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在十七世纪的欧洲Word文档格式.docx
《中国传统文化在十七世纪的欧洲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传统文化在十七世纪的欧洲Word文档格式.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17世纪后半叶的欧洲人关于中国地理的形象基本没有变化，无论是对府、州、县的具体描述还是数量统计，都在卫匡国和金尼阁的框架之内。
人口和国土面积资料也与卫匡国的没什么差别。
不过有不少作品补充了有关辽东的信息。
大多数欧洲作家都报告说中国位于温带，气候大体上是温带气候，但中国南北气候变化程度却超出人们对北纬18-24度之间的地带变化程度的预期。
曾德昭和卫匡国都觉得北京冬天的寒冷超出了北纬40度地区所应有的程度。
而据卫匡国描述，中国某些地区又处于热带。
17世纪的作家们对中国的自然资源都有深刻印象，他们不断用最好的词语描述中国的财富、产品、手艺和商业，后人又总是重复前人的描述，同时会添加许多细节和随着改朝换代带来的些微变化。
资源丰富使中国看起来仍是地球上最令人喜爱的土地。
卜弥格认为中国是世界的缩影，因为它包括了地球上其它有人居住地区的一切最美丽的事物。
基尔谢奇怪为何上帝偏偏将人间的乐园赐予崇拜偶像的中国人。
中国艺术家和工匠的天才与成果也不断引起仰慕。
安文思称赞他们节俭，认为他们从不浪费东西，所使用的工具比欧洲同行的数量远少且简单。
中国没有一寸土地被浪费，妇孺残疾都能找到生计。
中国手工艺品的产量和品种也不断使欧洲人惊讶。
但是在这大量的描写中，欧洲人对中国艺术和工艺的观点没有大的改变，关于丝绸、瓷器、纸张、火药、印刷、建筑、寺庙、宫殿和长城的描述被人用同金尼阁、曾德昭和卫匡国类似的语言一遍遍重复。
谁都称赞宫殿雄伟，对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福州、广州的描写，对道路、河流、运河的描述都大同小异，只是尽量添加细节和修改前人不正确的信息而已，总而言之是要呈现一个没有饥荒和瘟疫、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国度。
二、对于科学文化的介绍
论证中国与其它传教区不同，是块很早以前就开化并具有高度文明的土地，它不仅物质条件优裕而且精神生活丰富，这是耶稣会士坚持适应中国文化这一传教策略的重要前提。
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综合描述大致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中国人拥有古老的科学成就；
中国人拥有独立发展且历史悠久的文学艺术，包括语言文字；
中国有丰富的历史记载；
中国教育普及，人们普遍知书识礼；
中国有高度发达的道德哲学和以此为基础的优良政治制度。
1、科学
中国科学方面，耶稣会士谈论数学和天文学较多，而且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的数学和天文学在古代有很高的成就，但这时已经远比欧洲的落后。
中国人的传统数学历史悠久，一度很精通算术和几何学。
他们有充分的几何知识来精确区分自己的国土，所有的土地在古代都得到准确的丈量，并有极完善的地图；
中国人敏于算术，他们计算时不用算式，而使用算盘，卫匡国描述算盘时提到这是黄帝发明的。
曾德昭介绍了中国人有精确划分的长度单位，称量谷物的容量单位和称重的重量单位，都是十进制。
中国人不用天平而用各种型号的杆秤，杆秤精确度很高。
李明对中国的度量单位也有类似介绍，没有超出曾德昭的范围，只是提供了中国重量单位与法制、英制间的换算。
不过中国人的数学知识现在比欧洲人落后得多，比如他们在算术中不知道使用用途广泛的“0”；
他们完全不知道代数，解代数难题不用代数元和法则，而只用推导和归纳；
他们的几何学很浅显，只停留在少量的命题阶段，缺乏精确的规则和基本原理；
