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还是周孔之道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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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孔子自己，别人大多也是这样看待他同周文化和周公的直系关系的。
《孟子•滕文公上》中讲：
“陈良，楚产也。
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
”可见那时人们是把周公和孔子看作一回事。
《荀子•儒效》中也是先讲周公，再讲孔子。
出现于汉景帝、武帝之交的《淮南子》《要略》中明确讲：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要略》中还讲：
墨子最初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后来“背周道而用夏政”，也可见那时人们是把“儒者”、“孔子之术”、“周道”看作是一回事。
司马迁写《史记》已是在汉武帝尊儒时期，但他只是把孔子作为“六艺”的权威解释者而尊重的：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
”这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
稍后一些的汉宣帝在训斥偏好儒术的太子时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
”（《汉书•元帝纪》）可见宣宗也是把儒家学说视为“周政。
”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写道：
“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一总括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客观的。
《汉书•儒林传》中上来就讲：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
……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可见汉时人决未把孔子视为儒学的开端。
到唐太宗李世民，也是讲：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
”（《贞观政要•慎所好》）就是到了宋朝，《宋史》《儒林传》中所载诸生，仍多周孔兼称；
而《道学传》中诸生，则基本不提周，只推重孔孟和《四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这一说法流行开来，并被普遍接受，广泛出现在文章、书籍、甚至词典中。
但我们不能不说，“儒家学派创始人”这一说法是不妥当的。
近些年来也不时见到有学者指出过这一点，例如任继愈先生曾写过《再谈儒家和儒教》一文（原载《北京日报》2007年3月13日），文章一开头就讲：
“讲到儒这个名称，一般人都会把它和孔子联系起来。
但是，儒家或者儒教这一套学问，却不是孔子发明的。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孔子到现代不过两千多年。
孔子的学问，继承了此前二千多年的文化成果。
”孔子只能说是“周道”的阐释者、也许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说是发扬者，但肯定不是创立者。
而且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儒家思想也的确一直被称为“周孔之道”。
只是到了明清，周公才不大提起，儒学的含义也才由“周孔之道”而变为“孔孟之道”。
明代来华的传教士们将“儒学”译为Confucianism（孔学或孔子理论），这反映的只是明清时代的观念；
如果这些传教士们早来中国几百年，他们会将“儒学”译为Chow-Confucianism（周孔之道）或Chowism（周道）或做音译。
（二）“周学”与“孔学”的同异
孔子不能说是“周道”意义上的儒家创始人，那末，能不能说“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呢？
孟子就是这样讲的：
“孔子之为集大成”（《孟子•万章下》）。
韩非子也是这样看的，他讲：
“儒之所至，孔丘也。
”（《韩非子•显学》）“所至”即有“集大成”的意思。
但认真分析起来，我们不能不说：
孔子思想与周公思想并不完全一致。
尽管孔子在主观愿望上也许是真心要继承发扬周公事业，但他更多地继承发扬了东周、而不是西周时代的思想文化；
而且他生长在鲁国，不能不受鲁文化很大影响。
在不少方面，孔子同周公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有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对周公思想的偏离、背弃。
个人认为，孔学与周学相比，大约有百分之三、四十大体一致，而百分之六、七十并不一致。
这种一致之处和不一致之处，下面分别各试举五点：
一致之处：
（1）孔子基本继承和阐释了上古传统中的德政惠民思想，主张善待百姓，安民富民，减轻百姓负担。
（2）孔子基本继承和阐释了上古传统中的行“中”道、“允执其中”的思想。
（3）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阐释了上古传统中的伦理道德规范。
（4）孔子基本继承和实践了上古传统中的重视教育教化的传统（但在教育内容和一些观念上有所改变）。
