美国实际上是认为，美国并不愿意接纳中国的经济的，特别是资本，渗透进美国的生产环节，美国更想是你借钱给我就好了，然后我来决定怎么花，到时候我去还你，这里面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安全，另一方面也是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中国企业是在美国直接投资，我们产生的回报，就是它回报的全部，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你要把钱借给我，中国人把钱借给美国，美国在国内市场取投资，然后再按照一定的资金回报率回报给中国，中国的利润差仍然是美国，这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在美国的外资投资的收益率，和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是不一样。
中国通过这种间接方式进入到美国的股票包括汇率市场上去，包括进入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去，这些中国的资本，他的回报率相对比较低，至少要净比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有史以来兴办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低，也比中国对美的直接投资的回报率低。
从中国的立场来说，中国显然希望扩大对美的直接投资，而从美国的立场来说，这是一个和中国的博弈过程，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到现在为止应该说还是在继续博弈，而不是一个达成的一种谅解性的这样的合作框架，我想在经济领域当中，在吸引中国企业对美投资问题上，中美的博弈还会继续下去，这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在美国看国家安全问题，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利用中国资本谁去利用这笔资本去赚钱这样一个权利上的问题，所以我想在中美的经济合作方面，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不要认为这种合作仅仅只是一种货物贸易，实际上对于中美两国来说，真正未来的挑战恰恰不是在双边的货物贸易上。
谈到货物贸易，也要看到，中美的经济合作，在商品的交流方面非常密切，特别是中国是美国特别主要的贸易伙伴，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输美产品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所谓的订单产品，也就是说是美国企业在中国定制，去供给美国国内市场的，这部分产品中国只赚到了一点加工费，实际上把这些产品全算在中国对美产品出口方面，在统计上可能是这样，但在实质上它不能反映出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济关系的现状。
在中美经济关系当中，美国还是，美国在华投资实际上为中美的这种货物贸易做了非常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显然是伴随着巨大的利润的，这部分的利润，却是属于美国，它并不是属于中国，我们不能用说中国每年出口给美国多少商品，就认为是中国在美国赚了多少钱，这是另外一个概念，因为中国每年出口给美国的商品有很大一部分本来就是美国企业在华生产的，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两方面，无论是商品还是在商品贸易还是在投资方面，中美在合作商都有各自不同的主张，中国更多的希望是，投资能够自由化，而美国更多的希望还是以过去这种所谓美国向中国借债的名义，来维持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且获得超额的投资回报，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中美的经济合作，作为压舱石，它也并不是无懈可击。
在政治上，所谓的政治指的并不是说双方的内政，我们指的就是整个对国际体系，国际关系，或者国际热点问题的看法，在这一方面，应该说中美的分歧是非常明显的，无论是在靠近中国的亚太问题还是说远离中国的中东，还是东欧问题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中美两国的立场通常都是不尽一致的。
中美能够开展合作的，能够共同拥有的国际问题，往往是一些非传统问题，比如说埃博拉病毒的肆虐，比如说对抗恐怖主义等等，但是在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上，那么中美通常立场是不一致的，我们可以说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争端。
在东海问题上，包括在其他的一些所谓传统政治领域，中美的距离还是说相当远的，这反映出了双方对不同的国际体系的理解，恰恰是这种对国际体系的不同理解，才真正的反映出中美对未来国际格局应该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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