撒拉逊人曾带给中国人某些数学科学的知识，但这些很少以确切的数学证明为基础。
中国人曾经在天文学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他们的天文学建立在丰富的观测基础上，他们善于观测天体的运行，经常预测日食和月食，经典与史书中记载的天文观测非常准确，而这些观测有助于确定重要的朝代或事件。
为配合观测需要，南京和北京都设有观象台，陈列许多黄铜铸成的古代天文仪器，十分精致，各有用处，“足以说明他们祖先的奇妙，他们是怎样比今人更勤勉聪慧”。
他们有星表，虽不很完善，也不算差，对于确定时间还是很有帮助。
不过耶稣会士似乎更喜欢指摘中国天文学的不足。
中国人是天文学的爱好者，但对此懂得很少，既因为朝廷禁止私习天文，也因为中国天文学缺乏坚实的天文学理论，没有发展出精确的分支科学。
虽然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中国人更持续不断地沉溺于天文学的民族，但那么大的投入取得的成就却很有限。
所以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来确定日月食的时刻以及行星和别的星的质量，但他们的推论由于无数的错讹而失误；
所以他们观测了4000年星星，却依然对它们不熟悉，甚至不能编定正确的历法，月食表也不正确，因此从17世纪初欧洲传教士开始帮助中国人修历并因此获得很高声誉。
中国天文学的又一大失误在于，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占星学，相信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
中国有许多天文学方面的古书，其中就涉及到占星学和算命。
中国人观测天象是为了推算时运，说明异常变动的吉凶之兆。
全国上下都相信天象与人事相关，对月食和行星交会现象抱浓厚的迷信观念。
传教士描述了中国的计时方法。
中国人通常用一位君主在位的年数来按年记事，但他们也使用天干地支循环系统来纪年。
十天干每一个对应五星之一和五行之一，以五星分别控制五行，这样构成一个表示自然秩序的有机循环体；
十二地支各自对应一种动物，这种动物被认为标志着它们所代表的时辰或日子的特征。
每一干支循环的起始年为“甲子”，结束年为“癸亥”，一个循环60年。
干支循环系统自身还有上、中、下之分，因此又构成一个180年的大循环。
更大年数用“万”来表示。
一年有12个月，其中6个月各有30天，6个月各有29天，因此一年354天。
每3年一闰，闰年有13个月和383天（或384天）。
此外，中国人以二分点和至点区分一年四季，并把黄道分为24度，每季包括六个部分，因此一年又分为24节气。
新年开始于太阳进入宝瓶座第十五度时，相当欧洲的2月15日左右，这天也标志春天的开始。
一天分十二时辰，每时辰相当欧洲的两小时，用代表十二地支的字表示时辰，不像欧洲人那样用数字表示小时。
中国有几种测时仪器，如滴漏、沙漏、线香，但这些都远不如欧洲的仪器完美，测时常常出错。
他们有日晷，却没学会怎样依照纬度的变化摆正日晷。
17世纪的耶稣会士结合一些亲身经历，大多对中国医药有好感，肯定中医在诊脉和使用草药方面的成就。
例如金尼阁说中国的全部医术就包含于使用草药的规则中，曾德昭说中国的医学即医药学，他们都提到中国医生治病只用草药，诊脉很有名，治病也相当成功。
李明也说中国的诊脉法有非凡之处，人们尽可以怀疑它，却不能视其为无稽之谈，他还较详细地介绍了诊脉的方法和依据。
卜弥格的《中医脉决》则是一部详细谈论中国医生通过把脉诊病和用草药治病的专着。
但传教士虽赞扬中医诊断的敏锐，也指出中医缺乏科学基础。
李明说，中国人喜欢内科，但在作为内科基础的解剖学上却从未取得什么进步，他们似乎也有一些解释身体构成的原理，也认为人体有血液和体液循环，但他们的所有观念都笼统含糊，大多数归根结底是错误的。
传教士们都认为，中国内科医生依赖经验和实践而非理论，因此有些人技术高超，而有些人水平很低。