（5）孔子在一定范围内继承了周文化的宗教思想。
不一致之处：
（1）周公更为民本，主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而孔子更为君本，强调尊卑有序、贵贱不愆。
（2）周公是从实际出发，实践“三代不同治”，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制定了很多方面新创的规章制度。
孔子生于乱世，他希望能恢复秩序和安定，这种愿望无疑是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高尚的；
但他主张的办法却是从观念和书本出发，墨守成规，阻止一切变革，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而要完全恢复“周礼”。
他这种本本主义、照抄照搬不仅在当时行不通，也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困扰和混乱。
（3）周公很重视道德教化礼乐，但并不认为那是万能的，因此非常注重法制，关注民生，也不歧视工商业，本人还是位军事家。
而孔子则夸大道德教化礼乐的作用，贬低法制，“罕言利”，对军事不感兴趣，轻视应用学问。
（4）周公应当参与或主持了“制礼作乐”，但周公时代的礼仪是相当简易的，也明确认同太公的“因其俗，简其礼”。
而孔子则以繁文缛礼而著称。
（5）周公主张“抚民以宽”、对百姓的抱怨指责“不敢含怒”。
而孔子则主张“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礼”是以尊卑有序为核心的）、“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从以上简略分析中我们会产生一个疑问：
既然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内容基本都是源自周文化，而孔子与周公的不一致之处又明显以周公更为高明、务实，那为什么孔子被长期尊为圣人，而周公则被逐渐淡化？
这在强调尊师重道传统的中国历史上是很反常的。
排除了各种理由不十分充分的可能性后，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上述不一致之处的第一点上，也就是在“无道昏君应不应该被推翻取代”这一关键问题上，周公和孔子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
正是因为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周公的历史地位被逐渐淡化，而孔子的地位则被越抬越高。
周公亲身参与了周克殷商、以小胜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统治天下的全过程，也熟知“殷革夏命”的历史，深感“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
周公“惟命不于常”这一说法后来演进成“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古文尚书•蔡仲之命》，《左传•僖公五年》中也重复了“《周书》”中的这句话）。
《古文尚书•泰誓下》中还将殷纣王称为“独夫”，后来将不得人心的统治者称为“独夫民贼”即源于此。
从《尚书•周书》中看，周初的君臣上下深以殷商一朝覆亡为戒，极为谨慎戒惧，强调“勤用明德”（《梓材》）、“用康保民”（《康诰》）。
西周时代，在周学思想居主流地位的环境下，甚至出现了国人把暴虐的厉王赶走这一事件，这在后来孔学居主流地位时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但赶走厉王后的共和时代和随后的宣王时代是西周的又一个兴盛时期。
这种“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也非周初君臣所独创，而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传统。
今文尚书《虞夏书•皋陶谟》中即有“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其中“达于上下”就是天意与民心相通的意思。
古文尚书《商书•汤诰》中有“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古文尚书《商书•伊训》中有“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
”古文尚书《商书•咸有一德》中有“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等等。
即使古文尚书中的话不很可靠，但由于有“殷革夏命”，因此说商代就一直有这类思想，应该不是虚构。
上古至西周这种“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思想观念影响极为深广。
齐文化中一直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观念，战国秦汉时的一些作品中多将其归于太公。
这句话的文字太“现代”了，不大可能是太公那时人所讲。
但要说太公有这种思想则毫不奇怪，不然他就不会策划、指挥武王伐纣的战争了。
在中国历史上，这句话的影响同周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影响可能一样大。
春秋时代，随着社会变动的加剧，人们的思想也更趋活跃和多样化。
从《左传》《国语》中看，这时等级秩序、宗法伦理等礼教思想有加强趋势，特别是出现了《春秋》这类强调君臣大义、尊卑名分的典籍。
这也许同当时王室实力下降，因此不能不从思想上加强控制有关。
但那时周学思想仍保留有很大影响。
鲁襄公十四年（孔子出生前六、七年），晋侯对音乐大师、晋大夫师旷说：
“卫国人把他们的国君赶走了，这不太过分了吗？
”师旷答道：
也许是卫君太过分了。
如果国君执法公正，善待百姓，谁能赶他走呢？
如果是“困民之主”，“百姓绝望”，为什么不赶走他呢？
接着师旷说了段很有名的话：
“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
必不然矣。
”
鲁昭公三十二年（孔子四十二岁时），晋卿赵简子问晋国大夫史墨：
“鲁国的季氏把鲁国国君赶走了，可是百姓都心服，各诸侯也没有异议，鲁国国君死在国外，也没人责怪季氏，这是怎么回事？
”史墨答道：
“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
虽死于外,其谁矜之？
”接着史墨讲了句名言：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在此七年前，孔子就是追随这位被赶走的鲁昭公逃往齐国。
两年后，有齐大夫要害孔子，齐景公又不保护他，所以孔子只好又回到鲁国。
）
孟子虽然也和孔子一样夸大仁义道德的作用、不切实际，但在君民、君臣关系这点上还是继承了周公、太公思想的。
孟子的一些名言，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等，不仅使齐王“勃然变乎色”，也使他后来几乎被朱元璋迁出孔庙。
（遗憾的是，孟子虽然有时向君主发飚，但他丝毫不敢触犯权贵们的利益。
他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离娄上》。
《管子》中的民本思想也非常鲜明、浓厚，如人们熟悉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令顺民心则威令行”（《牧民》）等，我们今天常讲的“以人为本”也是出自《管子》（《霸言》）。
在君臣关系上，《管子》强调主要责任在君主：
“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
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形势》），而且明确反对君权至上、专制独裁：
“独王之国，劳而多祸；
独国之君，卑而不威”（同上）。
荀子虽然既尊周也尊孔，也强调孔学的“隆君师”，但也许受三晋文化和齐文化的影响，要比较现实、实际一些。
他不排斥“法后王”，并主张把礼治法治结合起来。
《荀子》一书中既有《臣道》篇，也有《君道》篇。
《荀子•大略》中有一句名言“天之生民，非为君也；
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可以说相当精辟地阐发了上古传统中的民本思想。
他也多次引用古《传》中的话：
“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见《子道》、《臣道》）。
而孔子从来不讲这些君主们不爱听的话。
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才能搞好政治，孔子答道：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了非常满意。
由于古代文字的简约，孔子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略有不同的解释，或者说兼有两种含义。
偏“硬”一些的解释是：
“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这可视为后来“帽子再破也要戴在头上，鞋再新也要踩在脚下”这一观念之滥觞。
偏“软”一些的解释是：
“君要象君的样子，臣要象臣的样子，父要象父的样子，子要象子的样子”。
但这后一种解释马上就引出下一个问题：
君要不象君的样子怎么办？
按照前述诸家的主张，君要实在不象君的样子就应该换。
但孔子从未有丝毫这类“不臣”、“非分”的言论或意向。
孔子的确有德政惠民思想，但孔子有民本思想吗？
如果把“民本”理解为民比君更根本、虐民害民的君主就应当换，那我们在被认为可靠的《论语》和《左传》的记述中实在找不出孔子一句这方面的言论。
孔子最多强调的是“孝悌”、“仁”、“礼”，《论语》中的两句名言精辟地解释了强调这些观念的目的：
一句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另一句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雍也》、《颜渊》）既然孔学有使人“不好犯上”、不“作乱”、“弗畔（叛）”的独特功效，那么长期以来是孔子、而不是周公或其他人被君主们尊为圣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孔子在学问、思辨能力上的确是第一流的，在表达方式上也的确有宗师风范。
他极少正面指责、驳斥什么，但其思想观念又总是能明确无误地被人领会。
在“武王伐纣应不应该”这一敏感问题上，周公和太公就不用说了，孟子也讲：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荀子也讲：
“诛桀、纣若诛独夫。
”（《荀子•议兵篇》）《管子•形势解》中也有：
“天下叛之而愿为文王臣者，纣自取之也”。
孔子没有正面评价过“武王伐纣”事件，而是用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迂回地说：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夫！