传教士也注意到中国医学起源古老且独立发展，曾德昭说中国医生有许多古代的好医书，都是中国人自己所写，西方医书尚未传到这里；
李明说黄帝在4392年前编写了一部关于内科的医典，从那以后中国的内科医生就奉内科为所有医学的基础。
耶稣会士对中国科学的评价可以用李明的话来总结，“看到他们的图书馆、大学、数量巨大的医生、观象台，以及他们所做出的精确的天文观测，人们可能倾向于做出结论说，这个民族不仅充满巧思，也在所有种类的科学上有很好造诣；
他们对每件事物都有广阔的理解力、创造力和天赋。
但无论如何，尽管在这过去的4000年里，他们也酬赏那些学问家和专家；
而且尽管人们大量的财富取决于他们出色的才艺，但是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人在深奥的科学领域取得伟大成就”，这段话后来几乎被杜赫德照搬。
耶稣会士也提出了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
金尼阁认为中国所有其它形式的智力活动都因为奉道德哲学为第一而发展受阻，钻研数学和医学没有荣誉和报酬。
而即便是他们唯一高深的道德哲学，也因为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而使伦理学最终成为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
曾德昭则比较隐晦地表达了类似意思，说中国人除有关良好政体和政治的论述外，有关科学和艺术的作品很少，因此难以清楚明白地讲述中国人的学术。
18世纪的杜赫德继承了这种看法，他说阻碍中国人在高深科学方面取得进步有两个基本障碍：
1、国家缺乏竞争机制；
2、从事科学研究并非通达富裕和尊荣之路，所付出的劳动不能获得相应报酬。
17世纪后期的耶稣会士却倾向于认为中国科学发展受阻是因为中国人的自命不凡和盲目崇古，他们不信任任何起源于中华帝国以外的知识，却对古代不加甄别地崇拜，也不愿挑战古人的思想和实践。
李明说遵守古代习俗可能是中国人在天文观测方面封闭自守的原因，南怀仁负责为北京观象台制造的6种天文仪器虽然精美非凡，但除非皇帝下命令，否则中国人还是宁肯使用他们自己的旧仪器。
他又说中国人拒绝基督教只有一个原因就足够，即认为它不及中国的君主制古老，似乎时间加无知就会被提升为真理，持续的习惯就会使迷信变得合法与合理。
安文思说，虽然高看自己和一切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人之常情，但中国不同寻常的辉煌和先进使中国人头脑中填充了太多愚蠢的想象和令人不可承受的骄傲，他们为中国的一切东西都赋予至高价值，而对陌生人及陌生人的智能和学识创造的成就都极度蔑视，哪怕中国人在这些方面一无所知。
但金尼阁却曾经对中国人的骄傲有过一点回护，“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
看来好象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2、语言与文艺
整个17世纪，耶稣会士对中国语言的认识基本没什么变化。
中国字全是单音节，基本音节不超过330个，然后通过5种不同的声调或变音，扩展出1000多种发音。
同种发音通过音调的不同而表示不同含义，这是中国人不必增加音节就能增加含义的艺术，但各人对这种特点评价不一。
金尼阁认为音调是为了弥补中国人缺乏清晰的声音或语调的问题，这些声调区别很小而不易领会，非常难于掌握，大量同音异义异形字的存在使得中文是一种非常模棱两可的语言，中国语言含糊不清是因为他们自来过分关注书面语而不关心口语发展；
安文思认为中国语言将这么少的单音节通过各种方法组合、变化和混合而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能表达非常丰富的意思，是非常聪明和精彩的发明；
李明虽然承认音调变化使得纯正的中国话听起来像音乐，但语音的丰富变化以及不同语音所指示的不同意义令外国人学起来非常困难。
中文里每个字代表一个意思，由此衍生出的特点在耶稣会士中引起不同评价。
一个字表示一桩个别事物导致汉字字体之多超过其它语言，尽管可以通过单音节字的组合产生新词代表新的意思。
耶稣会士估计中国字在4-8万之间，掌握8千到1万才可以进行顺利的读写、作文和理解文字，因此谁认字多就最有学问，中国人有很多字典，遇到冷僻字就可去查。
金尼阁认为汉字太多带来沉重的记忆负担，不过一字一义的优点是可以突破各种方言的巨大差异，通过共通的书面语交流。
李明认为汉字太多是中国人无知的根源，因为他们整日要学习认字，没有时间从事其它科学的思考。
有些耶稣会士发现一字一义使中文表述简洁，金尼阁说中文可以只用几个短语甚至几个字明白表示西方人往往啰嗦半天还没说清楚的各种意思，曾德昭也说中文的简短使它充满多义词，一词多义使得这种语言很简明。
但李明似乎对这种简明感到十分苦恼，一是认为发音太简洁，几乎无法辨识，一是对同一个词由不同的人说就表示截然不同的意思感到不知所措。
每个字有固定的意义，使得中文缺乏语法和词尾变化，因为字的结构中就考虑到含义，动词既表示动作，也表示怎样动作，同类而又有区别的事物都各有不同的词表示。
这一特点使曾德昭认为中文比拉丁语易学，安文思也热情响应这种观点。
他说中国语言只需记忆如何正确地发300个分别表示一种意思的单音节，而不需要记忆希腊语和拉丁语那种没完没了的单词、时态、语态、数、人称的变化，它比希腊语、拉丁语或其它任何欧洲语言都简单，也比耶稣会其它传教区所在国的语言简单，只要肯用功学习，并有正确的方法，用一年时间就能学会很好地理解和讲述中文。
李明则认为安文思大大低估了辨别与记忆中国语音的难度，掌握中国语音更需要的是想象力与听力而非记忆力，一个人可以几天之内凭记忆读懂一本书，但可能一个月才学会发一个音，或者只要两个小时就能理解所有的字，却要过几年才能学会说。
耶稣会士们注意到中国口语有方言和官话之分，中国的书面语和口语差别很大，中国人书写时从上到下写成竖行，字面从右到左排列。
而且尽管对中国语音的简单和字义的丰富褒贬不一，却普遍承认中国语言音调优美，语义丰富，非常具有表现力。
他们也谈到中国字的发展历史，据说是由最早的帝王伏羲创造，开始是象形文字，摹画所要表达事物的外形，数量很少。
后来逐渐发明出不那么象形但简单多的图形，还发明出表达抽象概念的符号。
只用9个笔画构成所有简单字，再将笔画或整个有意义的字组合，创造出复合字，以这种方式不断增加字数。
中国字在演变过程中形成四种字体：
篆书、碑体、楷书和行书，每种字体有不同的使用范围。
上述描述反映出欧洲人对中国字的两种基本认识，一是中国字具有象形文字特征，金尼阁提出中国字的字形很像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曾德昭谈到许多人认为它是巴比伦塔的72种语言之一，安文思从5个方面详细论证中国字是象形字：
中国字起源，合成字由代表某种行为或状态的简单字构成，象形文字的基本特征，西方文字不是象形文字而中国字与之不同，中国字不是简单的线或符号而是实有所指的图形。
只有李明说中国语言与世界其它流行语言之间没有任何语言类推法可言，在音调、单词发音或者概念的设置方面都没有相似性。
二是中国文字非常古老，曾德昭说中国文字的创造据他写书的1640年已有3700年，李明说这种文字自他们的君主制之初就创造使用，安文思说中国人使用文字早于埃及人。
中国字历史悠久，是象形文字，这两点似乎比前面对中国语音和语义规则的细致描述更令17-18世纪中期的欧洲学者着迷，
耶稣会士也附带记录了中国人书写工具的古老与独特。
中国人写字用毛刷，如同西方画家，毛刷比笔轻便，以兔毛制品最佳。
墨水是干的，最好是用油烟（或称为稠密的油渣）制成，好墨具有特殊品质，可当收藏品。
墨水盘是用各种石头制成的精美器具，书写时在里面加点水，溶化一小块墨。
中国人发明纸已经1800年，质量超过全世界，看起来像丝或棉制成，实际上是竹皮制成，很适于毛笔书写。
但中国纸不结实，且容易受潮遭蛀。
中国发明印刷术也比其它国家早，曾德昭说已有1600年，金尼阁说可以肯定至少在据今500年前就懂得印刷术，有些人甚至断言在公元前50年前就懂得印刷。
但中国的印刷术与欧洲的不大一样。