”（《论语•泰伯》）既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然臣服于殷是周的“至德”，那言外之意就是：
武王伐纣至少不是“至德”。
（孔子这句话也有可能是引用他人的，见《逸周书•太子晋解第六十四》。
孔子还至少四次称赞伯夷、叔齐，说他们：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论语•微子》）谁都知道，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
“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后来“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遂饿死於首阳山。
”（《史记•伯夷列传》）孔子如此高度评价宁死也要“守臣道”的伯夷、叔齐，其对武王伐纣的态度不言自明。
后来有人公开指责武王、周公、太公等以臣弑君、不守臣道，实际上说出了孔子未公开说出的话。
两千余年来，人们一直津津乐道孟子的话：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但为什么不说“昏君暴君惧”呢？
昏君暴君们如果读《尚书》、《诗经》、《左传》、《国语》，是会多少感到有压力的。
但如果读《春秋》经文，肯定会心情舒畅，因为经孔子删削修改后，所有的君主都是正人君子、仁君明君，都是不守臣道的乱臣贼子把事情搞坏了。
所以经孔子删削修改后的《春秋》根本不是历史，而是宣扬“君臣大义”的教科书。
孔子一心一意维护君主的地位和声誉、决不讲任何君主半个“不”字已经到了不讲是非的程度。
《左传》宣公九年（孔子出生前约50年）记载这么件事：
陈灵公与陈国大臣孔宁、仪行父都与美女夏姬私通，并且公然拿着夏姬内衣在朝堂上相互嘲笑。
大臣泄冶看不过去，便私下劝谏陈灵公，陈灵公倒是说：
“吾能改矣。
”但随后又把泄冶劝谏的事告诉了孔宁、仪行父。
这二人就说要把泄冶杀了，陈灵公也未制止，于是这二人就真地把泄冶给杀了。
这件事无论是谁都会指责那三人不对，但你们猜孔子怎么说？
孔子评论这件事说：
“《诗》云：
‘民之多辟，无自立辟。
’其泄冶之谓乎。
”意思是说：
“《诗经》上讲：
‘民间的法律已经很多了，就不要再擅自立新的法律了。
’泄冶就是这种擅自立法的多事之人啊！
”有人还替孔子辩护，说孔子的意思是说要可与言者方与言。
但见到君主这么大的过失，臣子如果不劝谏不是更不对吗？
与陈灵公这件事相类似的我们还可以举出《左传•宣公二年》记载的晋灵公与赵盾事件，孔子评论时也决不讲晋灵公半个“不”字，反而鸡蛋中挑骨头地找赵盾的不是。
引文会较长，在此不做详述。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上述两个胡乱来的君主都被谥为“灵”。
根据《逸周书•谥法解》，“乱而不损曰灵”，就是说，虽然乱来但还未给国家社稷造成大的损害者，被谥为灵。
《谥法解》中还讲，这一谥法是由周公旦、太公望所制。
这一说法很可能是真的，因为商代以前诸王都还没有谥号，而自周文王起，诸王和各诸侯国主普遍有了谥号。
这种“谥”的制度对拥有无限权利的君主来说，无疑对其心理和行为起着约束作用，因此周公、太公制谥用心可谓良苦。
人们普遍认为，《尚书》是孔子从古代文献中选了一百篇而成，但没有选入《谥法》。
孔子一直以继承周公事业、特别是周公的礼乐制度自命，但对如此重要的“谥法”礼制却弃而不选，这是否反映了孔子抵制这种臣议君、子议父、而对君主有约束作用的谥法制度呢？
在晋灵公与赵盾事件中，还涉及到晋国史官董狐。
董狐与齐国记载崔杼弑齐庄公的史官并称为中国历史上“良史”的榜样。
他们宁死也要如实记下“某某弑其君”的精神的确使人敬佩，但在晋灵公和齐庄公这两起事件中，都明明是做国君的太不像话了，董狐和齐史官为什么不记国君的半个“不”字呢？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史官的传统，但前述史墨就是持另一种观念。
晏婴在齐庄公之死事件上也讲：
“君为社稷死，则死之；
为社稷亡，则亡之。
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后来荀子也讲“至忠为贼”（《荀子•修身篇》），看来也不认同那种不讲是非的“愚忠”。
伯夷、叔齐、董狐、齐史官等这种宁死也不讲无道昏君半个“不”字的精神能不能说是“愚忠”思想的先驱呢？
孔子既然绝对、无是非地维护君主的地位，也尽可能地维护权贵们的权益，这就必然导致他反对“刑无等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思想。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约40岁时）记载，那年冬天，晋国铸了个“刑鼎”，将“刑书”铸于其上。
孔子几乎是痛心疾首地反对。
他反对铸刑鼎的理由之一是这样会坏了祖宗家法（“失其度矣”），另一个理由是这样会导致“贵贱无序”：
“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这句话意思是说：
你把刑法铸在鼎上，百姓就会根据鼎上的法律来同权贵辩理，谁还能再尊重权贵呢？
而孔子所要坚持的则是“贵贱不愆，所谓度也。
”“愆”这里是“侵越”的意思，这句话用现代语言讲就是“贵贱尊卑是不能侵越的，这才是法度。
”我们从尽可能善意的角度去理解，就是说孔子认为这样天下才不会乱
当然，我们也决不能说孔子是趋炎附势的小人，那就低估了孔子本人和后来尊孔大家们的智慧，也低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
孔子是有原则、立场的。
他主张看到君主有过失要尽心劝谏，“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