中国字字体既大又复杂且数量极大，因此采用刻制木版的方法，制成的木版可以保存，也便于修改，也就无须一版印出极大量的书，而能视当时需求决定。
但欧洲字母太小，不适于雕版印刷。
中国人也有一种翻刻石头或木头上的浮雕的方法。
任何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印书，没有什么监督、审查或批准，而且花费少。
这些论述，17世纪末的李明和17世纪中期的曾德昭几乎没有差别。
最后一点反映出他们对欧洲的书籍审查制度不满，但他们还没了解到中国的禁书也是历来不绝。
曾德昭是17世纪唯一评论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诗的欧洲人。
他说诗词在中国极受重视，古时帝王通过诗词以观风俗。
中国人对于写作极其慎重，词句里难以找到不严肃的词，他们甚至自古就没有表示邪恶的字眼，这是中国人远胜其它民族的一点。
中国有相当欧洲的歌曲、小调、行诗和情歌的各种诗，也按音节即单字的数目写一种称为“词”的诗。
中国诗主要有8种写法，他举例讲述了5言律诗。
中国诗讲究韵律，但不规定节拍。
中国人在诗句的想象和描述事物方面的技巧几乎和欧洲人一样。
他们还有散文。
中国人虽然没有修辞学的规则，却能够通过模仿别人文章中的好词句大量使用修辞学。
中国人有大量古典文学，也有许多历史、谚语、箴言和格言，他们必须用这些来修饰自己的文章。
耶稣会士几乎都不欣赏中国音乐。
曾德昭注意到中国古代高度重视音乐，孔子在鲁国竭力要做的就是让人们学习音乐。
但曾德昭对当时的中国音乐兴趣不大，说中国人没有正式的定调，也没有乐符，使用节拍却说不出有多少种拍子，合唱时只有一个调子，他们的音乐只有他们本国人才喜欢。
而且中国人悲叹说，真正的乐律已经失传。
当今的音乐并不受贵人重视，只用在一些喜庆、娱乐、卖艺的场合以及和尚在庙宇演唱。
他介绍中国有十二律，并且根据人声之外的7种声音制造了7类乐器，即金钟、玉磬、皮鼓、丝弦、拍板、笛萧、笙管。
金尼阁更加挑剔，说中国音乐的全部艺术似乎只在于产生一种单调的节拍，不懂得变奏与和声。
中国人非常夸耀他们的音乐，但对外国人来说，只是嘈杂刺耳而已。
中国乐器种类虽多，但没有键盘式乐器。
只知道用棉线捻成琴弦，似乎不知道可用动物的肠子做琴弦。
李明的言辞简直是苛刻，他说中国人竟敢说他们是音乐的发明者，而且迄今之时已将它发展到完美的极致。
但是或者他们搞错了，或者他们丢失了以前有过的音乐，因为他们目前所奏的音乐很不完善，甚至不能称之为音乐。
17世纪初的传教士中只有庞迪我欣赏中国音乐。
3、历史与古籍
耶稣会士有一些对中国朝代史的一般性论述，主要是对中国史书的翻译，或选取一些独立的事件汇集成一个有趣的中国历史梗概，在此就不详细介绍。
而中国历史中很令耶稣会士感兴趣也引起争议的是中国历史的古老起源，这一点不管是否历史类专着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
耶稣会士们对此一方面是承认中国君主制很古老并且没有间断地延续至今，一方面对中国人自称的历史起源时间早于圣经中的大洪水时间持怀疑态度，并设法作出合理解释。
利玛窦发现，中国的编年史中提到公元前2636年就有织绸工艺，但他对这一表示中国历史久远的时间没有评论。
庞迪我暗示说，中国学者自来认为他们的历史悠久并声称中华帝国起源于很久以前。
曾德昭说中国的君主制不知何时开始，也没有关于它起源的明确记录，但中国编年史中所述的史实与他们的世系相吻合。
卫匡国在《中国上古史》中采用了中国君主制起源于伏羲统治时，即公元前2952年的说法，他没有质疑伏羲及其继承者的真实性。
卫匡国之后的安文思和李明首先一致承认中国的古老历史就像一条从未断流的大河，它一直保持自己的政府形式，先后有22个家族和236位君主依次执政。
但对中国君主制的起源时间，他们与卫匡国有不同意见。
他们介绍了中国人关于历史起源的几种说法，一种是认为中华帝国可上溯到创世之前的几百几千年，或者说帝国建立到17世纪末已有40000年，这是中国的智能博学之士都不接受的荒谬之谈，卫匡国也认为关于伏羲之前的帝王皆系传说。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的历史开端于伏羲，即卫匡国所说的基督降生前2952年，安文思补充这是依据圣经《七十子译本》推算出的时间。
这是有学问的人中最普遍的看法，但安文思不愿接受，李明似乎承认伏羲是建立君主制的第一人，但他宁愿相信中国在4000年前即公元前2300多年时形成国家，而不愿接受多上溯600年至公元前2900多年的意见。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的王国建立尧帝当政时，按照《七十子译本》计算应是公元前2357年，安文思说这种意见被中国人奉为金科玉律，中国人若连这一最晚近的时间都拒绝相信就会被目为异端，传教士若胆敢表示怀疑就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最好还是接受。
柏应理在《中华帝国历史年表》中虽然也说始于伏羲的公元前2952年被中国人认为是起历史的真实开端，但他本人认为真实的历史时代仅从公元前2457年的黄帝时期开始。
耶稣会士们之所以对中国历史起源有不同看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历史的延续时间与圣经编年学记载的世界的延续发生冲突，而中国人又对自己的历史那么确信，并有连续的文字记载。
因此从庞迪我开始，就挂念中国古代历史如何能与以圣经为基础的传统西方编年学相调和。
曾德昭就因为中国编年史与圣经编年学相冲突而连帝尧为中国历史的可信开端都不相信，因为即使根据最有利的计算，中国史书也使帝尧早于大洪水12年，现存的人类怎么会有早于大洪水的历史呢，所以中国人在编年史的时间上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
虽然卫匡国接受伏羲时代，李明和安文思接受了帝尧时代，但与其说是信服中国史书，不如说是慑于中国人的严厉态度，为延续传教事业而做出的妥协，而妥协的同时设法调和中西编年史也变得很重要。
卫匡国曾提到尧时代的一次洪水，这与基督教世界公认的诺亚洪水时间相近，但卫匡国又认为中国历史起于伏羲时代，早于大洪水。
为了消弭这一矛盾，卫匡国采用了并不通用的《七十子译本》之说——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952年，而且中国编年史中记录了一次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大洪水，这样中国历史正好开始于大洪水时代。
安文思按照《七十子译本》则计算出帝尧约在大洪水之后500年，甚至伏羲也在大洪水之后200年左右，这样看来中国编年史与圣经编年史并不冲突。
他还谈到当时传教区的耶稣会士已经从罗马获准使用能容纳中国编年体系的《七十子译本》，以便在中国继续开展传教工作。
李明则依据中国最权威的孔子的记载说，中国第一批君主伏羲、神农、黄帝、尧各自的统治时间与圣经教导的古代族长的情况非常吻合，而且同样呈现逐渐缩短的趋势。
《中华帝国全志》作为耶稣会士材料的汇编，对此问题采取了一种很折中的态度，介绍了中国人关于其君主制起源于伏羲和尧帝的两种说法，称伏羲在大洪水之后200年，说尧帝时代是中国人不容置疑的君主制源头下限，但杜赫德对这两种说法都未明确表态，而是说：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公元前2155年就有人居住，发生在那一年的日食可以证实这一点，中国史书中有关于这次天文观测的记载”。
杜赫德援引天文记录为据，应该是吸收了宋君荣新近的成果，而李明也曾经提出中国的历史可以由他们所记载的日食观测来证实，由于中国人从来没有过正确的计算，所以他们的日食记录应该都是实地观测结果，因此也足以成为确认中国历史的有力证据。
杜赫德的主要目的仍是将中国历史与圣经记载相匹配，他当然支持基督教历史观，只是打算使中国历史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