如果尽心劝谏也没用，孔子也决不贪恋富贵、同流合污，而是继承古代的隐逸传统，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这是大多数君主可以容忍的，也是很多有正义感的士人们可以接受的。
据笔者所见，在先秦诸子中，主张绝对、无条件维护君主地位的也许只有孔子和韩非。
韩非集申商军国主义思想之大成，严峻残刻，容易引起不满和反感。
君主们对其只能在私下里研究揣摩，不适于公开宣扬。
孔子思想既绝对维护君主地位，又相当能服众，这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出可以替代的第二个人来，在世界历史上好像也难找。
所以君主们无不竞相尊孔，而且越是异族统治尊孔越厉害。
前面讲过，我们不能说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因为在先秦和汉唐宋的绝大部分时期里，儒学的更普遍含义是“周孔之道”。
从《尚书》、《诗经》和《逸周书》中看，西周时代社会政治思想是“周学”的敬天保民、惟命不于常、明德慎罚、宽而有制等思想居统治地位。
《孟子•离娄下》中有这样一段话：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这段话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
“王者之迹”与《诗》是相联系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后，强调尊卑等级、君臣大义的《春秋》才兴起，而孔子更多地继承了《春秋》中的思想。
《逸周书》的很多思想内容被认为与儒学理论（其实是孔学理论）相违背，因此一直不受重视；
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时代思想与孔子思想并不一致。
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建立了一个与“周学”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孔学”流派，是儒家思想中“礼教”这一思想流派的创始人。
也许有人会说：
周公讲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是革命时代的观念，而孔子主张的尊君抑民、尊卑有序是守成时期的观念，各有各的用处。
但哪种观念是更好的守成观念不能不作深入讨论。
如上面提到的，在周学观念居主流地位的西周时代，发生过国人将厉王赶走的事件，但赶走厉王后的共和时代和随后的宣王时代都是相当不错的时期。
接下来的幽王在位十年胡作非为，也许是由于加强了行政上和思想上的控制，没有出现国人暴动，结果是被申侯联合西戎攻入，身死国灭。
如果在幽王第一次烽火戏诸侯的时候就将幽王赶走，再次共和或王位换人，西周是不是亡不了？
还应提起注意的是，厉王被赶走后，又活了十来年直到自然死亡；
幽王如果被赶走也会安度余生，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其本人是不是都更好？
孔学礼教思想推崇君臣大义、强调尊卑名分，君主再暴虐妄为再昏庸无能也要维护其地位，直到引发大的内乱外患，国家和百姓损害惨重，君主本人也不得善终。
《荀子》中讲“至忠为贼”，这句话可以说骂得非常有道理。
对君主个人愚忠、不知变通，对国家、对百姓、对君主本人都是祸害。
如果一直延续周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和古《传》中“从道不从君”的观念，中国历史上君主被赶下台的事件可能会多一些、共和时期可能会多一些，但很可能不会出现这么多大规模的内乱外患，甚至不排除形成和平撤换不称职君主的机制和规范。
而礼教思想阻塞了走上这条道路的可能性。
即使我们尽量历史主义地看问题，承认一定程度的尊君抑民、尊卑有序在帝制时代可以为社会所接受、至少可以被容忍。
例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崇尚道家思想，但也讲：
“儒者（指孔儒）……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强调尊君抑民、尊卑有序、贵贱不愆的礼教思想难道不应该被彻底扬弃吗？
（三）“周孔之道”与“孔孟之道”的演变
个人认为，大致说来，孔子思想理论中有三分之一是继承、阐释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上古传统，三分之一是继承、阐释了伯夷、叔齐和《春秋》中的君臣大义、尊卑名分传统，三分之一是继承、阐释了鲁文化中安贫守拙、繁文缛礼等传统。
因此，从广义上说，孔学和包括周学在内的上古传统都可以统称为“儒学”；
但在实际上，孔学与包括周学在内的上古传统之间有不少区别，有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区别。
在西方，对基督教有这样一种说法：
基督教内不同派别之间的区别，有时比基督教与其它宗教之间的区别还大。
在被总称为“儒学”的不同流派之间，也会存在这种情况。
第一个意识到孔子思想对君主重要价值的皇帝很可能不是现在人们通常认为的汉高祖刘邦，而是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第一次东巡时，“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史记•秦始皇本纪》），并封孔子八世孙孔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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